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卫国：猎猎大漠风 悠悠西部情

●朱卫国

猎猎大漠风 悠悠西部情

------《大漠祭》简论

《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

 摘要：《大漠祭》描写的是西部农村原生态生活，作者用鲜活的生活化语言展现了西部独特的风土人情，生活面貌，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沙漠边缘地带农民的现实生存状态，塑造了老顺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由此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深沉思考，显现出极大的思想张力和审美张力，表达了作者悲天悯人般的诚挚的人格态度和复杂情感。

一、      概说

     作品所写的是世代生活在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普通农民老顺一家平凡的生活故事，无非是生死病痛，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悲伤与欢乐相伴，绝望与希望共存，灵与肉纠缠在一起，在凝重的艺术氛围中涌动着顽强的生命活力。道德自省，灵魂忏悔，尊严维护，感情珍惜，价值掂量，这一切形成了《大漠祭》①丰厚的生活底蕴和精神底蕴。书中所叙述的沙漠边缘人家的生存(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蕴涵着一种浑厚的文化底蕴。旷古、荒凉、严酷的自然环境，代代相传苦苦挣扎的农民兄弟的喜怒哀乐，父子之爱，兄弟之谊，叔嫂偷情，驯鹰猎兔，沙漠捕狐，农民之弱小，“公人”之霸悍，都渲染着西部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生活风貌。然而，在看似冷静、客观的艺术描写中，渗透着作家雪漠的喜怒哀乐之情，处处可以感受到作家的脉搏、眼泪、微笑、祈祷和滴血的心灵。他在作品中扮演的是一个抒情者、倾诉者、歌哭者、狂笑者、祝福者、呐喊者。他与书中的人物互为代言，甘苦与共，历经磨难而不失赤子之心，艰难而执着地探索社会、人生的真谛，通过对生活本真的再现，挖掘艺术的底蕴。作家的良善通晓并战胜了一切的不善，吸收并扬弃了一切肤浅的小善，宽容了一切可以宽容的弱点和透视洞察邪恶的汪洋大海般的良善。

      书中人们的不幸也罢，历史与人生的不公正也罢，命运总是与自己过不去也罢，你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忍辱负重，顽强地生活着，生存的生命之力在涌动着。有痛苦，但不极端；有嘲笑，但不恶毒；有悲伤，但不决绝；有丑恶，但不捶胸顿足；有重压，但不窒息，这就是沙漠边缘代代生息繁衍的老顺们的人生态度。

      长篇有一个好的结尾会极大的深化作品的主题，丰富审美再创造的空间，《大漠祭》在一种超越、朝生存的向度，灵魂的向度，悲悯与拯救的向度上艰难地寻求真正的出路，增强了作品表现生活的力度和厚重感。

      憨头病逝了，灵官出走了；老顺又买了棉线，织起了捕鹰的网；他相信，离开是为了回来；莹儿生孩子了，也许是又一个轮回，也许孕育着新的希望!

二、  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之间形成的思想张力

     无疑，腾格里沙漠边缘生活的农民是极艰苦的。自然环境恶劣，物质的极度匮乏，使得他们早已超过了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习惯，变成了“日不出而作，日落而不息。”尽管如此，他们的不懈劳作仍难以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大漠祭》的题旨主要是写生存。作者没有把题旨搞得过纯过窄。它尽管没有中心大事件，也没有揪人的悬念，甚至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故事的主人公也并非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相反只是一些平凡甚至是委琐小人物，却能像胶一样粘住读者，究竟为什么？表而来看，是它那逼真的，奇异的生活化的笔法描写了西部沙漠边缘地带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硬是靠人物和语言抓住了读者。但从深层看，是它在原生态外貌下对中国农民精神性的深刻发掘和有力描写。《大漠祭》承继我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饱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主义的勇气。它不回避现实，包括不回避农民负担过重，愚昧落后，逃避计划生育，溺死女婴、偷情、祭神等等。它的审美根基是，写出生存的真实，甚至是严酷的真实，惟其如此，才激发人们对生活深层思考，起到催人奋进的作用。这也正是其历史理性光芒之所在。历史理性是人们对促进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进步力量的肯定性评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它活动。所以发展经济以及如何发展经济是历史理性题中应有之义。而发展经济更应有利于公正与道义的健康，有利于人的发展与人的尊严的维护。作家要正面反映当前的现实，就不能以历史理性深入思考这种种复杂的问题，不能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清醒意识和深刻的理解。

