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潮流中的个人选择

历史潮流中的个人选择

 1949年1月，上海码头。一家人正面临生离死别。爹叫张维寅，儿叫张至璋。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个人好像洪水中的浮萍，一个浪头打来，将一个完整的家庭冲散，张维寅留在内地，张至璋和娘、姐姐去了台湾。50年后，张至璋到内地 寻亲，将其经历写成了这本《镜中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第一版）。

每个人在历史的潮流面前都有一种无力感。如果张维寅也去了台湾，一家人团圆，张至璋所写的就会类似张大春的《聆听父亲》。历史没有给他那样的机会，被历史的外力挣断的亲情，如何才能修复？

《镜中爹》之所以让人感叹，是因为透视那些小人物的悲欢，如同历史洪流中随波逐流的小船，不知何所至，不知何所终，他们的挣扎与泪水，他们在时代风浪中的委曲求全，都让我们感同身受。从一家人经历的往事中，可以感受到百年中国的风云和苦难。《镜中爹》是六十年家国变迁的缩影，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是历史愈合的伤疤。一个不能温柔透视历史、与历史达成和解的人，不可能蘸着泪水写作《镜中爹》。历尽劫波，相逢一笑，笑中有泪，我们从历史这面镜子中看到了什么？

个人在历史中的选择，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被历史的大潮挟裹着前行。《李济传》出版让我们看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群知识分子肖像。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以主持殷墟发掘而闻名，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以学术和科学之灯，照耀风雨如晦的中国。李济所选择的是以学术报国，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没有去趟政治的浑水。

《李济传》有一节写抗战初期“考古十兄弟”暂时栖身长沙，长沙遇到日军的轰炸后，王湘、刘燿打算投笔从戎，赴前线杀敌，李济召集众人在“清溪阁”聚会，为其送行。刘燿去延安后，改名尹达。1949年后，“考古十兄弟”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留在了内地。他们都成为历史学和考古界的顶级学者。

李济一家1948年底到达台湾，李济之子李光谟选择在1949年从台湾回到上海。李光谟谈到父子选择的人生道路时说：“1949年真的不离开他吧，我跟着他，那就算孝吗？我很难下这样的断语。我是要把他争取过来，跟我一块革命去，这也算孝吗？我不好说呀，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坎坷太多了。那些年，让人大声笑的可能性都没有。历史是没法选择的。没有可选择的了，那就只能是这样。”

李济去世后，遗物中没有一件古董。他一生亲手发掘和经手保管的文物无数，如此清廉，令人景仰。考古工作者不收藏文物，李济始终遵循自己当年订立的规矩。我从李济的命运中看到历史分岔的道路和两代知识分子的抉择。

《徐梵澄传》（孙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集中展示了一批留学德国归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世界和历史命运。徐梵澄留学德国时与冯至、朱偰等人交游甚密。烽火颠沛，西南道中，徐梵澄的行迹也是留痕历史潮流之中。求学与闻道，青年徐梵澄游于鲁迅门下，醉心翻译尼采著作；取经与传经，中年徐梵澄飘零西南，后至印度，醉心于古诗、中印文化和意识；挥麈之论道，晚年徐梵澄，醉心哲学和国学。昭慧法师如是观徐梵澄：“宴居治学，淡泊名利，造次颠沛，不改其志，仙风道骨，出尘不染，生平修为，宛若高僧。”

抗战初期徐梵澄与滕固都任职昆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滕固到了重庆，因家庭纠纷死于非命。与滕固的悲剧相比，可见徐梵澄的超凡脱俗。1968年，朱偰写下遗书“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然后自杀，此前他因反对拆南京城墙被打成“右派”。与朱偰的不幸相比，徐梵澄是幸运的。他客居印度30年，无意中躲过了“运动”的干扰，出手就是纯粹的文字。请看徐梵澄的精神修为：世间，一人也；古今，一理也。至道又奚其二？江汉朝宗于海，人类进化必有所诣，九流百家必有所归。奚其归？曰：归至道！如何诣？曰：内觉！

传记作者孙波称徐梵澄是孤独的远行者，披荆斩棘的先行者。徐梵澄还是一位超逸的智者，圆融的隐者。徐梵澄具仙风道骨，中印文化使然，他以高寿终。面对历史大潮的惊涛骇浪，一苇杭之，这“苇”是纯粹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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