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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与怨

2018-01-17 10:28 来源:www.xuemo.cn 作者:张宏杰 浏览:480780

 

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与怨

 

\张宏杰

 

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题记

第一节 三不忘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驻节长沙,着手创办湘军。他以不绅不官之身,要跳出体制练兵,这在大部分人看来,近乎“瞎胡闹”。所以赞成者不多,观望者不少。

有一天,曾国藩忽接到一封长函,署名“罗江布衣”。信中力陈兵事方略,辞丰意雄,见解不凡,并表示“愿执鞭镫以效驰驱。”

曾国藩读了非常兴奋,“大韪之”。但是这个“罗江布衣”是谁呢?看信中透露的一点信息,似乎是一位黄石公、诸葛亮式的山中隐者。湖湘林下居然还有这样的高士?送信者称他不知道写信者姓甚名谁,曾国藩只好效其所为,写了封文辞典雅的回信,请示大名,并约相见,交给送信人带回。

等到见面之日,两人握手大笑。原来写信人是曾国藩的旧相识,姓李名元度,湖南平江人。此人小曾国藩十岁,这一年才三十二,虽然诸葛亮一样自称“布衣”。不过他外表可没有丝毫孔明之风。诸葛亮“身长八尺,面如冠玉,飘飘然有神仙之慨”。李元度呢?身材瘦小,溜肩膀,小细脖。多年埋头苦读导致高度近视,因此戴了一副当时还不多见的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闪烁着一双特别小的眼睛,曾国藩后来开玩笑说他“眼小而明”。他为人过度地客气,过度地谦逊,开口就赔笑,说话细声慢语,还偶尔口吃。

不过外表平平的他却有一副极其漂亮的文笔,老练清劲,纵横捭阖,睥睨一世。曾国藩称他“下笔千言,条理周密”,胡林翼说他的文笔“敏捷清挺无俗尘”。可惜这样不凡的文笔并没有帮助他在科举之路上走到终点,数次会试皆未中。道光三十年起他曾游居北京数年,随朋友拜访过曾国藩。

但是两人地位相差过远(曾国藩是二品侍郎,李元度不过是一个小小举人),李元度在京中与曾国藩交往不多,一共也没交谈过几句。所以初读李元度的信,曾国藩没有猜出是他。及至见面,曾国藩才恍然大悟:“既相见,询知公所为,大欢曰:‘吾固知非子莫办。’”怪不得这封信写得这样好,原来是你小子!

经过深谈,曾国藩了解到李元度不仅文笔优长,而且颇有经世之志,遂挽留李元度“参军事”,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

然而文人习气是喜大言,难决断。李元度写这封信,其实主要是想逞露一下自己的才华,尚没有下定提着脑袋上战场的决心。他四岁而孤,事母极孝,因此借口回平江老家安顿家人,去后再无消息。

对这样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如果在其他时候,曾国藩也许一笑置之。

但是不久之后,他因为练兵一事和长沙官场彻底闹翻,一个人灰溜溜跑到衡州。“众谤群疑”,连郭嵩焘、郭崑焘、刘蓉这样的好友都不愿意到衡州帮他,身边实在太乏人才。

因此咸丰三年底,曾国藩给李元度写了一封信:

执别数月,相思饥渴。以仆之拳拳于左右,知阁下亦必不能忘情于仆。感应通神之理,自古无或爽也。

自田家镇失防以来,吾楚形势益不可问。……中夜以思,但有痛苦。

……当此艰难呼吸之际,下走食禄有年,心肝奉于至尊,膏血润于野草,尚复何辞!惟才力短浅,枉耗神智,无益毫末。乃者阁下前所条陈数事,自托于罗江布衣之辞,云愿执鞭镫以效驰驱,断不思纸上空谈,置身事外。仆尝从容自笑相存,息壤在彼,想阁下必不忍背无形之盟也。……尤望阁下仗邓氏之剑,着祖生之鞭,幡然一出,导我机宜。……不鄙下走为不足与谋,而以天下为分内之忧,以桑梓为切肤之痛,此固藩所重赖于二三君子,而亦诸君子冰霜拔秀,澄清自许之会也。

曾国藩是文章高手,这封信立言正大,情真意切。大意是说,与别后数月,非常想念。现在湖南局势处于非常危殆的境地。我作为朝廷命官,理应为国家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但是身边乏人辅助,大业难成。希望有更多的人才前来鼎力相助。以前你曾托名“罗江布衣”,在给我的上书中曾表示,“愿执鞭镫以效驰驱”。今天,相信你“必不忍背无形之盟”,肯定会前来帮我。

从曾国藩行文的恳切,足见当时他身边人才荒的严重。曾国藩知道,文人最爱面子,所以他抓住李元度曾经表示的“断不置身事外”一语,声称这是两人之间的“无形之盟”,以此激他出山。在下一封信中,曾国藩甚至说出了你如不出山,“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之类的话。在苦苦哀求的同时,也将李元度在道义和情理上都推到不得不来的境地。

曾国藩知道,这样义理与感情交至的文字,对于李元度这种书生是很有杀伤力的。虽然在大家看来湘军前途未卜,但是曾国藩三番五次的诚邀,让李元度无法在老家安坐下去。咸丰四年正月,他安顿好家里的老母,火速赶到衡州,进入曾国藩幕府。

刚开始,李元度在曾国藩身边“专司文牍”,也就是做曾国藩的专任文字秘书。不久,就爆发了湘军历史上著名的“靖港之战”。曾国藩亲自前往靖港,指挥湘军首战。

此时李元度已追随曾国藩数月,对曾国藩已经有很深的了解。曾国藩平生以“诚”自命,这种“血诚”感动不了数千里外的皇帝咸丰,却迅速征服了身边的李元度。李元度没有想到,这个在官场中混迹多年的资深官僚居然如此单纯地赤心谋国,不计代价。他也没有想到,这位二品大员毫无架子,对待自己如同兄弟子侄,事事推心置腹。有事时与他共同操劳,没事时则与他探讨经史,指导他写诗作文,让他不废学业,增长见识。

文人是容易被感动的。李元度以前从来没见过曾国藩这样的官员,相信以后也不会再遇到第二个了,他倾心以报,事事为曾国藩尽心谋划。他知道曾国藩早就发下“不怕死”的誓言,知道如果靖港战败,曾国藩很可能会自杀殉国,因此在曾国藩出征前就安排一位幕友章寿麟(章士钊族兄,字价人)悄悄跟着曾国藩,“匿后舱,储缓急,文正不知也”,以防出现意外情况。

果然,因为缺乏水战经验,曾国藩初次出师,即大败于靖港。曾国藩以为这证明练兵事业已经失败,遂在铜官投水自尽。身边的仆从前来救援,曾国藩掀髯大骂,众人不敢违抗他的意志,将要放手遂了他殉国之志,就在这个时候,章寿麟突然出现,不由分说把曾国藩拖了上来。

这是李元度第一次救了曾国藩一命。事实上,刚把曾国藩捞上来的时候,曾国藩还是万念俱灰,一门心思想死。败回到长沙之后,全省官员都认为曾国藩没戏了,举城痛骂,不让曾国藩进城,还商量着要联名弹劾曾国藩。连朋友们也都对曾国藩失去了信心。只有李元度一股憨劲,不离不弃,温言细语,多方开导。他说,靖港虽败,但是湘军并没有伤筋动骨,特别是开赴湘潭的主力部队胜败还未可知,如果塔齐布等人在湘潭取胜,靖港之败就无足轻重:

“无忧!军虽溃,而塔智亭、罗罗山幸未与。杨厚庵、彭雪芹治水军,足可倚恃。”指左右侍立诸将弁曰:“此一辈人支持天下有余。”……文正公亦恃君言为壮。

李元度强撑笑脸,在舱中与曾国藩“欢愉相对”,从曾国藩的船舱出来,却忍不住放声痛哭,“雪涕鸣愤”。他为曾国藩的血诚之心不被众人理解而深感委屈。这个不善言辞的恂恂书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在曾国藩众叛亲离之际,这份难得的护持,让曾国藩感觉异常温暖。不久曾国藩得到湘潭大捷之信,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如果不是李元度事先细心提防,事后耐心劝解,也许就没有曾国藩后来的功名事业了。从此曾国藩对李元度更加信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无话不谈。

