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芬尼根”的翻译

我看“芬尼根”的翻译

一晃我和萧乾翻译的《尤利西斯》已经出版18年了，当年《尤利西斯》出版时在国内外引起的乔伊斯热至今依然历历在目。2003年我有事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陈思和先生知道后，就派他的博士后戴从容来请我做“《尤利西斯》在中国”的讲演。那时戴从容正在复旦大学开设“《尤利西斯》精读”课，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过道两边也站满了人。年轻人对乔伊斯的热情让我感到非常温暖，让我相信乔伊斯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也能找到知音。

我这个信念今年在戴从容身上得到了证明。当戴从容把一半页面都是注释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抽印本送到我家里时，我既震惊又敬佩。《尤利西斯》出版后我曾想一鼓作气把《芬尼根的守灵夜》也翻译出来，但萧乾对我说，《尤利西斯》被人们称为天书，实际上《芬尼根的守灵夜》才是真正的天书。《尤利西斯》再难还是能翻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对语言的改变太大，对译者的要求太高。我们就算翻译出来也不可能超越我们翻译的《尤利西斯》。当时我还不大服气，尝试了一页，但尝试之后就放弃了，做不下去。《芬尼根的守灵夜》太难，如果没有充分的前期积累根本无法入手。所以当我听说《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已经翻译出来时感到非常震惊，但当我听说译者是戴从容的时候我就放心了，我相信她能行。在复旦大学做了讲座后我和戴从容有过通信联系，对她比较了解，她对《尤利西斯》的一些看法让我相信她是一个真正懂乔伊斯的人。这些年来，她一直没有中断对乔伊斯的研究，由她来译《芬尼根的守灵夜》是靠谱的。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翻译《尤利西斯》的经历让我明白戴从容做的这项工作有多难。当年我翻译《尤利西斯》时，几乎每天不下楼，困了就合衣而卧，一天要翻译15或16个小时，整整忙了四年零三个月，才终于把《尤利西斯》译完。那段生活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戴从容不但翻译的作品要比《尤利西斯》难上数倍，她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还有学校里那么多的教学、科研任务，她能克服这么多的困难把《芬尼根的守灵夜》翻译出来，付出必然是巨大的。她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她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日本曾经有过三个人先后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个失踪了，第二个神经出了毛病，第三个才翻译完，而且最后出来的日译本的注释也没有戴从容的多。

《芬尼根的守灵夜》虽然难，但是很有意思。萧乾曾从英国带回来一张乔伊斯自己读《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部第八章的唱片，可惜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丢了。乔伊斯在这一章中描写的是两个洗衣妇在河边边洗衣边聊天，整章描写听起来也有河水流淌的感觉。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也是非常有趣和难得的，值得每个喜欢文学的人去关注和阅读。

当年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我劝萧乾说，写感情回忆录没什么意思，人不能重复自己，必须得向前走。其实乔伊斯也是一个不肯重复自己的人，他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与《尤利西斯》不一样，这样的作品只有采用更多的注释才能把原来的意思翻译出来。当年我尝试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时候考虑的也是注译的方式。不管乔伊斯的意图如何，《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词语的多义性和开放性已经超出用一个汉字或者一个词语甚至一个句子表达出来的可能了。我翻译了很多作品，我的翻译原则是要尽可能地保留原著的面貌，就连虚词，如果可能，我也要翻译出来，萧乾当年就开玩笑说我是一个零件也不丢的人。像《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样的作品一个零件都不丢当然不可能，但是要尽可能多地重现原著的面貌，只有注释的方式才能做到，我觉得戴从容的这个思路是对的。

更让我惊喜的是，这个译本与一般的注释本又不一样，正文的排列方式非常像我国古代典籍的注疏本，用小字加入随文注。喜欢情节的人就看大字，希望更深入地了解的人就把小字也加上去，用这样的方式来翻译西方作品既传统又新颖，这种尝试非常有价值。

2013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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