      小说的叙事是围绕着老顺一家普通的生活展开的。农民仅靠种地获得的收入显然只能果腹而已，应付日益膨胀的各种税费已远远不够，更不要说对付灾荒，应付疾病，子女上学，婚丧娶嫁等等。为了生活和生存下去，他们当然，也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沙漠吃沙漠”了。老顺一家本是种地的农民，但驯鹰猎兔倒成为谋生的基本手段。孟八爷把沙漠当成自己的“银行”，深谙猎狐之道。表而看来，都充满着惨烈的血腥之气，把展翅翱翔刚烈强悍的雄鹰驯成猎兔的家禽；把沙漠中富有灵气的狐狸变成了可以(几乎是唯一)换钱的狐皮；把沙漠中野生的生命力极强的黄柴籽(一种和长在沙漠中的植物，籽可以入药)捋下来卖钱。从环境保护的意义上讲，破坏环境的生态平衡，反过来遭受自然的报复是一个基本的理性判断，但深入到大西部现实的环境中和文本故事的语境中来分析，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判断就显得远为复杂和矛盾。一切简单的批评和指责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当人和猎鹰共同猎杀兔子时，“灵官的心一阵发抖，周身的毛孔都收紧了。这是个多么残酷的场面啊!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就这样完结了，仅仅是因为人想吃肉。”但老顺的回答是：“你知道啥是公平？啊？人种麦子，容易不？兔子糟蹋庄稼，公平不？啊？人有坐小车，人有甩条腿，公平不？有人山珍海味，你山芋米拌面，公平不？”从老顺简单明了的回答中，我们不难悟出人生的不公平，生活的不公正，老顺们的行为完全是生活所迫，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对此，你还能指责什么呢？

      城乡二元分治已经从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上将农民置于完全“贫弱”的位置上，人文关怀的直接实现之一人的尊严维护已到了底线即温饱的能否实现，生存能否继续。所以，对老顺、孟八爷等人的行为审视应超越理性层面，引人思考更多的现实问题。“灵官扭开电视，正是晚间新闻。老顺冷哼一声，上前，关了，说： ‘有啥看的？等会儿，看包公。’灵官说：‘爹，你不懂，新闻上尽是国家大事。’老顺说：‘啥是国家大事？是穿，是吃，是叫老百姓活好。叫老子们过上好日子，是最大的事。今天这个会了，明天那个节了，啥意思？白费电’。”在沙漠边缘上苦苦挣扎的农民的心中，也许只有大漠才是最能寄托希望的“乐土”。被贫困和为儿子娶媳妇等等的重负所累，他们一次次地走向大漠深处，去掠夺沙窝子，好像沙窝子最不会拒绝，是他们真正的“银行”。环境恶化了，他们又恰是恶化的环境的最早和最直接的承受者。孟八爷领着灵官到沙漠深处打狐子（狐狸）自然也充满着这样的悖论。“狐狸惨叫着扭动。无疑，那是致命的一击。它的叫声渐渐弱了，一会儿便无声无息，眼却大睁着怒视天空。一个活物，一眨眼就成了尸体，仅仅是因为人喜欢它的毛皮。灵官的心抽了一下，有些疙里疙瘩的。总觉得那是一条命，人和动物的形体有大小，命没大小。命对谁来说，都只有一条，一旦失去，永不再来。”孟八爷不像灵官。“没治呀，生活不等人呀。只是人太贪。一贪，就坏了。贪是坏事的根。狐子，也一样。你缺钱，打几个，贴贴家用，可以。要是你打了一个想两个，打了两个想十个，只想叫存折上添个数儿，这就不对了。我的银行是沙窝。该用钱了，进来取两个，就成了，从不贪的。”可见，孟八爷们的猎狐也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是生活所迫。

