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意识，悲剧命运与苦难叙事

死亡意识，悲剧命运与苦难叙事

——雪漠小说创作论

文\姚俊强

摘　要：甘肃作家雪漠以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享誉文坛，成为当代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甘肃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以原汁原味的小说语言，深情刻骨的大漠情怀，在全国社会树立了一种浩荡凛冽的西部风格。他的小说中充盈着对死亡的终级诠释，对灾难性命运的反抗及对西北乡民们物质和精神生存状态的担忧，蕴涵在其中的悲剧意识是对悲剧现实的审美把握，体现了西部的悲剧精神。

关键词：雪漠小说；死亡意识；宿命观念；苦难叙事

Abstract：Gansu writer Xue Mo gains his literaryreputation after he complished his long novels "DesertTrilogy".He is not only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ntemporarywestern literature, but also a leader of literature in Gansu.He eastablished anunique,mighty,cold western writing style. His novels are filled with theultimate explanation for death,the resistance to disastrous  fate,the concerns over the situation of thevillagers in the Northwest,especially their spiritual status.There is a senseof tragedy through his novels,which is a perfect implication of tragicreality,reflecting the tragic spirit of the West. 

Key words：Xue Mo's novels; death awareness; theconcept of fate; suffering Narrative

2000年前后，甘肃小说创作异常活跃，涌现出雪漠、马步升、王新军等一大批年青作家和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雪漠也因《大漠祭》而受到上海文坛的追捧，作品获“冯牧文学奖”等多项全国奖项，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文学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近年来，雪漠越显出其超凡的创作实力，先后发表了《猎原》、《狼祸》、《美丽》、《莹儿的轮回》、《白虎关》等中长篇小说，成为甘肃文学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正如2008年他再度入围“甘肃小说八骏”的入围辞上说的那样，“他是我省（甘肃省——作者注）小说家中最具地域性代表的作家，原汁原味的小说语言，深情刻骨的大漠情怀，已经为他赢得了全国性的荣誉。在全国社会树立了一种浩荡凛冽的西部风格。”[1]

雪漠的小说以甘肃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为特定的地理环境，展示了生活在那里的农民的生存状态。从《大漠祭》到《猎原》再到《白虎关》，构成了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在以“老顺一家”为代表的西部农民们的生活常态的展现中，作家始终保持着对乡土的真情大爱，对苦难的深刻体悟，对生活的无悔真诚，对艺术的不懈执着，对生死的终级诠释和对悲剧的真情书写。系列小说中大漠的荒凉无情，生态的脆弱，乡民生活的困扰，金钱和权欲的诱惑，乡民的愚昧无知以及他们精神世界的失落和对希望的渴求，勾勒出一副荒凉又近乎无望的透着悲剧情怀和死亡气息的“大漠乡土世界”。

作家把目光对准了现时西北农村的农民，写出了他们在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的挣扎和无奈、痛苦和忧伤、坚韧和顽强。同时作家关注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和社会转型期城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传统农耕文化的破败和解体、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及主体精神追求的破灭，具有浓郁的现实悲剧色彩。

构成悲剧的两个基本因素是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悲剧意识是对悲剧现实的审美把握。人的力量永远无法最终战胜宇宙、自然和世界的力量，这就决定了人存在的悲剧性……但是，人却不能放弃反抗，只有在这种反抗中才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意志，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的力量。这就是贯穿在悲剧中的悲剧精神。”[2]123正如王富仁在《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一文中所说，“悲剧给人产生悲哀的感觉，但同时给人产生力量的感觉。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悲剧精神。”[3]同时“悲剧意识是对人类生存‘悲剧性’的一种总体上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这种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是在对人类、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困惑中，在对人类自我的人生命运的根本思考中产生的。”[4]雪漠的小说关注西部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通过灵官、兰兰、莹儿、猛子、月儿等一群鲜活的人物的行动、选择和心理活动，来顿悟生命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对城乡文化的精神思考；用憨头的死、灵官的出走、莹儿的服毒自杀和月儿的绝望自焚来展现对命运的感叹和生存的追悔，在这里“死亡”与其说是一种对生命的否定，不如说是对生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对命运提出更高的挑战，雪漠正用这种悲哀的感觉给人以力量的悲剧精神来重新诠释“死亡”，诠释“命运”和“生存”，也正体现了“西部乡土小说最主要的精神诉求就是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更注重人与自身、与命运的关系。”[5]雪漠在文本中看似平静的叙述，让人们品尝到西部农民的生活、生存、命运和死亡，感受那份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这就是“大漠乡土世界”中农民的悲剧。

