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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现代化语境下的西部生存情境——从《大漠祭》到《猎原》

2011-04-01 10:44 来源:《小说评论》 作者:李星 浏览:60129526

●李星

现代化语境下的西部生存情境  

—雪漠: 从《大漠祭》到《猎原》 

《小说评论》2005年第1

2001年春天,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会在天津举行,在讨论中,一部陌生作家的长篇小说《大漠祭》,突然被常务副会长雷达郑重推荐。这天下午应会长冯骥才之邀大家去一个叫大白楼的地方看他的私人收藏,下车后恰巧路边有一个书店,有人提议进去看看,于是这里仅有的五本《大漠祭》就被评委们全买了,并在部分评委中突击阅读。 真实的西部人生存境况,执着的人生追求,加上作者雪漠西部文学新人的身份,《大漠祭》顺利进入仅有五部名额的该年度优秀长篇小说排行榜,作者的名字也始为文坛所知,并被认为是该年度中国文坛上的一匹西部“黑马”。此后的《大漠祭》又先后获得“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等。

其实,《大漠祭》全作并不复杂,单纯到只是写了一个西部农家一年的日常生活,无非是驯鹰、捉野兔、打蒿籽、套狐狸以及春种、秋收等凉州一带农牧民的劳作,农家过日子的艰难和家庭成员之间的龃龉,年轻人的偷情、抱怨,老一代人的捉鬼、祭神等等。最大的事是无钱看病,眼看着家中长子由病到死,女儿家为生儿子,将四岁的女儿抛入荒野惨死。在雪漠的笔下,这一切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亡无奈,呈现出一幅真实而悲怆的西部农民生存图景。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发达地区物质与欲望急遽爆炸的现代化背景下,对西部普通人生命境况的怵目惊心的揭示与观照,在于对祖国西部原始粗犷雄浑苍茫的自然风光的抒情化描写,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怀的深切呼唤。比起那些微言大义的小说,那些着意表现自己的写作智慧和语言技巧的小说,那些将世俗的攀爬和病态灵魂的呻吟当作人类生存的主旋律的小说,雪漠的《大漠祭》质朴而明朗,甚至没有多少幽玄的哲理和伟大思想的渗透,然而它却真实,并用真实这惟一武器震撼着人们的灵魂。虽然《大漠祭》饱含痛苦,满载不幸,但却并不压抑,并没有令人绝望,它既表现了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西部人顽强的生命力量和生存智慧,又表现了爱这人类的伟大品性所给予他们的支持与安慰,伦理亲情之爱、男女之爱、朋友之爱如美丽的鲜花开放在人们心灵的原野上,使他们那怕近乎原始的劳作方式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给了人们无比的欢乐。另外作品中老顺二儿子灵官的形象也为那种凝滞的昏暗生活带来了亮色,这源于高中毕业的他对自己和父老乡亲命运的清醒认识,源于他身上浓重的人情味和对家族的责任。他与嫂子莹儿的私情既有个体欲望的自然冲动,更有对女性苦难的援救及对家庭的责任,所以不仅没有让人感到丑恶,反倒觉得人性的美丽,事实上他以自己的罪恶挽留了嫂子,保护了这个家庭,却使自己的灵魂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他的出走,表面上是无颜面对家人及莹儿的儿子,但却也包含着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的积极因素。 

200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猎原》无论从时间、地点和生活内容,以及故事和人物看都是《大漠祭》的续篇。仍然在凉州的沙湾村,老顺俩口及寡居的儿媳莹儿以及其他村邻都仍然在故事的背景下,所不同的是故事的主角由老顺、灵官、莹儿,变成了灵官的弟弟老三猛子和在《大漠祭》中已有许多描写的老猎人孟八爷。主要内容也由老顺一家扩展到沙湾村及其周围的牧场及其他蒙、藏民族聚居区,还将笔触小心翼翼地伸向乡、县、州的政权机构、伸向城市,出现了一些具有“官家”身份的人物。出人意料地是,《猎原》的故事框架竟是一个警匪斗争的故事,以警察侦辑盗猎集团首领鹞子、张五开始,以鹞子、张五的先后死亡结束,其主题也由西部农民的生存成为对西部生态环境的深切焦虑。虽然都是有关西部人生存命运的抒写,但比于前者却有作者思想意识的隐蔽与强化的重大区别,类似于表演上的本色表演和角色表演,表现了作者艺术创造意识的自觉。《猎原》的得与失都与作家雪漠创造意识上的这种转变有关。 

