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墓园随想

胡适墓园随想

像很多生于乱世的人一样，胡适在辗转迁徙的一生中住过很多地方，但是能够称得上故居的，似乎只有安徽绩溪与台北南港的两处房屋了。安徽是我念大学时的母校所在地，那时虽然也知道胡适其人，却不知道他是安徽人。实际情况是，除了听说过他是个反动文人，后来去了台湾外，其余一无所知。等到对他以及相关的中国近代史有些了解，我早已离开安徽，所以绩溪上庄一直没有去。据说那里有马头墙、小青瓦和精美的木雕，是典型的徽州风格建筑。一个偶然的机会倒使我舍近求远，去了台北南港四分溪畔的“中央研究院”，顺便拜访了先生的故居。

故居已改为纪念馆。来到胡适纪念馆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藤蔓缠绕的木花架。木花架形成的走廊径直通向陈列室，右手边的才是真正的故居。据说这是一座占地150平方米左右的平式小洋房。平房倒是不假，但露在围墙上方的歇山顶造型和青绿色的山花板却表明了它的中式身份，而门左边的白墙和右边的白格子又使它具有现代建筑的特点。那天是星期一，纪念馆不开。于是我们只好在外面徜徉。

有一阵子，我站在故居的木门前，竭力想象室内的情形，想象午夜时分还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客人，想象熹微的晨光如何斜穿过青绿色的窗棂，洒在先生的书桌上。先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仍挂念于学术研究。他很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思想史，但是长期超负荷运转的心脏已经无力支持他实现这一夙愿了。一位历经荣辱沉浮的哲人，在这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四年旅程。时值六月，夏至将至而未至，下午四点半的太阳犹如醇醪，将屋前的草地渲染成一片熏人的黄绿色。草地的一角有一池塘，池塘里睡莲静浮，淡紫、粉红、玉白的花出落于水面上。先生是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当他在屋前的草地上散步时，他在思考怎样的问题呢？故土已经成为主义的最大的试验田，这片小而美丽的池塘当年可曾存在？可曾为他纾解心中的积郁？在69岁生日前夕，一股强烈的幻灭感笼罩着他，使他发出如此的叹息：“当我回顾过去四五十年的工作时，我觉得好像有某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把什么东西都完全地破坏了，完全地毁灭了。”在天崩地裂式的变局中，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但对于一个以再造文明为使命的人，这声叹息则显得尤其悲凉和沉重。

胡适死后葬在附近的山坡上，就在今天的胡适公园里，与“中央研究院”隔一条窄窄的马路。若干年前，季羡林老人来此拜谒，激动之中，只觉得墓园“规模宏伟，极为壮观”。也许以当年的标准，它算得上宏伟壮观，因为偌大的“中研院”当年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今天的胡适公园似乎只能用朴素来形容了。公园几乎没有门，入口处有一道白色的椭圆曲线，勉强算做拱门。拱门后，有一块状似三角帆的碑，写着“胡适公园”几个字。我们经过喷泉池，沿墓道走了一段，拾级而上，不一会儿，眼前豁然出现一座白色回廊。回廊环绕的正是胡适之的墓。

我在墓前站了一会儿，没有鞠躬，没有留影，只是静静地站着。墓石是斜放的，一头翘向我们。由于角度很小，近似水平，上面的刻字乍看上去一片斑驳，远不如后面石墙上的镏金大字“智德兼隆”清晰。墓前有一尊斗状的大理石花盆，生长着紫色的细茎小花。在这里埋葬的果真是适之先生吗？我在廊亭下来回走着，看着墓石周围的鹅卵石和廊亭两边的青草，心想。但由毛子水执笔的墓志铭分明写着，这是胡适先生的墓。墓志铭刻在一块黑色的大理石上，上台阶时已经看过了。曾经有人问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假如他像传说中的巴巴罗萨那样在沉睡几个世纪后苏醒，他会做什么。希尔伯特回答说：“我会问是否有人证明了黎曼假设。”对于一位长眠于此的哲人，假如有机会在沉睡几个世纪后苏醒，他会首先问什么问题呢？

