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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漠精语汇编

2011-06-23 06:47 来源:雪漠文化网 作者:雪漠文化网 浏览:60693387

    一个十分功利或势利的人和群体,其汲取和吸纳文化滋养的标准通常会以“实用”为主,就很难用更博大的胸怀去吸纳一些不一定马上见效实用,但对其人格、人生有大滋养的文化养分的。有时,他的功利心甚至会在潜意识里拒绝、排斥这种文化。

    真正有宗教信仰情结者并不多,原因之一就是宗教或是信仰不能马上给他带来看得到的利益。但他们忘了一点:某种东西虽然不能马上带来看得见的短期利益,但它对他们的生命、人生、人格的滋养和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终极利益。

    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除了要汲取一些有“用”的营养之外,还应当破除一种用功利、短视、纯实用主义的目光看世界的局限,吸纳一种更大气、更无我的文化,具备一种超越私我功利的大智慧。这样,才可能形成更大的格局,达到更高的境界。

    “有用之用”就是商业上用得着的某种行为、策划或是技巧;“无用之用”就是用商业目光看来也许无用的一些精神和文化,但是对他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却可能有更大滋养的东西。表面看来的那些无用之用,其实往往可能是大用。

    虽然其中不乏成功者,虽然他们在用“术”和造“势”上也可能达到了极致,但在“道”的厚度上却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因为那“功利心”的幽灵总是笼罩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阻碍了他们拥有更高远的目光和更博大的胸襟。

    有人总怀疑某种商业行为“作秀”的根本原因。因为伴随那行为体现出的,不一定是其人格本身散发出来的大善,反而是一种很容易被人们窥破的商业图谋。功利心既成全了他们,同时也限制了他们。

    功利心能使他们及时扑捉到商机,但有时的“有求之求”并不是“大求”。无论在任何领域,初期的成功靠机遇,真正的大成功则取决于人格。

    当商界人士真正拥有大师的胸襟、涵养、境界时,他的事业必然也会有大的格局。虽然表面看来,这种变化不会产生短期内的所谓效益,但其实那才是最具本质意义的质的突破和提升。

    有一天,一位作家朋友说我把他当成对手,我笑着说,“你要是这样想,就太看不起我了。我从不将同行当成对手的,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我唯一的对手,就是死神。

    几十年后,我们也将被岁月掩埋,消融于一个巨大的虚无之中。百年之后,孙辈也记不清我们叫什么,曾经做过什么,我们曾经来过吗?我们的生命像苍蝇飞过虚空,留不下一点痕迹----如果没有好的文学,好的史书,这多么可怕!

    如果有一个文人,不需要任何卖弄,不需要煞费苦心地编故事,他只要质朴地记录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他就注定不朽,要是他在艺术境界上达到一定水准,那就是我们期待的大作家了。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忠实记录了那一个时期俄罗斯人如何活着。

    文学与史书两者有本质不同,史书侧重于历史事件,文学则侧重于人性和生活,两者是不可互换的。有时候,文学甚至比史学更真实,因为历史是强权写的,很容易被篡改。而文学,则更可能接近生活的真实、心灵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

    一个人,他不深思死亡,就会被世俗的、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当他时刻想到死亡时,就会看破那种虚幻的外现。所有的应酬也罢,名也罢,利也罢,终究是过眼云烟。这些东西都体现不了你的价值。

    人生最珍贵的是生命,一旦失去,永不再来。我不会用非常珍贵的生命去换一些无意义的东西。

    其实,人生跟坐火车很相似:窗外的存在是飞逝而去的无常,自己其实很孤独,在那个车厢里,你会感到一种被抛入陌生的感觉,这是人生的感觉之一,可惜被当代人忽略了。

    将眼前的虚幻,执着为实有,从而迷失了心灵本有的智慧和光明。其实,无论你眼前拥有什么,你都不会留住时间,留住生命,也留不住那些正在飞快坏死或破损的车子、房子。多贵重的车子、多结实的房子,也只有几年、几十年的存在,何必苦苦执着于它们呢?

    我寻找的,不仅仅是写作的意义,更是生命的意义。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文学上的成功,当成我人生的成功。我太清楚了,面对死神,所有文学上的声誉毫无意义。

    最重要的,是你的作品中是否传播一种利众精神,一种大善的精神;你这个人的价值,以及你的作品价值,就看这个世界,是否因为你的存在而相对美好了一些。当然,这美好,也包括真,也包括善。

    我也愿意进行技术上的宣传,但这仅仅是我不想让这个世界活埋我的思想时的一种抗争。你要知道,在这个喧嚣热闹的时代,稍一懈怠,你就可能被埋得不知去向。所有的文字作品,只有在被人阅读时,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生命是一根绳子,就那么一点长度,浪费一截,就少了一截。闲事上用多了,正事上就不够用了。好多亲朋好友说我不近人情,原因是我从来不愿在应酬上多花时间。这源于我对生命的感悟。好多人生悲剧,就是因为不珍惜生命。谁明白了这一点,他的人生无疑更有质量。

    收集素材的过程,就是在生活中吸取营养的过程,它不一定拿来马上就能用,但它最后都变成了你的营养,直到有一天,你就会生下一个个健康的强有力的孩子。所以,无论做什么,你都要成为生活的有心人。

    当一个人的智慧开启时,他能接近更本真的东西,更能穿透假象,看到本质,他还会发现世界上到处是金子,整个世界都在向他微笑,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那境界,类似于禅宗的开悟之后,“朵朵黄花皆是菩提,声声鸟鸣无非般若”。他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他。

    我读一个作家时,我把这个作家了解得透透的。比如,像沈从文,我读他的时候,把他所有作品都搜集来,非常系统地,一遍一遍地读,一边读一边思考,包括作品内承载的文化、品格、精神,包括文学技巧,他的人物,他的优势,他的局限,我能汲取什么,学到什么,直到我自认为已经完全读透了的时候,我才换另一个作家。

    读书需要资格,爱托尔斯泰也需要资格,当自身修炼达不到相应的某种境界时,你绝不会了解他,更不会爱上他。托尔斯泰的作品就是一座巍峨的城堡,真正攻入需要实力。

    我坚持读那些能做我老师的大师的作品,读今生必须读的、最值得读的书,我始终是向上的,决不读比我差的、很弱的作品。除了对俄罗斯文学有偏爱外,我还学习了其他各种文学流派。

    我总在阅读时陷入一种很深的宁静之中,我总能感到另一个生命存在那鲜活的灵魂和跳跃的脉搏。我的阅读还有一个特点,我跟他们始终处于对话状态,两种文化、两个心灵在相遇时互相撞击,总能碰出新的智慧的火花,我决不会放弃主动积极地思考,匍匐在名家、经典的脚下当奴隶。

    35岁以后,我已经很少读小说、文学书,重点读哲学、宗教经典、大文化方面的东西。这时候,我读书特别挑剔。40岁后不固定什么专题、什么样式了,什么都读,宗教也罢,哲学也罢,我特别关注能引起人类心灵震撼或认可的某一种文化现象,侧重于人类心灵方面的东西。

    相比而言,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影响很大,主要是他们的为人态度、文学态度,他们对世界的关注,对生活的理解,那种非常大气的博爱、利众精神,以及文学应有的真实和质朴。我认为,文学、文化应当有一种值得人们敬畏的力量。

    读书就是让人明白,明白做人的道理,就想多做些事。因为人生很短,稍不注意,就老了。人一老,想做啥,也没精力了。……有时候,我们仅仅是举手之劳,可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会帮他改变很多。

    “凉州贤孝”的贤,就是做人要贤德,孝,就是孝顺父母,孝敬老人;贤,是面向社会的,孝,是面向父母家人的,里外都要做个好人,这是最朴素的道理。

    ……贫穷让我很早明白人世间的艰辛,为我今后创作、人生态度奠定了基调,也带给我大量的生活素材。我对农民的了解、理解,就是通过我的家庭,它渗透了我的血液。

    贤孝对我的影响已融入了血液。写作时,我耳边常响着贤孝的旋律,我总能从中读出灵魂的苦苦挣扎,那种苍凉和悠远里蕴含的智慧,更成为我幼年最好的灵魂养分。

    我想,只要我洗去灵魂上的污垢,摒弃小我,用善的心态,爱的笔墨,把生活展现在世人面前,成功也许是必然的。

    当一个作家真正拥有了他的家乡,并成为一种文化代言人的时候,他就能相应地拥有一个丰富、独特的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可以和外部世界平等对话。内外两个世界,具有同等的价值。

    我一如既往地关注西部农民的生存,更关注影响凉州人生存的文化土壤。特殊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特殊的灵魂。写出一个时代独有的灵魂,是作家的责任。因为,目前凉州人的这种生存状况,不会延续太久。很快,它就会成为历史。把它们保存下来,作为一种历史的记载,是一个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学也跟唱歌一样。不要跟上别人瞎跑,盲目追求所谓的全球化和接轨。你只要从灵魂里发出最强最美的声音,人家就会欣赏你,并向你学习。

    西部民歌多反映民间生活。它反映的角度是西部人独有的角度,是西部老百姓独有的思维方式,它或是抒发灵魂甘苦,或是描写日常生活。它的叙述视角是一种文化视角,而不是政治视角,其内容,也不是大一统的中国文化,而是打着西部烙印的文化。

    苦难意识是西部民歌的灵魂。从严格意义上说,民歌和贤孝是一部百姓的苦难史,从春秋战国到当代,西部百姓的所有苦难,民歌都有记载,大至天下大事,小到邻居纠纷,无不包容。

    当一茬茬的老人死去后,我们只有从西部民歌中才能感受到西部百姓曾经有过的苦难。贤孝音乐中,最感人的是泪音,每当艺人们用泪音叙述主人公的苦难历程时,一屋子的听众都会掉泪。当然,它感动的,也是一个时代。

    西部民歌中最值得称道的,不仅仅是它对苦难的叙写,更因为它对苦难有种大悲悯的情怀,非常像“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种境界。强烈的道德意识和正义感是西部民歌的灵魂。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作家以欣赏、赞赏的语调、表情写那些杀人的所谓英雄,更不乏讴歌罪恶者。当作家们失去了作为人类的那种悲悯情怀时,文学的堕落便成了必然。

    因为明白了生命的易失和脆弱,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汲取营养。对任何一种文化,我都是取其精华,以滋养灵魂,尽量让自己变成一头巨大的“狮子”

    2004 年,我进入藏区,挂职担任甘南州文联副主席,学习了甘南文化、藏文化、草原文化、宗教文化、陕北民歌、新疆文化,还有青海“花儿”。每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圈,我的心灵,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有益的滋养,我一直这样训练自己,直到养成一种生命习惯。

    我感觉到一种与凉州文化迥异的藏区草原文化,有着非常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佛教文化精神渗透到甘南的自然、人文、文学、生活当中,而这种精神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目前最缺乏的精神,也可称之为“利众精神”。

    我的作品比以往多了一种色彩,多了一份大气,多了一种人文关怀和利众精神,我对过去熟视无睹的凉州文化有了新的发现,文学境界也有了新的升华。一种文化只有在和另一种文化撞击时,才能发出更耀眼的光芒,才可能产生新的更大的价值。

    我经常深入牧民家,了解牧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或深入寺院,跟僧侣交朋友,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而了解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素材。正是得益于这种“流浪”,我后来的创作与思考已上升到人类学的高度。

    现在,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大多在室内,从书中搞所谓研究,但更有价值的学问却在民间呻吟而无人问津。凉州贤孝、民勤文化、甘南文化,等等,都是中国西部大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他们正面临灭绝。

    甘肃人似乎是一个被当代忽略的群体,我读过许多大师的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学的著作,很少谈及甘肃人的。翻阅《人文中国》之类的书或是杂志,几乎找不到对甘肃人的研究和描写。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甘肃文化就是由许多这样的大文化圈和小文化圈构成,环环相扣,成为十分复杂的迷宫一样的格局。这使学者们很难像陕西文化那样用几句话来概括,所以也有人开玩笑以“杂种文化”名之。

