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引力——从张承志关于鲁迅的三篇文章谈起

精神的引力——从张承志关于鲁迅的三篇文章谈起

文\马海波

从鲁迅到张承志，似乎承续着一条中国文学“刚性生命叙事”的脉络。他们都是激情的浪漫主义的后人，充满了冒险、孤独与反叛的气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一直都被认为是理解鲁迅精神气质的一个最深刻的捷径，它是一种“绝望”或“死”的艺术。如果说，鲁迅在包括《野草》在内的文学作品内呈现了一个不受规训的思想个体，那么，张承志则是在自我的姿态下呈现了一种试图挣脱一切成规的文学，比如《心灵史》（不属于任何一种固有的文体）。他们二者在文学精神的层面上具有某种家族性的相似。

张承志很早便在文字中生发出对于鲁迅的崇敬和信任。如果不看张承志所写的三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单看他们二人的文学创作及其所承载的精神，或许读者就可以理解张承志为什么会对鲁迅情有独钟了。从早年创作的小说《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到之后的《北方的河》，张承志就以其浪漫、热烈、放浪不羁的写作风格在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到后来，他的写作开始转入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直到1991年出版了那部惊世骇俗的“奇书”——《心灵史》之后，张承志的文学成就可以说在自我独异的层面上达到了一个巅峰。由《心灵史》这部作品，似乎可以窥见张承志内心的一种精神追求：渴望寄托，与世俗、平庸的彻底决裂，神圣的理想，以及永恒的自由与纯洁。不论这部著作的接受史如何，也不论他是否达到了这种境界，起码张承志的这种姿态是明显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张承志与鲁迅都是属于“鬼才”型的文学家，他们与中庸、委身、妥协等词汇是毫无干系的，至少在精神层面是如此。笔者暂且将这种誓死捍卫“自我”的行为，称为文学家特有的“精神洁癖”。或者说，张承志与鲁迅他们是一类宁肯在绝望与孤独中“沉沦”或“边缘”下去，也不愿意与善意的平庸为伍的人。或许是自1949年之后，甚至更早，整个国家对于鲁迅的政治化与功利化的解读，使得张承志认为应该有人站出来替鲁迅说说公道话了。恰好是在他出版《心灵史》的同一年，即1991年，张承志写了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或者把这说成是献给鲁迅的文章更合适一些，因为文章的题目就是《致先生书》，这“先生”专指的就是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张承志体会到死去的鲁迅仍然是孤独的。张承志说：“他（指鲁迅——笔者注）身边纠缠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如成群苍蝇在纠缠一具死骸。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试血。”[1]，因为精神气质的相似，因为都具有深刻、纯粹的品性，所以张承志这种想要守护鲁迅的某种东西的情感便是一种发自他心底深处的自然流露。张承志守护的鲁迅，应该是他自身对于鲁迅精神的个人体悟，这与1980年代之前的鲁迅解读对于鲁迅的“守护”不同，后者守护的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下不容触犯的价值观念，而张承志的守护则更多地表示他对于后者的一种怀疑与逃脱，以及对自我体验与思考独立性的捍卫。

以阶级意识来理解鲁迅，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鲁迅的一种浅薄、狭隘与偏执的误读。这种情况一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然而，即便整个社会的思想环境变得较为宽松，人们的思维方式却依然停留在僵化、教条与陈旧的惯性中无法挣脱。张承志在1991年对于鲁迅的理解，可以说独具文学家特有的敏锐性与深刻性。张承志将鲁迅与曹雪芹放在一起对比，认为后者“太中国人味了”，他认为腐朽的中国更需要如鲁迅那样的人，他在文中说：“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需要侠气、热血、极致。”[2]他认为现代中国仅有鲁迅一人是属于这一类“士”的人，所以他才将“先生”的敬称专门用来称呼鲁迅，以显示他对于鲁迅的崇敬与爱慕。