几年之后,曾国藩在书信中给他和李元度的关系总结了一个著名的“三不忘”。“常念足下与雪琴(彭玉麟),鄙人皆有三不忘焉。”第一件,就是靖港自杀这件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

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

“三不忘”的第二件,同样事关曾国藩自杀。

湘潭大捷后不久,湘军出省作战。一开始顺风顺水,不久却遭遇湖口之败。湘军水师一部被太平军诱入鄱阳湖,另一部截留于长江,两相隔绝,失去了战斗力。咸丰四年十二月,太平军乘月黑迷茫,偷袭湘军外江水师,连曾国藩的坐船亦被俘虏,多年积累的文字案卷全部失掉。创建水师的多年辛苦,毁于一旦。曾国藩情急之下,又一次试图自杀,想像春秋时大将先轸那样冲敌自尽,又是李元度强行拖拽曾国藩渡江,第二次救曾国藩于不死。

当然,这一不忘的关键点还不在此。湖口之败后,湘军元气大伤。陆军各营兵单力薄,被牵制于各地动弹不得,曾国藩身边连一支靠得住的亲兵卫队都没有。李元度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回乡募勇成军,号“平江勇”,专门保护曾国藩的安全。从此之后,文弱书生李元度一变而成为一员将领。虽然兵少力弱,但平江勇的建立,正如同当初李元度的出山一样,对于曾国藩来说,都属雪里送炭。这就是曾国藩接着上面一不忘所说的:“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

不久后太平军席卷江西,曾国藩被围困在南昌,与外面文报不通,李元度在饷粮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戴着近视眼镜,笨拙地骑着战马,率领三千士兵转战于赣东北,勉力支撑,保护着江西浙江之间仅存一线的粮路,从一个侧面减轻了太平军围攻南昌给曾国藩造成的压力。这是曾国藩总结的第三个不忘:“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

“三不忘”是曾国藩李元度一生关系的基石。曾国藩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第二节 “带勇实非所长”

不过在李元度成军之始,曾国藩就说过,领兵作战并非书生李元度所擅长的事。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用人上最大的特点是“用士人,领山农”。也就是专以读书人带兵。因为读书人服膺理学之道,有精神,有信仰。但是也并不是什么样的读书人都能带兵。有十二个字的标准:“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少大言。”

而李元度并不完全符合这个标准。他是一个喜欢“大言”的人,有八分总说到十分。

除了好大言之外,他身上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总带着几分官气。李元度在秘书工作上有特殊的天才,写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可是一旦处理实际事务,却眼高手低。他擅长处理“死”的东西,不擅长处理“活”的事物。那些已经变成文字的事物,如同死猪躺在案板上,他可以从容分割,处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当这头猪活着的时候,他却手忙脚乱,抓不住它。曾国藩批评他说,“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几之意。”

所以,曾国藩认为,最适合李元度的岗位是秘书,而非带兵。

然而李元度却不承认这一点。他自创一军,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夙愿。事实上,虽然手无缚鸡之力,李元度却自认为是文武全才。他自幼喜读边塞诗,喜读兵书战策,一直在做着将军梦。而且身在军中,只有领兵打仗发展得才快,只做一个秘书,能有多大出息?“君在军久,亦思奋起立功名,不乐以文章自见。”

“以章句之儒从事戎行”的李元度打仗很有特点,行军时仍然不改文人习气,走到哪身上都带着一大堆文房玩意儿,在军中仍偏好文学,骑在马上仍然举着书本,寻章摘句,“夺治兵之日力”。临战之时,望着四壁青山,竟然扼制不住诗情,一边打仗,一边作诗。

所以在李元度带兵之初,曾国藩极不放心,多次申明说让他带兵,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说:“此次平江勇东渡,仆极不放心。盖以未经战阵之卒,当狡猝百战之贼,固为主持者之不慎矣。”

不过曾国藩历来是相信人能在事上磨炼,变化气质,增长本领。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他如同老师带学生一样,对李元度耳提面命,手把手教他打仗,坦率地直指他的缺点,要求他“痛下针砭,细细讲求”。希望能亲手把他培养成一个将才。

文人通常都迷信古书。李元度打仗就喜欢“仿古”,一直梦想着复制那些古书上的传奇战例。他对《三国演义》中的火箭很感兴趣,一心要在战斗中加以应用。曾国藩知道那只是小说家言,百般劝他不听,只好给他送去十枝火箭,让他亲自试验一下再说话:“火箭无论好歹,要之军中一无用之物耳。国藩屡次极言其弊,谐语庄论,讥之深矣。而足下不察,犹欲借此为攻剿利器,则亦浮情故习,不肯细心探索焉耳。兹发去十枝,试从他处射入我军营内,观其果有益否?

也就是说,火箭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我和你说过多次,百般讲解,你就是不听,还是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武器。这其实是你的老毛病,对什么事不肯深入细心研究。因此我给你送去十只,你从外面射到自己营中,你看看它能烧掉你的营盘吗?

曾国藩虽然也是以书生从戎,但十分反对军事上的“书生之见”,他认为那些所谓的兵书战策,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

他在给尹耕耘的信中说:

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者皆极拙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

信中又说,我带兵打仗时间已久,虽然立了一点点功绩,但都是来自“笨”与“慢”二字,跟“神”与“速”二字完全相反。和古书上那些神奇的战例,也从来没有相合的地方。我一方面自叹笨拙,另一方面也怀疑那些古书中的记载都是文人编造附会的,不能尽信。我的部下中也有一些文人,他们讲述自己的战斗经过,已经和当时的实际完全不同,所以我怀疑古书上的战例也这样来的。

这里所说的“敝部文人”,显然就包括李元度。

李元度有一个好友叫吴士迈,被他招来做营官。此人和李元度一样,是一个死啃书本的书呆子,他摘录《二十三史》中有关战争的记载编辑成册,打算以此作为治军的根据。

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写信给李元度制止说:“军事是极质之事”,而《二十三史》中关于战争的记载,大部分是没上过战场的文人臆想之词,没有参考价值:“《二十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所以“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因此要老老实实,从“点名”“操练”“检查站岗”等实事做起:“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正如曾国藩这封信指出的,文人带兵的另一个常见的缺点是虚浮不实,不能踏实吃苦。李元度历来对“点名、看操、查墙子”这些“俗务”和“细事”不能耐心。曾国藩向他反复强调做好每一个细节的重要性,“坚持一‘慎’字,终少疏失耳。”

从这些事实来看,让李元度带兵,确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过纵然有千条万条缺点,但是李元度也有他人不能取代的优点。

第一条就是忠诚和血性。他眼里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不论曾国藩怎么批评他,他也毫不生气。内心深处他始终视曾国藩如亲人如老师,一心一意,坚定不移。曾国藩说“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胡林翼后来也评价他“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说他“其人之长处甚多,热肠血性,实为第一。”他人一遇困难,经常动摇,连李鸿章都从曾国藩幕府出走过,只有李元度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信,跟着曾国藩一定能获得最后成功。

另外,李元度打起仗来,还颇有一股豪气。他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却喜欢在战场上体验那种生死交关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他能够挑战自己,有意识地与自己身上的懦弱对决。越是内心恐惧,他越是能在战场上表现出猛冲猛打,身先士卒的勇气。越到后来,他越沉醉于享受那种一往无前的慷慨激烈。曾国藩说他“忠勇内蕴,迈往无前”。甚至批评他“猛进有余,好谋不足”。可见他身上有非常勇敢的一面。

李元度的另一个突出长处是有和曾国藩一样的湖南人独特的坚忍精神,“耐得烦,吃得苦”遇事能够死抗到底,绝不退缩。曾国藩说他“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