    我认为,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有所皈依,但一定要有信仰。我对信仰的理解,与一般人不同。我仅仅是对一种博爱、利众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我更看重人格修炼。我从来不认为文学的成功,是我人生的成功。要是我能真正战胜自我、小我、私我,证得一种大智慧,拥有一种利众精神,哪怕在文学上默默无名,我的人生也是成功的。

    在我的生命里,目前,写作仅仅是适合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除了写作和修炼,我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我的学习不是浅尝则止,而是研究式的,实证式的,每种学习都有成果。

    面对世界,我始终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我必须做到我今日之所学,一定要成为我明日进步的基石。我不愿浪费生命,不愿像猴子掰苞谷一样,边掰边丢。所以,当我到三十多岁时,我已经构建了独特而丰富的知识体系。

    我眼中,文化没有高低雅俗之分,一切好文化都是滋养我成长的精神食粮,都是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它们不会也永远不可能变成我的精神枷锁。因为拥有了这么多的文化宝库,我才一直很自信地写着。

    只有让世上所有的规矩、外现、存在,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是枷锁和镣铐的时候,也即:所有外力、因素都不能干预创作主体的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当然,那“了无”的,也是作家心中的贪婪、仇恨和物欲。

    一个作家,在执笔之初,甚至执笔之前,就几乎决定了他的将来。正如一个青苹果,虽小,却具有了成为大苹果的基因;而山药,无论如何施肥浇水,成熟的,终究是山药。作家亦然,他的心灵境界和文学观念,决定了他日后的成就。除非,他进行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炼。

    心灵决定一切。我常说,鹰会鸡一样啄食,狗也狮子般捕猎,但小鸡永远成不了雄鹰,哈巴狗永远成不了大狮子,决定其命运的,就是基因;决定一个人成就高下的“基因”,就是他的心灵。

    只有当你放下了之后,达到真正的大自由,那时候就会彻底明白,心如虚空,一片光明,眼前一切都在向你微笑,内心充满空灵的喜悦,自由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世界。从此,我放下了文学,不再被文学所累,不再有成功的执着,怪的是,反倒文如泉涌了。

    那十二年与其说我在写《大漠祭》,还不如说我在闭关修炼,修炼人格,修炼智慧,修炼慈悲,随缘而为,毫不执着,心如虚空,了无牵挂。虽然心无一物,却如明镜,朗照万物。

    当你放下文学、放下一切的时候,实际上已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这样,你在写人物的时候,你就完全成为“他”了,完全走进了人物的心灵世界,与他的灵魂相融,这样,笔下的人物就“活”了。

    当我看到佛教故事“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早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我给自己定下三条标准:在这个世界上,有我比没有我要好,有我的作品比没有好,读者读了我的作品比不读好。

    因为我明白地看到了死神在窥视我,所以一直拒绝了虚假的、表面的东西,不计较眼前得失。人的一生里,总该有一种高贵的心灵和姿态,对权力,对金钱,对地位,当满世界都趋之若鹜时,你应该对它淡淡一笑。

    我当然希望文学有更大的力量,让文学的存在,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救世先救心,读过《猎原》的朋友可以看出,我甚至极力想凭借文学,来延长“世”的存在时间。当有人抱了救“世”之心做事时,这“世”就很令人担忧了。正如,当人类开始抢救和保护某种动物、某种文化时,该动物、该文化也就面临很深的危机了。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许多时候文学很无奈,它改变不了世界。它所能改变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自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改变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

    我所做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更“大”一些。我常说,要是创作主体是老鼠,那它们无论怎样思考形式和内容,也照样生不出狮子。哪怕它胀破肚皮,生出的仍是老鼠。要想生出狮子,只有一个办法:先让自己变成母狮,再跟另一个雄狮,即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

    我的深入生活,我的读书,我的思考,我的所有意愿和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努力让自己变成“狮子”。我虽然也大量读书,甚至也读一些叙事学之类的理论,但所有读书,仅仅是让知识成为营养,而不是让它们变成我的镣铐。所以,我从来不想叫什么“主义”和“技巧”之类束缚我鲜活的灵魂。

    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优秀作家——我自己这样认可——的升华。不管我的作品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二十年黄金生命里全部的心血和真诚。

    读书如攻城,是需要实力的。要想读懂真诚的作品,至少也需要投入相应的真诚。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喜欢我的读者,多是相对宁静之人。因为我的小说,都是从宁静中流淌出来的,心灵浮躁者很难深入。

    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通过创办实体企业的同时,还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存条件、自然环境对人文、性格、思维方式等等,各方面的影响太大了,会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西部民歌不以阴柔取胜,而是一种撕裂般的声音,一种灵魂的嘶喊,有种困兽一样的味道。西部多山,山外高山还是山,这使得人们缺乏想象力,缺乏想象力也就缺乏创造力。

    以马斯洛的五个需求理论,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以艰苦打拼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人,随着阅历、能力、思想境界的逐步提高,奋斗目标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安全、社交需求之后,他更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受到更大尊重,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层次由低到高,目标由小到大,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追求。这是一种心灵的质变!

    讳谈死亡其实是一种掩耳盗铃。无论谈不谈,死神总会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它。那么,不如直面它,以它作为参照系,从容地规划人生。

    我经常说这个比喻,鹰,有时候,会像小鸡那样啄食;猎狗,有时候,也会像狮子那样捕猎。但是,小鸡永远成不了雄鹰,猎狗永远成不了大狮子,决定其命运的,就是他们的基因不同,而决定一个人成就高下的“基因”,就是他的心灵。

    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后,一个人的幸福、快乐与否,与金钱的多少关系不大。我认为,人要得到快乐有两个要素:自由和明白。自由就是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不受羁押,明白就是明白很多东西是不断变化的、虚幻不实的、不永久的。

    西部有非常厚重博大的传统文化,但因为千年来这块土地对人们的心灵的束缚,他们的心,既有一种非常厚实、非常大气的东西,又有一种非常狭隘局促的、负面的东西,藏污纳垢。

    很多东西是双刃剑,矛盾统一的。在以前某个阶段成就了他的,往往也是今后阻碍他的那个东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跨越过去,跨越自己,这是最难的,也是最了不起的。所以说,每块土地及其赖以形成的文化,均有其优秀的特性,也有低劣的杂质,这些特性与杂质甚至是合为一体,难解难分,经常会在不同条件下展现其复杂性。

    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群,每个人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块土地的基因与文化的胎记。

    对金钱,我一直不大在乎,有也好,没有也好,多也好,少也好,关系不大。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心灵世界、精神家园,自由、快乐、宁静,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金钱干扰不了我的宁静。

    谁想让我放弃独立思考的立场,谁想让我变成一个机器、一个工具时,我决不同意,我就会抗争,决不妥协。当一种外力对我的人生追求形成干扰时,我就会反抗。当然,我也必须为自己的这种选择,承担一切责任、风险、后果。但如果没有这种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很可能一事无成。

    有个成语叫“无中生有”,这里面包含了精妙的辩证思想。形而上的,决定了形而下的。虚的,包容了实的,指引了实的行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心是什么?心就是梦想、理想、人生观、世界观和终极向往。没有梦想的人必定一生平庸,无所作为,人类就是因为有梦想,才区别了低等动物!

    一个人如果希望自己过得幸福,人生有价值,有意义,首先他就得问自己一句,“我为什么活着?”当一个人开始追问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人类,才会追问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理由。

    没有梦想,没有目标,稀里糊涂过日子,我们凉州人称为“混世虫”,还算不上是人,只能是“虫”。现在很多人被一股非常大的惯性力量推着走,很少停下来,静下心,想一想,我为什么活着?我这一辈子,到底想做什么?

    理想,信念,这些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往往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他就没了主心骨,遇到一丁点挫折、诱惑的时候,就很容易改变方向,很容易被外力牵着鼻子走,很容易放弃,甚至堕落了。

    目标有大有小。一辈子最大的终极目标,就是梦想。也就是说,把人生放到历史的座标系上,给自己找到定位。这一生,我打算做什么?打算怎么做?那么,他走的每一步,所有的时间、精力、资源,都是围绕这个定位集中的,所以他容易成功。

    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白龙马和一头毛驴同在磨房里干活,围着磨盘一圈圈走,有一天,唐僧骑走了白龙马,到西天取经成功,白龙马也被封为“八部天龙”,功成名就。回途中,看到那头毛驴还在磨房里一圈圈地转,毛驴很羡慕,问白龙马,“为什么你成功了?”白龙马说,“我们的区别就是,我始终坚持朝一个方向走,朝一个目标走,你却一直老是在原地转圈。”

    功利心人人都有,但功利心有大小之分。我认为,功利,就是功德的“功”,利益大众的“利”,功德和利益众生,合二为一就是功利,这是大功利,大功利就是利益大众的好事。

    把写作仅仅作为谋生、升官、发财的工具,这种小功利基本上只满足个人私欲,如果仅仅拘泥于此,这种功利心很容易让自己向下走。因为,仅仅达到一个很低的层次时,他就停滞不前了,就再也没有继续向上的动力和勇气了。

    一个人,他在面临多种选择,前面出现很多条路的时候,他就有可能选择那条放松、向下、堕落的路了。小功利会迷惑了他的选择。但如果他选择了我说的那个大功利,选择利益大众的时候,他不会轻易受诱惑而改变方向。因为他的人生标杆不一样,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世界上不缺少真理,但缺少按照真理实践的人,大部分人往往说得多,想得多,做得少。做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做一定不会成功。行动是最重要的。

    很多朋友也这么说我,他们说,看看你也不大重名利,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我说,我们可以不为了赚钱、不为出名而活着,但一定要珍惜时间、珍惜青春、珍惜生命,让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

    一个人如果错过了最黄金的那段岁月,错过了就错过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单纯追求物质享受,会容易让人空虚无聊,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浑浑噩噩,一事无成。

    某个生命时段,缺阳光,缺水分,无论后来怎么努力,都不能修复那个痕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辛勤的耕耘只能自己来完成,别人无法替代。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每个阶段都值得珍惜,过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文章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总是自夸“地大物博”,后来不自夸了,就希望着“国联”,后来,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信“地”,信“物”,信“国联”,就是不信“自己”。不要幻想天上会掉馅饼,依靠自己,相信自己,创造生活,创造幸福,这是非常重要的心理素质。

    我经常说,天才是夸出来的,鼓励、肯定、夸奖是为了让人增加自信。很多人起步时,天赋、才华差别不大,但是不自信,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自信不是狂妄,是对自己恰如其分的评价与肯定。

    人类的潜力、创造力是难以估量的,一旦他有大理想,坚信自己一定能达到目标,他就会调动所有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因素,坚持这样做,就足以成功,即便他暂时不成功,也会最大可能地接近预定目标。

    保持积极、向上、奋进的信念,这是一步步接近目标的重要过程。不自信的人,经常给自己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他习惯于从外部、客观因素找借口,实际上是掩盖自己内心深处的软弱、退缩、放弃,给自己找借口……

    一定要以自信、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平时也多与这种心态的人交朋友,老是与那些牢骚不断、怨天尤人、批评环境、批评别人的人在一起,只会让自己更消极,更落后。

     我经常鼓励学生说,“没有失败,只有放弃。你想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你一定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生是一种选择,一个人的选择构成了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决定了他的人生价值。

     我根本没想其他,只觉得自己定下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我想让自己成为什么人,就一定能成为什么人。我不狂妄,我是自信。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谁。我觉得,我想当作家,那就一定行。这个自信从来没有动摇过。

     过去,有个文友和我水平差不多,有一次,他问我,“雪漠,你算算看,我能不能当作家?”我说,“不能。”“为什么?”“你连你自己能不能当作家都不清楚,你怎么能当作家?!一个能当作家的人,是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我想让自己是个啥,我就是个啥。”

     我从教书匠到成为专业作家,生活改变了我很多,一直不变的,就是我的自信。这是一种自我认识、自我剖析、自我定位后得出的结论,其实我一点也不狂妄,我只是心里这么想,嘴上也这么说了。

     “雪”、“漠”,代表了西部两大自然景观。雪者,宁也,雪落无声;漠者,大也,广袤无垠。当你看到白雪覆盖大漠的那种壮美时,一定会感受到自然、宇宙、造化中那种涌动的大力量。我想一辈子传播西部最壮美的文化,那就叫“雪漠”吧。

     我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之前,要谦虚,虚怀若谷,吸取各方面营养;创作过程中,要目空一切。创作之前的过程是学习,想成为大海,就必须接纳百川。创作中,眼前的大师,前人的作品,就成为障碍了,要把他们从心里赶出去!