张承志对于鲁迅的信任应该说是彻底的。或许是为了突出他对于鲁迅的热爱，因此，在文中他列举了一些其他的作家作为对比的例子，比如沈从文、林语堂等，他认为这些作家都比不上鲁迅。然而，作家因为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差异与不同，不能简单、生硬地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类比，比如将鲁迅与沈从文放在一起比较就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可比性，甚至有可能会落入陈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中。但是，如前文所述，张承志对于鲁迅的热爱是一种精神气质之间的相似而产生的深沉吸引。所以，如此决绝地认同鲁迅，恰恰符合张承志作为一个浪漫式作家的精神气质，如同拜伦一样，他们都具有一种敢于认同的勇气，而这种精神性格的形成总是伴随着选择性的排斥与吸引才渐渐走向独立的成熟。

在张承志那里，鲁迅思想与精神的边界与内容进一步被扩大和深化了。张承志意在通过精神的探究，来重新找出一条解读鲁迅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如同“竹内鲁迅”式的，将鲁迅的“毒”深深植入自我的精神深处，以此达到一种浸入骨髓的体悟，即张承志自己所说的：将心比心，以血试血。

旷新年曾说：“张承志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不仅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而且在社会时代的处境上，他们两人都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同样因为‘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放弃了虚构性的文学创作。”[3]，因此，将张承志与鲁迅放在一个精神家族的谱系内进行解读与分析，不仅不是一种牵强，或许更能够进入他们二者精神的深处，以及从他们的精神承续中体察中国文学的一条“刚性生命叙事”的传统。

经过了喧嚣的1990年代，大部分人对于鲁迅的心态，开始渐渐平静了下来。人们不再动不动就用“时代”、“阶级”、“民族性”等宏大且空泛的辞汇去与消瘦的鲁迅进行碰撞，而是换成以温热的“人心”去慢慢体会鲁迅真实的温度。许多东西在年岁的流逝中渐渐回到了“本初”，一些以谩骂鲁迅为生的人得到了自己的名气，一些以炒作鲁迅为业的人也获得了富足的利益，剩下的也只有一个历经风雨仍然岿然不动的鲁迅的孤独身影。张承志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在1999年2月，在人类即将步入一个新世纪的时候，他写下了第二篇致鲁迅的文章——《再致先生》。在这一篇文章中，张承志谈到了鲁迅所讲过的一句话：“伪士当去，迷信可存”[4]。虽然鲁迅并没有对这句话有过详尽的阐释，但是他的一生的行动都是在与伪士为敌。在1990年代及其之前的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的伪士，张承志与鲁迅一样，都对那些轻薄为文的伪士不以为然。他说：“确实,伪士无定义。但伪士以权威变成了规矩方圆，变成了一种体制。他们愈多地晋升为中国文化之大师,这个文化便日益萎靡无望。更有吹鼓手充当宣传机器,上下师承,汇为一党,鲁迅为之命名:是为智识阶级。”[5]鲁迅的深刻性之一，就在于他对“构筑”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的虚伪性进行了深度的批判。因而，鲁迅的一生是最不被人理解，然而却也是被大加“利用”的，尽管这些“利用”大部分都是偏颇的。如果说是张承志继承了鲁迅的批判性，不如说，朽腐的中国文化中还尚存有一条微弱却又不失韧劲的“刚性”血脉。如果要追溯源头，那么最初的要算是庄子与屈原了，除此还有汉代的司马迁及其在《史记》中所记述的那些“游侠刺客”，以及明代的李贽等等。鲁迅自己在文章中对魏晋名士以“退隐”的方式来与当权者抗争之精神的钦佩，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在本质意义上，鲁迅称得上是一位反叛者，一个与权威话语对抗的知识分子，一个甘愿忍受孤独与绝望的文学家。