一、死亡意识：对生命形而上的思考

“死亡与文学创作密切联系，成为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6]作家富有生的意识，也富有死的意识。自然，死亡并不等于悲剧。而“悲剧精神的最根本特质就是敢于直面死亡，从对死亡的观照与参悟中获得生的意志和力量。死亡意识，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殊形态化了的生命意识，是悲剧的核心和峰巅。”[7]雪漠笔下的死亡，去除了生命所承载的社会政治意义，直指生命本体。作家用“大漠三部曲”诠释着他的死亡哲学：《大漠祭》、《猎原》写西北农村的农民如何“活着”——“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的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却很坦然地活着”[8]；而到《白虎关》中更突出他们是怎样“死去”的，作家坦言，“生命的最终结局都是死亡，那是不可变更的绝望”、“死亡是最好的定格，把一切定格成了永恒”、“死是永恒的归宿，活倒是暂时的偶然”。[9]229，124，203

“死亡的主题，是80年代中期文学的时髦”。这些作品，“一面歌颂生命的光辉，吟唱‘幸福来自痛苦’的诗句，一面在客观上承认了死亡的绝对性：死亡是人最初也是最终的选择。出生之日，就是死亡之时。”[10]47而雪漠很少有对青春时光流逝的叹息，对功名爱情失落的低吟和对家国衰败的悲恸。有的只是对死亡的直接展现和对死亡绝对性的否定，以及对传统农耕文化衰落的反思。雪漠在《用汗水蔚籍灵魂》一文中把练笔写作的过程直言不讳地称做“大死”，而这“大死”是“噩梦般的岁月，苦不堪言……只有‘大死’，才有可能‘大活’，没有苦行，便没有彻悟。”[11]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作家对生死哲学的终极关注和诠释。

（一）死而后生：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对死亡这一生命的终极结局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有“‘在烈火中永生’的规避，到‘生也舒畅，死也坦然’的接受，到‘世事如烟’的直面，再到‘无所谓’的习惯，这一‘走向死亡’的历程。”[12]也就是经历了由规避到接受、直面、习惯的发展轨迹。而雪漠在有关生命本体的探索上，不落俗套，不走老路，他否定死亡，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同时更期盼死亡，对死亡有着无尽的希望。《白虎关》中，莹儿在娘家受到徐麻子的调戏，而住在隔壁的父母怕得罪这麻子而默认时，“莹儿绝望了，连一丝儿挣扎的心也没了。还是死吧，死吧。”[9]196绝望的莹儿发出了死的呼声，似乎为了身体的纯洁而只有死了才配得上那冤家（指灵官）。当闪电出现时，她似乎看到了希望，在死寂般的黑夜里，“闪电”就成了生的唯一希望。莹儿和兰兰去盐池驮盐，在沙漠里被豺狗子围攻处于绝境时，莹儿也想到了死，她恐惧死亡，恐惧豺狗子嘴角的涎水玷污了自己，恐惧自己死后狼狈的窘态，但死亡真正来临时，她却漠视了，“大不了是个死，怕啥？”[9]252作家正是在死亡的两岸矛盾地徘徊，既有洒脱的直面和无奈的接受，更有对面对死亡时本体力量强大的感叹，他开始由“死”想到了“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对死亡的感受，又反观“活着”自身和生命本体，从中得到一种对生的慰籍和快乐，传达着作家对由死到生的期盼和对生命本体的热爱。莹儿有盼头，老顺、兰兰、月儿们都有自己的盼头，而这“盼头”就是一种对死亡的抗拒和对死而后生的追求。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有其对形而上精神的追求，盼头也正是这形而上精神的追问，也只有人类才会追问生命本体的意义和活着的理由。而这种追问也正是对生命终极意义上的思考。

