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三国水浒是人心的地狱（一）

刘再复：三国水浒是人心的地狱（一）

——答《瞭望周刊》记者杨天问​

1.您在《双典批判》中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称为“中国人的地狱之门”，而在我国民间，也早有“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之说。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文化批判，您的着眼点各是什么？在您看来，“双典”对于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最黑暗的地狱是人心的地狱，“双典”便是这种地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把中国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渊，使中国人原是非常纯朴、非常平和的心灵发生变形、变态、变质，变得愈来愈可怕，此时，我必须大喊一声：同胞们，请小心自我的地狱。中国正处于急速现代化的过程，此次现代化，不是枪炮推动的(即不是殖民过程)，而是技术推动的，因此，它是民族生活的自然发展，所以我非常支持，也为现代化的成就而衷心高兴。但是，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三个负面的东西：(1)生态的破坏；(2)社会的变质；(3)人心的黑暗。这三种代价中属于最严重也是最根本的破坏是“人心的黑暗”。在此历史语境下，我对“双典”展开批判，正是期待减低付出的代价。​

 “双典”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蔑视生命、蔑视妇女、蔑视孩子，嗜斗、嗜杀、嗜血，一切都可当作英雄的祭品等等，我不想再复述了，但今天面对你的问题，我要再次指出：“双典”对中国人心有一种共同的巨大危害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水浒传》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让人觉得“目的”神圣，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这就是所谓“造反有理”，武松血洗鸳鸯楼，滥杀仇人之外的十几个无辜(连马夫、小丫环也不放过)有理，李逵按照吴用的指示把四岁的婴儿(小衙内)砍成两段也有理，为了逼迫卢俊义、朱同、秦明上山而欺骗、嫁祸于人、屠城等一切手段都有理。《三国演义》也是如此，为了自己设定的目的(如刘备的维护正统和曹操的维护一统)便不惜使用各种权术、心术、诡术，不惜施行各种阴谋、阳谋、毒计。为了打下江山，脸皮像刘备那么厚、内心像曹操那么黑，均理所当然。中国人一代代地欣赏、崇尚武松、李逵、刘备等，到了当下，“厚黑学”竟成了中国一部分聪明人的生意经和升官发财的潜规则。面对这种现象，我在“批判”中强调“目的”和“手段”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卑鄙的、血腥的、黑暗的手段不可能导致崇高的、圣洁的目的。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换句话说，手段重于目的。这是我感悟到的一种人文真理。对不对，可以讨论。不能简单地说“造反有理”，即不能认为只要是造反，那么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也不能简单地说“正统有理'，即不能认为只要是维护道统，使用什么阴谋权术都是合理的。​

 2.您说过，“写作《双典批判》，其实是在写作招魂曲。中国文化的魂，是一个诚'字。”这个“诚”字具体内涵是什么？为何到了《三国演义》时代，“诚”字会丧失殆尽？​

 答：在美国落基山下，常听李泽厚先生讲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其中有一点是说基督教讲“信”，因信称义;而中国讲“诚”，至诚如神。《中庸》讲“不诚无物”，后世讲“诚则灵”，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基督的“信”，派生出主、爱、赎罪、忏悔、得救、盼望、原罪等基本范畴;中国的“诚”则派生出仁、礼、学、孝、悌、忠、恕、智、德、义、敬、哀、命等范畴，这些范畴可视为“诚”的文化内涵。而我们通常讲的“诚”比较简单，主要是指诚实、真诚，即对天、对地、对人、对事、对生、对死、对他人、对自己都要真诚、真实。这种“诚”是真，又是善，是中国原型的价值文化，也可以说是本真本然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观以情感为本体，不以功利为本体。如果说，信上帝是西方的魂，那么，诚内心则是中国的魂。但是，到了《三国演义》，则一切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功利，一切都纳入权力角逐和利益平衡的政治体系。为了夺得政权，战胜对方，即实现功利的最大化，争斗的各方全都掩盖真相，全都带假面具。谁“伪装”得最好，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这是三国逻辑。那个时代，表面上是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诡术、权术、阴谋的较量。以生命个体而言，当时最有力量的是吕布，但他失败得最惨，因为他的诡术、权术不如刘备、曹操等，他临死时，还期望刘备能替他说话，还给他一点“诚”，结果适得其反，刘备报答他的是“落井下石”。在争权夺利进入白热化的时代里，绝对不可能有“诚”字的立足之所。三国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诚实”丧尽的时代。​