     所谓的天赋、天分,就是一个人对生命体验那种特殊的感悟,这是最主要的。这种天赋几乎决定了后来很多东西。以我的成长经历看来,童年时那段生命感悟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小时候其实非常喜欢热闹,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孩子,经常参加文艺演出,后来有一天,我看到村里死了人,就问父母、村里的老人,他们也没说清楚啥是“死”,渐渐地,我就变成了一个沉默、孤僻、喜欢思考的孩子。

     我老是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人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后来,我做什么事,都是以死亡为参照物。小时候这种对生命、对死亡的敏感和思考,把我整个人生都改变了。

     人的个性就像硬币两面,改不了,有时候也没必要改。主要是怎样客观、准确、全面地了解自己,有哪些强项,有什么弱点,尽可能不要让这些个性产生“副作用”就好了。

     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而言,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个“闯”,决不是盲干、蛮干、瞎干,是基于各方面条件、形势分析而得出的一个理性、科学的决定,这是一种大智慧,不是小聪明,更不是头脑发热,瞎闯。

     很多人做事,或跟人交往,他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得到什么?”而很少想,“我能给别人什么?”只想都得到,只想得到越多越好,不愿意失去,哪怕只失去一点点,他都不愿意。

     很多时候,一无所有的草根反而有不顾一切的“闯”劲,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人,他怕失败,他怕闯一闯连现有的都失去了,所以只求安稳,不愿“闯”出去。

     生活中也一样。以前,在物质贫乏年代,我们苦于没有选择,而现在,可选择的生活方式、职业、道路太多了,各种诱惑也实在太多了,这时候,我们更要提醒自己,不能贪,要学会拒绝,学会舍弃。

     比如,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好作家、大作家,那么,我在生活中首先就要“舍”,舍去一些东西。这个“舍”是非常必要的,它包括舍去一些娱乐享受、物质享受。当你达到一定境界后就会发现,很多人追求所谓的那种享受,其实是麻烦、累赘。

     如果不学会“舍”,在一些意义不大的事情上耗费太多时间、精力,就无法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时间有限,生命苦短,要想达到一种高度,只有投入全部的生命和灵魂,如果生活中干扰太多,影响了心灵的自由和宁静,那就很难达到。

     也许有的人感悟到了,但“舍”不得那种享受,拒绝不了那种诱惑,有一天突然明白过来,可能已经晚了。拒绝诱惑,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对作家来说更是如此。

     一个人,即使能活100岁,也不过3万多天,除去吃饭、休息,以及必须花费的时间外,所剩无几。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如果不珍惜时间,分秒必争,就很难达到高境界。

     我想,要是我明天死亡的话,职称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作家,必须保持清醒,看淡那些别人趋之若骛的东西,比如:权力、金钱、美色,不为外物所动,才能保持独立、宁静和自由。

     我们很快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百年之后,大家都会变成一堆骨头。那时,雪漠的骨头和一个小女孩的骨头没啥两样,当然,也许雪漠的骨头脑袋大一点,粗糙一些,但它仍然是一堆骨头。如何在生命存在的时候,尽快做完自己想做、该做的事情,这是最主要的。

     不要计较哪个人骂了你,哪个人和你勾心斗角,都没有啥意义。一百年后,雪漠留下的,也就是这么几本书,而有些人可能什么没留下,就像苍蝇飞过虚空一样……我经常想到死亡,当我一想到死亡时,心中非常平静,决不去在乎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我认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入世”,深入到现实生活的最底层,同时又要能够“出世”。仅仅“入世”而没有“出世”,不会有多大出息。要深入基层,感悟生活,在此基础上达到“出世”才能成功。

     文学到了一定境界,就是灵魂的倾诉,是生命力的自然喷涌。只有外界对心灵的干扰和诱惑完全消失后,智慧的灵光才可能显现。

     在创作《大漠祭》之前的练笔,我写得很艰苦,越到了后来,越感觉不是在写作,越感觉不到苦,而是自然流淌了,接近于天人合一,只有这么宁静和专注的时候,才能领悟到“文章本天成”的内涵,才能享受写作之乐。

     如果一味“出世”而不能“入世”,那就虚化了,就不会成功,要感悟社会,融入百姓,熟悉生活,在此基础上,达到“出世”。“出世”并不是说不近人情,“出世”意味着“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心灵的独立换取灵魂的自由。

     一个人怎样给自己定位,明白自己这一生该做什么。为自己定好位之后,还要想清楚为了追求的这个东西,我愿意放弃什么,付出什么?处理好“取”和“舍”的关系。

     大丈夫立于世,不能依靠任何东西,不能依靠任何人,也不能依靠任何外物、外力,应无所凭借。

     我的作品一发表,就有一些文化人自发组织了研究沙龙,还把讨论和研究的文章寄给我。他们希望我能成功,他们不认为这是我一个人在追求成功,而是“我们”的成功。这一点,特别让我感动。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交往不需要太多的违心的应酬,只需要真诚。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自己先这样对待别人。

     小说的表达有一定局限,我想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悟告诉读者,与读者交流,我愿意向读者裸露真心,有时候也会因此受到一些误解、伤害,但我不在乎。

     我是用全部的真心、真爱、真情、真诚在写作。没有“真”,也就没有我的创作,只有“真”,才有一种很强的大力量,才有一种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文学作品中必须有真挚的感情,作家的感情应该是自然流淌的。

     老百姓不是不爱文学,而是我们的作家没有贡献出好作品,只靠编造莫名其妙的故事,搞什么“肉体写作”、“肚皮思考”,老百姓的生活和疾苦却少见触及。这样的作家,怎么能赢得读者?

     至今,许多作家仍在玩文学,而缺乏灵魂的投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就在于他们为文学投入了全部的灵魂。

     文学创作中有一种非常神秘的、说不清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灵感”,或者就是一种浓浓的感觉,当它裹挟了你的时候,你就能写出非常好的东西。

     需要写作者的心非常干净、非常纯静、非常专注,敞开心灵,投入全部的灵魂,不能有丝毫的虚假和做作,这样就能“接收”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共振。这不玄乎,好多作家也这样认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当这个感觉往外喷的时候,你根本挡不住,就像孩子要出生,母亲根本挡不住一样。生不出来的话,就只能剖腹产,否则就会憋死。所以我经常说,好作家是上天的出口。

     因为我永远以死亡为参照。在死亡面前,名呀,利呀,没有多大意义。很多名人,到处赶场子,交朋友,乍一听名气很大,仔细想想,没什么作品,他们所有的时间和功夫都下在怎样让自己更出名,对作品本身没下什么功夫,没多少“内功”。

     我不愿成为这样的名人、名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作家,因为我从不把自己划入时下的“作家”行列。我宁愿拽尾于泥中,也不愿意成为叫世人喝彩的明星、偶像。我最喜欢的身份是“老百姓”,能和那么多朴实善良的老百姓为伍,并且清醒地健康地活着,我很知足了。

     我们老家有个顺口溜,“一担黄铜一担金,挑到街上识人心。黄铜卖尽金还在,世人认假不认真。”这世上,从来就不缺歌功颂德的人。锦上添花的好话、假话、奉承话太多了,真话太少了。就像安徒生童话所揭示的那样:这世界,只要有穿新装的人,就需要一群“聪明”的看客,但同时,更需要那个说真话的孩子。

     我的朋友说,“有使命感的人是很可怕的。”天性中有这种使命感的人不多。这种人,他总觉得他身上承载了某种责任和使命,因为承载了责任和使命,他对自己就有要求,就会自律。

     我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也是刻骨铭心的,这种想改变的力量也很大,这种力量足以帮我改掉父母性格的遗传、农民家庭的影响、社会环境的污染等方面的东西,至少,它会时时提醒我,自我控制,管好自己。后来,我一直坚持着,慢慢地,也就变了。

     我们在谈论、分析某种现象,分析某人的优缺点时,我认为,背后议论别人、评价别人,就是一种人格的缺陷,不说缺陷吧,这也至少是一种遗憾,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东西。我要求自己,即使是探讨性的,也不要让议论别人、剖析别人的行为,成为人生中的某种习惯。

     如果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执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达到极致的时候,那么,同时,他就会对不符合真善美标准的东西,产生一种心理排斥,显得很偏激。许多时候,成就一个人的,就是未来障碍他获得更大进步的那一点。

     一个人,要经常反思,不断打破原有的东西,不断否定自己,不断超越自己,完成否定之否定,又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你向往的那个目标影响了心灵宁静,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的影响,这就变成了贪婪。某一个东西,当你得不到这个东西的失落感,影响了心灵宁静的时候,这也是贪婪。

     我认为,贪婪就是你想得到什么,你得不到的时候非常痛苦,影响了你心的宁静、安详、觉悟,影响了生命质量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对成功过于执着,这就是贪婪。越贪婪越痛苦,越得不到满足就越贪婪,这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心灵的困境导致了生命的困境,心灵的困境解除了,好多束缚、障碍、困难,也就不存在了。越往上走,越往大里走,可能碰到的困难也更大。克服这个困难主要还是取决于心灵的健康,心灵的力量。

     你定下一个很高的目标,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每天走了一段路,坚持走,每天走完自己该走的路。每天在走这个路的过程中,得到了什么,没有得到什么,都不去管它,关键是要盯着一个目标,坚持走,哪怕像蜗牛那样爬。

     小功利只是利己。利他和利己,出发点不同,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利他、利众的功利心,他就会越走越大;利己的功利心,他只会越走越窄,越走越小。所以我认为,一个人最大的困境最终还是功利心。

     当一个人认真做他该做的事,投入全部生命去做的时候,那就无所谓痛苦,无所谓失败,无所谓得失了。这个世界为我所用,世间万物都成为滋养我心灵的营养。

     如果你想当一个作家,那么,你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包括磨难,都是多么好的人生体验啊。它们怎么能冲突啊?什么叫冲突?冲突,只有你内心的贪婪、欲望、仇恨,与你想当一位好作家这个目标之间的矛盾。

     当你用贪婪、欲望、仇恨的心灵和眼光,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不会发生冲突呢?你如果有大海那样的胸怀,一些生活的变化,就像一朵朵跃起的浪花一样,你怎么能说,浪花会与大海有冲突呢?

     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营养,而不是枷锁,更不是什么障碍啊、困难啊、阻力啊,那些消极的东西。我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当你有了私欲的时候,当这个私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带来痛苦;没有这个私欲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障碍,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向你微笑!