时至今日，鲁迅的批判性仍然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难得与宝贵的精神富矿。但是，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的中国更多地摆满了各种“伪士”与所谓的“文化大师”。因此，张承志批评说：“他们的一股味儿,和他们营建的一种透明温厚的霸道,程度不同地,人们多少有所感触。在中国,谁遭遇了中国智识阶级的贫血气质、伪学、无节,以及下流的动作,谁就能接近鲁迅先生的本质。”[6]这样的批评在“伪士”被神化的今天，显得极其可贵。张承志认为，一个“一边是凄惨的民众的血,一边是丰腴的上流的‘趣’”[7]的社会或者民族是无望与可怕的。而一旦智识阶级如果没有同情底层的心态和独立的批判立场，那么就会真的成为鲁迅所批评的“智识阶级”了。因此，张承志进而提出：“民众在这个国度无权无望。但他们发觉:当他们在暴政官僚的重压下绝望痛苦的时候,‘智识阶级’却是政治金钱之后的又一个凶恶的压迫者。大众但求温饱而已,但他们需要知识分子始终对社会和权力保持基本的批判火力。否则,底层的处境不堪设想。”[8]张承志的批评是犀利的，却也是深刻与发人深省的。毫无疑问，一个供养的全部是“伪士”的民族，只能陷入无望与可怕的境地，其文化也是荒芜的。当底层的人们无望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仍然有一个鲁迅在那里不停地骂着，因此，他们自然会认为鲁迅是最亲切的，因为他代表着一种底层话语，这恰恰与在文学创作的初期就立志要“为人民”，且在成名后潜入西北农村，在贫苦的回民中间考察历史的张承志不谋而合。当鲁迅与张承志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阅读的时候，恰恰说明我们缺少的正是想他们这样的“志士”。

2002年8月，在拜访了鲁迅的故乡绍兴之后，张承志写下了第三篇追思鲁迅的文章——《鲁迅路口》。在这篇文章中，他更多地谈到了鲁迅与秋瑾、徐锡麟以及陈天华等革命牺牲者的关系，并深度挖掘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遭遇的事件对于其一生文学活动的影响。

张承志的思想具有他个人的体系，因而，他对于鲁迅的认知，不管是之前的《致先生书》与《再致先生》，还是后来的《鲁迅路口》，都延续着他对于鲁迅“深度共鸣”又带有强烈的“原创解读”的特征。当张承志发现秋瑾与徐锡麟的故居与鲁迅的故居只相隔不远时，他说：“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9]。的确，当时鲁迅留学日本时，他的这两位同辈同乡也去了日本，他们不会不认识，鲁迅对于他们二位为了革命被杀的事件不会没有任何感触。因此，循着这一条“线索”，张承志认为，鲁迅的小说《药》中所描写的被杀的革命者“夏瑜”，难道不是“秋瑾”的工整对仗吗？这种近似于“索隐”的探究方式确实为声称已深谙鲁迅的研究者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对于徐锡麟被清兵抓去挖心而食的悲惨，使得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提出了“吃人”的主题。这难道不是明显的线索吗？对于陈天华以死来维护自尊的民族心，难道没有获得鲁迅感同身受的痛苦与同情吗？这些同辈的牺牲者，如同一个个浓重的影子时时被鲁迅带在身上，因此，他才会不敢有半点松懈，不敢让死去的秋瑾嘲笑自己没有血性。因此，张承志说：“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开满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10]

鲁迅是一个更能承受“黑暗”的人，或者说，他的一切写作都始于“黑暗”。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当许多人都满足于舞文弄墨的“趣”时，只有他看到了无数的“死亡”与“悲惨”，因此，将鲁迅的笔理解为“匕首”是恰当的。而在这个时候，还在谈论“纯粹文学”的人，一定是无聊且“气质粗俗”的人。况且，到底有无真正的“纯粹文学”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能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在当时，徐懋庸之流不能理解，在忍受了无数的年轻学生与同辈青年的鲜血之后，被鲁迅所选择的“文学”的含义。鲁迅所选择的“文学”，与其他人所理解的文学是不同的。他更多地趋向于一种隐忍的反抗。鲁迅一直都对当权者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在1924年到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之后，面对“三·一八”惨案，鲁迅在《空谈》中批评官府说：“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为言，而况是请愿，而况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11]。鲁迅真正关心和珍惜的是那些无辜的青年。他反对这种无辜的“送死”，而如果真的要革命，则必须有这一种在危急关头的“隐忍”的力量。而这种态度，却常常被许多对手视为其软弱的证据。在革命的年代，鲁迅仍然是一位清醒者，虽然与论敌有激烈的论战，但是他与临死前写下冷静又恳切的《绝命辞》的陈天华一样，都是胸怀大激烈的人。张承志认为这种“胸怀大激烈的人，恰恰并不过激。”[12]