 3.您曾提及，鲁迅先生最早发现了“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的相通。可否谈谈“双典”的这种国民性基础最早可溯源何处？对于鲁迅先生所述的“三国气”与“水浒气”，您作何解？您认为，“双典”的产生又有助于塑造新的国民性格，这种性格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双典”产生之后，其文化价值观就一直在统治着中国，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为何其会有如此巨大的塑造力和影响力？​

 答：鲁迅所说的“三国气”和“水浒气”，可理解为“三国气质”与“水浒气质”，也就是中国人早已具备三国式与水浒式的国民气质即国民性了。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因为有国民性的基础，所以就喜欢“双典”。说得明白透彻一些，便是：中国人早已成了三国中人与水浒中人，所以自然就乐于接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超阶层、超阶级的全民族共有的国民性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国民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不是某时某地某处发生的事件，所以很难回答你的“溯源于何处”的问题。​

 鲁迅指出中国人接受“双典”有国民性基础，这一点对我有启发。我补充说明的是，“双典”产生之后五百年来，它又加剧了中国国民性的坏的方面，起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使中国国民性中“瞒”的方面、“骗”的方面“伪”的方面、“凶残”的方面找到“英雄的榜样”，从而进一步恶性发展，以至形成相信“造反有理”、“权术有效”等新的民族性格。五四之后，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引入西方的许多人文经典，但是，他们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都不如“双典”如此广泛和如此深刻，真正统治中国人心的还是“双典”。国民性是一种历史的惰力，“双典”产生后又强化了这种惰力，很难改造。鲁迅一生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很伟大，但他的改造事业並没有成功。他的《阿Q正传》並没有战胜《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现在中国仍然到处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也到处是阿Q。​

 4.您将中华文化划分为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能否谈谈做这样划分的原因和其现实价值？您认为《山海经》是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是中国真正的原形文化，为什么？以《山海经》为参照，《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又是如何发生“伪形”的？​

 答：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划分，是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首先提出的，他用这两个概念描述了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变形变质，我借用来描述中华文化，並不是套用，而是中华文化也有原形与伪形之分，也有原形文化变质为伪形文化的现象。每一种大民族文化，本身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大系统的质都不是单一的，列宁早就说过，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述，便是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但是，分清精华与糟粕是静态分析，而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这两个概念则包含着动态过程，这种划分更能呈现文化历史的真实，也更能帮助我们在评价文化时免于落入本质化即简单化的陷阱。我把《山海经》界定为中华民族原形文化的经典，是因为《山海经》虽然是神话，但它却呈现出中华民族最真实的原始精神，是中国最内在的历史。中华民族心灵的本真本然是什么样的？中国历史的开端拥有什么样的“基因”？《山海经》全都形象地呈现出来了。《山海经》这部“天书”见证了中国原形的英雄文化。以《山海经》“救人”、造福人类的建设性文化为参照系，我们就可以看出“双典”中的英雄已完全变质，双典文化已变成杀人的、破坏性的英雄文化。​

 5.您为什么说“五四”运动选错了旗帜和靶子？这是否说明，“五四”主要着眼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运动，而您对“双典”的批判等工作，则更多关注的是整体国民精神人格的病灶？​