（二）死亡的隐喻：为传统农耕文化式微的关注

丁帆编著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说，“现代西部文学的悲情特征一方面显示为人与自然或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也显示出人在对抗自身过程中精神所遭遇的苦难与磨砺。”[13] 27《白虎关》对于传统农耕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反省，通过一个叫白虎关的淘金地，发现金子后引起众多的淘金者，落荒千年的沙旮旯因此热闹了起来。由村变镇，土地在逐渐减少，一栋栋的楼房在渐渐的增多，农民的心也受其影响在不知不觉地变化着，挣扎着，徘徊着，迷茫着，呈现出种种的众生相，而这些众生相又勾勒出了这个浮躁的时代人们的各种心态。以前沙枣成熟时老顺总要给左邻右舍送些去，叫尝尝鲜儿，可现在老顺送去时，却被很客气的回绝了，心里头还迸出了这样的疑问：“他为啥送沙枣？是不是有啥事？”[9]376显然白虎关的喧嚣带走了传统农耕文化笼罩下的乡情，乡土失去了它本来的味道，出现了洗头房和俊妹子等城里的稀罕物。

作家揭示了传统农耕文化破败后，社会转向商业化过程中的种种病态，白虎关疯狂的淘金者，洗头房里对沙娃有着巨大诱惑的妖艳女子，为利益而卖公共土地的大头和乡政府，为贪小便宜而出卖自己学生的教师……深刻的反衬着传统农耕文化解体和都市化暴风雨般来临时的人性冲突和文化代价。而大漠乡民们对此显得格格不入，老顺和孟八爷们的担忧显得十分的渺小，猛子们也惊慌失措，被菊儿洗头按摩却嫌羞人而去，习惯了乡村和都市生活的月儿也惊叹“白虎关失去了一切”，这是对传统农耕文化下乡村的宣判。

传统农耕文化的破败与解体，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种心灵旅程的尽头，在都市文化疯狂的吞噬下，在色情、暴力和贪欲的驱使下，死亡成了一种必然，或许在文化上是一种进步，但更多留给读者的却是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一种对城乡文化的精神思考。

二、悲剧命运：笼罩在生活上空的阴影

朱光潜先生认为，命运是全能的，而人却很渺小，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人物性格在近代悲剧中越来越重要，但导致悲剧结局的决定性力量往往不在性格本身，而是原始形式或变化了的形式的命运。”[14]在新时期小说中，先锋小说最先将命运与悲剧连在一起，代表作家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中的“命运之神牵引着一个又一个生命走上了不归之路，所有的人的死都是在劫难逃”，[2]153所有的一切看似命中注定，悲剧的发生只不过是事先预测的演练而已。雪漠笔下的命运，以及由此延伸的悲情叙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和机械，正如英国美学家斯马特所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的头上，他逆来顺忍的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够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14]“大漠三部曲”中的莹儿、月儿和兰兰们看似懦弱的乡村女人身上正体现出这种对灾难性命运的反抗精神，这也是西部精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莹儿的命运悲剧最具代表性。仙女般的她糊里糊涂地换亲给老实木呐、憨憨傻傻的曾因救人而落下阳痿的憨头，同床几年却未成房事，后来与小叔子灵官的乱伦偷情唤起了她封闭已久的性的渴求，唤起了她生活中的希望和爱情。憨头的死把灵官与莹儿带回了现实，灵官不忍面对既是自己的嫂子又是情人的莹儿而出走，等待灵官的归来成了莹儿生活中唯一的盼头。他悲剧性的命运并未就此结束，《白虎关》中她连活寡也守不成了——母亲和哥哥的逼迫、公婆的不信任、猛子半夜的调逗、徐麻子的说媒……当命运再次为难她时，决定反击的她去盐池驮盐，想挣一笔钱给哥哥白福娶媳妇。在大漠中与凶狠的豺狗子、毒辣的烈日以及时时袭来的饥渴做顽强的斗争，她超越了平时的自己。攒钱赎身的计划失败后，她选择了与命运做最后的斗争：下嫁屠户赵三，然后在新婚当天服鸦片自尽。莹儿的悲剧与其说是爱情婚姻悲剧或者性格悲剧，还不如说是命运悲剧，是命运逼迫她一步步走向死亡，去接受人间的种种洗礼。

