朱卫图 杨万寿：《创业史》与《大漠祭》比较分析

●朱卫图 杨万寿

不同文学观视野下的两个文本∶

《创业史》与《大漠祭》比较分析

《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7卷第3期

     摘要∶《创业史》和《大漠祭》是西部作家在不同时期反映中国西部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就两部小说在创作意图和主题、人物形象刻画、理与情关系的处理等方面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同是农村题材，同是运用现实主义方法，由于作家所处时代和文学观等方面的差异，则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学景观，《大漠祭》较之《创业史》更能显示出生活的本质真实和文学的本体特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超越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始终是文学表现的重要领域之一。不同时代的农村生活、农民命运，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会成为众多作家继续关注的对象。然而，在不同的文学观视野下，各个时代的作家笔下所展示的农村生活面貌是不尽相同的。当代文学一开始就继承了解放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由于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以至于使文艺成为政治的附庸和传声筒。直至“文革”结束，这种状况才逐步得以改观。在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制约下，将文学置于认识论或反映论的框架中，用文学的形式对政治进行形象化的演绎，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一般性功能，而忽视了文学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其它特征，片面强调其教育功能、认识功能，突出其功利性，其结果只能是以扭曲或弱化文学的审美功能为代价，柳青、李准、王汶石、周立波等人的农村题材创作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即使是赵树理这样忠于现实生活、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写作，似乎与五六十年代的时代共名保持一定距离的作家，仍不能摆脱功利性的局限，一直坚持“问题小说”观，他的题材来源大多是在深入生活中发现的问题，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最终是为了引起重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至于浩然及其《艳阳天》、《金光大道》更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图解。

 随着“文革”的结束，新“二为”方向的确立，农村题材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创作中的那种理想主义色彩不同的是，作家们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地写出了极左路线给农村和农民所带来的灾难，标志着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但属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范畴的农村题材小说仍是从政治批判的角度揭示了几十年农村生活的动荡不安和农民命运的不幸，进而深刻反思造成灾难的社会原因，使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其对“文革”及极左路线的批判和否定的政治因素远远超过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顺大造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

 进入80年代以来，以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三篇小说及“商州系列”为标志，作家们由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社会历史反思到文化反思，“寻根文学”的兴起，更是将文化反思引向深入。90年代乡土创作的陈忠实、李锐等作家以对土地与家族的双重叙事将家族故事以“史诗性”的规模引入文学空间。张炜等作家的创作则成为抵抗物化现实的精神来源，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哲学意蕴。近年出版的《大漠祭》则与众不同，既不追求重大主题的史诗性效果，也未对生活作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而是回到对生活本真状态的描绘，但同样体现了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观。表明作家已不再追求生活表层的真实，虚幻的狂热，更不是主动迎合时下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对生活进行形象化的图解或演绎，而是赋予作品以更深厚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效果。

《创业史》与《大漠祭》都是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反映西部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但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和文学观方面的差异，便显示出在意识形态视野下的文学观和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观指导下创作的迥异面貌。笔者试就此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 

  －、创作意图与主题：“回答什么”和“仅此而已”

  谈到《创业史》的创作，柳青直言不讳地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1］显然，这样的创作动机便先验地决定了作品的主题：通过梁生宝及其领导的互助组的初步胜利，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进而揭示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只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中国农民50年代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与当时中央制定的农村政策是吻合无间的，由于作家坚实的生活基础和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典型地体现了5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农村题材乃至代表整个“十七年”文学最高水平的杰作。但无须讳言，也导致了与当时农村本质真实的某种“疏离”。

  雪漠在《大漠祭·序》中说：“真正的历史画卷是生活，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是一滴滴生活之水，汇成了历史的潮流。作家应该描绘的，就是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实的生活。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地记录一个历史时期的老百姓如何活着。”“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仅此而已。”［2］作者意在写出西部农民的生存景况，而没有选取农村变革的重大题材，不去追求由此产生的史诗性效果，甚至也没有着意写出生活的发展走向和农民们对未来的热望，他只是看似平静的却不无感情的向人们讲述着处于西部沙漠边缘地带的老顺们如何为了生存而辛勤劳作，春种秋收，冬天训鹰猎兔捕狐，喧谎吵架，邻里纠纷，偷情耍赌，祭神发丧，等等。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构成了他们整个的人生和生活的全部内容，反映出西部农民“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3］物质生活的困顿，精神生活的单调，也曾使他们不满过，反抗过，但这只是情绪化的表现，而缺乏策略性的抗争，更多的是对生存命运的忍受，正是这“忍受”和“认命”中包含着多么丰厚的人生内容，使我们感到蕴含其中的西部农民巨大而顽强的生存毅力，涌动于底层的生活潜流。它给人带来的不是对生活理想的激动，而是对沉甸甸的本真人生的沉思。

