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我这一生

博尔赫斯：我这一生

我的祖母范妮·哈斯拉姆酷爱读书。当她年过八旬，为了让她高兴，人们常常对她说，再也没有什么作家可以跟狄更斯和萨克雷媲美的了。我祖母回答说：“就是这样，我还是喜欢阿诺德·本涅特、高尔斯华绥和威尔斯。”一九三五年，在她九十高龄弥留之际，她把我们叫到身边，用英语（她西班牙语讲得很流利，但不地道）对我们说，语声如丝：“我只不过是一个死得很慢、很慢的老太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会引人注意的。”她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让家人惶惶不安；相反，她弥留这么久，还请求我们原谅。

我的父亲很聪明，像所有的聪明人一样，也很善良。有一次他对我说，要好好看看士兵、制服、兵营、旗帜、教堂、教士和肉铺，因为所以这些东西都快灭绝了，将来，我可以告诉我的子孙，这些东西我确实曾经亲眼目睹。不过很遗憾，他的预言至今尚未应验。父亲很谦虚，他宁可不受人注意。尽管他对自己的英国血统感到非常自豪，可是他却常常对此开玩笑，装作困惑不解的神情说：“到底什么是英国人呀？充其量不过是一帮德国农业工人罢了！”他的偶像是雪莱、济慈和斯温伯恩。作为读者，他有两个兴趣。一是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贝克莱、休谟、罗伊斯和威廉·詹姆斯）；其二，是文学以及有关东方的书籍（莱恩、伯顿和佩恩）。是他向我揭示了诗歌的威力的：不仅要让文字成为交流的工具，而且还要成为魔幻的象征和音乐。至今，每当我用英语朗诵诗歌时，我母亲还说，我的调调跟他一模一样。不消说，我最初的哲学课，也是他给我上的。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用一个棋盘向我演示了芝诺的悖论：阿喀琉斯与乌龟、飞矢不动、运动的不可能性。后来，他虽然没有提贝克莱的名字，却费尽心机地把唯心主义基本原理教给了我。

我母亲莱昂诺尔·阿塞韦多·德·博尔赫斯出身阿根廷和乌拉圭血统兼而有之的古老家族。她九十四岁高龄时，仍然体格结实、精力充沛。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年轻的时候，宗教只是妇女和儿童的事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多数男子都是不受宗教思想束缚的人，尽管要是问起他们的宗教信仰来，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天主教徒。我认为，我继承了我母亲多想别人好处的处世态度和她友善待人的强烈感情。母亲一直是豁达大度的。自从她守着我父亲学会了英文之后，大部分读的都是英文书。父亲故世后，她怎么也定不下心来读书了，于是就着手翻译威廉·萨罗扬的《人间喜剧》，以便用这种办法使自己精神集中起来。译文付梓出版，母亲为此还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亚美尼亚人协会表示的敬意。此后，她还翻译了霍桑的几篇短篇小说、赫伯特·里德有关艺术的一部著作。她还译了梅尔维尔、弗吉尼娅·吴尔夫以及福克纳的一些作品，人们至今还以为，这些都出自我的译笔呢。她始终陪伴着我，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我失明之后；同时，她又是一位善解人意、慷慨奉献的朋友。多少年以来，直到不久前，她一直负责我的全部秘书工作：回答信件，为我阅读，记录我的口授，还多次陪我在国内外旅行。尽管当时我从来想不起来提到这件事，可就是她在默默地、然而有效地促进我的文学事业。

她的外祖父是伊西多罗·苏雷亚斯上校。一八二四年，他率领秘鲁和哥伦比亚骑兵，发动了改变秘鲁胡宁战役命运的有名进攻，时年仅二十四岁。这是南美独立战争倒数第二场战役。苏雷亚斯虽然是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五二年间阿根廷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二表兄，可是他却宁愿在蒙得维的亚过着流亡和贫困的生活，也不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暴政下苟且偷生。所以，他的土地被没收了，他的一个兄弟也被杀害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母亲家族的另一个成员是弗朗西斯科·德·拉普里达。一八一六年，他在图库曼主持国会，宣布阿根廷联盟独立。一八二九年，他在内战中被杀害。我母亲的父亲伊西多罗·阿塞韦多不是军人，但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也多次参加了内战。由此看来，我家的父系和母系，都有当军人的先辈。这就不难解释我对这种史诗般事业的向往；不过，我被上帝拒绝了，毫无疑问，是明智地拒绝了。