内交外困,身边实在没有其他将才,曾国藩只好“用非所长”,让李元度带兵。

刚上战场之时,李元度处处谨守曾国藩制定的湘军作战原则,表现还算不错。曾国藩在书信、家书、奏折、日记中,多次提到李元度这一段的劳绩。他在家书中说:“李次青在抚州大小三十余战,小挫二三次,余俱获胜。虽未克复府城,而东路十余州县赖以保全。”

咸丰七年,他获防守玉山,太平军二万人来袭。他以七百人守御,能够坚决贯彻曾国藩的以静制动方针,咬牙死守而不浪战。玉山被围攻两昼夜,李元度立在城墙之上,被枪弹击中左脸,仍然坚持不下火线。敌人又挖地道,也被李元度掘沟所破。敌人见无计可施,只好退去,李元度乘胜追击,收复数城,获得大胜。

李元度用兵打仗的本领日渐成熟,证明了曾国藩所说的人才可以磨炼而出:“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

然而就在此时,咸丰七年初,曾国藩父亲在家乡去世。曾国藩因为得不到地方实权,一怒之下回家守制,向皇帝撂了挑子。

曾国藩半路抽身退步,自己是轻松了,却苦了李元度。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对李元度等人进行保举,就半途离开,让他们在仕途上陷入困境,不上不下。

因此回家之后,曾国藩连写数信给李元度,表达愧疚之情。他说:“惟足下系因国藩而出,辛苦磨折,誓不相弃。今国藩迫于大故,不克相依共命,实深愧负。”

好在曾国藩退居湘乡的时候,胡林翼暂时接过了湘军领袖的大旗,让诸将仍能有所依恃。曾国藩专门写信请胡林翼提携李元度,以助他成就功名:

余前有信求润公保之。闻润公近解万金至贵溪,奏派次青防浙一路,张皇而提挈之,次青于是乎增辉光矣。

经曾国藩之请,胡林翼保举李元度入浙防御,济之以军饷。曾国藩闻听非常高兴,说:“次青奏赴浙江,令人阅之气王。以次青之坚忍,固宜有出头之一日,而咏公亦可谓天下之快人快事矣。”

在胡林翼的羽翼下,李元度获得了比较充足的军饷,一改饥疲之态,在浙江江西边界打了几次胜仗,在浙江官民心目中建立了一定的勋名。特别是咸丰八年七月,李元度指挥平江勇平时守广丰、玉山两城。“次青以一军分守两县。各力战五六日夜,逆贼大创,解围以去。”这为他后来受邀援浙埋下了伏笔。

第三节 三次严参

咸丰八年七月,曾国藩再度出山,把李元度调回大营,继续充当秘书。

虽然李元度立了些战功,但是曾国藩仍然认为,还是秘书这个岗位更适合他。这一点曾胡二人有高度共识。胡林翼认为李元度“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

如果此后专司文案,李元度虽然不可能像左宗棠、李鸿章那样名动天下,但也有可能如李瀚章那样,“幕优则官”,凭文案之功而获比较高的官位。

可惜命运弄人,重归幕府之后不久,李元度就再作冯妇,重新披上了战袍。原来此时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节制四省,控制的地面比以前增长了数倍,手下的兵力将才一下子变得非常稀缺。曾国藩只好奏调有战争经验的李元度为徽宁池太广道(简称皖南道),负责皖南的战守事宜。

咸丰十年八月(1860 9 月),太平军李世贤部数万大军直扑徽州。李元度既然是徽宁池太广道,自然守土有责,遂主动请缨前往防守。

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想派他去。因为徽州

是安徽的门户,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此地一失,安徽门户全开,曾国藩所在的祁门就直接暴露在太平军兵锋之下。李元度并非出色将才,曾国藩打算挑一个更为坚固可靠的人去。

但李元度立功心切,坚决要求前往。曾国藩反复掂量之下,认为他虽不能战,但是守城应该还不成问题,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

临行之前,曾国藩还是感觉不放心,特意召来李元度,数次对他谆谆叮嘱。咸丰十年八月十四日(1860 9 28 日)曾国藩日记载,曾国藩特意和他约法五章:“是日次青赴徽州,余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

第一戒浮躁。不用好说大话而没有打仗经验的文人。

第二戒过度谦虚。谦虚虽然是好事,但是过度谦虚,就近于虚伪,容易招致他人轻视。

第三戒滥赏。保举他人以及花钱都要有所节制。

第四戒反复。不要多谋少断,朝令夕改。

第五戒引用私人。因为李元度平日好用自己的亲人友人担当大任。

从这五戒可见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毛病看得非常清楚。曾国藩直率指出这五点,是希望李元度痛自磨洗,能够“脱胎换骨”,将来大有作为。

然而,曾国藩一直没有认识清楚的是,像他自己那样彻底地“变化气质”,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曾国藩打仗,向来主张以静制动,不要“轻于出队”,“反主为客”。所以在李元度出发时,曾国藩明确要求李氏在其他援兵未到达之前,只需坚守城池,不要主动出击。

然而八月十七日,刚到徽州当天,李元度就将两营军队派驻绩溪的丛山关迎敌。

在江西浙江交界独立作战三年,让李元度俨然自认为已经是一员名将,对曾国藩过于谨慎小心的军事风格早就不以为然。这次他要痛痛快快打几场大仗,“御敌于国门之外”。让人们看看他是一个全面之才,不止能坚守也能野战。

然而平江勇确实不擅长野战,两天后,李元度的军队在丛山关阻击失利。曾国藩闻听这个消息,非常担心焦急,“为之竟夕不寐”,他写信严令李元度不要分散兵力,马上退缩防守。李元度却于二十二日又派兵到临溪防御。

当地人后来说,在他们的印象中,李元度一到徽州,就日日派兵四处打仗,搞得他们都看不懂这个主帅要做什么:

元度日日遣兵从大路出队,或数十里皆遇贼接仗。乡人亦不测楚军所为,转以为有奇算。

曾国藩意外而愤怒。太平军的人数,曾国藩后来的估计是四万,李元度则在回忆文章中夸张地估计为十万。而李元度手中的兵力只有数千。全力进行死守,本是唯一的生机。然而李元度却只想要打的“漂亮”,全不顾本军的安全。曾国藩焦急万分,以罕见严厉的语言,写信训斥李元度“在戎行六年,而心不入理如此”,打了六年仗,怎么越打越糊涂!批评他“实为轻举妄动”,过于轻躁,并要求他“刻下惟当虚心静气,专办扎营买米二事,不可再躁。”

曾国藩严令李元度迅速构筑防守工事,在徽州城下十里之内,建起数座坚固的营垒。然而李元度回复曾国藩说,他忙着整修徽州城墙,没精力来挖沟扎营。

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李元度这次突然意气风发,就是要彻底甩开曾国藩的那一套老规矩,要发挥自己的“军事天才”,和太平军痛痛快快地大战一场,以便将来让国史馆为自己立传的时候好有一个经典战例。

《凤山笔记》记载徽州之战的作战过程说:

城兵亦不意贼至之速,又皆新募之勇,遇大股贼,志益恇怯,遂各开城遁。二十五日黎明,贼已纷纷上城。

也就是说,直到二十四日那天,李元度还是四处乱派兵。结果当天傍晚,太平军大股部队兵临城下,城外的湘军不敢入城,逃向他处。太平军开始攻城,城中守兵没想到太平军来得如此之快,人数如此之多,不久就开始逃散。到二十五日黎明,太平军已经纷纷登上城墙。

李元度迎来了他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清代律法有着明确要求,守城将领必须与城共存亡,否则会受到严厉惩处。“凡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平时)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此弃守无备)而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其官军临阵先退及围困敌城而逃者,斩(监候)。” 情罪重大者甚至“应即行处决”。

既然带兵打仗,就要把沙场当作最光荣的葬身之地。从从戎的那一天起,李元度就已经在理智上解决了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他曾经在脑海中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将如何面对死亡。

确实,一死掩百过,如果他勇敢地拥抱死亡,所有他在作战过程中所犯的错误,都可以被一床锦被遮过,他会以一个完美英雄的形象,载入历史。然而死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