  二、人物形象：“党的忠实儿子”、“中间人物″和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

  由于创作意图和主题所决定，《创业史》在人物关系设置及性格刻画方面，同样符合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为了写出梁生宝——新一代农民的英雄形象，为了歌颂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在人物关系设置上，作者显然是根据当时中央的农村政策及对阶级的划分，把人物分为三大阵营：即以梁生宝、高增富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以梁三老汉、王二直杠为代表的“中间人物”；以郭振山、郭世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以富农姚士杰为代表的敌对势力。在不同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评价也不尽相同。在众多的人物中，最突出的是梁生宝，柳青“要把梁生宝描写为一个党的忠实儿子”［4］，即按照当时的“英雄”、“典型”观念来塑造，这与时代共名也是吻合的。所以，在作品中，作为普通农民的梁生宝一出场就高大、完美、思想成熟，理论政策水平高。他从一切小事情可以看到大道理，他从农民争要稻种的行动中，想到“党就是根据这一点，提出互助合作道路来的吧？”［5］从某村哥俩的吵架中，立即看到“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源泉”［6］从山中的劳动，看到了“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7］从他到郭县买稻种吃饭、住候车室的举动中，他时刻想到的是“办不好事情会影响党的威信哩”［8］等等。“总之，哪怕是生活中的一件极为平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它的深刻意义，而且非常明快地把它总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抓得那么敏锐，总结得那么准确。”［9］：确实“具有思想家的风貌”。显然，这种刻画带有明显的拔高和理想化的痕迹，把政治上的“英雄人物”与艺术上的“典型人物”等同起来，导致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完美高大与自身性格逻辑之间的不和谐，以至于在人物形象与现实农村生活之间产生了某种“断裂”。尽管当年的柳青对严家炎等人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今天看来，这种“断裂”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何况严家炎的批评也有时代的局限。相反，作为梁生宝陪衬的“中间人物”梁三老汉却成了高度典型化的人物，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五六十年代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与客观生活之间的“二律悖反”现象，于此可见一斑。在对主人公形象拔高的同时，无意间却写出了“中间人物”性格的真实。总之，《创业史》中无论是人物关系的设置，还是人物性格的刻画，完全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梁生宝自不必说，即使梁三老汉，他最后也从儿子的互助组取得初步胜利的喜悦中，开始向私有观念告别，心甘情愿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通过梁三老汉的转变，以显示社会主义及党的政策对广大农民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揭示了广大农民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复杂的心理转变历程。                 

 相对于《创业史》，40年以后出版的《大漠祭》，无论是时代背景，党的农村政策，还是农村及农民的生活状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青一代的作家也早已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桎桔中解脱出来，当年的“英雄典型”观念已不能左右他们笔下的人物刻画，你所看到的是，主人公身上的理想消解了，光环失去了！所谓的“阶级”划分也不复存在了，他们都是农民———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似乎只有男女老少之别，贫富不等之异，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没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分别，作者也无意把他们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上，通过他们的生活、斗争揭示什么“时代的主题”。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只是写人与自然、社会的矛盾和人自身的内心冲突，性格无发展变化，全书没有一个中心线索，作者平静地为你讲述着他们原原本本、实实在在的生活故事。表面上看，并不着意刻画人物性格，尤其是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变化，但在一个个平凡故事的横向展开中却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如对灵官与莹儿的偷情以后灵官复杂的心理冲突的描写，老顺告发了北柱上粮时弄虚作假前后的心理矛盾等等，都是十分精彩的。其中隐藏着的丰厚的人生内涵，使你很难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判断，而且也感受到西部农民世世代代在这沙漠边缘地带上生息繁衍，虽困顿贫穷，但不怨天尤人，生活给予他们太多的不公，却不悲观绝望。孟八爷在简单的生命形式中对生命内涵的深刻领悟，体现了达观的人生态度，老顺一家三灾八难，祸不单行，却仍然没有被击倒，白露快到了，兔鹰又该下山了，买了一大堆棉线，又开始忙颠颠地结网准备猎狐逮兔，开始新一轮的生活。灵官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离家出走，去寻求新的生活……。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看似质朴平静的叙述中，却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审美创造空间，一系列的困惑萦绕于我们的脑际：中国农民何时才能真正告别贫穷，获得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老顺们——当年的梁生宝们（以年龄推算）经历了近40年的风雨历程，好像又回到了生活的起点，难道这就是中国农民难以摆脱的宿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也许这正是中国农民顽强的生存意识、中华民族赖以生息繁衍的内驱力之所在。在这里，任何简单的二元价值判断都是廉价而软弱无力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20世纪末西部沙漠边缘地区农村及农民生活、命运的本真状态，也许过于凝滞、沉重，却是真实的。   

