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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流淌的灵魂 ---关于文学的对话

2011-02-23 17:19 来源:雪漠文化网 作者:雪漠等 浏览:60138412

                     文学:流淌的灵魂 ---关于文学的对话

◇胡全基(《武威日报》记者):长篇小说《大漠祭》和《猎原》的出版,给你带来了一定的荣誉,但同时,也招来了许多非议,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 雪漠:生命太短了。眼前的一切,很快会成为过去,荣也罢,辱也罢,都是过眼云烟。重要的,是如何在生命存在时,干完自己该干的事。所以,我从来不去考虑别人说啥,也没时间去管一些无意义的事,更不愿蝇营狗苟。我只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可能多地干一些有益于别人,也有益于家乡的事。一个作家,首先必须是好人,首先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地大气,才有可能写出大气的作品。生狮子的,自己必须先是狮子。若是自己是老鼠,无论如何挖空心思,哪怕胀破肚皮,也只能生下老鼠。他的作品,绝不会比他自己更伟大。所以,我首先做的,是拒绝一切外现,包括名利,包括荣辱,自然也包括非议。当然,在创作上,我是闻过则喜的。只要是真诚的批评,我都会欢迎,并且一生感激。……这里强调一点,我之所以不管别人的议论,并不是我多么高尚,也不是我有多好的修养,而是我实在没有时间。一些人花了许多时间来议论我,而我却没有机会去听,叫人家白议论了,很抱歉,在此顺便致歉。


◇陈亦新(甘肃读者):一个作家最应该注重什么?


  ●雪漠:一个作家,在生活中首先要学会“舍”,舍去一些东西。这“舍”,是非常必要的,它包括舍去一些正常人的享受。当你达到一定境界后,就会发现,常人所谓的那种“享受”,其实是麻烦。但若达不到那种境界时,你会就沉溺于这些“麻烦”之中,心灵受到“麻烦”的左右,而难以自拔。


  我的房间里放了一个死人头骨,它代表着“死亡”。每当我看到它,仿佛就听到它叫:“死亡!死亡!”它提醒我,死亡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那头骨老提醒我:珍惜生命!


  生命是一根绳子,就那么一点长度,浪费一截,就少一截。闲事上用多了,正事上就不够用了。我的好多朋友和亲戚都说我有些不近人情,原因是我从来不愿在应酬上多花时间。这源于我对生命的感悟。好多人生悲剧,就是因为不珍惜生命。谁明白了这一点,其人生无疑会更有质量。


  如果不学会舍,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花去太多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无法让你在今生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达到最高境界,需要进行必要的灵魂历炼和写作修炼,需要相对长的一段时间。若是时间不够用,今生是很难如愿的。许多作家没有感悟到这一点。也许感悟到了,但他们舍不了那种诱惑。等他们明白时,已经晚了。


  创作需要扎扎实实下苦功,许多过程都不能省略。省略了一点,他的成就就会低一点。若要不省略,必须有足够的生命。


  所以,从二十五岁起,我一直给自己打考勤,以小时计算,每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写作几个小时?采访几个小时?练笔写了多少字?现在,虽然仍在打考勤,但仅仅成为记录人生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写作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已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执着。


  我的作息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写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搞一些采访或处理一些事务,晚上全用来读书。所以,亲威朋友都骂我不近人情。有些不理解的人,也会说坏话造谣。但生命对于我来说,只有一次。我不能为了别人的几句好话而浪费它。别人不理解也没关系,反正我也顾不上在乎。


 一个作家,不经历死亡,不会真正成熟。不深思死亡,才会被世俗的东西所迷惑。当他能时时刻刻想到死亡时,就会看破那种虚幻的外现。所有的应酬也罢,名也罢,利也罢,终究是过眼云烟。这些东西都体现不了你的价值。人生最珍贵的是生命,一旦失去,永不再来。我不会用非常珍贵的生命去换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成名也罢,不成名也罢,在我的眼中都一样。


  一个作家,首先要做到“入世”,深入到生活最底层,同时又要能够“出世”。仅仅“入世”,而没有“出世”心,不会有大出息。必须舍弃许多东西,才可能得到你所追求的东西。当然,若是一味“出世”,而不能“入世”,也不会成功。要感悟社会,融入百姓,熟悉生活,在此基础上,达到“出世”。文学到了一定的境界,是灵魂的流淌,是生命力的自然喷涌。