　　　同样，城乡二元分治使得农村的计划生育困难重重。书中有几处写到遗弃女婴的事。这种事在我们所知道的农村社会是见怪不怪了。我们觉得，作者是泣着血泪写的。在描写白福冻死亲生女儿一节中，在看似从容平静的叙述中，充溢着惊心动魄的悲伤！实际上，在描写老顺们苦难生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作者对他们顽强奋争的为生活、为生存的豁达、乐观精神的颂扬。再苦、再累的生活中仍充满着柔情蜜意。欢乐与笑声。可是在这一节的叙述之中，作者却以难以遏制的愤怒鞭挞白福们的无知、愚昧与残忍。分析白福及更多的农民遗弃女婴，要生儿子动因，更多的是物质上的，其次才是观念上的。养儿防老是潜存于农民心灵深处难以革除的既定观念。如果没有儿子，就意味着自己将来没有归宿，似乎这样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种观念显然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思想的遗毒。但从书中的描述和现实生活中，农民没有稳定的工资，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谁来养活父母？谁来修堤上坝？谁来支撑门面？又有谁来延续香火？似乎有了儿子这一切都有了保障，作父母的在心理上也得到了慰籍，养儿子的期望就在于此。可是更大的悖论形成了：老顺们苦苦挣命，就是要为几个“爹爹”们“拴个母的”。等到完成这个使命，他们说像“风中的落叶，枯了，”一生也就结束了。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为了生个“带把儿的”，女婴被溺死了，房子被扒了，牛被拉走了，可到头来，仍走不出宿命的怪圈，为什么？

　　　城乡巨大的物质差别又造成了那些“非农业人口”对农民精神上的极大的岐视与人格上的侮辱和财富上的剥夺，刺激农民的，也许更在精神层面上。作品中写了三件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憨头与灵官进城卖兔被带“法”的税务蛮横地抢走时，切肤之痛不是钱的损失而是人的尊严被侮辱，“要是连个人都不是了，要钱干啥？”老顺交公粮时上好的粮食被粮站干部故意压为三等时“涨红了脸，嘴唇、胡子、手指都抖动着，眼里也蓄满了泪。半响，才叫了一声。”憨头得了肝癌万般无奈住进了医院，却迟迟动不了手术，经人指点，给主刀大夫送了钱，终于安排了时间，可手术时憨头像杀猪似的嚎叫起来，细问原委，原来是没有给麻醉师送钱所致。正如作者在《跋》里写到“那个失败的手术除了叫弟弟当了回挨宰的猪外，还留给了我噩梦般的记忆。”

      作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沙漠边缘农民的生存尤其是精神生存寄予了悲天悯人般的关注与关怀。作品中比照着写了灵官与嫂子莹儿的恋情和猛子与同村双福的女人偷情。在写到灵官与嫂子的恋情时交织其中的肉体的欢娱、精神的抚慰、灵魂的忏悔、道德的自省，使得他们的相爱超越了“偷情”的层面。对于莹儿来说，是一次真正的恋爱，也许是她一生能够追忆的幸福时光。“她觉得自己和他们(村里其他的男女偷情)不一样。她和灵官的感情是世界上最圣洁的感情，是无与伦比的，是超越世俗的，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对于灵官来说，伴随第一次的道德的自省和灵魂的忏悔，人格品质在不断地追问中得升华。“他读过《追忆似水年华》，他认为普鲁斯特的心灵才称得上真正的心灵。”

      作家总是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反。他要坚持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想，又要守望人文关怀这母亲般的绿洲。作家徘徊在这二者之间。于是他对一切非历史和非人文的东西都要批判，于是，他悲天悯人愤怒呐喊，孤独伤感，以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光束烛照现实，批判现实，使现实在这双重光束中还原为本真的状态，作品内在的思想张力也由此而得到深刻的显现。

三、  鲜活的语言和独特的人物形成的艺术审美张力

      野性与柔美之间形成的艺术审美张力在作品中体现在语言的叙述和人物的塑造上。

(一)以乡野粗语与古典遗韵形成的独特的凉州方言为特征的人物语方营造了鲜活、生动的审美意味和“陌生化”效果。清澈明丽叙事人语言形成了丰美的审美境界。

这部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人物语言鲜活、生动，以及独特的西部凉州方言，当然还有体现人物性格特征和乡野粗语。我们不妨引述一段人物对话：