曾国藩从来没有怀疑过李元度会坦然面对死亡。在曾国藩心目中,李元度是一个难得的“信义君子”,每讲起忠臣孝子故事,则热泪满面,一副忠君爱国的热烈心肠。

徽州失守,导致安徽门户洞开,太平军直奔曾国藩的祁门老营。此刻曾国藩身边兵力寥寥,被太平军围困在祁门长达一月之久,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再次写下了遗嘱。“自书遗嘱二千余言寄其家”。幸好太平军情报不明,不知道曾国藩真身在此,未能进攻到底,而是绕道浙江去了江西,让曾国藩逃了一条性命。解围之后,鲍超前来拜见,曾国藩一把抱住他,痛哭失声,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不复能自持矣。”

曾国藩一生经历三次重大危险:靖港、湖口、祁门。“公生平艰苦之境,以靖港、鄱湖、祁门三处为最。”前两次是李元度救了他,最后一次,却是李元度把曾国藩置于死地。

不过曾国藩并没有恼恨。徽州失守的消息一传来,曾国藩的第一反应是痛心,他认为李元度十有八九已经殉城而死。八月二十六日(1860 10 9 日)夜间,曾国藩在日记中说,“闻徽州于廿五日申刻不守,次青不知下落,为之竟夕不寐”,一夜无眠。

到了二十七日,仍无李元度的消息,曾国藩竟至“凄咽”,认为这位老朋友兼老部下是必死无疑了。回想平生交往,不觉泪下。此时的曾国藩心中充满了对李元度的愧疚:“哀哉此人!吾用之违其才也!”明知李元度不是独当一面的将才,却让其担当如此重任,是自己害死了这个老友。

在九月初六日向朝廷汇报此事的《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曾国藩竭力替李元度辩解,称李元度防守徽州时“身卧城头,竭力抵御”,并说徽州之失在于他所带领的军队系“新募之卒,由湖南远来”,“兵勇仅二千有奇,不敷分布”,而太平军四万余人“逼城下”,李元度营垒来不及修筑所致。曾国藩千方百计弱化李元度失守徽州的罪责,所以后来朝廷发布的上谕没有追究李元度的责任,而是称赞“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才难得,著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可见曾国藩为李元度所做的遮掩工作非常有效。

然而,就在送走这封千方百计替李元度脱卸罪责的折子当晚(九月六日),曾国藩意外地收到了李元度的一封亲笔信。

原来李元度没有死。虽然以前曾在战场上曾表现出过人的勇气,然而真的到了生死交关的时刻,李元度突然被自己内心深处的懦弱俘虏了。千古艰难唯一死。他望着由远及近的太平军,既鼓不起匹马冲敌让敌人的刀矛刺透自己胸膛的勇气,也无法伸手取出身上早已经准备好的毒药。几经犹豫,他做出了懦弱的选择:

元度知不可御,率亲骑由紫阳门遁。

曾国藩素以“不怕死”为军人的根本,李元度却弃城先逃,“大节已亏”,曾国藩接到这封信,沉默良久,长叹一声,对幕僚说,李氏“此后难于自立矣”。

更让曾国藩生气的是,李元度在信中不但不承认自己守城过程中的错误,相反还百般掩饰辩解。

李元度这封信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依据曾国藩的书信日记等材料,以及李元度自己后来对这次战役的回顾,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李元度将徽州失守的原因归于徽州本地的原有防兵首先逃跑,曾国藩派来增援的部队也一触即溃,所以他的平江勇才随后败北。比如李元度在《杨莘耕哀辞》中就是这样说的:“原防兵千有六百,忽不战奔,援师之至自祁门者亦奔溃。我军不能支,入城据守”。

这完全是推脱责任。李元度一到徽州,本地原防兵及外来援兵就完全归李元度调度,即便溃逃,也应该由他本人负责。这次失败,除了李元度指挥不当外,主要原因是平江勇战斗力差,而不是防兵和援兵的问题。

临难而苟,不能直面死亡,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曾国藩虽然为李元度叹息,却也不想苛责。但是平生以“诚”自命,也以“诚”字要求属下的他,却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李元度这封信中的文过饰非和推卸责任。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次青信中亦多怙过饰非之语”,这更让他认定“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

曾国藩曾自认为与李元度相知甚深,接到这封信,他却发现自己似乎并不了解此人。正如曾国藩所说“文员之心多歪多不坦白”,“歪曲私衷”,他万没想到李元度也是这样。

更让曾国藩不解的是,徽州失守后有一千多溃兵逃回了祁门,李元度却没有和他们一起回到祁门,而是跑到江西浙江边界一带徘徊多日,这封信就是从那边发出的。“走出皖南境外至浙江衢州、江西广信等处,至今尚未回老营”。曾国藩对李元度的这一行径感觉“尤可骇异”。

显然,李元度自觉无颜面对曾国藩,面对湘军其他将士。我们不知道他逃往浙江,是一时手足无措,还是图谋离开曾国藩到浙江方面发展。

不论如何,过了二十多天,李元度终于回到了祁门。曾国藩听到消息,赶紧出门迎接。然而让曾国藩意想不到的是,李元度居然毫无愧色,而是摆出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情。见到曾国藩,仍然满口为自己辩解,竟然连一点错都不认。曾国藩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日记中记载:“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

既然无法接受一个临阵逃脱的自我形象,李元度决心把推卸责任进行到底,你们爱怎么看怎么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有我的解释,有我的逻辑,我问心无愧。

在祁门待了几天,闻听曾国藩参奏他之后,李元度又做出了一个破罐破摔之举:他不经曾国藩同意,在湘军粮台以“索取欠饷”为名拿了一笔钱之后,擅自离营回老家去了。曾国藩后来称李元度此举为“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

曾国藩对李元度是接二连三地大跌眼镜。这个人的表现,一再让他“刮目相看”。一个平素以义理自任的读书人,怎么能堕落到这样的程度?

虽然人人知道李元度是曾国藩心腹中的心腹,曾国藩却决定亲拟奏折,“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这样做,首先倒不是因为曾国藩的愤怒和失望,而是因为纲纪的需要。如果这样的事都不追责,那么以后这湘军怎么带?他参革李元度并不是为减轻自己责任,而是为了给李元度当头棒喝,给湘军其他将士树立纲常。

不过,最后参奏李元度的内容被曾国藩放入《奏为查明提督周天受殉节情形,请旨赐恤,并徽、宁在事人员分别陈奏,仰祈圣鉴事》奏折中,这封奏折主要内容为汇报宁国府城失陷时官员殉难请恤事。其中批评李元度的,实际只有一句, “至徽州之陷,皖南道李元度躁扰愎谏,暨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辞”。曾国藩还是为李元度留了很大情面。

在曾国藩看来,这封奏折并不意味着两个人关系的终结。他在奏折中留了后路。他希望李元度受此刺激,回到家里之后,闭门思过,沉潜一段,能有大的变化,再出之后仍然有所成就。

然而李元度却不这样想。他回到老家之后,虽然表面上装得云淡风轻,若无其事,内心深处却怨愤交加,见人就大呼自己如何冤枉:“李元度每以曾国藩原参失实,极口呼屈。”所说的理由无非是敌军势力过大,自己败退非战之罪之类。

心高气傲的李元度绝不会从此甘心于老死乡下,让自己以一个败军之将的形象载入历史。自诩为奇人奇才的他憋足一口气,一定要绝地反击,用出奇手段来为自己挽回颜面。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浙江巡抚王有龄向他发生邀请,希望他能出山赴浙江作战。

王有龄号雪轩,“负才气,工结纳”,“好结才士”。此时江南大营崩溃,浙江战事日紧,无力支撑。李元度以前曾率军入浙作战,在浙江颇有勋望。所以这次王有龄“请李元度募八千人入浙”。

这是一束极具诱惑力的橄榄枝。王有龄开出的条件是“免论徽州罪,且擢为按察使”。不仅会向皇帝要求撤销他的革职处分,还会升他为浙江按察使(一省之中仅次于巡抚和布政使的大吏)。