我曾经说过，我大部分童年是在我家大门之内度过的。我和我妹妹没有小朋友，所以我们俩就发明了两个假想的伙伴，而且还找到一条什么根据，给他们起名为基洛斯和埃尔莫利诺（末了，我们厌倦了，就对母亲说他们一命归阴了）。我眼睛很早就非常近视了，戴着一幅眼镜，身体很脆弱。我们家大部分人都当过兵（我伯父甚至还当过海军军官），可我知道自己却当不了，所以，我很早就为自己只配当读书人却当不了实干家而感到羞愧。我童年时代一直在想：爱我疼我，实在不公平。我认为，我实在不配人家特别疼爱我。我记得，每年过生日，我总感到很难为情，因为大家都给我塞礼物，可我却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不配得；再说，这简直像一场嘲弄我的闹剧。我直到三十岁左右才总算摆脱了这种情绪。

家里通常讲西班牙语和英语。要是有人让我选择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会说那是父亲的图书室。事实上，有时候我也认为，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图书室。至今，我依然能够讲出它的全貌。它是一个专门的大房间，摆着一个个安着玻璃的书柜，里面码放的图书足足有数千本。由于我高度近视，我童年时代几乎所有人的面庞我都记不清了（甚至连我想起外祖父阿塞韦多时，也只记得他相片上的模样）；然而，钱伯斯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许多钢版画，我却历历在目。我读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接着读的是《艰苦岁月》和《镀金时代》。我还读了马里亚特船长的书、威尔斯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坡、朗费罗的一部一卷本作品集、《金银岛》、狄更斯、《堂吉诃德》、《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格林童话、刘易斯·卡罗尔、《弗登特·格林先生历险记》（该书现已为人遗忘）、伯顿的《一千零一夜》英译本。伯顿的英译满篇皆是当时被视为淫秽的东西，是禁读的。我只有躲在阁楼上偷偷地阅读。不过，当时我对这些故事的神奇色彩太沉醉了，没有过多去考虑遭人非议的部分，也没有去追究它们还有什么别的含意。我提到的所有这些书，我读的全是英文版。后来我阅读《堂吉诃德》原文时，竟觉得读的是一种蹩脚的译本。我仍然记得加尼埃出版社的烫金红封面版本。有一段时间，我父亲的图书室给弄乱了，我读到《堂吉诃德》的另一部版本，觉得那不是真正的《堂吉诃德》。后来，一位朋友给我搞到一套加尼埃版本，同样的铜制插图、同样的注脚、同样的印刷错误。所有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构成这部书的一部分：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堂吉诃德》。

我还用西班牙文读了爱德华多·古铁雷斯关于阿根廷匪徒和坏蛋的许多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胡安·莫雷拉》，以及他的《军人剪影》），其中有一段关于博尔赫斯上校之死的精彩描写。我母亲不让我读《马丁·菲耶罗》，据说此书只适合罪犯和上学的学生看，而且，它描写的高乔人也不真实。这本书，我也是偷着读的。我母亲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埃尔南德斯曾经拥护过罗萨斯，所以，他也就是我们集权派先辈的敌人。我还读过萨缅托的《法恭多》以及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神话书。我是借助英文接触到诗歌的：雪莱、济慈、费茨杰拉德和斯温伯恩的诗。他们都是我父亲最喜爱的诗人，他能背诵这些诗人的作品，而且也常常乐此不疲。

我在图书馆差不多呆了九年。这九年我过得极其不痛快。上班的时候，别人只对赛马、足球以及下流故事感兴趣。有一次，一位女士——一位女读者在去洗手间的时候被强奸了。大家都说这种事迟早都会发生，因为男女洗手间是紧挨着的。有一天，我的两位衣着入时、心地善良的女友（两位上流社会的女士）在我上班时来看望我。一两天之后，她们打电话来对我说：“你在这地方干活，好像还挺带劲。不过，你得向我们保证，月底以前，你要找到一份至少挣几百比索的工作。”我答应她们一定照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当时已是相当知名的作家了，只是在图书馆里还无人知晓。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事发现在一部百科词典里有一个叫做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名字，居然与我的名字和我的出生日期一模一样，他大为惊奇。那几年，我们这些市级单位的职员时不时会得到一包两磅重的马黛茶，作为奖品拿回家去。有时候，我在黄昏时分步行十个街段去坐有轨电车的时候，常常热泪盈眶。上面施舍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奖品总是说明我本人生存的悲惨和卑下。

每天来回坐有轨电车要两个小时，我便借助约翰·艾肯特·卡莱尔的散文体译本，打开走向《神曲》的路子，直读到炼狱；而剩下的路，我就自行攀登了。图书馆那点活，我上班一个小时就干完了。然后，我就躲进地下室，用剩下的五个小时来阅读和写作。我记得，我就用了这个办法，重读了吉本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比特森·菲德尔·洛佩斯的多卷本《阿根廷共和国史》。我重读了莱昂·布洛克、克洛岱尔、格罗萨克和萧伯纳。每逢周末，我就翻译福克纳和弗吉尼娅·吴尔夫。有那么一个时候，我被飞速提拔为三级馆员。一天上午，我母亲打电话要我立即回家：我及时赶到，目送了我父亲去世。他弥留之际受尽折磨，恨不能立时了此残生。

