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嫁或守寡：女性永远的梦魇

    改嫁或守寡：女性永远的梦魇
             ——以《倾城之恋》和《白虎关》中女主角为例
                                 杨坤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摘要：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塑造的白流苏，与雪漠在《白虎关》中塑造的兰兰、莹儿，在情感经历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她们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作为女性，婚姻的不幸让她们只能在改嫁或守寡之间选择，但两者都是女性永远的梦魇。原因是：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男权中心的社会结构；经济上的贫困和依赖。三位女性的情感历程，为我们提供了窥见中国女性生存困境的窗口。

关键词：《倾城之恋》；《白虎关》；女性；困境；改嫁；守寡
中图分类号：I207.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10)05-0068-06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0.05.010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女性一直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在古代的传奇或小说中，她们或是与英雄并称的美人，或是与才子并驾的佳人，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美人佳人也淡出了历史。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女性开始觉醒，不仅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女性，并且一些觉醒之后的女性也纷纷拿起纸笔，表达自己或同性的欢乐和泪水、幸福和苦难。她们不再是“失语”的群体，因为她们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十七年”文学中，因为极左思想的影响，女性失去了“主体性”，她们虽有不同的姓名，却有着相同的思想和性格。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涌现出一批女作家，也产生了一批以女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文学中女性的“主体性”得到复归，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与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相比，女性文学的批评显得萧条单调了许多。文学批评者或者从“性别导致作家气质方面的不同，从而可能引起感受及表现风格的差异”[1]出发，研究妇女解放问题；或着眼于“男性为中心的体系”，表现“女性生存的无奈与尴尬”[2]；或通过“发现、质询、反省和探究女性主体意识的迷失，为女性性别本体复归而呐喊”[3]；或“着重抒写商业社会的物化和性别歧视所造成的城市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在寻找自我拯救的策略时的迷失”[4]。但学界对文学中表现女性群体中婚姻失败女性的生存困境的研究显然不够。郭旭胜、姚新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对“弃妇，寡妇，自杀，杀夫，妓女等几类现象”[5]进行了比较，但视阈比较狭窄，仅仅揭示了“农村女性”不同于“城市女性”的生存困境。本文拟从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婚姻失败女性的视角入手，通过历时的比较，全面地关照这一不幸群体共同的生存困境。
  儒家认为“好女不侍二夫”。中国历史上少数丧偶女性达到了这个要求，她们成了烈女，各处的贞节牌坊历经千年还在默默地向今人诉说着她们的故事。作为封建社会和儒家文化歌颂的对象，烈女像历史上耀眼的明星，映出了改嫁女性的卑微和渺小。但更多的女子却选择了不当“好女”，因为她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是活生生的女人。从她们是女人这个角度出发，不管是烈女还是改嫁女子，在婚姻失败后陷入的改嫁/守寡困境，对他们而言都是永远的梦魇。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烈女。数千年来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所有的赞颂几乎都集中在刘兰芝的投湖上，所有的谴责几乎都集中在封建制度或男女主角的性格上。这些结论也许并没有错，但我们在对文本进行解读的同时，更应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观照刘兰芝的生存困境，特别是遣归娘家后的生存困境。没有生存的困境，悲剧就不会发生；没有母兄的逼嫁，就不会有双方殉情的结局。
  如果说焦母逼迫刘兰芝走入了困境，那么刘兰芝的母亲和兄弟则直接把她推到了绝境。“历
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6]17。刘兰芝用年轻的生命，对困境做出绝望的反抗。这引出了一个不得不关注的话题：当女性婚姻失败不得不回到娘家时，下一步她们该如何选择？不同时期的女人交出的答卷是否相同？19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倾城之恋》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2008年，雪漠在《白虎关》②中也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 改嫁：改不了婚姻的荒诞

