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文化网
雪漠文化网 >> 阅读 >> 历史档案 >> 正文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2013-04-15 05:49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思和 浏览:56492451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作者:陈思和 来源:文汇报

    一个多月来,不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约我写纪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我都答应了,却迟迟地写不了一个字。头脑从未有过的迟钝,思绪从未有过的滞涩,我都尝到了。直到今天,谢天振教授建议并主持了先生的追思会。我在场内突然明白过来,我的无意识里,何尝不是在暗暗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先生真的离我而去了。

    一个多月来,我昏天黑地地忙碌,差不多一直在外地跑来跑去,用紧张的工作去麻醉自己,努力不去碰这样一个事实。我希望先生还坐在他的书房会客,读书,写他的日记,发出他的朗朗笑声。先生高龄却无大病,性格豁达,看淡生死,晚年他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他生前最后几个月一直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的特需病房,享受着医院里一流的照顾。医生告诉我先生睡在病床上,伸手碰得到的地方全是书,始终关心着医院外发生的事情。十天前医生发现他有心脏停搏的迹象,中文系马上送去了费用为他安装起搏器,那天,去医院探望的是副系主任祝克懿老师,回来告诉我,先生的笑声响彻病房。当时我想,先生其实是老年性各种器官都趋向衰弱,并不是致命的病,即便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约也还可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对于先生那样坚强的生命,任何奇迹都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十天以后,先生的肠道、呼吸都出了问题,突然间的,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真的离我而去。校园里挂满了学生自发手叠的白色纸鹤。我走在那些白纸鹤行列之间,突然想起了先生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1966年五六月间,先生作为胡风冤案的“骨干分子”已经服刑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的印刷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很热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着一辆沉重的拖车,从学校的工会礼堂前走过去。正巧礼堂门口站着一群中文系的老教授,他们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说说笑笑,不曾注意迎面走来的一个拖车夫。先生是远远地看见他们了,他们曾经是同事,是朋友,可是在195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竟以这种难堪的方式与他们劈面相对。先生说,当时他想回避,拖着车子绕开走,可是他的脚还是一直往前走着,终于走到了这群过去的朋友的面前。他们都怔住了,禁了口,惊恐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先生。先生说他还是抬起了头颅,默默地在同事们不同的眼神下走了过去。他心里在念叨,你们也许比我还要狼狈了。果然,不久后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难逃了。

    我想说的是,先生做人的坦荡。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品质。我们今天常常劝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来勉励自己或者别人,但我觉得,做个坦坦荡荡的人,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坚强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从消极的立场上去拒绝和抵制这个社会上的污浊;而坦坦荡荡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人,他就是一脚踏进了污泥浊水,他还是能够坦坦荡荡,哪怕他坐在监狱里,受千百人的唾骂、侮辱、迫害,他仍然是个仰俯无愧的人。先生一生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的多难联系在一起。抗战爆发,先生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学,他为了抗战,毅然决然放弃了学位奔回祖国,在枪林弹雨的中条山战区出生入死;他的伯父身为买办,膝下无子,却广有家产,曾经对先生说,你一生奔波,几次入狱,还不如随我做买卖,继承家业。先生却对伯父说:您出钱供我读书,不就是想让我活得像个人样么?如果您让我去做个商人,何必要我苦苦读书呢?先生拒绝了商人伯父的规劝,结果为了支持复旦大学进步学生运动而再度入狱。1955年,他的朋友胡风等人被诬陷成反革命集团,先生又一次为朋友的牵连蒙受25年的不白之冤。今天,一个崇尚金钱万能的人很难想象,像先生那样一个人,一次次拒绝了命运本来给他安排好的外国名校文凭学历、高级白领、红色教授的道路,却投身到战场、监狱、运动……当然这不是他的有意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坦坦荡荡的人,在为国家尽忠诚,为知识分子寻理想,为朋友担道义等大节上,他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感到奇怪的是,有过这样命运的老人,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难笼罩在他心里的阴影。我不是说先生的心灵深处没有这些苦难的阴影,但是他从未因为受了那些苦难而改变对生活的热情和善意。比如说,对人的信任和热情。先生这种性格特点在经历过苦难的一代老人中是很少见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老教授,也是极有声望的老知识分子,性格非常豪放,他与先生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畅怀大笑,但是一旦有年轻人走近过去,他马上就闭口不言,匆匆而辞。先生告诉我,那位老人以前在政治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从此就不再信任年轻人,后来连研究生也不再招收。我想这位老人的心灵一定是很寂寞的。而先生不是这样,他对人的信任有口皆碑。我亲身遇到过一件事:大约是80年代,先生去苏州大学开会,会上有位来自广西的大学教师,回广西途中需在上海中转,他想在上海住几天,有人就介绍他可以住在先生家里,并且给先生作了说明。可是那次外出师母没有同去,先生耳背,根本没有听清楚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那位教师是苏大安排送他回上海的工作人员。就这样,那位教师心安理得地在先生家里住了三天,先生也每天好烟好酒地招待,三天以后客人回了广西,他才疑疑惑惑地问我:那位客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他家里住那么久?这时候我才发现,先生根本连客人的名字、身份、缘由完全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在俗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对于一个坦诚君子来说,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先生常常喜欢说一句江湖话:出门靠朋友。他说他是十几岁离开家庭,在社会上闯荡大半辈子,靠的全是朋友的情谊和帮助,尽管“朋友”这层关系也给他带来了灾难,但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朋友来承担的。先生对“朋友”这个称呼极为看重,如果谁被他称为“我的朋友”,那就意味着他将与你肝胆相照,赤诚以待。