  “出世”并不意味着不近人情,稍加相近的理解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一次,雷达老师问我:“事在人为和顺其自然,哪个对?”我说:“都对。事在人为之后,顺其自然。”出世意味着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以心的独立换取灵魂的自由。


  当然,我会尽量做好我该做的,比如:当儿子。对父母,我会尽我的全力来孝敬,当一个合格的儿子。这比当作家更重要。当不了作家不要紧,但一定要做个合格的儿子,并做一个明白人。当然,这“明白”,就是指看破虚幻,珍惜生命,在短暂一生中,做好应做的事。


  写《大漠祭》时,我不奢望出版,不奢望出名,更不奢望它能改变我的生活。我只是想完成而已。
我写了好多东西,但发表的不多。如果发表之后,仅仅是浪费别人的时间或浪费一些版面的话,那么,我就干脆烧了它。


  我眼中,除了生存的必须,别的需求,便是贪婪。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生命不息,欲望不止。但所有贪欲,都是罪恶的源泉。所以,我的长篇小说《猎原》的题记是:“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
至今,我的职称仍是初职。在全国所有的专业作家中,我也许是唯一一个没有作家职称的人。现在,我连中级职称也没解决。但我的资格,早已达到副高或是正高。其原因很简单,我没参加计算机考试,虽然我能熟练地应用机算机,但我没时间去背诵那么多死的教条。当然,转个弯儿,也不难解决,但因为这欲求能干扰我的心,我便不愿将它放入心中。我常想,要是在后一分钟里我死了的话,多高的职称也没有意义。这时,你最要紧的,是尽快干完你该干的事。


  有个当官的朋友,很有权,老想给我办件事,可我一直想不出有啥事能叫他办。当我吃饱肚子且无病痛时,实在没有可求之事。我只想尽快做完自己该做的事,能坦然地在死神来临前微笑。


  我一日所求,不过两餐:早上喝点绿豆面糊糊,中午吃一顿饭,不吃晚饭。除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我当不住许多老师的关怀和交际的需要破了“戒”外,平时是过午不食的。除了买书,我日求两餐饭,年求两套衣。生存事务既已解决,金钱对我来说,已没有太大的用处。我有了住房,能吃饱肚子,有衣服穿,不喝酒,烟也戒了,有书看,足矣。钱太多也没有用。


  如果外界的东西干扰了作家的灵魂,他决不会有大成就。只有外现对灵魂的诱惑完全消失之后,智慧的灵光才可能显现。中国古代的哲人,用四个字就概括了这真理:“定能生慧”。心灵有了定力,才可能产生智慧。这智慧出自心内,不是外来的东西。


◇韦小红(《甘肃日报》记者):一个作家,面对生活,首先应该关注什么?


    ●雪漠:相较于生存状态,我更愿关注人的灵魂和信仰,以及产生这种灵魂的文化土壤。因为灵魂是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灵魂。


  我喜欢透过一些表面现象,看一些深层的东西。当这个世界都惊奇于某种现象的时候,我询问的却是“为什么会这样”?它的产生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有哪些文化土壤?我关注这过程,反倒忽略了结果。
但这种关注,对作家的要求比较高。它必须要求作家站得很高,必须证得一种智慧。“智慧”这个词,和“知识”,和“聪明”不一样。它更是一种心灵的东西,是超越理性的直观智慧。它要求作家不仅仅去“体验”,更需要去“证悟”。


  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禅宗大德不识字,但他一当顿悟之后,就能写出非常优秀的诗来,而且境界特别高。比如慧能,不识字,但他经过修炼顿悟之后,他写的那些偈语就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


  作家也许需要这样的修炼。至少,应该像禅宗那样,破除执着,感悟出一些独特的东西。这“感悟”,包括智慧的感悟和文化的感悟。


  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宗教情绪,是必要的精神素养。精神上的顿悟,会导致文化上的顿悟。


  一个苦行僧,他修啊修啊,形如枯木,色如死灰。突然,一个偶然的机缘,他豁然开悟。从此,每朵菊花都朝他微笑,所谓“朵朵黄花尽是菩提,巍巍青山无非般若”。这时,苦乐已消失,只有安详的微笑。文学上,也需要这样的“修”。  


     ◇吴万福(金川公司二矿区党委办公室):不少文学评论称,你的语言很有特色,很本色,很鲜活。你在创作过程中是否经过着意的追求,是否经过刻意的修炼?一些评论家把你的《大漠祭》说成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是不是语言的原因?