     人的一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恶的熏染而发生变异,但你不必因此而自暴自弃。你只要自省向上,终究会战胜贪欲的。

     你在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必须战胜你内在的敌人。在我眼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战胜世界的人,而是降伏自心的人。

     生命其实很脆弱,生与死,就差一口气。一口气吐出去,回不来,生命就消失了。很多人,来时不知谁是他,走时不知他是谁,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

     《大漠祭》中老顺们并没有被生活的艰难困顿吓倒,老顺说“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这是西绪弗斯神话般的境界,只有靠高贵的忍耐体现自尊。“受”是无奈的生存,“能受”则是高贵的忍耐。

     敢为人先、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是很稀缺的,要珍视它。我们国家把自主创新列入主战略,要实施得好,很需要这种精神。同时,也离不开全社会的理解,要形成好的土壤和机制。

     没有感受过“死亡”的特殊氛围,一般人很难珍惜生命,珍惜活着,珍惜健康。跟你听哀乐差不多,我在书房里放了一个死人头骨标本,我脖子上还挂着一块舍利子,时时提醒自己,珍惜生命,珍惜时间。

     生命太短了。眼前的一切,很快会成为过去,荣也罢,辱也罢,都是过眼云烟。重要的,是如何在生命存在时,干完自己该干的事。所以,我从来不愿蝇营狗苟,只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可能多地干一些有益于别人,也有益于家乡、有益于社会的事。

     我不大在乎名利、荣辱,也包括非议。当然,在创作上,我是闻过则喜的。只要是真诚的批评,我都会欢迎,并且一生感激……我之所以不管别人的议论、非议、责疑,并不是我多么高尚,也不是我有多好的修养,而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实在不愿意花时间在无意义的争论或勾心斗角上。

     玉不琢不成器,人也如此。一个人的可塑性很强的,就看生活怎么雕它。生活的历练、磨难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必不可少。

     一个人,不同的选择,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好多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人最初的选择决定的。人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在作选择,不同的选择,构成了不同的人生价值。

     一些信徒,在走西藏、走拉萨、朝圣的过程中,五体投地,一步一叩头,那个做朝拜的过程,表面看上去速度比坐车、坐飞机慢多了,但就是这个过程,通过一步一叩头,渐渐地,灵魂得到升华,心灵得到净化,就越来越接近了朝圣的真正目的。

     所谓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不能省略这个过程。没有那个过程,也就没有后来的结果。所以,有时候,看起来非常笨拙的那些人,往往最后能成就大事,就是因为他不折不扣地经历了那个过程,他从不投机取巧,从不走捷径。

     路遥很优秀。他优秀的,正是他的人格。遗憾的是,他经过了“大死”,但没达到“大活”。他经过了“大苦”,但没有证得“大乐”。他经过了苦修,但没有顿悟。如同掘洞,他已经掘得很深,掘呀掘呀,快要出头的时候,却力尽而死。

     路遥只缺最后一刹那的“顿悟”。他没有破除一位优秀作家最终应该破除的那份对文学的过于“执着”。若是破除了,他就感觉不到累,只会感到快乐,享受创作,而不是让创作、让苦难成为压垮他心灵的东西。但他仍然非常优秀。这样的作家现在也不多了。

     许多所谓的作家只是在“玩”文学,即使一些看起来很认真的,也是故做认真,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灵魂投入。路遥是发自内心的,他用生命殉了文学。

     如果父母活着时,你自杀,只能说明你不负责任,你就不值得叫人尊重。父母养你时,不是叫你来自杀的。要是有了老婆孩子,你就更不应该自杀了,因为你的行为已给亲人带来了终生的痛苦。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

     承受不如享受。当人的精神境界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已经超越了苦难。别人认为的苦,他并不觉得苦。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过这么一个观点,更伟大的智慧,存在丰富的不幸之中。

     万物唯心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善者见善。在寻常中发现诗意,在平凡中感受美好,深入生活,品味人生,那么,再大的苦都是过眼云烟了。这是我的创作态度,也是生活态度,我很乐观。

     其实,所谓的“苦难”,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心灵的感觉。超越了苦难层面的人,他会非常安详,非常宁静,非常快乐。世人眼中的“苦难”,他却认为是一种有意义的生命体验。

     好多非常美的女孩子,一天天长大以后,就不可爱了。这个不可爱,不是说她老了、丑了,而是说,她们被贫穷、被现实挤压得没有了一丝梦想,面对艰难生存,很多人心灵扭曲了,非常可怕。

     当一个群体被扭曲得失去人性时,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丧失了。她们的存在,仅仅是动物性的存在,更可悲的是,她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倒将其动物性的异化当成了成功。这是真正的苦难。

     我认为,一个女人,她最美的衣服是质朴,最动人的是真诚,最令人厌恶的是自作聪明。

     一些各方面都很不错的女性,她们想再向上突破,我说的这个突破,不是名利,不是职位,首先是指她个人向上的成长、自我的突破,我觉得,最大的障碍还是她自己,也就是说,她自己把自己当女人了,自己束缚自己。

     女人把自己当女性,潜意识中给自已设了很多条条框框,自己把自己捆起来。比如,她不自信,她会认为自己许多地方不如男性,不可能达到某种高度、某种境界,当她内心真这么想的时候,那么她就一定达不到那种高度、那种境界。

     就像一匹马,它小的时候,拴在一个小小的树桩上,它怎么挣也挣不脱,连续挣了若干天以后,仍然挣不脱,它就不挣了。当它已经长成一匹大马的时候,头轻轻一抡,就可以把那根树桩拔起,但它也不去争了。很多女性也是这样。

     好多女性刚开始时很不错,后来很难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不是她真的不行了,而是她自己放弃追求了。这与生理没有多大关系,主要还是心理上、观念上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自信心的问题。可见,很多问题是一个“人”成长要面对的共性问题。

     很多女性有理想、有抱负,对人生也有更高的追求,但她所有的一切,经常建立在情感之上,一旦情感的基石动摇了,出现问题了,她自己就把这个美好的构想打碎了。

     大多数女孩子都梦想灰姑娘的奇迹,梦想嫁给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女孩子都读过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这个故事,但我不知道,多少人真正读懂了。在我看来,这里面包涵了女性最可贵的美德和女性成长的真理。

     经典之所以经典,因为她包涵真理。好的童话不单是写给孩子看的,也是写给成年人看的。《海的女儿》打破了一般童话中王子公主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是少有的一则悲剧,正因为是悲剧,美人鱼公主深深打动了全世界读者的心,成为丹麦的文化形象,世代相传。这个故事值得女性一生用心品味。

     你想得到什么,就得付出什么,世界上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永远不要心存侥幸,为了小利、小恩、小惠,而放弃最重要的独立、人格和尊严。

     “贵人”就是对你的人生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引导你积极向上的那个人。

     善行只有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别。一种是物质形态的善,一种是心灵精神的善,凡是善心、善言、善行,都值得赞美。因为,有时候你的一个小善,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能改变别人的命运。

     对真正的作家而言,大可不必期待所谓的机遇。有时候,那种所谓的机遇,可能恰恰是灾难。文章憎命达。作品能达到怎么样的高度,关键来自于作家有一颗怎么样的心,他对生命、社会、世界有着怎样独特的体验、批判与思考。

     作家必须与主流、时尚保持一定距离,他的真正价值要放到历史中看,而不是眼下走不走红。试想,如果汉武帝垂青司马迁,委以他宰相重任,《史记》的命运又将如何?无疑,政界站起一个新贵的同时,文坛必然倒下一位大师。

     历史绝不会因为一些御用文人的所谓的好机遇,就把他们的位置排在苏东坡和曹雪芹之前。问题的实质是,你写出了什么?你有没有好东西?有好东西的,你活埋不了,没好东西,你推不上去。乌鸦群中的评论家如何鼓噪,也无法把鸦王吹成凤凰。

     文学上最终说话的,就是作品。还是那句话,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写了成吨垃圾的文人扫得不知去向。因此,我很欣赏海明威,他永远和已故世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人终将死去。他的目标总是一个个虽不在人世但在文学上永远活着的作家。

     当我站在上海外滩,反思甘肃,反思凉州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灵魂的震撼和颤栗。这种震撼和颤栗,让我在人格、艺术上都有了一种新的升华。

     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个时代的人才非常重要的土壤,没有这个文化土壤,很难诞生非常优秀的人才。如果这个土壤非常肥沃,遇上适宜的气候、播下健康的种子,就会涌现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当中,就有可能长出一棵参天大树,那就是文化巨人。

     比如,德国文学,歌德之前和歌德之后就是一个分水岭,没有德国文化,就没有歌德,但如果没有歌德,就没有德国后来的文化。歌德,他就是那个时代文化土壤的集大成者,同时他又为后来者提供了大量的营养和借鉴,他本人也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性的象征,成为一块丰碑。

     有位批评家说,不能诞生一个伟大人物的国家和民族是可悲的,有了一个伟大人物却不去珍惜的国家和民族不仅仅可悲,而是必然要灭亡。……

     如果你定好了目标,瞅准一个方向,朝着一个方向走,只要你一步一步地走,哪怕是一寸一寸地走,哪怕像乌龟那样的挪,只要你朝着一个方向不停挪动的时候,只要有足够的生命长度,肯定能走到目的地,肯定能成功,怎么能走不到呢?所以成功是必然的。

     没有什么天才,如果你一定要说有天才的话,他只瞅准一个方向,一步一步地走,每天朝那个方向走,每天走完一天该走的路,坦然入睡,第二天再接着走。什么都别去想。天才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人只要一个方向,只专注于做好一件事。

     你选的路,一定要朝着真、善、美的方向走。无论古今中外,这一定是代表人类最终极的向往,永远代表着发展的主流、时代的主流,这就是大方向。

     一个人的成功首先是做人的成功,只有做人成功了,那他这辈子就没有白活。如果一个人人品不好,却成为一个所谓的名作家,我认为这就是欺世盗名,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我的理解是三十而立的立,选定目标的立,人生定位的立,也许他在事业上还不一定能立起来,但他已经选定人生目标,知道自己这辈子应该做什么,立大志的立。

     人生的轨迹就是心灵的轨迹,心不变,人生轨迹就不会变。是可以预见的。心变了,人生轨迹就变了,命运就变了,路就变了。

     在文学的功利化、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了文学之虚浮、哲学之艰深繁琐、宗教制度化之垢病,成为一种“直指人心”的东西。

     只要你心里明白,一辈子该做什么事,心里认准了这件事,这条路是不会变的。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遇上了谁跟你一起走都不要紧,你都不会变的,变的是别人。如果说人生有不确定因素,那就是你自己的心,心变了,路就变了。

     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一切取决于心灵。心的快乐是最究竟的快乐,心的安宁是最究竟的幸福。快乐、安宁、幸福,不要寄托于外物,要靠自己心的明白和自主。

     真正的快乐是不依托于外物,甚至不依托于肉体和感官。心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心的明白才是真正的明白,要懂得取舍。

     命运就是,你不一定想走,但不得不走的那条路。比如说,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放弃文学,当写作找不到意义的时候,我就想放弃,就想去修行、出家。但每次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文学就把我“刷”地扯了回来,这就是我的命运。

     文学象征着世俗生活,宗教象征着我向往的精神信仰,它们经常纠斗不休,我有时候竭力想放弃文学,但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放不下文学,始终牵挂它。这就是我的命运。命运就是你想放弃也放弃不了的那个东西。

     心变了,命运就变了。我从来不相信命运是上天决定的,命运靠自己把握。命运之说,实质上只对那些听凭它、迷信它的人起作用,因为那些人“听天由命”,不能自主自己的心。

     如果一定要说有命运的话,那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你不得不走的那条路。但是,这条路仍然是你心灵的选择,仍然可以改变。当你心中出现某种新的东西,把你过去那个东西冲垮了的时候,又出现另一种新的东西,牵引着你的方向,那么你的人生就会构成新的轨迹,命运也就变了。

     如果他是一颗小人的心,恶人的心,做的都是鸡鸣狗盗的事,那他就不可能有君子的命,好人的命。冥冥之中强大的力量也好,无形的力量也好,实际上就是他的心在选择人生之路,他的心在起作用。

     心灵有一种力量,它能营造一种生存发展的氛围和环境。这不是什么神神道道、故弄玄虚的说法。比如说,我把心中某种力量融进了我的写作,作品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读者就会被这种心灵的力量所感动。

     被感动了的读者,就会以不同方式,支持我做更大的事,给我创造了这么多的机会,这么多的机会,会让我的人生之路走得更顺畅。细细想来,这种力量,最初还是我心灵的力量。

     如果我是一个骗子,一个委琐的小人,写的那些东西虚假、苍白、无病呻吟,读者根本不想看,斥之为“垃圾”,读者不认可,哪还有什么支持?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做事。

     我认为,成功就是,第一,心要明白,明白真理,而不是一般的那种知识;第二,要质朴,不要有那些花里胡哨、乱七糟八的虚饰的东西。质朴就是那些最朴素、最本真的东西,非常简单。

     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只要利众,无论事情大小,都是善,都值得我们去做;人家做了善事,都要鼓励他、肯定他,要赞美这些行为,这样才会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去做。

     只要你在这个过程中做得用心,尽到了一切你能尽到的所有力量的时候,成功失败已经不重要了,与你无关了,那不是你的事,那是老天爷的事,你不用管它。

     一个人的心是最关键的。要有平常心,只要有利于这个世界的事,谁做成都是一样的,你做成,我做成,对世界有好处,如果你能这样想,那么,成败、得失、胜负的心就淡了,反而更有利于把事情做好。