  作为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尽管傅雷曾经批评过这部作品，
认为它“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论……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尽是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7]，但历史证明“这是张爱玲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8]307。
  对于这部小说的关注，普通读者多半把注意力集中在离婚少妇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倾城”爱情传奇上，“大团圆”的幸福结局更是迎合了中国大众的消费心理，尽管这“团圆不是红艳的，而是灰冷的，是一种悲凉的团圆”[9]457。大多文学批评者也是眼睛紧盯着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感情不放，而文本深层包涵的女性的生存困境却往往被人们忽视。美国汉学家李欧梵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在《倾城之恋》中，再婚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社会必需”，“作为一个住在自己家的离婚女子，流苏因她失败的婚姻而不停地遭受亲戚们的嘲讽。这种传统的环境逼迫她去寻觅新的婚姻前途”[8]309。
  《倾城之恋》讲述了离婚少妇白流苏与风流情种范柳原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与本文关系不大，所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还没离开上海的白流苏身上。20岁出头的白流苏因不堪丈夫的家庭暴力，选择了离婚。七八年过后，前夫患病身亡。这个消息传到了白公馆，引起亲戚朋友对白流苏的再度关注。关注的问题无外乎是白流苏该不该回去奔丧，“按‘三纲五常’守寡终生”[9]455。表面的关怀隐藏的是极端的自私自利。早该改嫁的白流苏，现在再也不能呆在娘家，拖累哥嫂了。所以三爷（三哥）坚持白流苏应该回前夫家奔丧。白流苏没有意识到三爷的言外之意，或者说虽然意识到仍心有不甘，她淡淡的一句“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牙齿”算是对其
①参见:张爱玲.倾城之恋[C]//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下文所论该作品均
出于此版本,不再一一注出.
②参见:雪漠.白虎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下文所论该作品均出于此版本,不再一一注出
  兄意见的不赞成，但她没想到三爷会说出“你住在我们家，吃我们的，喝我们的……”的话，四奶奶（四嫂）更是认为她一身晦气，不仅让前夫“成了败家子”，还“回到娘家来”，败光了娘家，是个“天生的扫帚星”。陷入困境的白流苏，明白这里再也容不下她这个寡妇了。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七八年前，白流苏没有受到兄嫂的逼迫？对于这个问题，三爷说“我只怕你多了心，只当我们不肯收容你”，白流苏一语戳穿了三哥虚伪的画皮：“现在你不怕我多心了？你把我的钱用光了，就不怕我多心了”。换句话说，如果白流苏七八年前没有带钱回来，今天的事情几年前就该发生了。在白流苏身上凸现的离婚七八年才出现的困境，是婚姻失败的女性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
  与刘兰芝们不同的是白流苏用金钱延缓了冲突的发生。所以女性要获得幸福，首先应该从经济上独立。鲁迅在《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中说：“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10]。但这仅仅是必要不充分条件，即经济的独立能够延缓冲突的发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婚姻失败女性的生存困境。
  白流苏面对的困境，也是中国离婚/丧夫女性的生存梦魇。她们要自己的权利，可又不得不面对社会的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倾城之恋》就是张爱玲版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在男权社会，她们处于被统治、被支配地位，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真正能改变自身生存困境的唯有婚姻/再婚。直接把女性逼上梁山的是婚姻（离婚），离婚/丧夫的女性把走出生命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婚姻（再婚）之上，但再婚并没有从根本上拯救离婚/丧夫的女性，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命运，也没能给她们带来幸福。白流苏与范柳原结婚后，范柳原把原来说给她听的有趣的话节省下来说给别的女人听，白流苏的再婚只不过是从一个“围城”走向另一个“围城”。从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荒诞。

