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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日报》:良知和文学的大漠

2013-07-22 16:02 来源:《甘肃日报》 作者:杨光祖 浏览:42640807

 

雪漠:良知和文学的大漠

 

杨光祖(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文学评论家)

 

雪漠是我省近年来崛起的青年作家,2000年他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引起全国文坛关注,雷达等著名评论家著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于2002年获得了冯牧文学奖。公平地说,《大漠祭》写得虽有些粗砺,甚至粗放,但确实是一部当下难得的农村题材小说。在当下这个市场化消费化社会,雪漠能坐得住冷板凳,十二年写一本书,用自己的眼泪和热血书写西部农村和农民,难能可贵。作者在小说扉页上说:“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无意编造离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并且在自序里直言不讳地说,有些所谓的名人还不如他深爱的农民父老质朴和让他经常叹服。作家的这种创作心态,是值得赞许的,老百姓应该成为文学的永恒母题,尤其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大国。

 

雪漠在小说中为农民流的泪,为农民代的言,让每一个读者不能不为之动容。尤其让那些已经进入小康的南方城市的读者看了,会惊得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或许还会流下几滴眼泪。不过,事情有利必有弊,感情过于投入,能够让小说浸透情感,但也缺乏一定的距离,会丧失文学的美感。鲁迅曾经说愤怒会杀伤诗美,其实小说又何尝不是呢?鲁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一生的,是可以抛弃一切的,而且确实抛弃了一切,但文学毕竟是文学,当鲁迅执笔作文时,他知道他在干什么,这时候廉价的同情,过分的情感,没有多少价值。如果感情丰富,有良知,就能当作家,那真正的文学也就死了。所以,我认为雪漠和那片土地的过于亲密,对他的小说创造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巴金的《家》,感情绝对是真挚的,但小说的文学价值却是可疑的,文学史现在称它为“青春写作”,好像有不成熟的意思。雪漠的《大漠祭》也是这样,经常出现散文化、情感化、情绪化等现象,这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他们的写作和自己家庭的不幸紧密相连,巴金的《家》等小说是写给自己早逝的兄弟的,雪漠的《大漠祭》后半部他自己说是写给自己弟弟的,甚至素材都是真实的。他说:“弟弟的死,也改变了《大漠祭》的后半部分。”而我个人认为正因为这个原因,小说的后半部分没有前半部分精彩,并且,一部三十六点八万字的小说,整整用了近十万字只写了憨头的因癌症而死,难免有点奢侈和头重脚轻。另一个现象就是内容的单薄。情感的丰富和内涵的单薄是《大漠祭》的一个特征,作为一部三十六点八万字万字的长篇作品,只写了一家两代人的日常生活,写法完全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没有运用现代主义的联想或时空的回溯,也没有挖掘人物的内心,还是着眼于外部的社会层面的描写,因此,按顺时针方向叙述的故事就显得简单、肤浅。通读作品,你会发现作家对农村的思考也很简单,没有写出更多的东西。全书内容主要写了放鹰、打狐、偷情、交粮受辱、神婆驱邪、换头亲、乱收费,一句话就是西部农村生活的困苦。用墨较多的灵官和自己的嫂子莹儿的偷情,猛子和秀秀的偷情,也都是农村贫穷的表现。就整体水平看,远没有达到贾平凹《浮躁》的高度。

 

我们知道,对一部优秀的小说来说,包括荒诞的后现代小说,细节的真实和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小说赖以成立的基石。否则,作品是经不起时间和读者再三推敲的。大师的杰作,初读可能没有感觉,但如果一读再读,感觉就会越来越好,意旨也越来越深,因为它们是经得起读者的苛刻的眼睛的。所以,成功的作家很注意细部的写作,即便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他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是非常细腻深刻的;《变形记》整体情节荒诞,人变成了甲虫,但是你仔细阅读作品,会发现他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完全是按照现实主义写作的,是真实可信而又感人的,读来让人辛酸,让人深思。雪漠《大漠祭》对细节的刻画还欠深入,对农村人物的描写还流于表面化,人物描写还缺乏个性化细节,共性的东西较多,没有很好地把这种共性隐藏于个性之中,创造出“这一个”来,也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没有做到非常好的典型化。个别情节的描写也有模仿和重复的现象,或者缺乏可信的坚实土壤,有闭门造车和想当然的痕迹。如小说结尾灵官的出走,就显得突兀,而且和沈从文的《边城》雷同,创作毕竟是强调独创性的工作。还如灵官和自己的嫂子莹儿的偷情,也写得很别扭,有些牵强附合。

 

目前,有些长篇小说,内容不是非常厚实,水分往往太多,可以称之为小说的“稀释化写作”,这是我国长篇小说写作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作家不是“为情造文”,而是“为文造情”,甚至为文而拉长篇幅。苏轼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雪漠的小说写作整体看,就有“做”的痕迹,有些地方还显得生硬,没有化掉,有比较明显的“稀释化”现象。

 

从雪漠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他的写作潜力,但是也能看到存在的严重不足,目前对他的评论我觉得有些拔高,这对作家并不是好事,鲁迅说过“棒杀”和“捧杀”,雪漠的这部小说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也与文坛这几年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太少,好的更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然,也与西部大开发颇有关系。西部作家这几年写西部的小说,转载率较高,有时候是沾了政策的光,作家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使自己的创作走向一个误区,甚至再也走不出来。雪漠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写作方法,也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传统的写法,而且是比较粗放的写法,内容、人物等方面都没有多少突破,思想内涵也没有什么深刻性,有的只是作家对农民和农村的一颗赤心,作家的良知和关注点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可惜就文学本身并没有提供给读者更多的东西。

 

怎么能把西部和民族,甚至和人类沟通起来,这是我们西部作家应该考虑的事情,文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全人类的,或者最少应该是民族的,它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小范围的艺术品。这方面我觉得雪漠的路还很长,希望他能够加强现代艺术和现代哲学的修养,甚至把中西文化作为自己的写作养料,当他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再回头反观那片凉州或者河西热土,他肯定会有惊人的属于自己的独特发现,到那时他会写出真正能流传后世的代表西部精魂的小说佳作来。

 

(刊于《甘肃日报》20021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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