     心有两种,一种叫“真心”,一种叫“妄心”。“真心”就是智慧,向善,向上,“妄心”就是欲望、私欲,一种就是被欲望牵引着向下的东西,这是一种恶的因素。

     战胜自己,就是战胜自己心里那种欲望性的、恶的、负面的东西,贪婪、愚昧、仇恨、怀疑、嫉妒、傲慢……就是这些,战胜自己,就是战胜这些负面的东西。

     心快乐,人就快乐;心幸福,人就幸福。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心。好多人认为自己不完美、不幸福,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贪婪。

     当他明白这些东西就像过眼云烟那样,仅仅是个瞬间,仅仅是某个阶段的一种现象,它很快就会消失了,包括他的肉体,很快就会消失了,这时候,他才会追求一种相对永恒的东西,这时候,这些贪婪、贪欲才对他构不成什么诱惑,这时候,他就无所谓什么完美不完美。

     只要是健康的,就是完美的;只要是明白的,就是完美的;只要心灵自在的,就是完美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完美的。

     一个人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所有的困难,不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于心内。

     享乐主义是把快乐寄托在外物、外力上,那不是最究竟的快乐。最高的快乐不是向外求到的,不是外部给的,不是别人给的,要向内、向心灵求来的。外部的东西永远给不了你真正的快乐。

     感悟到真理后的那种快乐,就像万里无云的晴空一样,任何人、事、物都影响不了它。自己内心的贪婪、愚昧、嗔恨,不能依靠外力来解决,只能依靠心的明白。

     心理医生只帮得了一时,告诉你烦恼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治的方法,最后还是靠自己解决。心灵千变万化,你碰到的烦恼只是一种。你看到有病的心灵,只是这一种现象,但很快它又会产生另外一种现象,产生更多千变万化的现象。

     所有烦恼的由来,就是那颗不明白的心。科学是向外寻求,调心是向内寻求,这两种方式都有积极意义,都有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

     哪怕是一个残疾人,他身体上可能有缺憾,但如果心灵明白,他得到的快乐、幸福,不会比健全人少。幸福与否取决于心灵的感觉,所以我常说,清明于当下,触目随缘,快乐无忧。

     人的一生,就是由一个个当下的时间所组成,就像一块块砖头,构成了生命的大厦,这一块块砖头就是当下。抓住每一个当下的快乐,就构成了快乐的人生。抓住每一个当下的幸福,就构成了幸福的人生;抓住每一个当下的明白,就构成了明白的人生。要珍惜现在,抓住当下。

     死亡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活着。面对死亡,列个清单,把没有意义的删掉,多做对他人有益的事。你的存在,要使周围的人过得好一点。

     谈这个“善”字,首先离不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挖掘善的丰富内涵,也不能脱离儒、释、道三家。否则,这个“善”字,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有了这三家的支撑,这个“善”才会非常厚重、厚实,有渊源,有根基。

     “善”也是佛家的主要精髓之一,其实践者多被称为“善人”,其实践的宗旨讲究十种善行……我记得,季羡林先生曾在媒体上呼吁,传统文化研究不能忽略释家。我们平时对儒家、道家谈论较多,比如,最近一波波的国学热,而对释家、佛家就忽视了。

     “善”是什么?“善”,就是一种利他、利众,从而达到最根本的利己,就是指这样一种精神和行为。“善”的本质,就是利众、利他,善待众生、万物。千百年来,这些善的哲学、善的思想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很多人误读了善文化,特别是大众对释家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片面地、简单地等同于迷信,还有些人认为,“善”是用来麻痹、欺骗、愚弄人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这些复杂的情况,都给善文化发挥更大积极意义设置了很多障碍。

     一种文化、一些理念,如果能伴随一个民族,还有很多个国家和地区,流传了几千年而不衰、不绝,这就充分证明了她的生命力、她的活力,她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与巨大的文化价值。

     我发现,无论是中国的雅文化,还是俗文化,其内涵、其核心都是善文化,也就是说,都在弘扬真善美这个主题,所有流传下来的经典,也都是善文化。善文化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非常质朴的、属于人类心灵本有的一种积极的精神。

     一个人善良,有爱心,就会有一种力量推着他的人生不断升华。

     卓有远见的人,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他即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会保持高度的自律、自觉,因为他始终心存敬畏,保持一颗对“大善”、“大道”的敬畏之心。这个“善”就是人心所向的大力量,这个“道”,也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和真理。

     人性中兼有善恶。凡有人类,善恶之争始终存在,也永远不会停歇,这就像一个人,我们经常在内心深处,自己跟自己斗争。

     “善”有不同层次,很多元,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情况下,“善”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诠释,所以,善恶之争,不可能有定论,也不一定非要有定论。

     一个人是好是坏,关键在于他是否自省、自律、自新,人类社会发展得是好是坏,关键也在于人类是否理性、节制、自律。

     作为动物性的人,需要满足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人性中一定有自利自私的欲望,这很正常,我们要面对、正视这一点,不必要回避,也不必要谴责,这种不承认本能的谴责就是一种虚伪、逃避,或者说,无知。

     我们认为的好人,就是他很自律,克己奉公,他能控制这些负面的东西。而坏人恰恰相反,他放纵了自己的私欲。如何控制自己的心灵,使它往好的方向转化而不是向下堕落、腐败?在这些方面,释家、道家有些说法、做法,值得借鉴。

     心有真妄的两面性,一种是真心,一种是妄心,真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有的智慧。妄心,主要是杂念纷飞。真心与妄心同时存在。人的真心部分是善的,叫良心,天地良心,妄心部分有恶的成分,有欲望性的东西。

     要长期坚持动善心,发善愿,做善事,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人的恶念也就越来越少,善念越来越多,最后就把恶的部分消解了。那么,这个人,虽然表面看来也还是原来那个人,但实质上,他的内心已经发生了类似于脱胎换骨的变化。

     我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不仅仅以某个群体或国家来衡量,而是以人类作为参照系,看他是不是真的为人类带来了好处,当然,还可以以所有的生命、地球、宇宙为参照系来衡量。

     有些学说,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若是带来了不好的结果,让世界血流成河,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那么,我就认为,这种学说不是什么好学说,无论它的创始人是不是善人。

     凡是信仰一种不好哲学的国家,定然会有不好的结果。许多时候,一种学说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历史和人类的长河中来看,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无论他个人的人格如何伟大,当他创建的学说带来的客观效果若是一场人类灾难的话,那么,这个创始人就是人类的罪人。

     有些学说,我不看他的创始人是不是不吃肉,或是见了乞丐是不是心软得哭鼻子,要是他所宣扬的学说思想,可能对人类造成不幸的时候,他的那点儿小善,根本无法掩盖他的大恶。有些思想、哲学、宗教也是如此。

     有些哲学,客观上甚至还引起了助长邪恶的结果。有一些哲学,虽然也得逞于一时,但放在人类的长河中考察,充其量它只是叫人类走了弯路,那么,我就会认为它是坏哲学。因为人类没有这种哲学,要比有这种哲学更好。

     我习惯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穿透历史的迷雾,探究一种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这时候,我发现,时下被大众认可的一些评价,历史会证明,它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最可悲的是,经常由一些没有掌握真理的人,去宣扬他所谓的真理,这些人被称为哲学家、思想家、伟人、名家。我评判真理的价值,也是看这个真理是否对全人类有益。

     如果是一个鼠目寸光的近视眼,他只看到眼前一点儿光明,就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宇宙间的真理,并且拚命宣扬这种所谓的真理,让更多的人变成近视眼,从客观上说,这也是一种罪恶。这是非常可怕的,它会像思想瘟疫一样向这个世界传播。

     那么,什么东西不是罪恶呢?就是他所宣扬的东西是一种真正的终极真理。虽然有人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我认为实际上有绝对真理。那就是,这个真理,应该对整个人类的存在,甚至对所有生命的存在都有益。否则,无论它如何冠冕堂皇,如果对整个人类没有好处,就绝对不是真理。

     真理应该有一个基本标准:善,就是对人类这个群体有好处,对这个地球上的生灵、生命,包括动植物都有好处,甚至对整个宇宙有好处。在我看来,所有的暴力都是罪恶,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所有对人类的屠杀都是罪恶。

     我不看这种理论创始人的主观愿望,我主要看这种理论的客观效果,以人类、历史甚至宇宙为参照系,来衡量、评价其价值。比如,我从来不认为曾国藩是伟人,他就是个屠夫。老百姓心明眼亮,叫他“曾剃头”。

     我也不认为成吉思汗是伟人,难道杀了那么多人,灭了那么多国就是英雄吗?不是。当然,洪秀全这些人也不是英雄,一对屠夫互相比赛杀人,很难说谁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就是用尽自己的心力,努力让每个人都能很好活着的人。

     不论政治如何强大,人类中总该有些人探究一种终极真理。如果一个学者,没有这样的思想和胸怀,没有这种有益于全人类的精神追求,他就算不上伟大。

     一个人,他必须跳出自己的生存环境,必须跳出自己所学的知识,站到人类的上空来思考、观照这个世界。真正的智慧和博爱是超越了现存制度的,它不会为个体的、眼前的存在,包括利益、权势、得失所屈服。

     耶稣的出现,使人们明白了博爱,康德的出现,使人类学会了更尊重人本身。所以,哲学有好哲学,也有坏哲学,有善哲学,也有恶哲学,并不是所有的哲学都有益于人类,有些产生邪恶和暴力的哲学,确实是人类的洪水猛兽。

     人类中有许多思想家、作家、文人很无耻,这样的人充其量只是垃圾。好多人活着没有意义,但是我也尊重他们,就像尊重苍蝇一样尊重他们存在的权利,但是,我向往更高的境界。

     假恶丑现象,正在践踏我们的道德底线,善文化正在被颠覆,人心中那种欲望性的、恶的成分占了上风。恶的东西得到宣扬、泛滥的时候,人们就对假恶丑的现象麻木了,习以为常了。

     当代一些文化产品,对暴力的讴歌已达到极致,翻开书籍,打开电视,随处都能看到许多杀人的屠夫在文人笔下成了英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怎么能将杀害自己同类的人,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呢?

     人心中恶的东西根深蒂固,非常可怕。如果知道自己在堕落,说明这个人还有良知,还有良心。但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堕落,这非常可怕。

     善是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宗教精神里面,善的成分很重,但宗教涵盖不了善,善是一种比宗教更大的文化,是人类文明中最值得弘扬的精髓。但目前恰恰是,善文化被妖魔化了之后,人类的价值评判体系出现了问题。

     “善”正渐渐地淡出了人类的价值评价体系。最糟糕的是,很多人还不知道出了问题,我们不是以“善”作为最高标准的参照体,而是以世俗的权力、地位,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占有,对人民的奴役,对同类的屠杀,作为一种成功。

     人类的历史,就是善与恶的不断纠葛、不断斗争的历史。因为人类的心本身,就有善心与恶心,真心与妄心,所以善与恶,永远较量不休,古今中外皆如此。因为人类的贪婪,远远大过人类的智慧。

     贪婪群体的人数,必然比追求自律、觉悟和真理的人要多得多。在人类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对欲望的追逐,大多数人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控制了心灵,更可怕的是,人类并没有学会反省,而恰恰沉溺于欲望之中不能自拔。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不断地进步,恶的成功是短暂的,恶占上风永远是暂时的,人类在不断走向光明,走向进步,善会慢慢地占了上风,这一定是发展的趋势。

     我们仍需要警醒这种“集体无意识”,对内心的恶保持一种警觉,发现恶的风气在抬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力弘扬善。哪怕这种弘扬,只能发出萤火虫这样的光明,只要萤火虫所在的地方,就消除了黑暗。

     如果有一个火把,那么,火把所在的地方,就有了光明。不断地点燃,不断地传递,一个一个传递出去,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火把不可能照亮整个世界,但可以让人们看到方向、看到光明、感受到温暖。别人就会走向这个光明,这就是希望!