《大漠祭》和《猎原》的开头一章,都写了大都兼有庄稼人、牧人、猎人的三重角色的沙湾村人,从村子出发,去戈壁深处的沙原去谋生活的故事。前者是挼鹰能手老顺和二儿子灵官的出发:“喂了鹰,老顺带上‘黄犟子’、水壶、馒头和一个兔子头,同灵官一起进了沙窝。” 后者是老猎人孟八爷和猛子的出发:“猛子解缰绳,拉骆驼,去涝坝边饮水。饮了驼,还要进沙窝……!”但这时隔几年的出发意义却大不相同,前者是为了打野兔护庄稼,“当然,主要还是舍不得免肉味,白露一过,嘴里没有几块兔肉拌挞,心里就干焦干焦的”;后者却是要“干一件大事呢”,“祁连山里,下来好些贼,溜进沙漠,打狐子打狼,惊动了省上,已成了特大案,派了百十警察,梳过几次,却连个贼毛也没梳出来。派出所就派孟八爷和猛子去沙漠腹地,探个讯息。”实际上是类似密探、线人的工作。前者作为凉州农牧民几千年亦种亦猎生活方式的继续,其目的可以解释为习惯和业余的休闲爱好, 后者却成为一种鲜明、 自觉的公务行为。正是这一同为农牧民身份角色的转化,使《大漠祭》和《猎原》的定位有了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时代和社会背景很淡的近乎西部原生态的沙漠地区农民生活,后者则将沙湾村置于鲜明的时代背景之下,让沙湾村成为现代化、全球化氛围下的西部沙漠中的一个村庄。外国投机者、手机、电视、碟机、明星照、进口面包车在《猎原》中仍然像天外来客一样稀罕,但它们却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符号,说明沙湾村已经再也不是沙漠中一个孤立的存在,世界、全球化、现代化已经以其吉凶难测,祸福难料的形式降临在以往封闭、自然的人们的眼界中。

其实,沙湾村早就不是封闭、自然的沙湾村了,他们虽然没有过上现代化甚至部分现代化的日子,但却已尝到了外面世界现代化给他们所带来的苦果。草原沙化、草场急遽衰败,水位下降,牧业资源近乎枯竭,不仅养不起草原上的羊、牛和骆驼,连人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表面上是羊畜的增多,似乎与现代化无关,实际上却与交通的便利、人口的增加、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农牧产品贸易的活跃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就连沙漠上水资源的枯竭,也与周边地区工业化,如开矿、采油、建工厂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此同在的还有西部生物种群的危机,草原生物链的破坏,狼和狐狸几近灭绝,造成鼠兔天敌的消失,草和草籽减少,它们就向人类的庄稼、粮食、畜群发动进攻。这些,国家宏观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了,提出了科学发展、均衡发展、和谐发展的“绿色现代化”的发展新理念。沙漠、草原也禁猎,凶恶的狼和狡猾的狐也成了保护对象。无家无口,一辈子靠打狼狐为生的孟八爷也放下屠枪, 立地成佛, 以不惜生命的代价来向狼狐的后代们恕自己对它们祖先所犯下的罪。 但奇怪的是,他洗心革面的正义之举,却障碍重重,并且几次差点丢失了老命。反对他的不光有盗猎者和犯罪分子,还有他的牧人兄弟,更不可思议的连基层乡村政权的乡长、村长也反对。说起生态保护的伟大意义,他们比他知道得多得多,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上级下达的一个县、乡、村的粮牧业经济总收入,是人均收入增加多少百分比的政绩指标,比起禁猎的孟八爷,乡、村长们更欢迎鹞子、张五们,因为只有打了狼狐,他们的羊群才能安全发展。生态观念的普及,使今日最普通的读者,也会对盗猎分子,特别是杀人害命的匪首恨之入骨,但当鹞子、张五等人及其家庭成员悲惨的生活现状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被乡村干部的乱摊派、乱收费所逼,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的真相被曝光的时候,你还恨得起来吗? 发展的代价, 现代化的悖论,从根本上构成了西部沙漠草原严重的生态失衡,生物链的中断。 而某些基层政权代表者执政理念变味,使改善并遏制生态恶变的举措,收效甚微,并形成了一个导致生态进一步恶化的循环圈:贫穷导致向自然界的无尽的索取——现代化,信息化提升着人们的物质欲望、也提高着索取的效率,——生态的进一步恶化——人们更为严重的贫穷。这种魔鬼环如果不能得到人类理性的有效控制,辽阔浩翰,资源丰富的西部,将成为日渐凋蔽、日益衰落的西部,西部人真将像小说所写的,被迫向东部、向城市迁移。这正是雪漠在《猎原》中所提示的现代化大背景下西部的现实,西部人真实的生存状态。