二、 守寡：守不出幸福的明天

  《白虎关》于2000年8月完成，2005年11月二次修订，2006年6月三次修改，2007年9月完成终稿，2008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记中的“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①，体现了作家雪漠的艺术追求。
  小说讲述了“老顺一家”的故事，主要围绕两个女人——兰兰和莹儿——展开。作品中大漠落日，长河孤烟的背景，显示了“西部叙事的宏伟气象”[11]；生之艰辛、死之无奈的生活，呈现出一幅真实而悲怆的西部农民生存图景[12]。但作品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作家“把虚构的世界写得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13]517，写出了西部农民的“灵魂、命运和追求”[13]518，特别是以兰兰莹儿为代表的女性的生存困境。
  兰兰和莹儿是两换亲。兰兰家贫，哥哥憨头娶不起媳妇；莹儿哥哥白福品质不好——吃喝嫖赌——讨不到老婆，两个温顺的女子，成了等价交换的商品。没有人在乎她们愿意与否，因为这既非先例，也没违背当地习俗——在周围人眼中，女人都得嫁给男人，嫁的是谁并不重要。父母为求得家庭完整，宁可牺牲女儿的幸福。兰兰莹儿（们）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为家族——娘家和婆家——传宗接代的重担。但不幸总喜欢光顾那些命运坎坷的人们——“屋漏偏逢连阴雨，逆流又遇顶头风”——莹儿男人憨头婚后不久即因肝病无钱医治而死，留下了孤独的莹儿与儿子盼盼相依为命。兰兰的男人白福虽然没死，但每天上演的家庭暴力让兰兰心惊肉跳，特别是女儿引弟活活冻死的事实彻底摧毁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万念俱灰的兰兰，回了娘家再也不愿去婆家。莹儿虽然愿意带着盼盼守在婆家，但哥哥强拉硬拽把她拖回。不幸的婚姻使姑嫂俩陷入与白流苏（们）同样的生存困境：回到娘家，怎么继续无奈的生活？
  兰兰本以为在娘家找到一片清净之地，虽然还没把婚离掉，但终于逃出了丈夫白福的魔爪，
不再吃皮肉之苦。心灵的痛苦本来是远大于肉体痛苦的，但对心如死水的兰兰而言，肉体的痛苦才是无法忍受的。在娘家的兰兰，并没能清净下来，更没能摆脱离婚/丧夫女性呆在娘家的生存梦魇，甚至处境比白流苏更不堪。一方面，她与花狗曾经的恋情被花狗女人知道后，村里人的流言几乎要把她淹死；另一方面，老顺认为“赌博和打女人不是啥大毛病……啥都是原配好，头餐面好吃……活上一天两半日子，眼一眨，一辈子就过去了”，坚持兰兰应该回去。“兰兰信命，但不认命”，她看穿了隐藏在老顺（兰兰父亲）内心的自私和无奈：“你们当娘老子的，除了拿丫头换，再没个别的本事娶媳妇”。这是愤怒的责问，也是绝望的反抗。为了让“孤单无助的心有个依靠”，走出心中的困境，兰兰跟神婆学起了“斩赤龙”法，把未知的生活交给抽象的信仰。兰兰的打坐、孙子的哭闹、自己的无能，让老实巴交的老顺终于发怒了：砸了兰兰屋中的“金刚亥母”，将兰兰逐出家门。“金刚亥母”并没能让兰兰逃出命运的梦魇，无处栖身又不甘被命运摆布的兰兰，最后不得不为白福挣钱娶媳妇，牵起骆驼，和嫂子莹儿走向了凶险的沙漠……
  呆在娘家的莹儿异常想念留在婆家的儿子盼盼，那是他与小叔子灵官爱情的结晶。尽管叔嫂乱伦为世俗道德不容，但她与憨头厮守的无奈和与灵官感情的纯真，“不仅不让人们感到丑恶，反倒觉得人性的美丽”[12]。为了见到儿子，倔强的莹儿以绝食相抗争，精神和肉体都濒临崩溃的边缘。父母不管这些，为了给白福再娶上媳妇，无能又无奈的老两口再次把目光凝视在女儿身上。为了让莹儿嫁给屠夫赵三，母亲不仅拿自己的身体贿赂媒人徐麻子，还在女儿熟睡后怂恿徐麻子强奸了虚弱疲惫至极的女儿，惊醒后的莹儿绝望地逃回了婆家。莹儿在娘家面对的不仅有刘兰芝、白流苏们的困境，还有兰兰们不曾有过和让人无法面对的屈辱。
  莹儿在娘家被强奸后，才意识到娘家已是她心中永远的梦魇。为了逃出困境，“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遇让姑嫂两人携手走进了大漠——那个连男性都不愿深入的地方。在她们心中，死亡也许是最好的解脱，但作家没有让两个柔弱善良的女子死去。她们与豺狗子搏斗、与饥渴抗争，相濡以沫、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沙漠中的盐池。在那里找到了临时的工作。姣好的容貌给女性带来满足的同时，也会引来不少麻烦。盐池的工人与老板同时瞄准了莹儿，让两个苦命的姑娘再次回乡。
  个体的困境在群体的面前总是微不足道的。再次回到娘家的莹儿，不得不选择嫁给屠夫赵三，不过在赵三和娘家人都沉浸在婚礼狂欢中时，莹儿吞下了给前夫憨头止痛剩下的鸦片。
  出嫁前避风的港湾，出嫁后却成为女性永远的梦魇。雪漠真实地描写了当代婚姻失败女性的
生存困境。在《大漠祭》题记中，雪漠表示自己“不想当时髦作家，也无意编造离奇故事”他只想告诉我们，“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①。与刘兰芝、白流苏相比，兰兰和莹儿更加不幸，她们“没有自己的选择，变成交换的商品，变成男人欲望满足的等价交换物”[11]奔波在一个个“围城”之间，万般无奈，她们又重复着刘兰芝的故事，去天国寻求现实中不能实现的幸福。

