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良知对抗暴力

茨威格：良知对抗暴力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舒昌善 译

火刑处死塞尔维特立刻被当年所有同时代的人视为是宗教改革中的道德分水岭。虽然处死一个人本身在残暴的十六世纪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当时，为了所谓基督不被亵渎，从西班牙的沿海远至挪威海岸和不列颠群岛都有无数异端分子被烧死。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被各种各样自称唯一正确的教会和教派拖到刑场烧死、斩首、窒息毙命或者淹死。

卡斯泰利奥在他的《论异端分子》一书中写道，不过被屠杀的仅仅是人而已，所以没有人想到要去计算牺牲者的数目，“如果被屠杀的是猪——我还根本没有说被屠杀的是马呢，那么任何一个君主都会说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深感沮丧的卡斯泰利奥叹息说：“我不知道，是否曾经有过一个时代会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流如此多的血。”——卡斯泰利奥当然不可能预见到我们今天这个到处都是战争的二十世纪。

但是，数百年间固然始终有数不胜数的暴行，而火刑烧死塞尔维特毕竟是唯一一次唤醒世人良知的暴行——当时世人们似乎还都在沉睡之中，烧死殉道者塞尔维特的火焰照亮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人。

两百年以后，吉本还表态说：“这样一次杀人献祭比宗教裁判所在火堆上处死数以千计的人更使我感到震惊。”因为处死塞尔维特是宗教改革内部第一次“出于宗教信仰的谋杀”，也是第一次明目张胆地否定宗教改革的原始思想——伏尔泰如是说。

“异端分子”这个概念本身对福音派教义而言就已属荒谬，因为福音派教义允许每一个人都有阐释教义的自由权。事实上，路德、茨温利和梅兰希顿在宗教改革之初也都明确表示：他们憎恶对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过激分子和局外人采取任何残暴的措施。路德还特别解释说：“我不大喜欢死刑，即便是罪有应得的死刑，而使我吃惊的是竟有人在这件事情上开了先例。因此我绝不会同意将那些巫术医生处死。”路德还有过这样言简意赅的表述：“异端分子不能用人为的暴力加以镇压或者遏制，而只能用《圣经》与之斗争。因为持有异见只不过是一种思想而已，不可能用尘世的某种火或者水将其消灭干净。”茨温利也同样明确表示：他对苏黎世行政公署的每一次起诉异端分子和每一次采取残忍的暴力都非常反感。

然而，这样一种新的教义阐释者不久就不得不认识到，不使用暴力，权威就不可能长期保持新的教义——旧的教义早就知道这一点，而新的教义在此期间都已有了自己的“教会”。于是路德建议，为了推迟作出不可避免的决定，首先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他要知道“异端分子”和“煽动分子”之间的区别——即要在那些仅仅在思想和教义上偏离改革派教会思想的“进谏分子”和那些在改变宗教信仰的同时也要改变社会秩序的真正的“骚乱分子”之间作一个区别。

路德只同意当局对后一种人——当时指的是具有公社思想的再洗礼派教徒——有镇压的权力。只不过改革派教会的领袖们中没有一个愿意下决心采取这种坚决的步骤：将持有异见者和思想自由者交给刽子手。他们心中依然记得自己的那个时代：他们自己当时作为思想革命者把争取最神圣的人权作为自己内心的信念，并为此与教皇和皇帝抗争。因此他们觉得建立一个新的宗教裁判所——即新教的宗教裁判所简直不可思议。

而现在加尔文却以火刑处死塞尔维特为开端迈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一步。加尔文的这一步彻底践踏了宗教改革为之奋斗的“基督徒思想自由”的权利。加尔文的这一步已远远超过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为了使自己的名声受到敬畏，在把一个人由于信仰基督坚持自己的独立看法而活活烧死之前，毕竟还犹豫了一千多年呢。加尔文却在自己统治的第二个十年中就以这次为维护自己的思想专制所采取的极其卑鄙的行动而使宗教改革名声扫地。

加尔文的行为在道德意义上或许比托尔克马达的暴行更加令人憎恶。因为当天主教会把一个异端分子革出教门并把他移交给世俗法庭时，天主教会并不是要以此实现个人的复仇，而是要从这个异端

分子有罪孽的肉体中拯救出永生的灵魂——是为了天主而净化教会，是为了天主而救赎世人。

而在加尔文的冷酷的司法中完全缺乏这种救赎思想。

加尔文用火刑处死塞尔维特不是为了拯救他的灵魂；在尚佩尔点燃起那堆薪火完全是为了向世人昭示：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不容被指摘。塞尔维特并不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从来不是无神论者——死得如此痛苦，而仅仅因为他不认同加尔文的某些教义。

因此，即便数百年以后在自由的城市日内瓦为自由的思想家塞尔维特建立的纪念碑上的碑文写着塞尔维特是“他的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这是试图为加尔文开脱罪责，但纯属徒劳。因为并不是他的那个时代的蒙昧和疯狂——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有蒙田，也有卡斯泰利奥——把塞尔维特推上火刑柱，而完全是加尔文的个人的专制独裁把他推上火刑柱，任何道歉都不可能使这个新教的“托尔克马达”——加尔文摆脱杀害塞尔维特的罪责。因为就算愚昧和迷信在一个历史时期之内可能是造成暴行的原因，但是，实施暴行的人始终要对自己的暴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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