小说《美丽》中月儿“打定主意要跳出农门的，可进了城市，才发现她进入的是别人的城市。她永远是个漂泊者，无着无落，一若浮萍”。[15]到了《白虎关》中月儿向莹儿学花儿，学成后去兰州“花儿茶座”做节目，她在对城市的向往中付出的是遍体鳞伤的代价，城市留给她的只有痛苦的体验和难以弥合的创伤，还有从一个答应娶她的北京老板处染的梅毒。回到家乡后，她不顾一切的追求乡间淳朴的爱，隐瞒病情后与猛子结婚，两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备受人性的煎熬，感情越来越深，最后月儿在无救下用汽油在大漠中自焚。这种肮脏的力量在摧毁了她身体的同时，也使她与猛子的婚姻爱情有了强烈的命运悲剧色彩，同时也展现出现代社会对爱情和生命的摧残。命运再次扼杀了一个对灾难的反抗者。

在兰兰身上，更表现出大漠乡土人生命运的多舛。他自小与花球恋爱，青梅竹马，每晚在村后的沙棘边约会，激情的拥抱，对以后的幸福生活充满了希望。但为了给哥哥憨头换个媳妇，她做了赌徒白福的女人，在白福捶驴一般的毒打和生活的重压下，他早已失去了自己。女儿引弟也因丈夫嫌弃而活活冻死在沙漠里，她实在受不了丈夫的鞭打便逃回了娘家，想离婚而不成，命运把她推向了“金刚亥母”，生活的挤压和厄运没有使兰兰丧失信心，她相信金刚亥母可以改变命运。在亥母洞“打七”，却被因领经而怀恨在心的月儿妈诬陷为在洞中与花球鬼混，老顺诚心请女儿回家，却被她绝心相拒，转过身后的她却抹了一脸的泪水。在此过程中，她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但面对她的还是大漠，是更加无情的豺狗子，是命运安排下笼罩着的死亡。但她没流泪，没紧张，有的只是坦然和从容，“只要心不死，人是死不了的”是她心灵世界的最贴切写照。最后兰兰抛弃一切，一心向亥母，似乎是战胜了命运，但这恰是对命运悲剧性结局的一个反讽。还有灵官，他的命运会怎样呢？在《猎原》和《白虎关》中给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他也许已经创下了一片天地。但在《美丽》中交代，灵官和月儿一样的回到了农村。

雪漠笔下的女性命运悲剧，正如作家方方所说，“一个女人倘若生在了贫穷的乡下，就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她要么无声无息地生死劳作都在那里，过着简单而艰辛的生活，对外部生机勃勃的世界一无所知；要么她就要为自己想要过的新生活，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付出百倍的代价，这代价有时候比她的生命更加沉重。”[16]显然，悲剧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是生活中出乎意外的偶然与巧合碰撞出来的神秘火花。”[2]154莹儿们是属于要过自己的新生活而付出代价的一类，她们的悲剧性就在于付出的生命的代价给人以“比她的生命更加沉重”的审美感受。“写出了西北女子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与智慧。”[17]