与《大漠祭》不同的是,雪漠并没有让自己的艺术思维停在原生态展示的美学层次上,也没有让无奈的关怀、悲悯羁绊了自己,而是进一步放飞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将自己对西部生态环境的忧虑,提高到社会批判和人性批判的层次,勾画出一幅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的末日图景。首先是荒原深处、远离村庄的猪肚井所发生的惨剧。早先曾是唐代的养马场,唐军在这里建立过七十二座军营,如今的猪肚井虽然荒寂,但因为不远处有湖,这里有井,仍然可以成为牧人们的淡水补充点。再加之远离村庄,这里还真有些“世外桃源”的味道,就连被皮货商从外边骗卖进来的豁子女人,也逐渐明白,这里有这里的好处。然而,危机却渐渐迫近,豁子的井水供不应求,来饮水的羊群等几天也喝不上水,再就是南沟和北沟的牧民为争水井开战,并造成多人死伤,井的管理者豁子在淘井时受伤死亡,跟随孟八爷多年的老山狗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埋葬了豁子和争井中死亡的牧人及老山狗之后,悲伤的人们愤怒填了水井。“渐渐地,静了。一切都静了。那窟窿,仍在咧着大口,但已没有了生机,瞧,正喷着死亡的纤光呢。很难想象,他竞承载过那么多的希望。……死了的希望就不再是希望,仅仅是一片废墟,一点记忆,一抹伤感的印痕。一晕无奈的痛楚。”与猪肚井悲剧的同时,是远在草原的南山牧场的悲剧,土匪们为抢神鹿的尸体,包围了藏蒙寺院,虔诚的喇嘛们受尽凌辱,草原的百灵鸟拉姆姑娘为护麝鹿被土匪杀死,这是神圣的信仰的劫难,是美丽的死亡,贪欲和贫穷使以往或许不乏善良本分的人成为不顾一切的野兽,信仰消失,道德沦丧。沙湾村的险象是以人鼠大战, 人狼博斗的喜剧形式出现的, 然而却同样是一种险象的昭示,人在表面上胜利了,但这危机的根源却并未消除。这些在作者笔下成为了一种意象鲜明的西部生存象征,与其说它是一种真实存在,倒不如说是他感受着的西部人的生存危机和内心焦虑,是对人类醒目的警示。

