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

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

[美]琼·菲尔泽著  何道宽 译

十九世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过后，大量华工分流到林场、农场和牧场。经济危机到来时，吃苦耐劳的华人成为替罪羊，遭受种族主义者、欧洲移民的共同打击。排华风暴接踵而至，席卷整个加利福尼亚。该书作者经过多番现场踏勘和历史钩沉，将暴民的狂热，美国法律的摇摆，华人商会、华工、华人女性的抗争逐一铺陈开来。为这段历史拉开天窗，或许能让人正视人性中的丑恶，避免或抵制悲剧的重演。

中华总会馆命令华人不服从“狗牌法”

    1892年9月19日，中华总会馆各公司的董事长要求美国的十一万华人移民发起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全国各地唐人街的墙壁上和窗户上都贴满红色的传单，命令华人不服从新颁布的《吉尔里法》，因为它要求华人居民佩戴一块有身份照的卡片，以证明自己是合法移民。

数以千计的华人响应中华总会馆不服从“狗牌法”的号召，他们可能因此而被立即遣返。这样的抗争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型的有组织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身份牌的根子在蓄奴制。内战前，黑奴离开农场时，常常被迫携带身份证。自由黑人需要携带证明自由人的证件。如今，太平洋海滨西北部排华几十年后，华人移民面临类似的困境：“为了保护他们留在美国的权利”，华人被迫接受“个人身份证明的有序计划”。

1892年，全国大选临近。加利福尼亚索诺拉县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托马斯·吉尔里利用反华的情绪，起草了一个身份法案，法案很容易就在国会通过了，众议院的表决是一百七十八票对四十三票，参议院的表决是三十票对十五票。《吉尔里法》限令华人劳工一年内登记，否则立即递解出境。这个身份牌含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用强力胶粘在证件上……照片应该是证件照，标准大小，五官分明，正确显示申请人的正面，从发际到下巴，头部不得小于一英寸半”。

    《吉尔里法》触发了两年激烈的抗争，华人反抗限制华人的司法裁决、压迫性的国会立法和暴民的暴力。1892年，哈里森总统刚签署这一法案，中华总会馆就宣告：“除了美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这样对待华人……我们要组织起来，要捐款雇律师打官司。我们要……向我国的使节申诉，请他们帮助我们反抗这样的不义。”

《吉尔里法》不止要求华人佩戴身份牌，而且把《排华法案》延长十年，重申禁止华人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另一个羞辱的条款要求两个白人证明一个华人的移民身份。这是在身份证明上第一部包含种族歧视的联邦法律。

此前曾代表华人的旧金山律师托马斯·里尔丹说道：“《吉尔里法》显然是违宪的……如果一个华人被发现没有身份证，举证他有权留在美国的责任就全落在他本人身上；相反，美国宪法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证明他有罪前，他都是无罪的，证明他有罪是政府的责任。”

“美国总有一天会为这一切后悔的”

1893年9月8日，南加州的许多华人菜贩和洗衣工没有现身干活。他们叩响白人顾客和饭店的门，要求按账单付钱，然后就不见人了。数百人转到旧金山。  

9月10日，中国领事发动了加利福尼亚大罢工。他命令圣博娜迪诺的华人辞工，乘火车去洛杉矶或旧金山。中华总会馆的代表携款来到洛杉矶，准备支持迅速和广泛的大罢工。在整个加州南部，华人的洗衣店关门，饭店和餐馆失去了厨工和清洁工。在洛杉矶，即使法院又签发了三百张拘捕证，华人洗衣工、菜贩和厨工的罢工也准时生效了。

第二天，秋收陷入混乱，普通市民拘捕华人的行动遍及南加州，监狱爆满，法院因人身保护案亦爆满而延期开庭。司法部长奥尔尼命令联邦法院执行官停止执行《吉尔里法》。他说，再也没有经费支持该法的执行了。

旧金山《东方华人报》的编辑季沃尔警告美国人，他的同胞“将因这样的侮辱而忌恨难平，就像美国要在你身上挂狗牌一样。华人是人，不是牲口，他们反对在脖子上挂狗牌。他们要上你们的法院打官司、求公道；直到他们发现，公义并不存在；于是，他们将会离开你们的海岸……美国总有一天会为这一切后悔的”。他接着写道：“你们的庄稼无人收割，你们的工厂将要关闭，因为找不到人开收割庄稼的机器，那时，你们将吵吵嚷嚷，要华人回来，那是无法抗拒的。于是，华人将痛快地大笑着回来。也许，你们求他们回来也不容易了。”

在此期间，遣返华人的问题在财政部、联邦法院执行局、地区法院、最高法院、县监狱和国务院之间踢皮球，华人登记的截止日期模糊不清，数以千计的华人大罢工。饭店和餐馆关门，因为它们没有厨工、服务员，甚至没有新鲜食材。

洛杉矶县的葡萄园和果园小镇里，气氛紧张。科尔顿的罐头厂通告，它准备砍工资，华人劳工以罢工响应，只剩下白人劳工干活。9月11日，图莱里及其周边农村的所有华人辞工，乘火车去洛杉矶或旧金山。