这个条件实在是太难以拒绝了。李元度知道自己已经令曾国藩彻底失望,因此至少短期之内,不可能再获重用。同时他在湘军集团里已经留下了不名誉的记录,无颜再见其他同袍,因此不妨另辟战场,重新开始。从各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这个王有龄,是曾国藩敌对派系的人。

王有龄分属曾国藩的敌人何桂清阵营。何桂清1854年出任浙江巡抚。当时浙江饷源充足,曾国藩在江西经济却非常困难。但是何桂清只认朝廷的正规军江南大营,对曾国藩这样的“民兵”不屑一顾。咸丰五年,曾国藩向何桂清借饷,“曾节相……商饷于何桂清。……以全善之区而丝毫未允”。何桂清惜金如玉,分文不借,和曾国藩结下了梁子。

王有龄是何桂清的亲信,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所以他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王有龄,直至让他署理浙江巡抚。王有龄其人不学无术,才胜于德,官声不好。他与曾国藩的关系也是相当敌对的,曾国藩借饷遭拒,“时王壮愍(王有龄的谥号)为杭守”,正是他和何桂清共同做出的决策。

因此,湘军集团和何桂清、王有龄集团是两大对立派系,早已结下深仇。

虽然如此,如果王有龄按正常渠道请求湘军支援,曾国藩仍然不见得不同意,毕竟他们同是大清王朝的疆臣,而王有龄当时已经处于绝境。不过所谓正常渠道,绝不是像王有龄这样,私下与李元度个人联系,同时公开向朝廷奏请。而是应该先和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个湘军领袖商量。因为人所周知,湘军是一个凭师门情谊结合起来的军队,有自己独特的内部组织原则。以往的浙江巡抚无论是晏端书还是罗遵殿,如要征用湘军某部,事前都必须征得曾国藩或胡林翼的同意,如果王有龄先找曾国藩商量,李元度再光明正大地请示曾国藩,曾国藩并非没有可能同意。然而王有龄却是暗中联络,并开出异乎寻常的高价。其目的,明显就是诱使其背叛师门,分裂湘军。

朝廷此时也有意寻找并利用湘军集团的内部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因此对王有龄笼络李元度的行为并不反对。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下旨说:

已革徽宁池太广道李元度,着曾国藩饬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龄差遣委用。

对湘军成员来说,这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维系湘军内部团结的,是个人之间的忠诚。这正是湘军不同于国家正规军的地方。湘军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私人色彩非常浓重。如果这种私人间的忠诚被打破,那么湘军集团也就解体了。

所以胡林翼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紧写信给李元度进行劝阻,“胡林翼与书元度,戒以择所事”。

然而,李元度本质上是一个文人,赵烈文说他“胆侠任事”,容易感情用事,对于官场人际关系既不熟稔,也不圆滑。急于雪耻的心态导致李元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在家乡募集了八千人马,号称“安越军”,浩浩荡荡开赴浙江,决心在一张白纸上书写自己壮丽的后半生。

消息传来,湘军内部所有人都非常失望。在李元度看来,此举只是为了抓住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但是在湘军看来,这却是“改换门庭”,“背叛师门”。

胡林翼一怒之下,不再支援他军饷。他写信给官文说,李元度的军饷应该由浙江出,与湖北没关系:

次青一军原系浙江所募,应请批饬速剿江西之贼,速由徽州入浙江。鄂中无饷支应。且次青之兵,亦非强也。

曾国藩当然是最感到寒心的人。李元度此举动摇了湘军集团的根基,如果不采取措施,很有可能会导致其他湘军将领被外省督抚引诱出走、被挖墙脚的连锁反应,分崩离析之日不远。因此,曾国藩决心要寻找机会,给李元度重重一击。

李元度率领安越军经江西攻往浙江,正值安庆被湘军攻克,李秀成大军在江西一路主动退却,李元度率军追踪其后,相继收复太平军主动弃守的义宁、奉新、瑞州诸城。但是进入浙江,李元度遇到强敌,就寸步难进了:“驻军衢州,粮饱不济,……道梗难行,军不得前。”

王有龄对李元度本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是李元度并没有帮上他的忙。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杭州被太平军攻陷,王有龄自杀殉国。

然而李元度此时居然还向朝廷请功,说他毕竟“收复”了义宁、奉新、瑞州诸城。湖广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江西巡抚毓科等人也抱着“与人为善”“难得糊涂”的宗旨,奏称其戴罪立功,朝廷遂先后赏还其按察使衔,并加封布政使衔,并询问曾国藩是否应免去他失守徽州一案的查办。

曾国藩恨他改换门庭于前,冒功求赏于后,于是毫不客气地抓住机会,在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1862 3 22 日)又上一道奏折,对他再度严厉参劾。曾国藩说李元度犯有以下几个大错:

第一是背叛原主。李元度徽州失守后不待朝廷查办就擅自回家,本来就犯了重罪。此时身为湘军人马不听曾国藩的约束,蔑视旧主,“并不具禀请示,即行募勇赴浙”,擅自改换门庭,其罪难饶。

第二则是李元度背叛旧主后,也不能尽忠于新主,对王有龄未进行有力救援。王有龄花了大价钱让他援浙,他却在浙江西部迁延不前,不能冒死进军,导致王有龄丧命,其罪更大。

第三则是虚报胜仗,冒功求赏。没打过一仗,没杀过一敌,从敌人手里捡到人家放弃的空城,却说是自己打下来的,实在是无耻之尤。

因为这几项大罪,所以曾国藩请求朝廷将李元度一撤到底,不过最后还是给李元度留了一线机会。他要求朝廷把李元度交给此时已经任浙江巡抚负责浙江战事的左宗棠,让他戴罪立功:“俟立有功绩,再由左宗棠奏请开复。”

左宗棠一开始也很想帮李元度,因为对曾国藩严参李元度一事,左宗棠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指责并不准确。比如曾国藩在劾章中指责李元度没有尽全力救援浙江,左宗棠却认为这不是李元度不想,而是形势不允许:

彼时逆贼已深入腹地,散踞各城,所有赴杭路径,均皆梗塞。李元度一军由衢州取道而前,势难遽达,实非有意逗留。

因此左宗棠原想留李元度数营不撤,帮李元度创造机会,让他戴罪立功,迅速开复处分。在给朝廷的回复中,左宗棠说李元度“性情肫笃,不避艰险”,虽“两被吏议”,而“报国之志未衰”。他说,“该革员年甫四十有一,频年驰驱戎马,须发尽白,无替厥勤,在时流中亦为

难得之选。兹蒙恩命免其治罪,交臣差委,以观后效,臣惟有随时勖勉,箴其阙失,以副我皇上爱惜人才至意。

态度与曾国藩针锋相对,一副为李元度两肋插刀的样子。

孰知李元度并不领情。当他得知自己又一次被革职,而且“安越军”也要被大部分裁撤时,马上气急败坏,大闹起来,“悻悻求去”。他并没有曾国藩“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忍劲,做事要么完美,要么就彻底放弃,左宗棠要保留几营,没想到“李元度固执不从,必求全撤,且先将臣(左宗棠)所指留各营撤去,以示绝无转念”。这还不算,遣撤应结清饷银,李氏即以此为由,每日向财政紧张的左宗棠逼饷,“日事纷呶”,“不给不休”。

这一举动让左宗棠非常生气,没想到李元度这样不识抬举。一片好心,却被当作了驴肝肺,左宗棠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同治元年八月十四日,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曾国藩担心左宗棠一怒之下向朝廷控告李元度,特意致函左宗棠相劝:

次青既将全撤,可否免其一劾?弟既据公义以参之,而尚不能忘昔日之私好。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请为台端诵之。

曾国藩的意思是让左宗棠“怜才”,把李元度轻轻放过。当时适逢浙江战事正酣,左宗棠无暇深究,遂听从曾国藩的意见,把李元度放归故里。

曾国藩在这一年写给彭申甫(丽生)的信中这样说:

弟于次青结契甚深,初不减于阁下。前岁被参之后,径自回籍,犹可曲谅。厥后脱卸未清,遽尔赴浙,则乖睽深矣。顷于二月二十二日遵旨复奏,仍参革职。……今夙缘已尽,无颜再合。渠果发愤为雄,誓洒此耻,或遂切实建立事功,则虽默伤乎私谊,犹将裨裕于公家。若更浮沉,不图自立,则非鄙人所敢知也。

也就是说,我和李元度的关系,本来如同兄弟一样。上一次他被参之后不服,擅自回家,犹可理解。这次背叛湘军跑到浙江,则没法原谅了。因此我再一次参奏他。因此我和他缘分已尽,不可能再复合了。不过如此他因此能发愤图强,改过自新,以后能建立切实的功勋,则此事虽然破坏了我们的私谊,却有助于国家。如果他从此自我放弃,那结局就并非我所能预料了。

还是希望李元度能够“发愤为雄”,“建立事功”。

第四节 重续旧好

曾国藩虽然仍抱期望,李元度却已经彻底灰心了。

十年之前,是曾国藩的两封热情的来信,促使他告别家乡,走上战场。十年之后,又是曾国藩三道冰冷的奏折,让他名誉扫地,落寞归里。

十年之中,故乡的山川景物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个人命运却如同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他由一个普通乡下读书人,变成一名率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如同一只燕雀化身为鸿鹄,正扶摇直上,遥瞰天下,忽然又被打落回原点。十年血战,如同竹篮打水,只剩一场空。

李元度不由感叹,“我生此际微如海粟浮如沤,长江滚滚难洗古今愁。”

回乡之初,他日夜被怨愤所激动,举动坐卧,无时无刻不被痛苦的回忆所萦绕,有时吃着吃着饭,悲从中来,放下筷子,号啕大哭。他写了很多诗歌,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比如这一首:

覆雨翻云事靡常,拂衣归去卧柴桑。一官鸡肋醒残梦,万卷牛腰当宦囊。往事如风过马耳,世途涉险甚羊肠。平生报国心犹在,似觉文章有寸长。

经过这么多次折腾,李元度终于彻底认命,不再试图挣扎了。好在三教并重的中国文化精神可进可退,相比入世,李元度这样的文人更擅长安排自己的出世生活。刚过不惑之年的他在老屋左侧辟了一个三亩多的“小池”,池里建起一座亭子,起名“循陔草堂”。园中纷红骇绿,桂馥兰香,颇有可观:

艺兰百本,与池荷相掩映。上有楼三楹,庋图籍及书画鼎彝之属,曰藏书楼。敞其轩以望,连云、福石,苍翠落几案,阴晴变态万状。池广三亩,翼以回栏及小桥。桥南屋三间,曰素心斋,植闽兰号素心者,馨逸逾凡卉。池北有堤,杂莳梧桐、豫章桂、蜡梅之属,先大父所植也。池四周树木芙蓉,花时烂若云锦。

他把这座新园起名超园,取“超然物外”之意。他在园中或读书习字,或偃仰啸歌,或课子读书,或侍母游园,渐能自得其乐。他在《超园记》中引用东方朔的话说:“居深山,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歌先王之风,可以乐而忘死矣。”从这些诗文来看,他的激怨之心终于在园林水光花影之中平息下来,似乎已经看破一切,超然物外。

数月之后,他开始撰写计划已久的一部大书《国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长久以来究心文史,尤其是喜欢研读人物传记,一直想写一部巨著传世。这部《国朝先正事略》是一部大型人物传记集。所谓“先正”,即正人君子,他计划为清代一千多人立传。后人评价这部书说,这是“清人在清代完成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综合性的大型人物传记。”

事实证明,相比兵事和吏事,李元度的真正天才还是在著述上。在安静无尘的超园中,他屏却万事,专心果力。一个个汉字在他的手下如同个个精兵,指挥如意,编练自如,驰驱纵横,所向无敌。这六十卷的著作,李元度仅用两年时间即告著成,足见其功力之深、笔耕之勤。

这部书不光是篇帙浩繁,内容宏富,而且材料上也穷极掘罗之能事,写一个人,往往会综合十多种材料,文笔畅达,评论精到,曾国藩后来称赞这部书“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事实证明,书斋才是他真正可以建功立业的地方。他也非常享受这种屏却万物,一心沉醉于笔墨中的日子。

随着田园自适专心著述日久,李元度的心绪渐渐平定,心胸渐渐开朗起来,“到底旧恩抛不得,半生知己泪仍流”。他一边为历史上的名人写传记,一边回想和曾国藩的恩恩怨怨。放宽思想的时空界限,对比古人的功劳心迹,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过错,特别是认识到自己改换门庭之举,给湘军集团造成多么大的损害。

他其实一直就明白自己的过错,只是下意识中一直在回避痛苦的反思,不愿意承认而已。经过数年深潜,他终于能鼓起勇气直面错误了。他在后来写诗道,“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嗟我昔从公,中蹶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他承认自己所负曾国藩良多,将自己的跌蹉归因于“良自作”。他承认,曾国藩虽然对他下手过狠,但那也是自己咎由自取,没什么可以抱怨的。

李元度和曾国藩已经数年不通音信。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破南京,湘军苦战十余年终成正果,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和他的老同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诸人都获高封厚赏。

在闭塞的湖南乡下寂寞耕读的李元度知道这个消息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虽然以为自己已经心如古井,但是这个消息还是给了他极大的刺激。

他回想起曾国藩初创湘军之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个书呆子能成事。只有他李元度一人,坚信曾国藩能旋转乾坤。在追随曾国藩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动摇过对曾国藩的信心。现在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回想自己咸丰三年化名“罗江布衣”投书曾国藩至今,十二年过去了。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他是第一人,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都是他的“后辈”。如今这些人都成了封疆大吏,光宗耀祖,仪从烜赫。只有他仍然是一名布衣,埋名深山,久已被世人遗忘。

追今抚昔,他不觉心潮澎湃,感慨万端,数夜难眠。思前想后,他终于打破数年沉默,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长达三千言的长信。

他在信中说:

元度僻处山中,躬耕养亲,时事未尝过问,七月初始闻金陵大功告蒇。举十数年负隅逋寇,草薤而禽猕之无遗种,不禁喜跃不自已。逾月,闻恩命酬庸,我夫子晋秩宫太保,爵通侯,世袭罔替,沅甫丈晋宫保,锡封一等伯,各赐双眼孔雀翎,所部将吏晋爵晋秩各有差,尤额手称庆,咤为千载一时之盛事。

富贵不足异,所异者夫子自倡义讨贼以来,备阅险艰,精诚贯金石,如水之万折必东,如火之自星星以迄燎原而上烛霄汉,如涉大海者,茫无津涯,而忽诞登于岸,上纡宵旰忧勤,绵宗社灵长之祚,下泄神人之愤,拯数百万生灵于水深火热中。此诚中兴间气所钟,君国安危所系,而不徒以副见慕之徒之心。允宜胙土分茅,埙笛带砺,与国咸休,永永无极。

李元度在信中丝毫未提及个人的恩怨得失,只是回顾清代历史,认为攻下南京是清代由乱而治走向中兴的转折点,又陈述当下漕务、盐务、夷务方面面临的问题,提出很多颇有见识的见解。

曾国藩接到信件,非常高兴,也很感动。

在镇压太平天国大功告成之际,曾国藩回顾往事,发现湘军元老死者皆得大名,生者都居高位,只有李元度一人仍然向隅待罪,没有一个说法。曾国藩做人的原则是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因此更加感觉对不住李元度。他在写给彭玉麟的信中说:“此军之兴,同袍诸君千磨百折,零落将尽。惟吾辈数人仅存,而酬庸旷典,乃独寒门先邀异数,实乖鄙人之初志,弥伤已逝之忠魂。往昔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惟阁下与次青情谊最挚。今不才幸了初愿,膺此殊荣,所负者惟愧对次青。”