在《大漠祭》和《猎原》中,都写了西部人的生命力的顽强,他们的达观和宿命,然则这都是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所形成的,包含了一些生存本能所引起的自私和愚昧,为了生个男孩去害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了眼前利益去偷猎,去斗殴、伤人、杀人,正是其表现,但是这一切却遮盖不了他们本性的善良,老顺俩口对疯狂的母鼠的同情,面对异类生命痛苦的负罪内疚,孟八爷对张五的关怀,人们对匪首鹞子人格的肯定,既说明了他们不仅对自己对同类,对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性,也表现了作者对大漠众生巨大的悲悯。但共同的是,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怀疑这种残酷的生存方式,找不到新的生活出路,处于生命和存在的习惯性浑沌状态。从《大漠祭》到《猎原》,雪漠都在致力于以理性批判的眼光揭示出西部高原这种存在的真相,希望以纳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运动——改革开放来改变它,但后者却以新的生活经验对日益迫近西部的现代化影响表示了深切的怀疑。属于前现代化阶段或现代化初期的西部土地已经不堪重负,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根基和精神根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甚至面临崩溃。现代化真的是拯救西部这块沉沦了的土地的灵丹妙药吗?这种怀疑和忧虑是超前的,也是极富认识价值的。如果西部大开发,仅仅是象东部已经开始的那样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条件的城市化、工业化,尽管可能在短时期提高西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整个西部不仅不会有东部那样的发展机遇,同时还会对它的未来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在《大漠祭》和《猎原》中都出现了怀疑型西部农村知识青年形象:高中毕业的返乡青年灵官和黑羔子。灵官可以说是《大漠祭》中滞重痛苦的西部生命中惟一的亮色,他让人们看到了西部农村社会内部滋生着的希望之光,尽管在彼时他仍然无所作为,只是以他的人格和精神给人们以稍许的安慰。在《猎原》中,作者完全可以让在外部开阔了视野的灵官重返家乡,象许多写农村改革的作品一样,让他重复东部乡村改革家的创业之路。然而雪漠没有这样做,提出了更加严峻的历史新课题,创造了黑羔子这个为深重的人生痛苦所压迫的农村知青形象。灵官虽然在思想上对现有的乡村生活秩序提出了怀疑,但在行为上他却能很 自然地融人旧有的乡村生活秩序,体现不出多少叛逆。他与嫂子莹儿的私情,虽然有伤伦理,但却很大程度上属于原始的人性欲望,并不构成对传统乡村秩序的背叛。他的出走, 前面已经说了,更多是为了逃避偷情的尴尬。黑羔子从思想到行为却是一个彻底的乡村旧秩序的破坏者。他被父亲所逼迫,来猪肚井放羊,但他从来没有安心做过老实的羊倌,不断地对人生的现实发出恶毒的咀咒:“这羊,成黑色的咒子了。几辈子了,都活不上个好人。” “这些活爹爹(指羊),害了几辈子人,又来害我了,还要害儿子,孙子……”“几辈子,没见发上个毛,倒当了几辈子囚徒。”从根本上怀疑这种祖辈下来的生存方式。他还是最清醒意识到草原上生态破坏严重危害的人之一,说:“瞧,现在满世界干的,哪个不是断子绝孙的事? 祖宗抢光了我们的饭,我们又抢子孙的了。子孙没吃的了。不断子绝孙才怪呢。”并认为这世界上既无净土也“无干净的人”。草原上的人都将羊看做最干净最善良的家畜,他却从争水的羊眼中看出了狼的凶残:“水一天天干了,草一天天少了, 羊一天天多了, 变成狼了……不,它们本来就是狼,比狼更坏。”“以前,还以为羊善良,也成,侍侯一群善良的动物,也心甘。后来,嘿,明明是狼啊。”果然,饥渴的羊吃被狼咬死的牛,也吃被牛踢死的狼。苦闷,压抑使他怨恨,怨恨使他希望自己的羊被狼全部吃掉,并在南北沟人为争水、争井打得难解难分时,先向人捅了刀子,后来又一气杀了自己的羊。拉姆爱他,他也不是爱拉姆,但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她,只是不愿害了人家姑娘。女神一样的拉姆被人杀死,他心灵的最后牵挂也没有了,终于走出了猎原。但这已经不是灵官的理智选择,而是在绝望中的自我毁灭。他絮絮叨叨的怨恨,使人们觉得人象草原上的哈姆莱特,而他的捅人砍畜,却使人们觉得他是一个寻找不到自己灵魂家园的黑色的草原幽灵,怨恨的幽灵,痛苦的幽灵,寻机破坏的幽灵。在他的身上,寄托了作者对草原青年知识一代美好追求深痛的悼挽。他们比众人清醒,但这清醒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却使他们在绝望中沉沦得更快。黑羔子一名所包含的“黑”与“年轻”,可能饱含了作者深刻的寓意,这使他成为当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中最为独特的青年农牧民形象。在此之前,我们只有在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古船》、《九月的寓言》中见到过这种由苦闷、忧虑、焦灼所导致的怨恨、痛苦的相似形象。

在《大漠祭》中,作者表现的是西部自然原始状态下的生活,尽管有痛苦,但这痛苦只是源于普遍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对人应该有的生活的希冀,并没有更多的思想、理念的寄寓, 所以它在丰富中表现出单纯,在残酷的生存现实中表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合谐。 而在《猎原》中,作者显然不再满意那种原生态的真实,而寄托了较多的他在当代都市文明中的种种认识和感受,不仅追求真实,而且追求思想的深度和巨大的概括力, 追求苏珊· 朗格文论中所说的那种艺术的“抽象”。从生态忧虑到世纪末的景象,从黑羔子形象的批判性寄寓,到孟八爷从猎人到禁猎活动家的转变,甚至从警匪斗争的情节故事框架,都表现了作者以新的文学观念,现代意识,观照新的西部现实的努力。应该说,禁猎的社会主流意识, 与对生态危机的警示性渲染,是果与因的关系。因为有后者才有了前者,警匪斗争的框架也有着丰富的现实生活基础。但是作者将孟八爷这个人处理太理想化了,赋予了他太多的优秀品质,因为太完美而与他过去的经历和现生活的土壤落差太大,让人感到有一定程度的失真。不是说生活中就没有这样的人,而是与《猎原》世界不大合谐,生活的艺术的逻辑不够充分。至于老顺拒绝外国人金钱,而受到政府嘉奖的章节,也不是有失生活真实,而是其喜剧的色彩,与全作沉郁、忧患的风格不大协调,它象一出闹剧一样,镶嵌在一个悲剧色彩很浓的巨幅画卷的显著地位,破坏了人们对全作的审美感觉。这些或许都说明了作者雪漠在调整自己的创作思想,结构大型作品时,还没有学会拒绝和控制,他以青年文学才俊的现实敏感在吸收大量先进的思想和意识的时候,却也将流行文学的廉价乐观主义吸收进来,让它成为自己独特西部审美感受的破坏性力量。这些都是个人的陋见,也可能有失偏颇,仅供雪漠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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