    正因为先生是个坦荡的人,所以他能够通达地放得开自己所经受的苦难,放得开一生所经历的大小恩怨故事,顾全大局,胸怀大的目标,从来不会在一些鸡毛蒜皮的所谓名利、面子、档次等一般文人最喜欢纠缠的小节上计较是非。我听说过一件事,先生陪几位外宾去某地参加一个活动,开饭时,当地主办单位的领导临时赶到,听说有外宾出席(80年代外宾出席还是很少见的),就立刻安排另席招待,匆匆把几位外宾请走了。因为那位领导不认识先生,就没有顺手邀请,旁人可能感到有些难堪,先生却一点也不在乎,依然说说笑笑。一会儿,那位领导又匆匆赶来,原来他听说了先生在场,连忙赶来道歉,再请先生也过去用餐。照一般人想,先生也许会生气,拒绝参加,但先生毫不介意,照样开开心心地出席用餐了。那位领导才松了一口气。事后,先生从未与我说起这件事,倒是那位领导有一次感动地向我诉说了先生的高尚人品。我觉得,这就是先生的坦荡之处,他从来没有摆出老人的尊严,所以他精神始终年轻;他从来没有摆出名流的架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当作一种资本,愤世嫉俗,所以他笑口常开,仁者长寿。

    先生这样的通达为人,绝不是乡愿处世的态度。经历过如此大风大浪的人,他对于世态看得非常清楚,只是不该计较的事情他决不放在心上。我可以说出许多这样的故事。如,他冤案平反不久,恢复了教授的身份,学校有关部门安排他去当图书馆馆长。我本以为先生会拒绝这样乏味的工作。因为听先生说,老校长陈望道曾经公开说过,先生是个“无政府主义”,上午让他当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没有想到“无政府主义”的先生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我曾经表达了我的意思,先生笑着对我说,上面要落实政策嘛,就让他们落实一下,不要让他们为难了。他就认认真真地在馆长的任上工作了几年,还修建了文科图书馆大楼。过了一任,先生已经七十岁,学校里通知他要退休了。很多朋友为他抱不平,认为学校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梅志先生特意来信,劝他在退休前提出离休的待遇,还表示愿意为他写证明。先生也是笑了一笑,对我说,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于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退休了。这两件事,看上去好像有相反的含义,但表现了先生对于名利、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的道德追求,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先生善解人意,一般也不拒绝社会上对他的好意相助,但并不是没有原则,对于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特权,他非但不屑于计较,而且有时候会表现出非常的独立性。

    记得在几年前师母病重期间,先生每天要把大量的钱花在医药费用上,可能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说过自己的困难,也从未有怨天尤人地抱怨命运不公(后来是我忍不住内心的感动才写了《感天动地夫妻情》一文,披露先生当时的困境)。而先生多次与周围的人说过,他是手里拿着几个铜元、一卷铺盖进入上海的,现在成了有家业有房产的“有产阶级”了,大不了自己可以再拿几个铜元卷了铺盖回山西老家去终老。所以我想,当时先生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经济状况,但他宁可准备卖房回老家来挽救师母的生命,也不愿意伸手求助。他的赤诚之心,终于是感动了上苍,师母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延续了整整三年。当最危急的时期过去后,先生又恢复了自信。最近我读了不少有关先生的文章,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潘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短文《贾植芳先生的一辈子像一堂课》,文章里说:“我曾写过报道《资深望重的贾植芳月入仅二千,一批退休老教授渴望得到善待》。没想到见了面,贾先生竟安慰我,已经加了,他是复旦加得最多的,退休金加到2000元,月收入有3500元了。‘任敏(陪他受苦受难一辈子的妻)也走了,不需要花钱了,够了。’”尽管我不认识潘真,但她所写的确确实实是先生说的话。先生的高贵和傲骨,就是这样隐伏在他的坦荡的襟怀里。

    先生一生最重视的是知识分子的称号,这是他自觉履行五四新文学精神使命的最根本的动力。他所戚戚然的,总是天下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命运。1996年我陪先生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轮到先生上台作报告时,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尉天骢作讲评,他手里挥舞着先生的传记,高声赞美先生苦难而高贵的人生,全场掌声雷鸣,向先生致敬。先生耳聋听不见尉先生的话,紧张地东顾西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一走下讲坛,诗人罗门就跑去向他倾诉心里的感动。先生才明白刚才会场里的掌声是怎么回事。他松了口气对罗门说,作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说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样的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的准备,他才会这样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这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人生。

   

    2008528日写,31日修改毕

附:

《光明大手印:参透生死》当当网专卖: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909708

《光明大手印》系列丛书邮购地址:http://shop35991997.taobao.com/

联系人:王静  联系手机:13830501212

相关文章

雪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