三、苦难叙事：西部生存的本真书写

生存是人类存在的首要话题，[2]（158）也是西部最为沉重的话题。[18]《大漠祭》是雪漠的长篇处女作，它“写出了奇特的西部民风和沉重的生存现实”（《文汇报》报道），作家以丰富而痛苦的“原型”，揭示了西北农民的生之艰难、死之无奈、爱之盲目、病之痛苦的生存状态。雪漠在其审美意识中有着沉重的生存意识，所描绘的大漠乡土世界中充满着他对生命及生存的悲剧性体验，构建了一个有关生存的大漠世界。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所说，“我理解，《大漠祭》的题旨主要是写了生存，写大西北的当代生存，这自有其广涵性，包含着物质的生存，精神的生存，自然的生存，文化的生存……它的审美根基是写出生存的真实，甚是严峻的真实。”[19]

《白虎关》讲述西北大漠农村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在西北的粗粝生活之中，苦难的色彩被描募得相当沉重。[17]小说在对老顺一家生活的描写中，写出了大漠乡民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挣扎，老顺和大漠的人们都向往过美好的生活，白虎关的巨变，让他们有本能的欲望，猛子和花球给双福“打模糊”、偷沙金，还是筹钱开窝子，都是期望改善穷困的生存状态，但“打模糊”克金无收，偷沙金差点丢了性命，开窝子时又“骑了石驴”，还拖债，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同时雪漠也在兰兰与莹儿殊途同归的不幸人生的叙写中，展示了西北大漠人们的艰难与挣扎，其思想基调在于始终紧紧地把握生存斗争这个魂魄来展开。

“贫穷、苦难、疾病是造成人类生存悲剧的主要原因。生存的意义不仅指物质方面的满足，而且还包括精神方面的追求。”[2]167在《大漠祭》和《猎原》中，物质的贫困导致了许多悲剧的发生：老顺没钱娶媳妇而拿女儿换亲；憨头的病也因没钱而被耽误，年纪轻轻的就死去；五子因没钱娶媳妇而发疯，见了姑娘就又摸又啃的，五爷被逼无奈狠心将其推下悬崖；月儿也因没钱到兰州大医院治疗而病情恶化；王秃子因偷摘了大头家的半袋黄豆而被逼的家破人亡。贫困深深地扎在西北农民的生活中。而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的莹儿，精神世界的那点点儿盼头在逐渐地被现实侵蚀，她在艰难的挣扎中结束了悲剧性的存在；月儿染了梅毒，落了个自焚的结局。而白福、大头、徐麻子们的精神世界是贫困的，也是愚昧的，白福嫌弃女儿是狐狸精转世报仇；徐麻子占了莹儿妈又试图强占莹儿；大头眼中只有白虎关和钱……凡此种种的背后，是一种愚昧的生存样态，也是蕴涵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

西部的悲情色彩，更主要的是指在游牧文化侵染下永不妥协地对抗自然与暴力乃至人自身的悲剧色调。[13] 28生存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到西部农民的生存，“活着”的意义一下被放大了。《大漠祭》中孟八爷打狐子、老顺捋鹰、灵官妈们进沙漠捋黄毛柴籽；《猎原》中的张五、鹞子等人的盗猎，沟南沟北两帮牧人在沙漠深处争夺水井；《狼祸》中的人狼对峙；《白虎关》中的猛子进沙漠砍桦条等。无论是人与人、人与生灵、生灵与生灵间的争斗，都是为了做到最基本的活着。

雪漠正是以犀利的笔触探寻有着大漠气息的艰辛的生存状态。他对乡民生存的艰难和人性的善良来编织真实的世界，营造出整体的悲剧氛围，这就是西北农村真实的生活境况，在苦难中生活的人们还在顽强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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