一九三八年圣诞节，也即我父亲去世的当年，我遭受了一次严重的事故。我上楼梯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蹭了我的头皮。我撞着了一扇刚刚油漆的、敞开着的窗户。尽管采取了急救措施，伤口还是感染了。整整一个星期，我睡不着觉，备受幻觉和高烧之苦。一天晚上，我失语了，只得让人送进医院，立即进行手术。我患的是败血症，浑然不觉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了一个月（很久以后，我把这件事故写进了我的短篇小说《南方》）。我开始康复时，担心自己的智力受得了损伤。我记得，我母亲要给我念不久前我刚买到的一本书，克·斯·刘易斯的《来自沉默的行星》，但是连续两三个晚上，都被我推辞了。可她执意要读，最后还是她胜利了。不过，我听了一两页，便哭起来。母亲问我为什么掉泪。“那是因为我听懂了，”我说。不久，我就在心里琢磨：自己还能不能再写作呢。在此之前，我写过几首诗、几十篇短评。我想，我要是现在再写短评而失败的话，那我的智力就算完了；要是去做我过去确实没有做过的事情而遭受失败，那么问题还不严重，甚至还可以作作准备，看看最后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拿定主意，决计写一个短篇小说。那成果就是《<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

 《<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像它的前一篇小说一样，仍然在散文和真正的小说之间的半路上徘徊。不过，取得这一收获却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之后，我又力图写出更为雄心勃勃的东西：《特隆、乌克巴尔、第三星球》，讲的是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最终这个世界取代了我们的世界的故事。这两个短篇小说都发表在维多利亚·奥坎波主编的《南方》杂志上。

我继续在图书馆里写作。尽管同事们把我看作叛徒，因为我不跟他们一起吵吵嚷嚷地开玩笑；但是我仍在地下室，天热时则在屋顶平台上继续我的写作。我的卡夫卡式的短篇小说《通天塔图书馆》试图再现那家市立图书馆的梦魇以及对它的赞美，但这篇小说的细节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我在小说里提到的书籍和书柜的数量，一如我伸手可及的那些书籍和书柜。某些目光敏锐的评论家对那些数字颇为关注，然后慷慨地赋予它们一种神秘的涵义。无论《巴比伦彩票》，还是《死亡与指南针》和《环形废墟》，都是我在图书馆上班的时候，全部或局部地偷空写出来的。

这些短篇小说以及其他几篇后来都收入《小径分岔的花园》那本集子；一九四四年，此集经我扩充，改名为《虚构集》。我认为，《虚构集》（1949）和《阿莱夫》（1952）是我的两本主要的集子。

一九四六年，一位我不愿再提其名的总统上了台。不久，我被荣幸地告知，我已经从图书馆被“提升”到市场的广场担任禽兔稽查员。我到市政府去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你们想想，”我对他们说，“图书馆还有那么多人，可偏偏挑了我去担任这份新差使，这不是很奇怪吗？”一个工作人员回答我说：“这不结了，您曾经站在同盟国一边，还能指望什么呢？”他的话是不容分辩的。第二天，我就递交了辞呈。我的朋友们立即来向我表示声援，当晚公开为我举行宴会替我压惊。我准备了一份讲话稿。不过，我知道我自己去念会过分紧张，便请我的朋友佩德罗·恩格里斯·乌雷尼亚代读。

我现在失业了。几个月前，一位英国老太太从茶叶里解读了我的命运。她预言，我很快将外出旅行，还会发表讲话，并以此获得大笔财富。我把这件事讲给我母亲听，我们两个都笑了，当众讲话远非我力所能及的。正在这进退维谷的时刻，一位朋友出面搭救了我，我被安排到阿根廷英国文化协会担任英国文学教授。同时，还有人请我去高等研究自由学院作美国古典文学的讲座。由于这两份工作是在开学之前三个月提出的，我心里感到满踏实，所以就接受了。不过，随着日期的渐渐临近，我心里却越来越没底了。我的系列讲座得介绍霍桑、坡、梭罗、爱默生、梅尔维尔、惠特曼、吐温、亨利·詹姆斯和凡勃伦。我写出了这些讲座的第一篇讲稿。但是，第二篇就没有时间写了。再说，既然我把第一次讲座看做是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我觉得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永恒。第一次讲座奇迹般地颇获成功。第二次讲座之前的两个晚上，我把母亲带出来做了一次长途郊游，漫步在阿德罗格街头。我一面试讲，一面请她替我计算时间。她说她觉得讲的太长了。“要是这样，”我说，那我就好办了。我怕的就是讲了一半就无话可说了。就这样，我在四十七岁的时候，发现在我面前展开了一种新的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生活。我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旅行，从这头奔走到那头，讲授斯维登堡、布莱克、波斯和中国的神秘主义、佛教、高乔诗歌、马丁·布贝尔、希伯来神秘哲学、《一千零一夜》、托·爱·劳伦斯、中世纪日尔曼诗歌、冰岛英雄史诗、海涅、但丁、表现主义、塞万提斯。我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在我永远也不会再见的旅馆里过夜。有时候，我母亲或一位朋友陪我。我不仅钱挣得比在图书馆那会儿多，而且我还享受到工作的乐趣，感到理直气壮。