或许，张承志将鲁迅文学道路的初始与这三位牺牲的革命者联系在一起的确有某种合理性，然而，鲁迅之所以选择走上文学的道路，还有更多复杂的缘由。但是，将这三位革命者作为出发点来谈论鲁迅，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探究鲁迅的独特方式。就如同张承志所说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中悄悄地独祭，或隐隐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13]在《鲁迅路口》的最后，张承志从鲁迅的自省甚或忏悔中反观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更加深刻的批评。一百年前，日本人批评中国留学生的话语——“特有的卑劣，薄弱的团结”，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被信奉犬儒哲学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无休止地重复着。因此，张承志说：“或者，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侏儒的思想，不断战胜古代精神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宣布尊严的人格（陈天华）和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鲁迅），他们的死贵重于无数的苟活。由他们象征的、抵抗和异议的历史，也同样一经开幕便没有穷期。过长的失败史，并不意味着投降放弃。比起那几枝壮烈的樱花，鲁迅的道路，愈来愈被证明是可能的。”[14]的确，张承志站在现今的中国，自身仍然践行着鲁迅的精神。因此，正如旷新年所评论的那样，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作家。

张承志认为鲁迅开创了一条抗争与质疑的道路。然而笔者还要强调一点的是，鲁迅在批判中国文化自身的同时，也将那些深藏于其中的“刚性”特征的“精华”吸收与承继了下来。或者说，中国文化有其自身“悖论”的特性，而生存于中国文化中的鲁迅，也是一种“悖论”的存在。鲁迅对于封建礼教对人个性的迫害与压抑深有体会，因此，他认为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形成的是一个“吃人”的历史。然而，在中国思想历史上，却还是有少数一部分人为了捍卫自我的“个性”，与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行着种种的抵抗。鲁迅对于这一部分人充满了崇敬与向往的心态。因此，不能把鲁迅从中国思想历史的长河中“隔绝”出来理解，而是要从中国文化的自身出发去解答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鲁迅这样的文学家的问题。鲁迅在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批判意识”的进程之中，也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刚性”品格进行了承继。换一句话说，鲁迅也是一位践行者，一个中国文化自身的“刺客”，而一种文化的时时“蜕变”与“更新”，就必须得有这样的批判者与否定者的出现。如此，这种文化才能更加充满活力，更有自足性。并且，张承志还认识到鲁迅第一次以自身的行动探究了知识分子的意义，可以说，鲁迅“对着滋生中国的伪士，开了一个漫长的较量的头”[15]。这样一个头一经开启，或许将会一直伴随着“伪士的浸蚀”而变得愈来愈强韧与长久。在现今的作家中，张承志是继承了鲁迅精神的一位最突出的文学家。

 “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16]这是张承志在《静夜功课》中说的一句话。窃以为，在中国，只要还有无耻、轻薄的“伪士”，那么鲁迅与张承志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力与文学家所特有的深刻气质将会在未来被愈来愈多的人所“信任”。

注释

[1][2]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第74页，第7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3] 旷新年：《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读书》2006年11期，第29页。

[4] 原文出自鲁迅的‍‍《破恶声论》，张承志在《再致先生》一文中引为“伪士当去，迷信可留”，实为讹误，应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本文以鲁迅原句为准。

[5][6][7][8] 张承志：《再致‍先生》，《读书》1999年7期，第109页，第109-110页，第‍‍108页，第108页。

[9][10][12][13][14][15] 张承志：《常识的求知》，第171页，第173页，第176页，第176页，第178页，第180页，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11] 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 张承志：《静夜功课》，《风土与山河》，第93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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