自1962年猝然去世以来，数十年间，不断有纪念胡适的文章发表，赞美之声不绝如缕。有人赞美他的性格，说刻薄是离他最远的东西；有人赞美他的道德，说他堪称世人楷模；有人赞美他的学术，说他常开风气之先；有人赞美他的知识分子立场，说他是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有人赞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说他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等等。凡此种种，似乎都不是胡适身上最可贵的东西。事实上，你也可以找出他的不少缺点来。例如他在道德上并非完人，在学术上常留下缺乏深度之憾。他虽然推崇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实不能真正做到，进退失据时也会沉默，或者讲些有技巧的话。尤需指出的是，把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基本上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欧洲的文艺复兴主要是复古，是跨越中世纪的藩篱而与希腊传统的重新对接，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对另一种文明——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引进，因此把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同样有牵强之嫌。假如你使用放大镜，或者像徐复观那样口不择言，还可以找出更多的缺点来……但有缺点的胡适之仍然是稀有的，乃至独一无二的。他总是能够抓住关键的人和事，每每从大处着想，小处着手；重视细节，但不为琐碎之事所绊。早年研究《红楼梦》是如此，中年以后研究禅宗思想，也是如此。做学问是如此，判断时局也能做到大致如此。这是一种与小聪明相对立的智慧。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种单纯的理性精神或科学态度，更不该因为文章的浅显易懂而轻视它。事实上，它是难以言说的。在一个思想激烈冲撞、局势严酷复杂的时代，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拥有良好的大局观，才是胡适作为20世纪公共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他不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却是那个时代最大气的知识分子。从绩溪到四分溪，他的悲剧不是徐复观所谓的一位书生的悲剧，而是一位先知的悲剧。

后来我来到墓区的左侧，在先生的雕像前站了一会儿。雕像上落了些许的尘垢，眉额、鼻翼和两肩已然泛黄泛绿，底座的石缝间也有小草逸出，但先生对此毫不在意，脸上依然挂着著名的笑容。那笑容不但有名，有魅力，且是有名称的。那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笑容。重言式（tautology）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却是有意义的。我顺着先生的视线望去，眼窝里一阵酸痛，恍惚间，觉得他在与另一个人遥相对望。眨眼再看，灰黑的麻石路面笔直地伸向远方，路的尽头，并无另一个人……鲁迅与胡适，是中国知识界热议的一个话题。这两个人，一个偏重于批判性，一个偏重于理性和建设性；一个是愤怒的先知，一个是微笑的先知。对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两者也许是同等重要的，然而在命运的播弄下，他们被分别塑成雕像，一个置于上海虹口，一个置于此地。四下里一片寂静，没有人声，没有鸟鸣声，附近的胡适国民小学，也没有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整座墓园空荡无人，惟有满山的草木绿得葳蕤，绿得晃眼。我举起相机，找了一个侧面的角度按下快门。寂静中，这快门声竟听得有些刺耳。于是我收起相机，在雕像前又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雕像本身有些怪，再一看，原来是衣服有些怪。回来后读有关的追忆文字，才知道那是博士服，是为了纪念先生生平所得的36个名誉博士；又知道了铜像的来历，是已经停办了三十多年的中国公学的校友捐赠的。这些情况当时我全然不知，也未多想，只是潜意识里觉得立一座铜像是应该的，且系公款无疑。

我站在旧庄山坡上，看着山脚下或旧或新、风格各异的建筑。当年的水田、农舍以及纷飞的白鹭已不见踪影。此地距台北市中心并不远，当年却是与外界相隔绝的世外桃源。“中研院”迁台时，仅有一个半所（傅斯年的历史语言所加姜立夫的半个数学所），58位职员；在内战的炮声中选出的81位院士，来台的也仅有9人，境况之窘迫，使得身心俱疲的傅斯年一度考虑将其并入台大。它终于幸存下来，发展成今天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它维持了自蔡元培以来的学术传统。斯文一脉比传灯，信哉。它的历史构成了另一座101大楼。我们走下台阶，来到平地上，看见两位妇女闲坐在喷泉池旁边的长椅上。原来这里并不是空荡无人的。从背面看那薄薄的、三角帆状的碑，朴素得近乎寒酸。碑上依然写着“胡适公园”几个字。出了那道算做门的椭圆曲线，右拐，沿马路走了一小段，蓦然回头，却发现有一簇无名小花从围栏上方伸出来，似乎在挽留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这是先生喜欢的兰花草吗？不是，显然不是，因为它的花瓣要么纯白，要么紫红。这无名小花使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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