因此接到李元度这封长信之后,曾国藩决定专门向朝廷上一封奏折,为李元度请功,撤销原有处分,恢复他的名誉,以弥补自己多年的歉疚之情。

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曾国藩向朝廷递了一道密折。

为了达到目的,曾国藩撰写这封奏折时显然花了很大心思,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一是咸丰六年他在江西最困难的时候,“赖李元度力战瑞州,支持危局。次年丁忧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陆危,蒙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再则“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是他“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将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在结尾又这样充满感情地说:“此二疾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恭窃高爵,拜恩怀旧,渐感交并。”

上了这道奏折之后,曾国藩才给李元度写了封回信。信中说:

睽隔以来,耿耿至今。顷接惠书,猥以军事粗蒇,历举古今勋臣、吾乡先正相况,……崇论闳议,情深文明,既感且愧。

此军之兴,同袍诸君千磨百折,零落将尽,而不才遭逢际会,忝窃殊荣,感恩怀旧,百端交集。既伤已逝之忠魂,益念仅存之夙好。往昔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于今已无多人。而事会乘除,乖违素志,尤觉钦钦抱歉,不能自已。八月间曾将此忱密达天听,以见虽邀旷古之荣,实无解于内省之疚。

……闻陔馀多暇,纂述闳富,不知又添新著几许,至为企仰。复问台安。诸惟心鉴,不备。

曾国藩这篇密奏情文并茂。他认为自己刚刚立下不世大功,圣眷正好,提出这个不情之请,应该会邀俞允。

朝廷在这种小事情上当然也很愿意给曾国藩这个面子。因为李元度当初是被交给左宗棠处理并经由左宗棠遣散回家的,因此朝廷把曾国藩的奏折发给左宗棠,让他复查。中枢诸臣认为,曾国藩第二次弹劾李元度之时,左宗棠明确表达过反对意见。所以左宗棠这一次一定会处理得令大家皆大欢喜。

没想到左宗棠的复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左宗棠的这封回复充满鲜明的左氏风格,写得一波三折。在回复的奏折开头,左宗棠旧话重提,将曾国藩当年弹劾李元度的四条理由驳倒了三条,由此说明曾国藩当年对李元度的处理大部分是毫无道理的。

他说,第一,当年徽州之守,其罪责不当由李元度全负,起码有一半要归于曾国藩:

“以三千之众仓促分驻丛山关、徽州府城,当十数万狓猖之寇,势力悬绝。”这是曾国藩安排不当,而不是李元度作战不力。

其实曾国藩并没有要求李元度分守,而且对方是四万人,而非“十数万”。

至于李元度背曾国藩而投王有龄,左宗棠认为,王有龄起用李元度是通过上奏皇帝批准这样正当的程序,从大公角度考虑,这算不上错误。曾国藩汲汲于此,倒显出门户之狭隘。

第三曾国藩说李元度救浙不力,导致王有龄死亡,左宗棠更认为,这完全是不晓事的事外之见:

李元度……本图舍龙游不攻,急赴杭州之援,无如前途坚城要隘均为贼踞,进兵之路早已断绝,欲进不能。……李元度当时未能孤军深入,情固可原。……曾国藩谓其不能努力救杭,事外论人,每多不谅,未足据也。

左宗棠做事,一向喜欢意气用事,在官场上素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直言曾国藩“事外论人,每多不谅”。论述至此,已经将曾国藩羞辱得够呛了。在左宗棠的描述下,曾国藩成了一个识人不明用人不当心胸狭隘蓄意陷害的奸险之人。不过阅读至此,相信大多数人还会以为,左宗棠这样做是为给李元度恢复名誉。因此接下来顺理成章,会提出让李元度官复原职。这样,曾国藩虽然挨了骂,但最终目的毕竟达到了。

没想到,在反驳了曾国藩弹劾李元度的三条理由后,左宗棠却在最后笔锋一转,对曾国藩的最后一条理由大加赞同:

李元度由平江、通城尾贼而来,于贼去之后,居复城之功,实近无耻。……此罪之可议者一也。

这一条,恰恰是最重的一条。坐实了这一条,李元度要想翻身就很难了。除了这一条之外,左宗棠又翻出旧账,额外加上一条罪状,说是当初李元度被交由自己处理后,不以国家为重,不听指挥,大闹情绪,“悻悻求去”,而且追在他屁股后面闹饷。“臣曾饬李元度:‘国家何负于尔?乃竟忍出此耶?’……此罪之可议者二也。”

这样一来,李元度不但旧罪未除,反加新罪。不但不能官复原职,还要罪加一等,从重处理了。

谁也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朝这个方面发展。

左宗棠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是当初左宗棠原本想帮李元度,却被李元度当作了恶人,以左宗棠之个性,当然会衔恨于心。当时虽然在曾国藩的劝说下没有发作,这次却找补了回来。

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幼天王下落问题,曾左此时已近决裂。左宗棠抓住一切机会要彰显曾国藩的错误,证明自己的正确。

湘淮集团内部此前隐藏已久的裂痕,因左宗棠这道奏折而公开化。

朝廷当初既命左宗棠复查,此时也只好根据他的复查结果定案,遂革去李元度的浙江按察使,拟将他从重处罚,发配军台效力:“已革浙江按察使李元度……罪有应得,著照该部(刑部)所议,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军台是清代在西北设置传递军报的机构,清代官员因罪、因过失被革职后,往往有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者。发配军台不仅要亲身前往,而且还要缴纳巨额“台费”(在十台以内者,每月缴台费银四十三两;在十台以外者,每月缴台费银三十三两)。如果不能完缴台费,则将其财产入官,“该废员则发往新疆永远充当苦差。”

消息一出,天下哗然。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本想使李元度复职,不想竟然使他遭受充军重谴,当然非常焦心,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次青之事又多部议,实深焦虑。自金陵幸克,鄙人忝窃殊荣,每念次青,寸心抱疚之至,此后恐难挽回矣。

曾国藩固然“懊恼特甚”,湘系其他大臣也都拍案而起。曾国藩无法为此事固请,李鸿章遂在与曾国藩商量之后,联合沈葆桢、彭玉麟和鲍超,上了一道奏折,撇开左氏所坚持的国法,而从人情的角度为其求情,认为“李元度后此虽有可议之罪,前此究有不可掩之功”。

奏折说:

李元度以湖南举人集练起军,咸丰五年洎八年,转战抚州、建昌、广信一带,常以数千之勇当石达开、杨辅清数十万之众。军无宿粮,惟以忠义激励士卒。每战则自策马出阵,炮子集于颊,血濡袍袖,危险不顾,臣葆桢实亲见之。弋阳、贵溪、广丰、玉山诸县卒赖保全。当是时,江西糜烂,微元度力战,大局几坏。咸丰十年守徽之役,贼已逼门庭,空无备御。元度仓猝入城受代,甫数日而陷,非战之罪也。当经曾国藩奏参,革职拿问。臣鸿章实力争之。钦奉文宗显皇帝谕旨,有“李元度谋勇兼优”、“挫衄可惜”、“人才难得”之语,远近闻之,莫不感涕。嗣带勇援剿湖北、江西,寻擢授浙江臬司。时江浙遍地贼氛,元度以偏师走数百里追剿,乃饰报胜仗,而不能救杭州之失。既再被劾,率请裁撤所部,索领欠饷,又失之急迫。种种获咎,诚如部议所云“罪有应得”,臣等亦无庸代为申辩。

惟李元度少孤,其母守节数十年,抚此一子,年近七旬,家无次丁。元度今蒙重谴,方将远离。菽水之养,托付伊谁?桑榆之景,旦夕莫保。计荷戈赴戍之日,即倚闾永诀之时。悬想此情,实堪矜悯。臣葆桢前在广信府任内,围城岌岌,赖元度犄角救护。共事数年,见其能耐艰苦、忠勇奋发,遂联为姻亲,矢同心力,以报国家,非为私也。臣鸿章曾在曾国藩军中,知元度颇深,尝谓其血性足以干事,而知人则不甚明;其才识足以谋事,而带勇则非所长。当咸丰三、四年间,曾国藩在湖南练勇造船,百凡草创,人多视为难事,惟元度独信从之。厥后进剿江、鄂,军情之利钝不一,局外之谤议多端,人或视为畏途,惟元度常左右之。一时名将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等,皆与元度深相交契。臣玉麟、臣超与共患难十余年,而不料其数奇若此也。