     ●雪漠:我的语言是自然流出来的,我没有刻意追求语言风格。我的创作,仅仅是灵魂的流淌。语言已深入到我的血液。


  我的小说被人称为西部小说,当然有语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写出了西部人的独特生活和复杂心灵。
我曾经写过一些学术论文,对家乡老百姓的群体性格,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深层的分析。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能一句话轻易地否定或肯定。比如凉州文化,从人文性格上讲,它很优秀,它是一种和平的因素。几千年来,凉州没有爆发过农民起义,相对稳定。任何人到凉州,都能和当地人和平共处,被当地人接受;但从经济性格上来说,凉州文化中有很多保守和落后的东西。


  有时,我也很困惑。因为经济发达与幸福并不成正比。当一个穷光棍汉头枕土坯,呼呼大睡的时候,一个千万富翁却痛苦地跳楼了。凉州百姓,在冬天南墙湾里晒太阳的时候,他无疑显得很幸福。他们处变不惊,知足常乐。当然,在小说中,我只是展现而不加评判。我不管它是优秀还是落后,我只是把这段生活保存下来,让后人去评判。因为,目前凉州的这种生存状况,不会延续太久。很快,它就会被历史淘汰。我有必要把它们保存下来,做为一种历史的记载。它会在人文方面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有些东西,从人文角度看,是积极的。从经济角度看,就消极了。《大漠祭》中的老顺,常说一句话:“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另一句话是,“老天给,老子就得受”。同一个“受”字,前一个显示了超人的忍耐力,后一个则是逆来顺受。其内含,大不一样。


  另 外,我常常为一些同行可惜。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觉得它是一个文化宝库,有写不完的东西。只要作家把它展现在世界面前,这个世界就会大吃一惊。可是,许多作家,并没有发掘这个宝库。为什么去编一些故事呢?为什么不质朴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呢?


  当一个作家高高在上的时候,他就抛弃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相应地抛弃他。我和《飞天》杂志的李禾老师闲谈的时候,就感叹:那些作家为什么不去写身边的生活呢?他是没有发现?还是他拒绝了。李禾老师说,有些人是没有发现,他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强,心灵到不了那个层次,他发现不了;有些人,虽然发现了,却把扑面而来的生活,拒之门外了。


  中国有许多莫高窟一样的文化宝库,有许多好生活、好文化,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发现。当作家拥有智慧的眼和慈悲的心时,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西部的文化积淀非常厚实,富有张力,呈现出多元化,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如果有个作家把它上升到人性的层次、灵魂的层次、人类的层次,就会成为大家。但可惜作家们舍弃不了世俗的东西,致使文学缺乏对灵魂的观照。


  西部文化相对封闭,但不乏包容。它的封闭性使世界很难了解它,外部的人很难进入它的文化圈。但同时,它又有包容性,各类文化它都能容纳,所以它非常丰富,无奇不有。一个作家若拥有了它,就可能有一个心灵世界。这个的心灵世界,是可以和外部世界平等对话的,它可以无愧地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文化平等对话。


  一个作家,要经常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座标系里来衡量自己。他的存在,只有在为某个地域和某个时期的文化添了一份光彩的时候,才有价值。做人要守住本份。种田是农民的本份,写作是作家的本份。如果一个作家写不出作品来,或是写出作品,却不受百姓喜欢,自己不多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反倒怨天忧人,埋怨社会,是很可笑的事。


  我常说,在这世上,挤压自己的,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的,也是自己那颗贪婪的心。要是作家有颗强大而宁静的灵魂,任何外现都奈何不了你。


◇ 陈亦新:你的意思是不是作家要有平常心?