一九五〇年，我当选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当时，阿根廷共和国和现在一样，是一个软弱的国家，而阿根廷作家协会是能够抵御独裁的为数极少的碉堡之一。这一现象极其明显，许多杰出的文学家直到革命之后才敢迈进它的门槛。那个独裁的一个奇怪特点是，一些人虽说口头上支持，但并不真把那个政府当回事，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已。大家理解他们，也原谅了他们，因为我的大多数同胞都有一种觉悟，如果不是道德觉悟，至少也是精神觉悟。有关庇隆和他老婆的所有笑话，几乎全部都是庇隆党人自己编的，企图以此挽回他们自己的面子。最后，阿根廷作家协会被查封了。我依然记得我那次被允许举行的最后一次讲座。一个听得晕头转向的警察，混在人数很少的听众里面，一个劲儿地记着我对于波斯泛神论神秘主义的评论。我母亲（她已七十高龄）曾经在那个沉闷而毫无希望的年代遭过软禁，不准走出家门。我妹妹和我的一个外甥在监狱里蹲了一个月。而我本人曾被一个侦探到处盯梢。起先，我引他长距离地瞎转悠；末了，我居然和他交上了朋友。那人承认，他也恨庇隆，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罢了。埃内斯托·帕拉西奥有一次想把我引荐给那位“避讳者”，可我不愿巴结他。怎么能让我去见一个我不愿与之握手的人呢？

一九五五年九月，人们盼望已久的那场革命终于爆发了。经过一个不眠、焦急的夜晚，差不多所有的老百姓统统走上街头，欢呼革命的胜利，高喊展开大部分战斗的地区科尔瓦多的名字。我们情绪激奋，好长一段时间竟不觉得大雨已经把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了。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对那位倒台的独裁者，居然只字未骂。庇隆先是躲了起来，后来又获准离国。谁也不知道他是带了多少钱走的。

我的两位十分亲近的女友，埃斯特尔·森斯拉因·德·托雷斯和维多利亚·奥坎波提出，我有可能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我觉得这种设想有点不知深浅，我最多指望当一个区立（最好是在城南）图书馆的馆长就行了。一天傍晚，由《南方》杂志（维多利亚·奥坎波）、业已恢复办公的阿根廷作家协会（卡洛斯·阿尔韦托·埃罗）、阿根廷英国文化协会（卡洛斯·德尔坎皮略）和高级研究自由学院（路易斯·莱辛）出面，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呈送至教育部长办公室，我随即被临时总统爱德华多·洛纳尔迪将军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几天以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母亲曾经走到图书馆门口，端详那座大桥；不过，出于一种迷信观念，却没有进去。“等我上了岗位再说吧。”就在那个星期，我被通知去上班，接管领导图书馆。我的家人也出席了就职仪式。我发表了演说，对同仁们说，我是名副其实的馆长，令人难以置信的馆长。同时，埃德蒙多·克莱门特被任命为副馆长。他在几年前曾说服埃梅塞出版社出版我的作品。我当然觉得自己很重要，不过，头三个月我们没有拿到工资。我并不认为我那位庇隆主义党人前任是被正式解职的。他只是不再到图书馆来了。我被任命就任此职，但他们也没有自找麻烦，将他免职。

第二年，又来了一个令我愉快的消息：我被任命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英美文学教授。别的候选人都递交了他们的译作、论文、讲演以及其他成果的详尽清单，我只是这么申明：“我虽不敢奢求，但我一直在准备着终生从事这项工作。”我简朴而贴近实际的话获胜了。我签订了合同，在大学度过了十年或者十二年幸福的岁月。

我是从童年起逐渐失明的。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伤感的或者戏剧性的。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我动了八次眼科手术；但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我在写那首《关于天赐的诗》的时候，由于阅读和写作造成的后果，我就完全失明了。失明笼罩着我们家。伦敦的医学杂志《柳叶刀》曾经刊登过记述我的曾外祖父爱德华·扬·哈斯拉姆接受眼科手术的文章。失明似乎也笼罩在国立图书馆历届馆长身上。我的两位杰出的前任，何塞·马莫尔和保罗·格罗萨克，在他们的任期内，就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我那首诗里，写到了上帝对我的绝妙讽刺：他赐给我八十万册图书，同时又赐给我漫漫黑夜。

摘自博尔赫斯《自传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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