《吉尔里法》写入了华商和华工的阶级界线，但华人社区拒绝自我分裂。许多华商主动把华工转变成为合伙人，有时，他们售出一部分小小的股份，以便让华人农工、罐头工和其他厂的工人有资格在美国居住。

此时，中华总会馆鼓励同胞迁移。有些华工去加利福尼亚北部，有些去加拿大或墨西哥，有些去美国南方或东北部，有些回中国。避开太平洋海滨可以保护华人矿工和农工，使围攻和遣返华人成为美国政府更沉重的负担。

华人居民另一个自我保护的策略是申领空白出生证，在那个时代，空白出生证是很容易得到的。有些华人居民填上一个成人姓名，出生地填旧金山，出生日期则符合申请人的年龄。美国出生证到手后，这个华人可让档案馆提供一个确认的副本，这个文件使他成为一个“土生子”，免予《吉尔里法》的约束。

与此同时，针对基督教传教士的反美暴力再次席卷中国。1900年的义和团期间，大批中国农民站起来反对西方人，攻击北京的外国使馆。历时五十五天的围困结束时，数十个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传教士死去了。

1905年5月，在中国的二十多座城市里，甚至在小城镇里，商人、学生、妇女、儿童、医生、船民甚至乞丐都抵制美国商品和进口货。这场运动由旅美华人启动，随即席卷全国，讲演、海报甚至风筝都用上了。上海演员演出反美的节目。东南亚、澳洲和拉丁美洲的华人移民捐赠数万美元，抗议美国排华。这场抵制运动是近代中国最早、最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之一，历时仅一年，但表现出对全球的了解，对美国围攻华人的愤怒，揭示了在世界各地生活工作的华人逐渐形成的跨国共同体。

中华总会馆认输：“我们劝告所有的劳工遵守这一法律”

对合法移民而言，身份登记的最后机会是1894年4月3日。数千人等候着中华总会馆的指示——登记并携带有照片的身份卡，抑或是不理睬那部新法。最后，到1月20日，虽然没有华人十分熟悉的官印和签名，中华总会馆的通告贴上了唐人街的墙壁。通告指示，所有的华人一定要根据《吉尔里法》去登记，并携带居住证。华人劳工还必须能证明，他是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前进入美国的。通告结尾是一句认输的话：“我们劝告所有的劳工遵守这一法律。”

在万般不愿的情况下，从圣迭戈到西雅图的数千华人开始登记。1894年春，杨儒大使和中华总会馆继续在唐人街张贴通告，命令华人劳工登记。杨大使说服中华总会馆，不要用华人劳工的司法地位去损害新的贸易条约，因为该条约对在美华商相当有利。

令人吃惊的是，如果不算审理案子和遣返的费用，五万美元办理华人登记的拨款已经足够。美国政府颇为骄傲地宣布，华人“普遍顺从”《吉尔里法》和麦克雷里的修正案。

由于《排华法案》的实施，经过反复的围攻、暴力和遣返，以及因沮丧而自愿回国，美国西部的华人人口戏剧性地减少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加利福尼亚的华裔美国人口失去了百分之三十七。从1890年到1900年，美国华人人口从十万七千人下降到九万人，失去了百分之十六。

当时报纸上刊登的辱华漫画：“天哪，我把这可怜的家伙抓起来了，但我有什么办法把他送回中国呢？”

到强迫登记时，曾遭遇野蛮暴力的华人移民反而觉得，遣返就像是免费回家，有些华人欢迎被遣返：“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佬看上去千人一面，狡猾的天朝子民能售出多余的登记证，卖价不菲……这些证书卖给想要回家的人。他们把登记证放在口袋里，人并不注册。没有登记证就能免费回国……他们想返回美国时，登记证使他们能再入境。”

登记截止日期到达时，中华总会馆要求了解，不登记的人会有什么遭遇。等待遣返的华人在哪里“关”、哪里吃、哪里有人照顾？为了抗拒《吉尔里法》，中华总会馆筹集了十多万美元打官司、搞宣传，得到的收获仅仅是六个月的延长期。

有司法裁决和国会授权的保驾护航，对华人居民的围攻络绎不绝。1894年5月，加州弗雷斯诺县的德·里奥·雷伊葡萄园用华人劳工接替白人劳工；不出几天，华工在床下发现炸弹，被迫逃亡，没有人因此而被捕。同一个星期，距此以北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一百多名“产业军”（仿畅销小说《回眸》里的一个名字命名，该书描绘一个全白人的乌托邦）暴民袭击了普莱森顿和瓦卡谷的果园，他们要求所有的农场主炒掉华人和日本人。暴民劫掠棚屋，殴打亚裔工人，抓捕尽可能多的人。民团还抢掠了旧金山华人公司刚刚收购的一家杏园场。暴民气焰嚣张，沿途搜罗新成员，肆无忌惮地枪击田间劳作的华人和日本人。

凭借武器、法律和法院，赶走华人的力量发展壮大了。

1902年，《排华法案》更新，华人移民的合法大门砰然关闭，又紧闭了四十年。到1904年，携带合法身份证返回美国的华人，有百分之二十不准予登陆。

华人合法移居予美国的时期结束了。

摘自《驱逐：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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