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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的悲恸与生命的期盼

2011-04-01 10:33 来源:《小说评论》 作者:蔺春华 浏览:60741951

 

乡土的悲恸与生命的期盼

 

蔺春华(兰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读《大漠祭》,在看似冷静的、平淡的文字叙述背面,却满蕴着乡土的大悲恸、大忧患与生命的热切期盼。生存于西北腾格里沙漠地区的农民,一个个带着愁苦忧伤的面容,连同他们那贫瘠的土地、疲惫的心灵一齐向我们袭来,契入我们已经有些麻木的神经。阅读的痛苦自然使人想起由鲁迅开创的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流脉及贯注其中的血液,使那些“喊出农村衰败的一声悲叹”、“点缀着冷酷的野蛮的习俗”、“在悲壮的背景上加了美丽”、“隐现着乡愁伤感的故乡风”的创作基调在当代又相应地深化与强化了,更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

 

雪漠的乡土经验是刻骨铭心的,他深情地投下对西北贫困地区农民命运的关注,尽管作者写的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的生活”,但仍使读者不难体察作者的良苦用心,他写的是百年(甚至更长时段)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史、生命史、苦难史、悲愤史值得重视的是,《大漠祭》不同于那种一味地“颂歌”或浮华的“媚雅”式作品,而是实实在在地揭示了西北农民生之艰难、死之无奈、爱之盲目、病之痛苦的鲜活沉重的生存状态及生命形式,就像萧红的《生死场》描述的那样,他们“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胡风(生死场)读后记》。“现代文明”与他们是如此遥远,当代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与大漠场上乡民们的生存境况以及同真正属于当代人的生命活动竟有如此可怕的距离,更难以看到他们物质的富裕和精神的自觉。在这里,作家的视野不只是停留在由物质的贫困和由此体现出的政治、经济这一“外显”的“硬”性文化层次上,而是将理性的批判的笔锋触及到以原始的惰性,凝重的习惯势力,繁缛的礼俗,固化的秩序为对象的意识形态和由此体现出的人的生活观念、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这一“深隐”的“软”性文化层次。它牢牢地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秩序和心理状态。正如一位智利学者所说的:“落后和不发达不仅是一堆能勾勒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愚昧、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乡土观念决定着农民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又决定着农村的社会秩序。

 

进一步看,《大漠祭》的深层意蕴中还隐含着这个古老民族生命意识苏醒中的文明自赎,它在人之生存的哲理深度上把现代文化意识开掘到一个新的历史层次。雪漠是一位冷峻、清醒、镇定地面对生存与死亡的中国当代作家。《大漠祭》的整体氛围、格调、背景即是在这种艺术感受中形成的,乡民们如“死”般“生”,比“死”更不如的“生”,为了“死”而降临的“生”,这一切凄楚、阴冷地笼罩在西北乡场上。在这里,人们死于愚昧,死于残忍,死于病魔,死于不该死去的人类对自身、对他人的冷漠、暴虐和毫无知觉,这种生存背景的昭示,不仅是乡民们生命活动的一般过程,而其深度,更在于以近似荒唐的形式揭示出普通中国农民生命过程的乏味、无聊和麻木不觉,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如果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以“魔幻现实主义”创造了马孔多小镇的“真实”;那么《大漠祭》则在普通民众的“现实性”画面的日常生活描拟中,同样实现了其近于“魔幻意象”的历史主题:“原型模拟”。雪漠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他拥有丰富而痛苦的原型资源,他的父母就是小说中老顺夫妇的原型,他的弟弟又是小说中憨头的原型,血浓于水,原型的影响和渗透“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的声音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一千个人的声音说话”(荣格语)在这里,雪漠实践了他文学精神最可贵的品质——真实,它是对当代文坛浮华夸饰、浅薄虚妄现象的一种嘲讽。而有意去逼真地模拟现实生活,使“原型”情结与“变形”图景交相更迭,共同构织成浓重、苍凉的西北大漠乡场的生命悲剧,因此,就更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审美共鸣。

 

我以为《大漠祭》的深层文化内涵在于,它抓住了从传统的古老文化到现代社会心理进程的历史枢纽,作者在对当代西部农民生存境况的近距离观照中,在将人推到非人的最后边缘的同时,警醒人们睁眼正视这个民族真实的生存图景和农民的痛苦挣扎时,“被大蛊惑,倏忽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问,发出反狱的绝叫。(鲁迅《野草·失掉的好地狱》)在当代中国文坛,《大漠祭》以其“西北风”特有的凌厉、浑厚和闷重之音,再次突破了一种虚拟的文化自足的怪圈,而重新反省这个民族新生的起点;它直逼一个更具深度的人道主义与人的解放主题的历史期盼,开掘出西北的悲剧的根源。透过《大漠祭》文本的表层结构即“乡土题材”中对西部农民命运的现实写照和艺术再现,其深层意蕴则是对当代中国农民生存意识和生命形态的历史思考与文化批判,它触及到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中最根本的命题:即“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艰难历程,以及民族生存的群体意识、时代情绪和文化发展等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漠祭》对乡土中国的文化沉淀特别是“人”的生存意识的冷峻思考和奋力开拓,使它成为当代文坛上难得的力作之一。

 

(刊于《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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