三、 女性梦魇的深层原因

  从东汉末年的刘兰芝到上世纪40年代的白流苏，再到当代中国西部的兰兰和莹儿，千年的历史匆匆流过，文明的进程不断推进，奇怪的是婚姻失败女性的生存困境却几乎没有改观，今天的故事像是千年前故事的重演。“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6]17，“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6]18-19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怎样才能让离婚/丧夫女性走出永远的梦魇？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如果说刘兰芝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白流苏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那么兰兰和莹儿的悲剧是什么造成的呢？兰兰和莹儿性格温顺，又生在当代，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些女人永远的梦魇？
这里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中国文化传统中积淀的一些“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的“集体无意识”，虽历经千年这些思想却阴魂不散。刘兰芝的“举步赴清池”是对这些东西的绝望反抗。白流苏所以会选择远去香港，就是因为那是远离家人和他人异样眼光的文化场域，“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关了”[8]309，她“已准备好了要投入一个新世界去扮演一个角色”[8]309
。而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兰兰和莹儿也还是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二）男权中心的社会结构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生活和身体永远是男性建构和想象的“她者”，离异/丧夫的年轻女性的精神诉求，从来不会得到社会的关注，这是婚姻失败的女性梦魇的深层原因。离开“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场域的白流苏虽然找回了她作为女人的自身身份，但这种身份的认同竟是如此的短暂。很快“柳原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白流苏再次回到了原点，生命是如此的荒诞。兰兰和莹儿虽然生活在当代，但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农村的贫困地区，男性仍然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女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是被选择的牺牲对象。
（三）经济上的贫困和依赖
  如果不是极度的贫困和在经济上依赖别人，兰兰和莹儿（们）就不会有今日的困境，虽然白流苏没能在经济上摆脱困境，但兰兰和莹儿们应该有希望，她们生活的社会，已经不再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所以开发大西北，早日脱贫致富，或许是兰兰和莹儿们摆脱梦魇、走出困境的最好选择。

四、结语
  历史没能留下婚姻失败女性的脚印，文学却记录了她们前进的脚步。作为真实的存在于历史的女人，她们早已香消玉陨；但作为文学形象，她们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尽管她们发出的光芒也许会灼伤我们的眼睛。作为批评者，我们无意也不可能给这些身陷梦魇的女性找到一条通向幸福天国的理想之路。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通过文学批评，唤起更多人对婚姻失败女性的关注，因为这份关注能够照亮心灵的夜空，也能丰富文学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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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珅(1982-)，男，安徽利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温州大学学报第5期第23卷•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