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脆弱教会我的事

李安：脆弱教会我的事

文\陈文茜

■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所以才会动人！我因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

■其实在拍「理性与感性」那部电影时，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但手上却有英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剑桥、牛津毕业最顶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讲上话，可是我因此更注意他们的表情，也把它拍出来，还提名七项奥斯卡，事情就这样一直发生。

■自信有两方面，一个是天生的，这个我比较少；另一个是外来给的肯定，当大家给你的肯定多了，你自然就会产生「自己也不错」的样子，有一种自信心。

■我刚到美国时当然很害怕，比刚进台南的小学还害怕，因为语言不通。其实前两年我都是半猜半听，吸收非常有限，后来我的视觉能力变得比较强，而我又很会猜英国人、德国人、黑人、白人怎么想，也都猜中。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我各种电影都可以拍，其实跟我很会猜有关。

陈文茜：中国男人通常不谈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认为很多脆弱时刻，让他找到了力量，看见了某些温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有一种中国文明里特殊的谦虚，以及任何文明里都欠缺的包容、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里，他提示了每个不同生命所面临的难题，变成了最会说别人故事的人，某种程度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处理的极好。为什么你觉得脆弱对你那么重要？

李 安：大家看到我都是风光的一面，当然我也想表现风光的一面，尤其是在台上时，因为我发觉不仅能给大家很多鼓励，也能给社会正面能量，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事实上，我经过很多失败，脆弱是我的本质，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用戏剧的方式反而表现了我的强项，成为一个成功的示范。

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所以才会动人！我因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而戏剧是检验人性、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艺术，强的东西不太容易动人，你脆弱时，大家就会替你着急，帮你演戏，而这时是最动人的。

我常跟演员说：“如果你表现这么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你的作用是让别人帮你着急，帮你演戏，因为你再怎么演，也没有观众的脑筋演得好。”同样的道理，我想我很受大家喜欢，可能跟我的样子不是很强硬有很大的关系。

我小时候是个非常瘦弱、容易害怕、容易哭的人，从小碰到什么事都要哭，一年级时，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很容易被东西吓哭，是很没有用的一个人。看电影如果是哭戏，我会哭到整个戏院都在笑说：“你看，那个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还是停不住抽泣。

小时候，我就对很多事很有同情心，但也因为我很瘦小，所以常常很害怕。我在花莲师范附小时，有我怕的事情；到了台南也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而且台南公园国小又是大学校，在这样一个本省的陌生环境，我常常很害怕。

初中成长期，我个子特别小，初一大概是一百三十几公分，高中才过了一百六十公分。到了高中更糟糕，我父亲是校长，但我还是很害怕，不晓得在怕什么，书也念得不是很好，本心是个很脆弱、很乖的小孩，从来不敢反抗。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四十多岁以后，我竟拍一些别人不敢拍的东西，就是很喜欢！上手一个片子以后，才发觉很可怕，而我就是每天把该做的工作做好。

电影有两件事对我来说很奇怪，第一，电影对我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做得那么吃力，像我在电影学校时，不太会讲英文，但不晓得为什么我一做电影，大家都会听我的话。学校毕业以后，有一部台视电视剧愿意让我去打灯，不管我是打灯、打杂，或是在纽约拍片，从早上开始到下午，我就变成导演，每个人都听我的。

其实在拍《理性与感性》那部电影时，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但手上却有英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剑桥、牛津毕业最顶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讲上话，可是我也把它拍出来，还提名七项奥斯卡，事情就这样一直发生。我常常拍完以后，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觉，所以，我的人生其实很矛盾，但后来我也认命了，觉得你们喜欢就喜欢吧！

陈文茜： 这句话突然感觉有一点骄傲？（现场一片笑声）

李 安： 因为太多的谦虚看起来会有虚伪的感觉。不过，谦虚是我的本性，不是我做出来的，有时我要很体面，因为想为台湾、亚洲人争面子，这样就能壮大自己的勇气，不断给自己不同的理由让自己体面一点。

其实我的本性跟妈妈很像，是个很依赖人、脆弱、害怕的小孩，也很像台湾人的个性。有些台湾人从小到大都在输的环境、害怕的状况下长大，内心很脆弱，长大以后，也不是说要强硬，而是你的真诚不光是面对自己的脆弱，有时胆气壮一点也是真诚的一部分，我尽量训练自己，不要那么怕。