     我认为,一个人命运的改变与金钱地位关系不大,取决于心的善恶、大小。心善者,方有善行;心恶者,难有善念;心大者,遂有大业;心小者,难成大器;心蒙昧者,不会有光明之心;心愚痴者,不会有智慧之举;心堕落者,极难有超然之念。

     救世先救心,救人先救己。正因为人类向往真善美,现实中,确实也有人,企图利用“善”的外衣达到“恶”的目,很多“善”也被某些人用作工具,因为他必须打着“善”这个旗号,表明自己利益大众,这才能得大家的支持、拥护……

     一般来说,没有善文化的熏陶,一些人的心确是一种伪善之心,它不是真善,不是大善,而是伪善。伪善之心,欣赏于一时,得到某种满足之后,渐渐地,他心中的私欲就会把这个伪善都掩盖了,最后连这个伪善他都懒得装了……

     我们要用大善的文化来塑造大善之心,有了大善之心,才会有大善之行。

     我们要从这种传统文化、善文化中,找到一种与时俱进的,能给现代人、当代人带来一种灵魂滋养的,一种有益于心灵的东西。如果有,这些文化应当如何让它与时俱进,如何服务于人类社会?

     善文化要从我们东西部民间文化、俗文化中去找。让东西部文化在研究中进行对话,在这种比较研究中发现人类中一些普世性的东西,这种普世性的东西正是人类共同认可的善文化。

     只有通过比较研究,通过对话,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人类共同关注的是什么?人类共同认可、共同向往的是什么?这是个大工程。

     很多人认为的善文化还不是真正的善文化,带有很多的偏见和局限,比如,他有一种学科的局限,一种文化的局限,一种民族的局限,一种宗教的局限,一种政治理念的局限,等等,在这么多局限下,善文化很难形成普世性的共识。

     目前善文化中宣扬的,正是一种小善的东西,不是大善的东西。目前我们宣传的善文化,大多还是停留在物质化的捐赠、支援、钱物资助,还没有形成大善,只停留在小善、中善的阶段。

     我认为:小善,就是仅仅让人得到金钱、物质的帮助;中善是授业,解惑;大善是传道,传播真理,传播为人之道。所谓小善,就是当这个行为停止了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和效果也中止了。

     大善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如果让人明白了,这种善就永远扎根在他心里,影响他一辈子。而且,这个明白了的人,还会把这个善的光明传播给更多的人,一代代传下去。

     小善层面是物质,中善层面是精神,大善层面是灵魂和信仰。 大善,就把这种物质的、精神的,变成一种文化和信仰。文化可以传承,可以信仰,不求回报,这才是人类文明中最精华的部分。以大善心,做大善行,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善家,大善无我,善行天下。

     世人总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孔繁森为了给两个孤儿增加营养去卖血时,当他看到一个老奶奶被痰噎住用嘴去吸时,这时的孔繁森,他已经远远超越了好多世俗的东西,完成了人格的升华。那种善念、善行,足以让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伟人也是人,也有许多毛病。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在某个时候,他有超越世俗的精神和行为。

     生命很快会消失的,无论是雷锋、孔繁森、牛玉孺,还是别的一些英雄,无论他们如何珍惜肉体,肉体终究会消失,但他们那种利他、利众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消失,它会给更多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滋养。

     人的生命有多种,肉体消失之后,它会以一种精神的形式留存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更高贵的精神追求,徒有一具肉体,那么,这个人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那些舍己为人的英雄救起的,也可能是一个平凡的肉体,这肉体终究也会消失,但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永远不死,这种精神会以故事、文字等形式,像“火把”那样传递下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人都有自私自利的特性,这不奇怪,也没有什么纯粹的善人、恶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他自己生存,也考虑到让别人生存,这就是善。一个人,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让别人生存,这就是恶。一个人,他能够为社会、为他人、为集体着想,遏制自己的私欲、贪欲,他就是有道德的人。

     人的道德修养有五种境界,即:圣人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君子界——利人无己;常人界--利人利己;小人界——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蠢人界——损人又害己。我们崇尚圣人,提倡做君子,起码做个常人,当然不能做小人,更不能当蠢人。

     做事的人难免被议论,古往今来皆如此。什么也不做的人很太平,没有人会指责、批评、议论他的,因为他没做什么事,也就没什么可议论的。只要一做事,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声,这很正常。但是,如果这种负面猜测、怀疑的声音太多了,那就是我们的悲哀!

     我认为,我们评价公众人物、评价企业家行善,大可不必太费心机去猜测、揣摩他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关键要看他表现出来的行为,看他的实际行动,看他做了些什么,看他最关注什么。

     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互相提防,互相算计,为了防范和自我保护,人们习惯于把别人往坏处想,不愿把别人往好处想。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人们渐渐就形成了自私、麻木、冷漠的心态。

     那些厚颜无耻宣告“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人,反而被认为很真诚,还赢得了一片叫好声、理解声、鼓掌声,然后大家一齐堕落,为自己人性中丑陋的那一面、为自己的卑鄙无耻找到了借口,心安理得做流氓。

     对一个人的行为价值的客观评价,不能单单从“小我”、“私我”的小角度来评价,要把他行为的意义和价值,放到更大的范围去看,放到社会、历史、人类的高度去评价。

     一个人、一个企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他(它)就超越了个体,超越了他(它)本身,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一个文化载体。这个符号、这个载体,就是他(它)所处那个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当一种行为得到很多人认可时,社会就会倡导这种行为。

     人们对某个人、某个企业的支持,实质上就是对某种精神、某种文化的肯定和支持。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企业的成功,也就是他(它)所代表的那种精神、那种文化的成功。

     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这些点点滴滴的真、善、美,要珍惜这个“火把”,这个火把之所以传递了几千年,至今仍没有熄灭,这说明我们人类社会都需要她,这就是人心所向,这就是大家的希望和向往。

     我们中国文化,人类文明中,有很多好东西,打碎她,失去她,很容易,重新要找回来,重新建设起来,却是非常艰难、漫长的一个过程。       

     传统观念中一些糟粕应当被淘汰,比如,“棍棒之下出孝子”,家长打孩子,那是对孩子的摧残,家庭暴力是非常糟糕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好多道理,比如说,抽烟不好,家长也明白,但他控制不住抽烟。

     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独立的个体,如果没有什么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错误,一般要尊重他。

     理解、尊重孩子与放纵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是在这种状态下,让他明白,他必须读书,珍惜时间。我很重视读书。

     我从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体会到,父母对我很宽松、宽容、鼓励,让我养成了比较自由、自信的个性,想象力丰富,豪放不羁,这些个性与家庭的宽容有关,父亲从来没有骂过我、打过我,从来没有否定过我。

     我相信,天才是夸出来的!孩子的引导、教育,以鼓励为主。我儿子现在也很自信,有时候自信得近乎狂妄。在他狂妄的时候,我也会贬低他说,仅有狂妄是远远不够的,要有真功夫。

     根据我几十年来的观察,课堂教育、学校教育只是灌输知识,这固然很重要,但对一个人能否成材起不了关键作用。关键是,一是人格的健全,二是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还有一点,他要对目标、对理想锲而不舍的坚持。这种坚韧,还是人格上的东西。

     我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最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当个清洁工,对社会还是有好处的,如果当一个腐败的高级官员,那他对社会的危害性反而更大。我对孩子的成材观,也就是我的文学观、人生观,要看是不是因为他的存在,让社会变得相对更好一点。

     封建糟粕的流毒,文革带来的后遗症,商品经济的冲击,很多人精神殿堂倒塌了,陷入信仰危机,我们的善文化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毁。很多人已经不思考这些东西,主动把自己降低到动物性的层面,只追求物欲。

     当我们平时谈“善”、讲奉献,有些人还会瞪着吃惊的眼光,像看怪物似的,他还把你当作伪君子或“欺世盗名”之徒。这种心态很可怕,这种倾向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我们全社会都要付出惨痛、不可挽回的代价……

     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如果在他们人生的关键阶段,得不到及时正确的帮助、引导,很容易走向歪路与歧途,不但他们个人不能很好地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的未来与稳定。

     教师这个职业不能有“打工”心态,教师是一种专业,教育是一项事业,非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才行。因为,教师工作、服务的对象是“人”,老师不负责,误人子弟,那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排在第一位。传道的要求很高。传道,也就是传播真理,这个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人之道。

     我们通常忽略了知识的这个“识”,这个识,就是见地、思想、境界等等,指一个人通过学习、思考、实践而得来的智慧。

     什么叫惑?惑,就是痛苦与迷惑。惑有两种,一种是烦恼之惑,人体欲望带来的烦恼之惑,贪婪、愚痴、仇恨所带来的惑。另一种是知识之惑,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所学知识,以及他许许多多的人生经历,构成另外一种认知障碍而造成的惑。

     解惑,就是破解、消除这个惑。老师必须先明白,自己做到无惑了,才能帮助学生解惑。如果老师本身都未解惑,整天追求物欲,贪图享受,每天都被自己的感观所困扰,被物欲所奴役,眼睛追求美色,耳朵追求美声,口中追求美食,六根不清净,本身就处在一团惑中,连最基本的烦恼没有破除,他怎么能为学生“解惑”,当好老师呢?

     这社会需要科学家,需要精英,但主要的组成部分,社会的基础,还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这个社会上普通人占了大多数,让大多数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一个层次,这对我们社会发展多么有意义!

     这个爱,不仅指一种小爱,更是一种大爱。每个人心中都要播种大爱,每个人都能传播大爱。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旋律。真爱很稀缺,人人都需要、都渴望真爱,但大多数人都只想得到,只想索取,不愿付出,或者希望自己投入少,得到多。生活是很公平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抱着这种心态,他是无法得到他所向往的美好结果的。

     心灵的田地里,只要种满了善的庄稼,恶就进不来。土地荒芜的时候,杂草肯定丛生,恶就会进来,怎么除都除不净。一定要把真善美的种子,把爱的种子,播种到每个人的心田里。

     无论社会、时代怎么变化,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具有独立思想。他的使命,第一就是传承文明、传承文化,承载某一种精神,与世俗、时尚、流行的东西,保持一定距离,能跳出某一种现实环境,站到很高的上空审视社会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才可能是知识分子。

     我们称“知识分子”,前者“知”,后者“识”,有“知”有“识”,才是知识分子,这个“识”指的是一种见识,一种思想境界,一种洞察万象的深刻见地,一种引领发展的文化,它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承担某种使命、承载某种精神品格与境界。

     按我的标准,有文凭不等于有文化,即使有的人硕士、博士毕业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如果他没有独创的“识”,那他还只是“书橱”——读了很多别人的书,肚子里装了好多别人的东西,脑子记下了好多别人的东西,就是没有他自己独创的东西。那不是知识分子,是“书橱”……

     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精英、民族的精英,数量不会太多的。否则,如果他也像大部分混混那样,浑浑噩噩地活着,人云亦云,哪还算什么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他不是“融入”,而是平等“对话”。或者说,他不仅仅只融入这个社会,还要能跳出这个环境来看问题,思考问题。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

     知识分子自身就是一个独立、丰富的世界,他自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当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应当作出一种评价,甚至,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可以帮助社会看得更远。

     知识的“识”,就是一种大见识,一种超越世俗的某种心灵和视角,一种超然世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不被世俗同化的独立精神,不随波逐流的独立人格,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这样。

     知识的“知”,就是继承,继承前人,继承传统。“识”,就是开拓,创新,创建他自己独有的思想、文化、哲学体系。否则的话,他就是书橱,就是机器,一种异化了的人类。这种人还具有严重的“所知障”,也就是说,他背下、记下的那点知识,很可能会成为他进步最大的障碍、束缚、禁锢。

     一个大学,如果只靠那些“知道分子”,靠“书橱”,靠“背书机器”,那一定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他只能培养跟他差不多的“知道分子”、“书橱”和“背书机器”。

     我认为,我们当前真正的知识分子少,跟原有教育体系中不合理的那部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很大关系。因为,有识有知者,未必有高文凭、高学历、高职称。

     有知有识者会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生活与实践中,探索、求证、创造,他更加注重体验人生、调研社会、追求真理、历炼心灵,他是通过内心而不是外求,通过实践求证而不是人云亦云,发现他想发现的真理,证悟他所认为的真理,探索未知和未来的真理。