 三、理与情∶阶级感情与人之常情

 理与情的矛盾，常常是作家在创作中要着力表现的内容，但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价值和阅读效果。由于写重大题材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创业史》在理与情的处理上，都是理重于情，情服从于“理”，早在《创业史》刚出版不久，严家炎就有“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10〕的批评，这种十分理性化的观念集中体现在梁生宝形象的刻画上，作者为了显示人物的高大、成熟、有理想，过多地写了他的理念活动，从原则和政策出发，理念支配他的行动，但却牺牲了他所固有的“农民气质”，这些理念活动很难说是解放初“还没有卸掉半文盲帽子的互助组长”〔11〕梁生宝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显然是为了深化主题和表达阶级感情的需要，柳青把自己的政策理论水平强加到他所钟爱的“党的忠实儿子”身上，梁生宝不独从一切小事情都可以看出大意义，而且在对待爱情问题上的过于理智甚至有悖人之常情、生活常理，典型地体现了人物的理念化。柳青花了近7年的时间写成了《创业史》第一部，曾“四易其稿”，但在1977年再版时，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这时的柳青已身染重病，但仍然不忘保持梁生宝的“纯洁性”。对他做了进一步的“净化”处理，原作中的下列段落，被作者——“删去”：           

 例如在第15章，改霞照镜子，“她低下头，乐滋滋地瞅着过了的乳峰，达到腰间的两个辫稍，带着女性共有的‘画眉深浅人时无’的天赋心情，揣摩生宝看见她这身打扮的心理。”第30章，改霞决定当她和生宝在田间小路上走路时，“她将身子紧挨着他茁壮的身子，肘子擦着肘子”。快要见到生宝时，“她怕他在黑夜看不见她笑，又忸怩地动了动穿着夏装显得很苗条的身子。”再看同一章梁生宝对自己欲念的“控制”和“不安”：“第一次亲吻一个女人，这对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是一件人生重大的事情啊！”接着写了梁生宝此时的心理：“他一想，一搂抱，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今生还没有真正过过两性生活的生宝，准定一有空子，就渴望着和改霞在一块，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密的两性生活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但现在，“他必须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人家等他开会，“他在这里考虑着是不是抱住个女人亲嘴哩！顿时觉得自己每一霎时，都不应当忘记自己是什么人啊！生宝轻轻地推开紧靠着他，等待他搂抱的改霞，他恢复了严肃的平静，说‘我开会去呀！人家等组长呢’。”原文中的这段描写，本是合情合理，合乎人物性格心理实际的，也不悖于作者潜意识中“共产党员也是人嘛”的真实心理。那么，为什么会删去？尽管我们难以准确把握作者的内心世界，但至少这种“删去”在柳青也不是没有矛盾甚至痛苦的，都是为了拔高、净化梁生宝这一正面英雄人物形象的需要，梁生宝最终没有接受改霞的爱情，从而导致改霞离开农村去了工厂，梁生宝甚至认为他俩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在“拔高”的同时！也无意中写出了梁生宝潜意识中狭隘的农民意识。既然他从一切小事情可以悟出大道理，为什么不能理解改霞的去城市工厂，也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呢？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创业史》没有写情，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部名著，问题是对“情”的抒写，仍然置于时代的语境之中，突出的是无产阶级共有的感情，对笔下人物爱憎分明的阶级情，却淡化了亲情、友情、爱情。如作品第25章对黄堡镇50步长的粮食市场的描写，渗透了作者对不法商贩、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憎恶之情，对梁生宝买稻种时的一心为公的高贵品质的赞美之情等等，而且往往在抒情中阐发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时有名言警句，突出的是作品的教化功能。这种对理与情关系的处理，直接影响到作品的阅读效果。无怪乎读者在阅读《创业史》时感到凝重、晦涩，说教味过重。就可读性来说，不及周立波的轻松明快、赵树理幽默风趣。