     老顺吼道：“我把你个驴日的，你啥都是早知道。你既然知道它进林子，你放鹰干啥？放鹰干啥？好，你放了，你寻去，寻去!寻不着，老子饶不了你。”

      猛子也带了气，“饶不了，你还吃了我？鹰又不是我儿子，我叫它走东，它不敢走西。你凭啥骂我？一张嘴就驴日的驴日的，我倒要问问我妈，我是哪个驴日的？”

      “你犟嘴，驴撵的。”老顺把烟锅一扔，跳下炕，脱下一只鞋，扑向猛子。灵官挡住爹。莹儿撕猛子一把，示意他出去。“就不出去，看他吃了我。”猛子的脸憋得紫红，一脸横气，豁出去似地叫，“你不喊放，我放哩吗？啥都你有理了？你吃人哩？你有本事把我囫囵吃上扁拉下来!”

       “驴日的，驴日的。”老顺圆睁了眼，一扑一张的。“翎毛儿干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他吼叫着，把手中的鞋扔了出去。

       鞋重重的击在门上。猛子拾了，一扬手，鞋子飞上了房。

       这段发生在老顺父子间的争执，几乎是我们熟悉的凉州农村常用的口语。不单使人物对话具有鲜明的乡野色彩，而且极具动作性和个性化，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使老顺蛮横、猛子倔强的性格特征活灵活现。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贯穿始终的是农民日常使用的口语。“香到脑子里了”，“提起萝卜斗动弹”，“乱麻扯子鸡脖子”，“驴肚子马胖肠”，“斤里不添两里添”。“三天不吃山芋米拌面，心里就干焦干焦的”等等。这些农民常挂在嘴边的、俗而又俗的话在书中的恰当运用，让人不能不佩服群众语言的生动鲜活，不能不佩服作者运用群众语言的能力。特别是描绘一群人喧谎儿、吵架、吃饭时的语言，那一串串奔涌而来的连珠妙语，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与人物语言相映衬的是作品中的叙事人话语。如果作品中的语言只停留在绘声绘色的描摹人物语言的层面上，那显然是不够的。作品中的叙事人语言明丽清澈又不失厚重之感。在写景物方面，似乎有孙犁语言的韵味。但充溢着西部沙漠边缘地带固有的苍凉之美，漠黄草白的萧瑟之美：

      兔鹰来的时候，是白露前后。漠黄了，草长了。兔儿正肥。焦躁了一夏的兔鹰便飞下了祁连山，飞向这个叫腾格里的沙漠。

      老顺就在大沙河里支好了他的网。

      网用细线绾成，三面，插成鼎立的三足，拴一个做诱饵的鸽子。因兔儿日渐狡猾而饥肠辘辘的兔鹰便一头扎进了网。

      兔鹰长着千里眼，看不见眼前的三尺网。

      沿着村边的小道东行三日，便可进入浩渺的大漠腹地，每年秋收完毕，沙湾的汉子便拾掇停当牵着骆驼去沙窝续自己还没有做醒的梦。沙窝里到处是残梦一样的枯黄色，到处是数十丈高的沙岭。游峰回旋。垅条纵横，纷乱错落，却又脉络分明。驼行沙岭间，如小舟在海中颠簸。阳光泄在沙上，沙岭便在滚动闪烁，怒涛般卷向天边。

      正是漠黄草白的秋未。

      灵官们动身时，天灰蒙蒙的。日也不亮，像个巨大的乒乓球浮在空中，把天空分成了明暗两部分。球上面乌沉沉如浓烟滚，球下面白澄澄似灰粒飞。行不多久，天便开始吹丝儿风。渐渐地，风就大起来了，啸叫的沙砾不停地扑打人的面孔。驼铃和风声交织在一起，飘向浩浩的沙洼，身前身后的沙砾土末像雾一样把他们朦朦胧胧罩起来。但人驼融成黑点依旧满怀着希望滚入猎猎的风沙。