     大师的话语权不一定在当下,但他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话语权。目前,所谓的“知道分子”掌握的话语权,那不是真正的话语权,更多的是鹦鹉学舌。

     翻开中国的思想史,很多都是在演绎诸子百家什么的。有些人仅仅靠诠释,甚至剽窃,剽窃别人的思想、别人的东西,他也获得了成功。现在社会上很多所谓的大师,他还远远没有超过儒释道、诸子百家那些水准。

     时下,一切都浮燥。我觉得,最浮躁的还是文人,还是知识分子。浮躁,其实是不自信的标志。浮躁的人最注重别人的评价和看法,爱表现自己,甚至哗众取宠。取得一点儿小成绩唯恐别人不知道,不是沾沾自喜,便是自吹自擂,唯恐别人把他遗忘。

     浮躁的人永远是活给别人看的。他永远耐不得寂寞。耐不得寂寞者,充其量只是市侩文人,而成不了真正的大家、大师。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文人相轻”的现象,他们因为缺乏了解、理解,有意无意地,对别人的领域、别人的专业、别人的工作等等,总是采取简单化的拒绝、排斥、否定。

     真正成熟的作家,写作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同渴而饮、饥而食,他不想靠写作去换取什么,他只是想说出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他在乎发表,但不发表也没什么。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必须的清高,他的内心必须与世俗世界保持一定距离,这是一种清醒的、有益的自律行为,这是一种成熟智慧的体现。因为,人的生命、时间、精力有限,如果没有节制、不加区分,很可能会占去了大量的生命时空,而不能抵达他希望自己达到的高度。

     生命就那么长,浪费一段,就少一段,生命也要注重效益和质量,好多人生的悲剧,就是因为不珍惜生命的原因。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位真正的文人、大师、大家,他要有孤独的自信,清醒的寂寞,同时他还要有一颗平常心。

     大师、大家的成长,除了自身努力,他需要土壤,他是一种必然与偶然的结晶。这不仅仅是政治气候和环境的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民族的人文性格的构建问题。

     中国社会,历来是士、农、工、商,把当官的,排在第一位。中国文人,潜意识中学而优则士的成分居多,即使自己当不了官,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也将个人的悲喜荣辱,甚至命运,寄托在当权者、当官的身上。

     大作家的诞生,自然与文化土壤、文学传统有关。当15岁的少年赫尔岑,把自己的理想告诉那时还看不起他的老师时,他得到的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鼓励。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途中最美的景致,是一位少女送上的那束鲜花。俄罗斯肥沃的文化土壤为文化巨人们提供了最丰富的养分。

     为什么大师非常少?我们对终极真理,对真善美追求的精神,缺少特别强劲、持久的动力。很多人上学、读书,是为了考大学,为了找一个好工作,为了当官,一旦达到了一点小目标,他就失去了持续追求的原动力了。不少人把读书、求知、求学,片面地理解为考试成绩、文凭、学历,等等,而不是为了完善自我、充实生命、追求真理。

     直到今天,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追求真理,而是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这是最糟糕的。

     现在,有好多伪善、谬误、虚假的东西打着真理的旗号占领了市场,搅得混乱不堪,人们分不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貌似真理的假冒真理?这就是前面我们谈到过的,我们文化中那种价值评判出了问题,发生了错乱,才导致一片混乱。

     直到今天,人们所谓的立功、立言、立德,好多东西是不究竟的,不是终极真理。比如说,立功,什么是功德?我们宣扬的立功者,很多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都是侵略兄弟部落,侵犯他人利益的掠夺性的行为,这算立功吗?

     有时候,很多立德恰好是伪善性的东西,好多立德实际上非常恶心,它是扼杀人类天性的一些道学家的伪善的东西,但被人们认为是立德。立的这个“德”,它正好不是德。

     立言,立言中的人正好把这种罪恶当作真理来吹捧。比如,岳飞,他这种立德,他所谓的忠义,就是带着一群老百姓去杀另一群老百姓,他所谓的立功,杀人越多越是立功,他所谓的立言,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按现在的地域来看,他就是拉着一群东部老百姓,想屠杀我们凉州人,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

     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人、思想家、哲学家,在掌握着所谓历史话语权、文化话语权的人群当中,一定要自觉地警惕这种思想、这种文化、这种评价体系、这种评价标准,警惕它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强权和那些靠暴力取得胜利的人,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他的私欲、物欲、贪欲。他掠夺美女,满足他的淫欲;他掠夺美食,满足他的食欲;他掠夺大量的金银财宝,满足他对物质的贪欲。

     比如说,刘邦看到秦始皇耀武扬威的时候,就说,大丈夫当如此!这种贪婪的欲望,如果被那些没有操守、没有智慧的文人,用那支笔记载下来、流传下来,一代一代传递下来,每传到一代,就毒害了一代人。

     每一代人,又把这种讴歌暴力、屠杀、血腥的“拉拉队”的规模又扩大了,就这样一代一代地,这种“拉拉队”的声音就充满人类的历史、文化的时空。

     比如,宋襄公约好过了河再打,宋襄公的信守承诺,却被中国文人嘲笑了多少年?这种诚信,被那帮人讥为“妇人之仁”,被嘲笑为傻瓜。那种残暴、奸诈的人,却在历史上被人们当作英雄来崇拜,被文人歌颂,渐渐地,这种东西也就成了人类中的集体无意识。

     一些文人,没有大智慧。比如,李白,他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在唐朝,这已成为集体无意识。人类历史上,如果出现了第一个讴歌罪恶的人,那他就会影响别人,就会传给第二个,第三个,第一百个,第一千个,四处传播,最后成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了。

     占优势地位的善文化不一定能进入雅文化,不能占据主导地位,慢慢慢慢就弱下来了,慢慢慢慢就退到俗文化、亚文化、隐文化了。这里当然也有统治阶级的盅惑。坐龙椅的人,怕人家来抢他的龙椅,就号召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学岳飞,进行盅惑性地宣传。

     人类中动物性贪欲的驱使,还有一些狭隘的种族主义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这些综合性的因素,导致了人类中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人文环境里,导致了一种被毒化、被扭曲、被异化了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又进一步恶化了这种人文环境。

     恶性循环到了现在,那就更严重了,我们给孩子们制造的游戏,拿着机关枪,突突突杀人,杀人越多,越是英雄。很多游戏,很流行的文化产品,因为它迎合了人性中的暴力倾向和动物性欲望,从而大获成功。

     试想一下,如果长期在这种游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当他有机会拿到真枪时,难道他会不杀人?!

     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是能通过某种更强势的载体,来研究、揭示我们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罪恶倾向,然后帮助更多人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节制、理性、自律的必要性,这个世界也许会更和平,这就是大善。

     世界上曾经也有很多和平主义者。比如:甘地、爱因斯坦、罗素,这些伟人非常优秀,但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弱,喊破了嗓门,也喊不过那些被毒害了的规模庞大的“拉拉队”。

     孔子之后的思想家非常委琐,很少出现真正的大思想家,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发出声音。有很多不错的思想家仍然非常狭隘,比如,持“反清复明”那些观点的思想家,他就根本没有看到康乾盛世中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创造力,而是用非常狭隘的眼光看这些东西,这不是大智者。

     这些低档次的思想者控制着话语权,他们甚至会根据统治阶级的某种需要,进行所谓的立功、立德、立言。立功就是什么,杀人。立言就是什么,歌颂杀人。很多时候,我们讴歌的是这种非常血腥、暴力、自相残杀的文化,这样的立德、立功、立言,对人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意义。

     狼文化中“狼”的意象,如果用来激励人们自强不息,这是对的。如果用来对付世界,对付别人,那是错的。狼,可以有非常强悍的力量,可以用来战胜自己,征服心灵,但不需要用来对付别人。

     很多时候,文学连其载体之一的作家也救不了。比如:文学救不了文革中的老舍,救不了困境中的海明威,救不了陷入心灵危机时的托尔斯泰,更救不了那些视文学如生命、却饥肠辘辘的文学青年。文学能改变的,也许只有自己。

     改变自己,难道不是在改变世界吗?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做到改变自己、完善自己,这个世界就不错了。

     实际上,文学真正的作用不是为了照亮世界,而是为了照亮自己,但许多时候,照亮自己也就等于照亮了世界。每一个人照亮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光明一片了。

     我认为,做人的明白、心灵的明白就是真理。明白了以后的利众思想和利众行为,就是终极真理。这个众,不仅指国家,民族,而是指整个人类、生命,这是一个终极性的指向。那么,我理解大善中的“善”,正好是为这个终极真理摇旗呐喊的,传播这种终极真理。

     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一些人为了某种需要,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或者,为了宣传也好,包装也好,这样做都很正常。但要是一个人的所有心思,都用来怎样让自己出名,那他就没有多少时间静心读书、思考、研究和实证。

     一些名人,20多年前讲这点东西,20年后还是讲这些。好多名人肚子里没有多少好货色,就好像一个人,他很会玩花拳绣腿,但没有练好内功。当然,死去的名人例外。死去的名人,往往有好东西,因为它传下来了,说明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在与当代一些名人接触的时候,发现其中不乏混混,他们东游西逛,整天做一些自以为是,但没有多大意义的事。他的生命,也没有什么主题思想。

     我有一个辨别真假大师的很简单的办法:大师若童。有童心者未必是大师,但大师必定有童心。而且,他一定有一种别人没有的平常心。他的行道如春风化雨,跟他接触的人,不知不觉间提升了自己。

     真大师的语言,不是吃了诸多食物后消化不良吐出的秽物,而一定是从他心底流出的真善美的清泉,像大自然的泉水那么自然和甘甜。

     大师与普通人的区别就是,大师是集大成者,他应当是吸收了他所在的那块土地、文化、行业领域的精华之后,再以毕生的心血哺育而成,跨越时空、地域、语言以及自身个性局限等各种障碍,而获得的一种经典、永恒的文化奇葩。

     为什么大师少?我认为,我们传统文化中有个缺陷,那就是主体意识的缺失。这与封建统治时间过长有关,养成了集体的无主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别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时,在那种大的氛围下,他会遭到扼杀,不能形成气候。

     现在呢,我们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社会上的评价与选拔制度,等等,对人的主体意识的要求,实质上往往也是缺失的。现代文明中一个非常精华的部分,那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

     现代人当中,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主体意识很强,但不全面。比如,他们个性张扬,以自我为中心,但同时,他又没有充分认识到,他在自强、自主、自由的同时,必定伴随着自担风险与责任。他们更多的,只要自由、权利,不要风险、责任。这种冲突形成了种种迷茫。

     现在的大师是怎样产生的呢?就是学院派的知识通过填充,让他读了大量的书,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所谓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所形成的程式化的一种东西,形成某种模式,达到符合那些大“书橱”们设立的某种价值评判标准时,就被称为大师。但这不是大师,这还是“书橱”。

     真正的大师,必须经过严格的灵魂修炼、精神修炼、心灵修炼、人格修炼,从心灵着手的灵魂重塑,汲取外部世界的营养,通过心灵的发酵,然后,从他内心深处爆发出充满人类大爱的大智慧、大见识、大境界,那就是真正的大师所创造的无可超越、无可复制的好东西。

     很多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心智模式、思维模式、实践途径、世界观、方法论等等一系列的综合问题,才导致他出不来高质量的成果。如果没有这种修证、实践上的突破,他思考的东西还只是理念性、概念性的东西。

     真理的实证性,这种要求,近乎于让一个人脱胎换骨。这种修证,它需要拒绝世界上一切诱惑,让心灵达到高度的宁静和专注,不受任何干扰的,让自己心灵的光明焕发出来,照亮这个世界,这就是终极意义上的大师。

     真正的大师,他能把外部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淤泥,然后在这片淤泥中,培育出他自己的莲花来。这就是一个人自主意识觉醒后,他所产生的一种非常自立的创造、创新,那才是他独有的东西。