因此，《创业史》的被肯定，主要是深刻体现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及其所代表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并非作者及人物的真情，这是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与《创业史》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大漠祭》没有刻意去表现重大题材和深刻主题，作者也无意于通过人物形象刻画向读者揭示人生哲理，抒发阶级感情。相反，正是在对一系列平凡人物及其人生故事的描绘中，一方面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情，诸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骨肉亲情，虽有悖传统伦理却真挚纯洁的爱情，邻里之间一家有难、众人支援的乡情，对社会不正之风的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老顺夫妇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精心抚养几个子女，为他们的成长成家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为了治疗憨头的病，他们不惜倾家荡产，东挪西借，几乎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和财力，孟八爷、孙大头等乡亲无不尽其所能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斤里不添两里添”，凑上医疗费。但憨头还是离他们而去了，那悲痛欲绝、撕心裂肺的场面，令人肝肠寸断，甚至在传统伦理道德观看来是“背理”的灵宫与莹儿的“偷情”也是那么的合情合理，纯洁动人，似乎顺理成章。试想，一个年青美貌的姑娘，由于“转转亲”嫁给丧失了性功能的老实巴交的憨头，使她“守活募”，难道是人道的吗？在这个家里，小叔子灵宫犹如一道火光点燃了莹儿潜藏在心灵深处的爱情之火，他们终于冲破了最后的防线，如痴如醉地相爱了，尽情体验着灵与肉的欢乐。在这样的爱情面前，你还能苛责莹儿的不贞、灵宫的不道德吗？更为真实而感人的是，作者深人挖掘了灵官内心的复杂矛盾冲突，一方面这种爱情给他带来了欢娱，另一方面又经受着深刻的灵魂煎熬，“稍纵即逝的激情使灵官来不及品味那难言的快感，剩下的只是失落、空虚和索然无味”［12］，尤其是憨头死后，灵官陷入了危机，他恍恍惚惚，总是幻觉，总是做梦，他忏悔，咒骂自己：“我不是人。我是畜生。……不，不如畜生。羊羔儿吃奶双膝跪，黑老鸽能报娘的恩……他们都知恩图报。你做了些啥？长兄为父，恩重如山。可你……禽兽不如！”“灵官，你这畜生！”〔13〕作者并没有直接站出来说理抒情，为读者指点迷津，但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在对人物自身性格心理的刻画中，却涌动着作者巨大的感情激流，书中人物的言行举止、思想性格、心灵冲突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进而产生长久的审美激动，其艺术感染力也正在于此。

 在理与情的价值掂量上，《大漠祭》的文学视角有了巨大的转换，它确立了人的个性存在和生存价值。作者和书中人物共同承受着生活的重负，享受着生活的欢娱，为自己因追求人生真谛而躁动不安的灵魂寻觅一块栖息的精神家园，在这寻觅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人类灵魂世界的丰厚。在作品中，人的生存本相的丰富性，多面性，外在的生存活动，内在的生存心态，自觉意识的精神活动，潜意识下的心理活动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这也是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观的基本内涵，它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再创造空间，是意识形态视野下的文学观所不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漠祭》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具有巨大的超越性。  

参考文献： 

［l］［4］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A］《延河》［C］。1963－08   

［2］［3］［12］［13］雪漠·大漠祭［Z］。2001－01（1）  

［5］［6］［7］［8］［11］柳青 创业史［Z］（第一部）。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01（1）

［9］［10］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O］，《文学评论》［AJ］．19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