      作者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在于，把独特的凉州方言和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文学语言巧妙的结合起来，不仅使人物性格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形象地写出西部沙漠边缘地带的人文地理景所特有的风貌，同时形成了话语形式上的“陌生化”效果。老作家汪曾祺说“语言写到‘生’时，才不会有味，语言要流畅，但不能‘熟’。援笔即来，就会‘大路话’。②陌生化的语言是避开普通语言，在人们阅读时具有阻拒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可能不合语法，打破了语言的常规以及动用这种语言的营造的典型环境、西部沙漠边缘地带独特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不易为人所理解，惟其如此，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增加读者感知的难度，延长感知的时间，提供审美创造的广阔空间，从而获得较强的审美效果。

(二)      在总体上，语言叙述呈现出短句子语言结构形式，不仅是人物语言，而且叙述人语言都采用了大量的短句子(如前所引)。这种短句子活泼跳跃，充满动感，和人物涌动的生命力共同建构作品，大气磅礡，激情澎湃，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审美艺术力量。

(三)      对一部大型的叙述文学作品而言，人物的塑造与刻画毕竟是最根本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老顺等一系列的农民形象。对农民品行及性格复杂性的揭示，是它最撼动人心的部分。

     老顺等形象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艺术概括的真实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核心命题，它为艺术典型规定了严格的历史尺度。要求典型的真实，含有丰富深刻的历史意蕴。作品正是通过独特的个性刻画，揭示了更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弄清真相，懂得了真理，读者会拍案叫绝，形成一种震撼灵魂的审美激动，产生一种刻骨铭心的艺术感染，使人终生难忘。

      老顺等形象的艺术魅力还在于浸透在整部作品中的作者诚挚的情感。典型作为一个富于魅力的生命个体，一般从两个方面体现着最诚挚的情感。一是典型按照自己性格逻辑在一定生活境遇中产生的感情；一是作家透过典型所折射出来的自己的最诚挚的人格态度和感情。作品在这两方面都显得非常突出。一方面人物的骨肉亲情，纯洁的爱情，催人泪下，感人至深；人物命运的悲苦与无奈令人感叹唏嘘；人物性格中的豁达与顽强的生命力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一方面，我们又仿佛觉得有一个对此生活境遇怀着诚挚的同情和悲愤的作家正站在旁边，向人们表达他的情感评价，显示着他那仁慈的灵魂地。引导读者去领略西部沙漠边缘独特的人文地景观，感受书中人物命运的升沉起伏，体验人生旅程中的喜怒哀乐，从而激起读者长久的审美想象和复杂的审美评判。

       阅读作品，我们分明感到：在老顺这个顽强而又显得无力，豁达而显得无奈，正直而又显得懦弱，老实而又显得狡诈，苦苦挣命形象后面的作家的复杂情感，正如作家在《跋》中所说的：

      父亲很老实，甚至算得上是愚昧。他一生中最睿智的一句话就是在我嫌他愚昧后说的。他说：“娃子，我当然愚，谁叫我没个好老子供我念书呢？”

      我从此无颜再自作聪明。

       同样，在灵官妈形象的塑造上凝结着作者几乎虔诚的对母亲的热爱。在灵官妈的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尤其是母亲的优点和缺点。作品有几处场景(猛子被打伤，憨头生病、住院、治疗、发丧等等)将灵官妈的爱子之心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至于莹儿，则是作者倾注感情所塑造的一个几近完美的农村少妇形象，她聪明漂亮，性格温柔，善解人意，甘心任凭命运的摆布，对婚烟的不幸(转转亲)、生活的困顿，都能平静地对待，但当灵官闯入她的感情领地时，却一改平时的娇羞腼腆、文静内向，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大胆地与小叔子灵官相恋相爱，如胶似漆，尽管这“偷情”式的恋爱有悖传统道德规范，她也在所不惜，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最纯洁最神圣的。是灵官开启了她的感情闸门，使她尝到了爱情的甜蜜，体验到做女人的幸福和欢娱。这一形象深刻地表明，妇女解放和恋爱婚姻自由在现实的农村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作者把这一个个“个别”以艺术概括的方式，强化，突出，丰富，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与此同时，这个“个别”又与“一般”相联系、相结合，达到个别与一般的高度统一。

      注释：

①雪漠，大漠祭{J}·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②汪曾祺，《关于文学语言<札记>》，《小说文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作者系河西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