近世提振东南全局,首推曾国藩与前湖北抚臣胡林翼。查咸丰八年二月间胡林翼特疏,奏调李元度赴浙防剿,称其素性忠义、才足任事。十年五月荐举人才疏中,又称李元度血诚果毅、志节清严,其同列剡章如左宗棠、刘蓉暨臣葆桢等,均蒙特旨擢用。若元度果无足取,胡林翼亦岂肯再三密陈?《春秋传》曰:“善善从长,恶恶从短。”《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臣等各以所知,证诸公论,窃谓李元度后此虽有可议之罪,前此究有不可掩之功,且系节母孤子,在平民例得留养,况其曾为国家出力之人。

夫通下情,宣上德,人臣之职也。以人事君之义,臣等虽至愚陋,

不敢忘也。拘嫌[]之小节,置是非之大公,或窃窃叹息相顾,而不发一言,又臣等所不敢出也。……可否恳乞天恩,免其发遣之处,出自高厚鸿施。如蒙俞允,该革员应缴台费银两,即由臣等公同捐廉代缴,合并陈明。

以李为家中独子、上有七十老母无人奉养的现实情况为李求情,且有“善善从长,恶恶从短,罪惟疑轻,功惟疑重”之句,讽刺左宗棠用心不善,反映出湘系将领因此事而对左宗棠为人的深刻反感。他们不惜朋党之嫌,合力争取,也正是为了反击左宗棠,昭明左宗棠为人处事之不近人情。

在奏折中甚至用了“元度今蒙重谴,方将远离,菽水之养,托付伊谁?桑榆之景,旦夕莫保。计荷远之日,即依闾永诀之时,悬想此情,实堪矜悯”这样充满感情的文学话语,设想李元度与老母分离的悲惨情景。这些话打动了身为母亲的太后,李元度因此才免予充军,代以罚款了事。

曾国藩的这道密折出发点虽好,结果给李元度引来了意外之祸。不过,李元度对此并没有丝毫抱怨。相反,他对曾国藩此举感激涕零,对这道奏折视如珍宝。因为在他看来,在湘军集团的人看来,这道奏折中比朝廷的公文要重要得多。曾国藩对他的肯定,才是真正的“历史结论”,才是真正给他恢复了名誉。

这道奏折,让李元度对曾国藩的所有不满,都一笔勾销。

经过此次波折,曾李交谊完全恢复。两人频频通信,通报近况。对于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钦佩不已,推崇备至,称其为“巨制”。他对郭嵩焘说:“次青被蜀帅所劾,闻已引疾谢事,不知果还长沙否?渠所著《国朝先正事略》,同时辈流中无此巨制,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他应李元度的请求,亲自为此书作序,在序中说:

圣祖有言曰: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编立就,亦云勇猛矣。

湘军内部增固彼此关系的一个常用手段是缔结婚姻。同治十年,李元度提出将自己第四女许配给曾纪泽的嗣子曾广铨。曾国藩非常高兴,当即同意。因为曾国藩早在咸丰年间就曾想与李元度结成亲家,只是因为李元度当时没有女儿而作罢。此次结亲,虽然“差了辈”,但毕竟有胜于无。

同治五年(1865),贵州发生民变,巡抚张亮基苦于手中无人可用,想来想去李元度才四十多岁,正当壮年,又有军事经验,遂疏调起用李氏入黔。此时李元度戎马之志早衰,正忙于《国朝先正事略》一书的杀青,接到疏调后,迟迟没有反应。

张亮基急于用人,想到了曾国藩,他知道李元度肯定会听曾国藩的劝告,于是去信请曾国藩做李元度的工作。曾国藩也愿意劝李元度出山,因为贵州民变不难平定,通过这样的战功可以令李元度恢复官员身份,一生有个名正言顺的结局。

李元度听从曾国藩的建议,再次批甲出山。虽然他对付太平军不行,但是对付地方小型武装倒是不成问题。同治六年至同治七年两年间,他先后攻陷苗、号军村寨九百余座,因功授云南按察使,之后陈情开缺终养,又一次回到平江老家,开始埋头著述的生活。

同治十一年,在家里以文笔自娱已经待了四年的李元度静极思动。这一年他五十一岁了,人过半百,经常回思往事。他与曾国藩已经十三年没有见过面了,不知道这位长者容貌是否如昔?

他决定开春后赴江苏一游,去看望曾国藩。李元度后来在诗文中写道:“一别十三载,相思欲断肠。”“别公逾纪,拟泛吴淞,抠衣绛帐。”

绛帐出《后汉书·马融传》,乃为师门、讲席之别称。意思是以学生之礼进谒曾国藩。

没想到就在李元度已经通报了江南之行,

与曾国藩“有约游吴会”,高高兴兴地为出行做着准备的时候,消息传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猝然病逝于南京。

李元度非常悲痛,没想到只差这么几天,两人天人永别。情感丰富的他在家中连作《哭师》五言律诗十二首,表达对曾国藩的怀念。

李元度不愧文字高手,这组诗回顾总结了曾国藩的一生,也追述了曾李二人的恩恩怨怨,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我个人认为,这是曾国藩集《哀荣录》中写得最好的一组诗歌。

其中第九首说: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这首是写两人关系。“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一语,感人至深,将曾国藩的严厉参奏和向朝廷密陈录用都视为对自己的“春风”。

最后一首说:

昭代五文正,惟公踞斗魁。孤忠能治国,天性最怜才。青史无遗议,苍生竞述哀。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

昭代五文正,是指清代五个被谥为文正的名臣:汤斌、刘统勋、朱珪、杜受田、曾国藩。“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借“程门立雪”的典故,表示来生还要与曾国藩再结师生之缘。

曾国藩生前评价李元度的诗是“绵丽遒劲,才人之笔”。确实,读曾国藩哀荣录,最感人的就是李元度的这组诗。《湘雅摭残》评其诗“酝酿深情,见真性情”,诚为精辟。

曾国藩死后,李元度多次为文纪念。作为最资深的门人弟子之一,李元度对曾国藩的理解确实比别人要深一些,能窥其大,他在所作《曾文正公行状》中说:

治军行政,先求踏实;或筹议稍迂而成功转奇,或发端至难而取效甚远,或初为众所骇怪,而徐服其精。所见既定,百折不回,出入死生无所怖。处功名之际,则师黄老之退逊;持身型家,尚禹墨之俭勤。生平持之有恒者,曰不诳语,不晏起。自奏疏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既抚外夷,驭降将,亦推诚布公,耻用权术。在军在官,数十年如一日。读书有常课,虽存亡呼吸间,不改常度也。

对曾国藩一生事业和成功之由的总结甚为精当。他又曾作《曾文正祠雅集图记》,称曾国藩是当世的圣贤伟人,能与曾国藩生在同一时代,又能相识相知,甚至曾经同生死共患难,是他这一生的荣幸:

嗟乎!士束发受书,见古伟人,若伊、周、望、散,方、召、吉甫之徒,恨不生与同时,亲炙其丰采,或幸过其乡,得拜其祠若墓,益徘徊不忍去。此虽百世以上犹然,况于并世之英,畴昔之事,而已神化丹青若此乎?况又有平生故旧之雅,或尝与共患难生死者乎?其悲以感宜何如也。

可见他对曾国藩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

光绪十三年,李元度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第二年,曾国藩的亲人故旧聚集一起,商议长沙曾文正公祠的从祀事宜,要从曾国藩已故的朋友和部下当中选出与他恩义最深的几人,入祀祠堂,与他做伴。经过反复筹议,人们将李元度与刘蓉、郭崑焘一起选定为从祀者(因为当时郭嵩焘尚在世,所以选择了他的弟弟郭崑焘)。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128日),李元度的儿子捧着他的神主,恭恭敬敬地在曾国藩牌位边上“升座”。

李元度曾说:“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现在,不用等到“来生”,曾国藩与他最亲近的几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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