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分子”到“知识人”

余英时醒思文化：从“知识分子”到“知识人”

提示：余英时告诫说：“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这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

海外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有多重身份：民国时期历史学家余协中之子，国学大师钱穆和杨联陞的弟子，《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有“人文类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唯一华人得主。《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余英时作品系列”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这部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报刊杂志各种访谈的集子，也许是了解余英时这位被誉为自胡适以后海外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其生平学术大旨、治学门径以及胸襟怀抱的最好途径。

在各种访谈中，这位“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冷眼旁观”的八旬老翁对于中国的前途坦陈了一些警世之言，最有名的言论当是“中国的前途系于如何选择价值、如何理解世界”，他首先强调自由与秩序的基础作用，2011年，他指出“没有自由，根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如实地理解世界；没有秩序，则不能进行创造性的新建设，选择价值和理解世界也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事了。”

那么余英时口中的“价值”具体何所指呢？也许可以从余英时曾有一个被误用多年的标签“新儒家”说起。他在1996年接受《亚洲周刊》访谈时特别做过澄清——“我不愿意承担新儒家这个名义”。虽然毫无疑问，余英时对于儒家的思想和精神是抱有强烈认同的，在80年代，他还曾与海外新儒家代表杜维明一起，得到新加坡政府礼聘，指导“儒家伦理教科书”的编写。余英时治中国思想史向来有一条主线，即“士”这一特殊阶层在中华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源远流长作用，尤其强调儒家的现实日常的实践角色，在余英时看来，当代新儒学有如“当代的宋明理学”，太讲形上学的问题，离现实太远，虽然有其探索终极意义的价值，但是“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对现实也无能为力”，新儒家的这一运思路径显然是特别强调儒家现实关怀一面的余英时并不赞赏的。对此，余英时甚至直言：“当代新儒学不能为中华文化带来转机，这是我个人的‘偏见’。”

近年来，余英时的文章中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便是将“知识分子”的提法一律换为“知识人”。2008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余英时提到其中的原委，“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可以说，从“知识分子”到“知识人”，体现了余英时将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儒家精神自觉地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主义，毋宁把它看成是一种态度——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异己的态度。正如伏尔泰所说的：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拼命争取你说话的自由。胡适曾说过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也很能表达出自由主义者的精神。而儒家精神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知识人批评或改变不合理现状的责任担当上。知识人不能再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态面对巨大的权力和财富，余英时告诫说：“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

于是我们看到，五四时期强烈反儒家“礼教吃人”的一批知识人身上流淌的现实关怀，与国粹保守派所坚守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经历近一个世纪水火不容的“党同伐异”之后，终于在余英时所代表的知识人身上实现了“正反合”的合流：“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儒家之间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可以创造性转化，可以互相吸取对方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是含有民主自由的要素的，如果不给新儒家做狭义的界定的话，儒家文化可以培养出民主自由的东西来。”

可以说，《学思答问》这部访谈集与该系列的另外三种：《中国情怀》、《卮言自纪》和《师友记往》一样，所收皆是余英时先生个人所感所思，与他在一般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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