     目前大学培养的,大部分只能被称为学者、容器、书橱,因为他无论怎么思考,那都是向外求到的那些东西,不是他独有的、独创的东西。

     我强调的思考,是指向一种终极意义、本质意义。比如,对生命的终极意义上的思考,就变成修身、养性、调心了。我们平时有些思考是情绪化的思考,情绪化的思考没有多大作用。

     思考包括两种,一种是“止”,就是定力,第二是“观”,就是智慧。因为有定力,他就有了非常独立的主体意识,不受外界诱惑;因为有智慧,他就会非常仔细地体察世界,体察自我。这时候,他能证得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别人无法替代。

     现在很多人正好学问过多,脑子里盛满了别人的东西,很多还是垃圾,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让它占据自己的心灵,要把它化成营养。中国目前缺大师的原因,仅从个体而言,很多时候,不在他学问不够,而是他的自省、智性和修炼不够。更多的时候,他没有身体力行地去做,而始终向外围寻求知识。

     对于一个人来说,首先,他要有心灵的明白、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主,明白而不愚痴,他就不会寄希望于一些物欲性的东西,更不会被物欲、被身外的世界所困缚。

     知识分子应当比普通人有更大的责任和担当。鲁迅先生笔下的“黑屋子”,改得了吗?不一定改得了,但他不能不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因为,你有文化,你先明白了,懂了,所以,你就有责任先说出来,告诉大家,告诉社会,唤醒更多的积极力量,“说”也是行动。

     当真善美不愿意与假恶丑同台竞争、不愿意把自己降下来与假恶丑计较的时候,它为了保持一种高贵和距离,往往会率先退出这个游戏圈,当它退出来的时候,这个时空、市场、平台、资源,就会被更多的假恶丑所占领。翻开文化史,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我评价一家公司、一个企业家,不在于他挣了多少钱,挣了很多钱固然很了不起,但仍然很容易被岁月毁掉。衡量一种东西的价值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能毁掉的,形而下的物质价值;另一种是岁月毁不掉的,形而上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建立无形的价值,要比创造有形的物质价值更难。

     我是农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很苦,我长大了,父母依然很苦。千百万农民父母依然很苦。父母生我养我,供我念书,要是我不为他们说几句话,活着还有啥意义?我将每一个农民都当成父母那样看待。

     我将每一个农民都当成父母那样看待。许多时候,我陪着他们苦和乐。只有将所有农民都看成父母时,你才能真正了解农民,才不会因为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就变了嘴脸,就欺负农民。

     当我看到许多发迹了的农民子弟欺负农民时,心中总有一种难言的痛楚。我相信,他们的父母当初供他上学时,是希望他们长大后为农民、为老百姓办事,而不是去欺负农民。

     我首先把自己当成老百姓,更没有优越感,我只有一颗平常心,经常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和心态参与老百姓的活动。在创作上,我更注重体验,更注重参与,这时,我是老百姓。

     当我在理性上上升到老百姓的代言人时,我就是作家。但这个“作家”,仍是老百姓的一员。我关注老百姓,写老百姓,也希望老百姓能喜欢我的书。如果让我在专家鼓掌、官方奖励和老百姓认可,这三者之间选择的话,我最想选择后者。

     只要老百姓喜欢,我就觉得自己没白活。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个会写书的老百姓,而不是什么作家。我不喜欢参与作家们和文人们的活动,宁愿泡在老百姓中间。

     《大漠祭》灵官的出走有一定象征意义。走出历史文化的阴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西部有太丰富的文化,复杂而沉重,造成了西部人同样复杂而沉重的人格。许多人都被历史文化阉割了,失去了作为个体生命应有的活力。

     对西部的开发,首先应该是文化的开发和心灵的开发。灵官的出走,不仅仅是身体的出走,更是观念的走出和心灵的求索。它不仅仅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说实话,仅仅一两个出走的灵官,或是一个出走后再回来的灵官,很难改变西部固有的现状。西部要完成文化上新的构建和灵魂的重塑,需要一代又一代西部人的努力。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部作家,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对生我养我的土地,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我老说,要是一个作家不爱家乡,他能写出啥好东西?智慧是源于爱的。我就是要立足于这片沃土,为老百姓写作。

     我在《大漠祭》里也写到这一问题,灵官出走了,《白虎关》中月儿也要出走,但她被碰得头破血流。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城市人自身有优越感,对农村人从骨子里有一种岐视,这实际上是一种“侵略”――富有对贫穷的侵略,所谓的文化文明对古朴野性的侵略。

     农村青年乃至整个农民生活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自身的心灵的改变,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我在《猎原》里写到了这一点,人之优劣,最主要的是心,心明了,路才开了,才能摆脱人生的困惑。

     当一个人的精神、文化、视野,达到一种新的境界时,有了见解,就很容易发现商机。

     我的小说《白虎关》,就写了一个农民企业家,拿出10多万元修建小学,又在银行为贫困学生设立了奖学金,而猛子、北柱等人却掘了他的祖坟。这种心态非常可怕。它体现了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

     改造灵魂就是要消除这种落后的、惰性的心理。所以,老百姓最需要心灵的开发。最终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是智慧。心变了,命才会变。眼下要紧的,我们要改造人文环境,完成西部农民灵魂的重铸,从改变农民的心性、观念着手,完成灵魂的重铸。

     农业文明终究会被工业文明取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的越来越缩小,是一种必然趋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谁能左右或是靠某个政策就能阻止的,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不管农业文明也罢,工业文明也罢,最主要的,还是人的心灵。

     人的优秀与否,与物质的东西关系不大,而取决于心灵。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富翁和大官,而在于他的心灵。他的心灵决定了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又构成了他的命运。

     小人损人利己,君子舍己为人,全在于他的心灵。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走出历史文化的阴影,叫自己的心灵放出光来。《猎原》中的牧人为了争草场,不惜以命相搏,上演了许多悲剧。现时的世界亦然。心灵的扭曲决定了行为的可恶。

     当我感觉到现代化的上海和我的家乡差距之大,特别是想到农民父老,我甚至有种负罪感。于是我开始思考,西部究竟缺的是什么?我认为,缺乏观念的更新。

     西部的开发,最主要的是心灵的开发,也可称之为观念的转变。我的创作中,在这方面费力最多,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但有识之士,还是能从我的文字后面,读出我对家乡发自内心的爱来。

     抢救西部本有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这是第一。抢救的目的是为了更多人汲取它的营养。西部文化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根系,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观念的开发,心灵的开发,这是真正的西部大开发。整个农民生活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所以,要紧的是要改造人文环境,完成其灵魂的重铸。

     许多人踩了千里马,却翘足远望,呼唤良马。韩愈于是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只是这千古之叹,只对了一半。那另一半是,那伯乐,明知你是千里马,偏当个毛驴使唤,你能奈老子何?

     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我们需要换上更大的衣裤、鞋子,才能让他继续健康地长大。所以,我们对话、讨论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揭短、揭丑,而在于如何以发展的、全局的眼光,一起来寻找最适合这个“孩子”现阶段需要的,并且预见他的发展方向、速度的,与之相适应、配套的东西。

     怎样理解现代化?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水泥森林就是现代化吗?我认为,现代化,更重要的仍然是一种心灵的东西,精神上的与时俱进,物质上的与时俱进,这种与时俱进必须是符合人类发展的主流方向,这才是现代化。

     有些看起来像现代化的东西,恰恰是一种伪现代,是一种负面的东西。物质、利益的驱动,暴力电视剧,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商业文明、城市文明更加以人为本,在实现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后,应当更加关注人的心灵与精神,这才是最重要的以人为本。

     物质上一定要知足常乐。大多数人如果都能知足常乐,那么这个世界必然和平多了。人类社会中很多不安定因素,比如:动乱,战争,仇恨,愚昧,就是因为不知足,人心太贪婪引起的。

     一个人,流落街头,装疯卖傻,装聋作哑,放弃了所有的人格尊严,只为了向你讨几个硬币,特别是那些白发老人,你认为他们不可怜吗?你认为他们向这个世界要得多吗?哪怕当中有人是欺骗的,但欺骗永远扼杀不了善良!

     任何一种文化到了某种时候,就会像近亲繁殖那样,产生残疾、羸弱、无力的东西,自己发现不了,需要新的撞击与融合。

     如果我们以主动放弃人格尊严,放弃自我的一切,放弃自己的所有,放弃本有的文化,而融入所谓的主流,恰恰反而更站不住脚,更会被所谓的主流所鄙视,所抛弃,最后就找不到根了,永远没有归宿感。

     根据人类对文物的偏爱,对古老文化的一种敬畏和偏爱,我们发现,越是稀缺的,或者,曾经是被埋没的文化,越可能是文化化石,越有价值。现在越是流行的,越可能是垃圾。

     这个世界是一个平衡的世界。非常有钱的那部分人,不一定很快乐,不一定很幸福,他可能很痛苦、焦虑、不知足、贪婪、担忧。而很穷的,像我们西部老百姓这样贫困地活着,也不一定痛苦,他们也可能快乐、知足、安详。

     满足生活基本必须的物质条件之后,金钱对于人的幸福感并无太大影响,我觉得,幸福感取决于心灵的明白和智慧。穷的人必须“明白”才快乐,有智慧的穷人他很快乐,比如说:颜回就很快乐,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但单纯的贫穷不一定快乐,仍然有好多罪恶和痛苦。富裕也不一定多么痛苦,物质富裕了,心也“明白”了,那也是很快乐的,像比尔·盖茨他们,把那么多钱捐出去,他也很快乐。快乐与钱的多少关系不大,与一个人心灵的关系最大。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这个快乐与幸福决定于心灵。

     人类,未来无论怎么发展,心灵中都需要一个心灵家园。心灵家园迷失了之后,他一定会去寻找,寻找之后,也许还会迷失,那还会继续寻找,就这样,就这么循环着,推动社会发展……

     因为那种质朴的东西,就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情感。这个如果也迷失掉了,人类就变成了纯粹的动物,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民心就是天意,这个英雄人物就是民心的选择,因为这个英雄,他代表着人民认可、向往的某种东西,因而人民支持他,追随他,他才成为英雄人物。所以,这个英雄人物是人民意愿、某种精神的载体、象征、符号而已。

 

     因为改革开放,中国东部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而西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类以求生存及生存之改善为价值追求,是一种智性文化,崇尚知识与技巧,然而却在自然、社会、心灵这三个方面有根本性迷失;相反的,西部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是一种慧性文化,崇尚觉悟与超越,更多的是形而上的东西。就当下而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智性文化,而人类的和谐与持久离不开慧性文化。

     我们需要一大批有识之士承担起这种文化责任。这个“识”指的是一种见识,一种思想境界,一种洞察万象的深刻见地,一种能够引领文化、站在时代的前沿承担某种使命、承载某种精神的品格与境界。

     宣传西部文化,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互补。这种交流不能简单作答,任何一方都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对方。只是在这种交流之中,西部文化不可缺席。

     其实,很多人对于西部文化不甚了解,甚至存有误解。一些符号化的东西代表不了西部文化。西部文化本质上非常博大精深、质朴真诚,而且洋溢着生命的力量。

     西部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像雪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一路滋养着它流经的土地和心灵。

     时下,一方面,许多当代人陷于烦恼和焦虑中不能自拔,他们非常需要心灵的滋养;另一方面,那些有益的文化滋养却早已尘封,无人问津了。在心灵滋养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事实上,西部的文化积淀非常厚实,富有张力,呈现出多元化,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如果有个作家把它上升到人性的层次,灵魂的层次,人类的层次,一定会成为大家。

     许多时候,对一种文化的发掘和一种精神的弘扬,确实是人类的褔音。如耶稣之博爱,如佛陀之觉悟,如贤孝的智慧,如大手印文化的超越光明,它们是暗夜里的电光,每每划破长夜,警示世人。那耀人眼眸的智慧和爱,是人类历史上最美的风景。我们敬畏它,向往它,而我们的每一次向往,都会剥去心灵的污垢,焕发一份本有的光明。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莲子,都可能会长出莲花,但时代的污染包裹了它,为它造了一层硬壳。那莲子,便是悲悯之心。虽然它可能被深埋,但一遇到适宜的土壤、湿度和温度,遇到相宜的其他条件,那莲子仍然会迸出新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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