 答：你作此解读也有道理。五四新文化运动很了不起，它包含着历史主义的文化内涵，也包含着伦理主义的文化内涵。我的“双典”批判，的确更多地关注伦理主义内涵，也就是你所说的整体国民精神人格。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着眼，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把孔夫子作为旧文化的总代表，这无可非议。他们把孔子作为打击的靶子，是为了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为了赶上时代的潮流，必须接受西方的理性文化，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从伦理主义的角度着眼，我则认为孔子並不代表中国道德的黑暗面，真正体现中国道德的负面与黑暗面的，应当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要说吃人，“双典”里的主要英雄真正是在吃人。《水浒传》中的暴力，《三国演义》中的伪装与权术，都是反人性与反道德的。“五四”批判旧道德、伪道德，而伪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国中人。《三国演义》不仅有道德的伪形，而且还有智慧的伪形、美的伪形、历史的伪形，样样都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敌，样样都在腐蚀人的心灵。如果五四运动以“双典”为主要批判对象，现在中国人的灵魂一定会健康得多。​

 6.在对《水浒传》的批判中，您在确认“造反”的某种历史合理性，同情造反者对“专制制度”或“专制权力”的反抗的同时，却并不认同反抗者的“专制人格”。这种“专制人格”指什么？您为何对其不认同？​

 答：在我心目中，所谓专制，包括专制制度、专制人格、专制语言、专制氛围等层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无处不在的专制氛围、专制人格、专制语言感受特别深。群众专政，最可怕之处首先是造成专制氛围，随时都可能被点名，随时都可能被“揪”出来，没有任何安全感，那个时刻，我才明白，大民主原来是大专制，难怪伏尔泰要说，我宁可受寡人专制，也不愿意受众人专制。还有专制语言，这就是我一再批判的语言暴力。人身攻击，心灵中伤，人格践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无稽造谣，无端污蔑，无耻诽谤，无限上纲，无所不用无极。那个时候方块字全带毒液，中国古今最受尊重的圣贤和中西方最有成就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受到最恶毒的抹黑和打击，连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幸免。除此之外，还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到处都横行着李逵式的“排头砍去”的专制人格，这种人格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尊、唯我独断的人格。我在“双典”批判中说李逵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近女色，二是嗜杀。因为不近女色，他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就可为所欲为，嗜杀滥杀也是大英雄。中国的男人，多半都具有专制人格，心理上皆嗜杀好斗，唯我独尊、独断，但又好色。文化大革命中打斗造反的红卫兵，几乎个个都具专制人格，他们未掌权时是“暴民”，一旦掌了权便是“暴君”，因为本来就是专制人格，一旦“重新洗牌”成功掌了权，自然还是喜欢由我独断独裁的专制制度，于是，革命领袖转瞬间变成了专制暴君，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全是此种循环套。所以我才特别强调，必须在文化上清除专制人格，否则，中国永远走不出专制--造反--再专制的循环套。​

 7.您从社会性和政治性两方面对于《水浒传》的“造反有理”进行了批判，这样的批判与您和李泽厚先生十几年前提出的“告别革命”的论断有何内在联系？对于“告别革命”的命题，如今您有什么新的思考？​

 答：《双典批判》与《告别革命》在理念上是完全相通的，可说是“吾道一以贯之”。​

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是孔、孟、老、庄等建构的(开端比这还早)尚和、尚文、尚“柔”的传统。这一传统合符人间情理，所以永远不会灭亡。还有一个是小传统，这是农民起义的造反传统，这一传统，极端尚武，争夺的双方均极为残酷，这是真正你死我活的战争。造反的一方知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能不拼死一战，不能不“排头砍去”。镇压革命的一方为了保住政权也决不留情，连力倡“仁义道德”的大儒曾国藩也“杀得一个不留”而被称为“曾剃头”。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便是告别小传统，即告别《水浒传》所讴歌的小传统。破小传统是为了立大传统。我们相信，世上没有什么争端不可以用对话、协商、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暴力的方式並非历史的必由之路。​