我有挫折的地方，也有做作的地方，就是你们觉得我还不错的样子，那些其实是我做出来的，因为我本性其实是害怕、喜欢躲起来的人。我想我也不谦虚，我拍电影好像还不错！

我一直拍到《断背山》，我的第九部片子，才觉得其实我还满不错的，一下子就可以把事情处理掉，还挺会拍片。我一直拍到第八、九部才有这种感觉，前面都是在很害怕的环境，可是后来就变成必须要学我很怕的东西，不然好像就不够真诚，后来也有这里心情在里面。不过，那是一种反求诸己，必须要真诚面对害怕的事情。但拍电影应该要有新鲜感，就像麦当娜唱的Like A Virgin，也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做”的那种感觉。

陈文茜： 你从小在台湾长大，很爱哭，一直都是输的感觉，通常这样的孩子到了美国，那个输的感觉会更彻底，因为台湾到底不是一个完全歧视你的地方。可是到了美国，你怎样在一个让你更脆弱的地方，居然慢慢找到了自己？若用一种社会定义来讲，你失败了非常久，可是你怎么从来不会用那个角度看自己？

李 安： 自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天生的，这个我比较少；另一个是外来给的肯定，当大家给你的肯定多了，你自然就会产生“自己也不错”的样子，有一种自信心。像当总统也一样，一开始可能很害怕，但阅兵几次以后，那个样子就出来了，市长也是，几次会议、演讲，样子就出来了，做导演也一样，刚开始不敢讲话，后来也不晓得为什么自信就会渐渐出来。

我刚到美国时当然很害怕，比刚进台南的小学还害怕，因为语言不通，但我们从小就看美国电影，所以很崇拜他们，当然电影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我们不晓得，以为美国人就是那样。所以到了美国，一看到白人是既兴奋、又新鲜，好像走进布景一样。记得有一次放学，看见他们打美式足球，男的又快又壮，女的又漂亮，裤子穿得又短，就觉得很自卑，感觉他们又聪明、又优秀、又漂亮、又健壮、又白，看了之后觉得很沮丧。

因为学戏剧语言很重要，要不断沟通，而且都是涉及文化的东西。其实前两年我都是半猜半听，吸收其实非常有限，所以，后来我的视觉能力变得比较强，而我又很会猜英国人、德国人、黑人、白人怎么想，也都猜中。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我各种电影都可以拍，其实跟我很会猜有关，因为我很会观察、猜测、揣摩、旁敲侧击，用各种方法抓到那个准头，这跟那段时间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那段时间虽然很害怕，可是我的命比较好，对戏剧有天份，一碰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害怕，在艺专时也是这样。

陈文茜：我想帮一般年轻人问一个问题，未必是电影文化学院的人才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个时代是三个世代以来最糟的时代，当然这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从东方人的角度，你父亲那一辈才是最悲惨，但是，某个程度来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大环境很不好。你在纽约蹲点那么久，在那个过程中，是什么使你坚信自己的理想，不去选择别人的价值？因为大多数的人很难相信自己的理想，太需要社会或父亲给他肯定，你怎么一直坚持你的梦想？当然我们知道你有个好太太，但一定是你敢于蹲点到一个程度，最后你跳跃起来，像《卧虎藏龙》里的老虎。然而，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可能进入社会时，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或者他有自己的价值，但一摔跤，就放弃了。

李 安：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抗战、内战，而我们父亲那一代在抗战时期长大，经历风雨，他们的忧患意识非常强，也有强烈的大中国情结，当然也有固执的一面，可是传给我们的是生存力和韧性，也就是很能受气、吃苦、有骨气。我父亲不喜欢我做电影，但他给了我一种骨气，从小就告诉我们：“我们江西人很有风骨。”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人要有骨气，但我没有傲气，外圆内方和生存力、竞争力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东西。

我父亲不喜欢电影，会觉得电影很虚幻。因为他们经历过血洗的经验，是牺牲的一代，也是传承的一代，当然也将他们的不安、恐惧传给我们。我们这一代既有忧患意识，也觉得明天会更好，想出去得到更高的学位，学别人的优点长处，不管是在外面发扬，还是回来服务，都有“家、国”的观念和骨气在心中，我不敢说我们这一代很优秀，但还不错，在做事方面不像父亲那一代那么古板，比较开通，也受美国、日本、各方面的影响，观念上比较开通。

但是，我看到台湾这一代的小孩，就比较软一点，很善良、可爱，可是生存意志比较软一点，有时你要提醒他们，担心他们，但素质都非常好，善良又聪明。一个人会反映父母那一代，我们的小孩则反映我们是怎样的人，而我们反映出的是父母，这个世界已经在变，台湾也一直在变，我希望台湾愈来愈好，生存意志和竞争力不要往下滑，光人好没有用，要有生存力、竞争力，还要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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