●雪漠:可以这样认为。雷达老师曾写过一篇散文叫《冬泳》,谈到冬泳有三种境界:苦、乐、无苦无乐。文学也是如此 ,爱好文学创作的人要经过这种种境界。无苦无乐就是最高境界。我也经过特别苦的阶段,到了乐的阶段,这时就会有成就感、愉悦感,好像道家所说的“先天气,后天气,得之者,常似醉”,到最高境界,则破除执着而进入一种宁静状态,甚至忘了作家的身份。一旦破除了执着达到空灵即物我两忘时,才能写出好作品,人物也活了。这时的智慧是直观的,非理性的。


  作家不能有优越感,而最难过的也是这一关。如果没有一定的宗教修养,一味沉浸在优越感中就过不了这一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总是告诫我不要有所求,一切随缘。如果我总是希望获奖、畅销或迎合时尚,就不会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许多作家尤其是大城市的作家缺乏的正是这些,心浮气燥,追逐时髦,或摆脱不了功利的诱惑,就很难产生好作品、大作品。王安忆这一点很好,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所以,有平常心很重要,尤其是在成功之后。有求皆苦,无欲则刚。要保持宁静,保持平常心。  


◇朱卫国(河西学院教授):有人提倡“零度写作”,而您则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人物及其生存命运的描写中,书中充满了对农民的感情,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雪漠:文学作品中必须有真挚的感情,作家的感情应该是自然流淌的,托尔斯泰在《艺术论》里指出,“艺术家越是从深处汲取感情,感情越是恳切真挚,那么它就越是独特。”作家如果没有情感、道德意识和正确的世界观,作品就不会有价值。


    我在与雷达老师的通信中谈到,我们都曾经是农民,走出农村后,如果不关注农民,钻入象牙塔,搞什么“精英文化”,玩什么“零度写作”,这是不道德的。在一次创作笔会上,有些作家总是抱怨自己待遇不高,社会对自己不公平,热衷于名利,或抱怨作品没人看,等等。但你是否想到,当你住着几百元一天的星级宾馆、吃着成百上千元一桌的宴席的时候,这其中都有农民的血汗?老百姓不是不爱看文学,而是我们的作家没有贡献出好作品,只靠编造莫名其妙的故事,搞什么“肉体写作”、“肚皮思考”,怎么能赢得读者?至今,许多作家仍在玩文学,而缺乏灵魂的投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就在于他们投入了全部的灵魂。


◇胡全基:你的小说中,融入了你对农牧文化的反思。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你觉得我们的农民最该注重的是什么?


●雪漠:整个农民生活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所以,要紧的是要改造人文环境,完成其灵魂的重铸。我认为,重铸民族灵魂应该是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农业文明终究会被工业文明取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的越来越缩小,是一种必然趋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谁能左右或是靠某个政策就能阻止的,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不管农业文明也罢,工业文明也罢,最主要的,还是人的心灵。人的优秀与否,与物质的东西关系不大,而取决于心灵。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富翁和大官,而在于他的心灵。他的心灵决定了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又构成了他的命运。小人损人利己,君子舍己为人,全在于他的心灵。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走出历史文化的阴影,叫自己的心灵放出光来。《狼祸》中的牧人为了争草场,不惜以命相搏,上演了许多悲剧。现时的世界亦然。心灵的扭曲决定了行为的可恶。所以,前几天《文汇报》采访我时,我就说:西部的开发,最主要的是心灵的开发,也可称之为观念的转变。我的创作中,在这方面费力最多,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但有识之士,还是能从我的文字后面,读出我对家乡发自内心的爱来。


◇胡全基:你的所有作品都写了农村,以后,你是否有大的调整?


●雪漠:可以肯定的是,我以后的创作重点,仍会放在农村。现在,用不着我关注城市,整个时代整个国家都在关注城市,也不缺我一个人。现在,最应该关注的还是农民,他们是弱势群体。小时候,父母供我上学,没大的要求,只希望我别忘本。我是唱着《读书郎》长大的,那歌词,已印入了我的灵魂:“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呀,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
我的全部创作,就是在践约我儿时的梦想。

(本文由鲁新云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选自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雪漠小说精选:狼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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