 8.您认为“从宋江梁山起义的年代直到现代，中国始终没有第三空间。”您所说的“第三空间”是指什么？为何中国始终没有“第三空间”？现在有什么可能途径能够建立“第三空间”？​

 答：我所讲的“第三空间”，原是哲学话语、文化话语，並非政治话语。如果把此概念运用到政治领域也可以，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哲学上说，二元对立讲的是非此即彼，二律背反讲的是亦此亦彼，“第三空间”讲的则是“非此非彼”。我认为，文学艺术的原创性皆产生于“非此非彼”的第三种可能中。我的好友高行健，其小说、戏剧、绘画的原创，全仰仗于非此非彼即超乎二的第三空间。​

 政治总是产生对立的两级，如所谓左派与右派，“革命派”与“反动派”，激进派与保守派。在两极对峙中，政治中人当然要选择一极作为自己的基本立场，但文学中人与文化中人，由于他们乃是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人生目的和事业目的，因此总是选择超越党派甚至超越政治的立场。这种立场可称为中性立场，也可称作价值中立的立场。持守这种立场的知识分子，其立足之地便是超越两极对立的第三空间。有此空间，才有良知的自由即终极关怀的自由，失去这一空间便失去自由，但是中国历来政治斗争太严酷激烈，对立的双方都要知识分子“非此即彼”，不给他们独立于第三空间的自由。《水浒传》中的卢俊义，算是大绅士，它本来也想站立于第三空间，可是梁山英雄不让他作此选择，非逼他入其“团伙”不可。文化大革命，我想当“逍遥派”，也是想退入第三空间，但无可逃遁，“革命”大势不允许。现在情况已有所好转，知识分子至少有沉默的自由、逍遥的自由以及不表态、不参与的自由。也就是说，第三空间还是可以由自己去开辟，去争取。​

 9.能否谈谈“双典”的妇女观？在您看来，《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三部小说对待妇女，特别是婚外恋妇女的态度全然不同，可分别用“天堂”、 “地狱”和“人间”形容，为什么如此诠释？​

 答：“双典”的妇女观，是把妇女只当“物”不当“人”的野蛮妇女观。我为此特制作了一张女人的物化图表，请你留心一下。《三国演义》也杀女人吃女人，如獵户刘安就杀妻子让刘备吃，此举还得到曹操的奖赏。但“三国”对妇女更多的是利用，而“水浒”的重心则是杀戮。“双典”对妇女的态度是英雄主义和大男子主义及专制人格“三结合”的产物，非常黑暗，非常血腥又非常虚伪。​

 《红楼梦》、《水浒传》和《金瓶梅》三部小说对待妇女的态度全然不同。简单地说，《水浒传》对妇女设置了一个人类史上罕见的、极为凶残的道德法庭，杨雄之妻潘巧云，武松之嫂潘金莲等，都被这一法庭判处死刑酷刑，都被挖出五腑六脏。《水浒传》对妇女只有道德法庭，没有“审美法庭”。​

 与此相反，《红楼梦》对于妇女只有“审美法庭”，没有道德法庭。《金瓶梅》则两者皆无，它只如实地描写社会百态与人生百态，既不做道德判断，也无审美意识。所以，同样是婚外恋者，《水浒传》把潘金莲判入地狱，《金瓶梅》则把潘金莲放入人间，在人间中如此这般生活，七情八欲，皆属常态，非善非恶，不必大惊小怪。而婚外恋者秦可卿生活在只有审美法庭的《红楼梦》中，她却赢得” “兼美”的命名，属于警幻仙子，又美又可爱。《红楼梦》很伟大，它不仅把少女视为比元始天尊和释迦牟尼更为重要的宇宙精华，而且把婚外恋女子秦可卿视为兼得钗、黛之美的天人女神。《红楼梦》是真文学，呈现的是真人性。我们要尊重人与人性，高举人的旗帜，只能倾心《红楼梦》，批判《水浒传》，肯定《金瓶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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