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人的“入世”精神

  国学的分类演化成“分类学”。清人分为考据、义理、辞章三大类。被今天一些人称颂的曾国藩研究国学，加入“经济”一科。章太炎把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五大类，在《国学概论》里将国学分为经学、文学和哲学三部分。梁启超在《国学必读书及其读法》里将国学书目分为修养、应用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和随意涉览书类共五大类。此类分法颇受西学影响。胡适、陈钟凡、屈万里等人也都提供了一个书目。现代学者习惯将国学分为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等很多学科，如果从思想内涵来分，就形成了国学以儒释道三家为主的大众化。稍有创新的，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出版的《国学举要》则将国学分为了文、史、儒、道、佛、技、医、艺八个门类。据评，最权威的是民国十八年（1929）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间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国学论文索引》所收录的清代光绪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间的国学论文进行的分类，1、总论；2、群经；3、语言文字学；4、考古学；5、史学；6、地学；7、诸子学；8、文学；9、科学；10、政治法律学；11、经济学；12、社会学；13、教育学；14、宗教学；15、音乐；16、艺术；17、图书目录学。

    近日，又有学者数次“座谈创新”国学的分类。有两种观点：一、指中国传统文化；二、指传统文化里优秀的文化。第二种观点似乎更有道理。

   争论，座谈，分类，学术的高境界，但不知何日见分晓？我倒是很羡慕赫胥黎站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厅，用热忱、正义、能力、气魄，战胜因循守旧、怀有私欲的主教，让“人由猴子进化而来”的观点胜利，艰难地传播科学，文明。

    敬意梁启超，研究国学，也敢于大胆否定陈旧，创新学术思想。梁公评价二十四史，不过帝王家谱，使那些走上学术畸形胡同的老生们大跌眼镜。鲁迅先生也讽刺过几个遗老，读懂了“连宋明人也绝没有读懂的古书”，不禁眉飞色舞，沾沾自喜。

   现在，人们爱说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我想起两位西方文人。

   桑塔亚那，西班牙人，9岁移居美国。1889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留校执教，著述颇丰，让人称羡。但是他却离开了哈佛，去欧洲寻找一所更适合自己性格、思想的学府。因为哈佛大学弥漫“商业精神”。巴黎大学，巴黎师范高等专科学院，牛津，剑桥，他都谢绝了。寻觅途中，撰写巨著《英伦独语》。1925年，他终于到了意大利的罗马：“离自己的过去更近了，离整个世界各未来更近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本能过上理性的生活，我们也完全可以在的责任的引导下进入祥和之境。”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罗马，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具有纯正灿烂的文化底蕴。罗马气候温暖，四季鲜明，尤其阳光灿烂清澈，仿佛永远回响着文艺复兴壮丽、优美、浑厚的和声，永远普照人文主义光辉，把帝国元老院、凯旋门、纪功柱、万神殿和大竞技场照耀，更把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照耀。人之居住思考，还有比这更美、更本原、更能激起诗意的理性花园吗？桑塔亚那热爱罗马的人文主义气息，跟随他的知更鸟走向春天，走向自然。他宁静地生活，写作，心情愉悦，留下一部部传世之作：《美的感觉》，《理性的生命》，《存在王国》。桑塔亚那终身未婚，安闲地病逝于修道院。

   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却对哈佛主导的“未来职业选择”没有好感。他的父亲是一位铅笔制造商，由于梭罗相信自己制作出的铅笔能够比当时使用的更好，他在一段时间曾专注于铅笔制造。完成试验后，梭罗向波士顿的化学家和艺术家展示自己的产品。他的产品以其与当时伦敦制造的最好产品相媲美的优质表现取得了专家们颁发的证书。满意地回家后，朋友们祝贺他找到了敛财之道，但是他却回答说他将放弃铅笔制造。“我为什么要继续呢？我不会再做我已经做过的事情。” 当然倒不是提倡科学家应该放弃科技产业，西门子创办公司，促进了科技的推广普及。“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提倡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梭罗投入数十载的时间对野生果实、野草及森林演替进行观察研究，写出了《种子的信念》一书，但直到梭罗逝世150多年后，耗费他数十年心血的此书才得以出版。他热衷于自然现象。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梭罗因为反对黑奴制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虽然他只在狱中蹲了一夜，被友人替他代交了税款保其出狱，但这一夜却激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出来后曾有一些人疑问。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了著名的政论《抵制国民政府》。学问就是如此而来的。他来到康克德的瓦尔登湖，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与桑塔亚那很相似，发现了人生之路。更简朴，更宁静，与大自然融合，写出了经久不衰的名著《瓦尔登湖》，“接近了天堂和自由”。《瓦尔登湖》里，梭罗极其推崇孔孟，多次引用二人名言。

    梭罗说：“活过每一个季节；呼吸空气，喝水，品尝水果，让自己感受它们对你的影响。”

    走出书斋，关注现实，追求理想，从学术著作到人生实践，这二位西方文人倒是深得“国学里儒学的入世精神”，也进入了中国古代大哲设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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