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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民生存真相的现实关照与灵魂救赎

2011-06-11 18:14 来源：《飞天》作者：彭青浏览：60520008次

——雪漠“三农”题材小说创作论

彭青

雪漠在20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完成了反映西部农民生存现状与灵魂救赎的三部长篇小说：《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三部作品主要写西北大漠边缘的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生存现状，城市对乡村对乡村经济的残酷掠夺，农民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骚动、挣扎与无奈，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的苦痛和精神追求。这些小说的叙事地点在大漠深处一个叫沙湾村的地方，主要写老顺一家的凡尘琐事。从《大漠祭》对老顺一家人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到《白虎关》中对几位女性灵魂追求的阐释，雪漠的创作不断地超越，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雪漠的小说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浸透在字里行间的那种质朴而又沉重的情感负载，是那种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实际生活能力被无形弱化的现实不能无视的责任感。尽管这几年也有不少反映‘三农’问题的小说发表，但多停留在表层的抒写，很少有像雪漠那样的将自己精神的血脉牢植在农村与农民之中的作品。”[1]

《大漠祭》忠实地记录了甘肃凉州农民老顺一家一年的生活。其情节不过就是大漠人日常生活中的驯兔鹰、捉野兔、打狐子、交公粮、缴费、看病、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等日常琐事，概括起来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小说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细腻琐碎，但却真实生动，感人至深。一部看起来“土得掉渣”、与“重大题材”无关的乡土小说，但是，“《大漠祭》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表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它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历史意义。”[2]“雪漠的小说展示给我们一些没有被商品经济污染的善良的心，有一种让人心碎的美。而惟有这种当下小说中所缺乏的善良与单纯，才能具备唯美的力量。”[3]《猎原》写出了生态环境极端艰苦状况下农民的挣扎，《白虎关》则从农民灵魂深处入手，写出了他们的精神追求。

一

“老顺一家”有：老顺、老顺的妻子、大儿子憨头、二儿子猛子、小儿子灵官、大儿媳妇莹儿，加上出嫁的女儿兰兰，总共七口人。老顺这一家人是非常普通的农民。雪漠在对老顺一家造像的过程中，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用逼真的生活场景，再现这一家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与日常生活。《大漠祭》写了老顺一家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悲哀，而《白虎关》比《大漠祭》更进一层，主要对人的信仰、人的精神、人活着的意义有深刻的探讨。雪漠的小说展示了甘肃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农民生活，因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客观上造成的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就格外紧张。脆弱的生态环境，贫瘠的土地，已无法承载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社会力量的不断索取。因此，农民生存的艰难就被凸现了出来。雪漠的小说使人感受深刻的正是作家对当下农村现实和农民命运的殷忧和关切。雪漠在《大漠祭·序》中说：“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活着的农民。”[4]这里有一种创作立场的表达，就是要写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5]而“活着”是一种最基本的存在状态，在全社会谈论“小康”的语境中谈论“活着”，看上去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可也见出作家面对现实生活的一份清醒和理智。他以严峻的态度讲述着农民为了“活着”而苦苦挣扎的故事，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6]来，无疑，这是作家“睁了眼看”的结果。雪漠说：“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不应该体现在故弄玄虚和神神道道上，而应该把虚构的世界写得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我的小说中那扑面而来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都是我‘熟悉’并‘消化’了生活后的创造，是更高意义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表现，更是一种极深的生命体验后的产物。”[7]

老顺、憨头、猛子、灵官、莹儿、兰兰、老顺的老伴等是雪漠塑造的老顺一家的几个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老顺是一个典型的西部农民的代表。他勤劳、吃苦，遵循传统道德，为人心地单纯、善良。按传统农民的观念，老顺在家庭里应该是个权威了。他的话，老婆、儿子、媳妇都得听从。但是，老顺一贯坚持的勤劳、质朴，在他的儿女身上是行不通的。当老顺进入晚年的时候，生活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美满。儿子长大了，娶不到媳妇，因为贫穷，只好换亲，用自己的女儿兰兰换来大儿媳妇莹儿。但是，生活给予老顺的，总是不公正与不幸。大儿子憨头得了不治之症。二儿子猛子到了结婚的年龄，却娶不起媳妇，就与村里的女人偷情。女儿兰兰出嫁后生活不如意，因为生了女孩，被丈夫毒打，伤痕累累。更让人痛心的是，女婿白福居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活活冻死在大漠之中。老顺面对这一切，他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老天给我什么，我就能受。”老顺在得知大儿子憨头得了绝症之后，从医院回到家，正赶上乡干部逼着交粮的那一段：

老顺呜呜哭道：“不瞒你了，啥都不瞒了，老天给个啥也得受……憨头得的癌症，活不几天了。”

灵官妈边哭边念叨：“叫人活不活了?叫人活不活了?”

老顺抹去泪，抽泣着说：“老婆子，行了行了，老天爷能给，老子就能受。”

“怕啥?”老顺慢慢地说，“能活了活几天，活不成，不活他了。有啥恋的，当不成人了，当鬼总成吧?……”。[8]

这是一位忍辱负重的老农发自内心的呐喊，在绝望中包含着希望。老顺为了替憨头治好病，多次到大漠深处打猎，换取有限的资金。但是，无论怎么努力，憨头最终死了，离开了人世。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老天给老顺的，老顺默默地承受了。老顺这样的农民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具有农民和牧民双重身份，这是凉州大漠深处特有的农民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给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画廊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老顺的个性鲜明，他有传统农民的美德，他靠自己的劳作生存。他为人诚实、厚道，他又是种庄稼、打猎的好把式。生存环境的艰苦，城乡不平等及现代城市文明对乡村的侵蚀与掠夺，决定了老顺悲苦的命运。在悲苦之中，老顺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用传统的生活方式约束自己，他有生活的道德标准，这正是中国西部农民的可贵之处。对于猛子的偷情，他认为这是丢人现眼，让人抬不起头的事情。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统美德在老顺这一代人的身上依然存在着。

老顺辛辛苦苦劳作，可是他并不能得到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家里有了病人，就如同雪上加霜，日子一天天窘迫起来。老顺为儿子治病的钱，主要是卖粮所得的一点点钱，再就是到大漠深处打狐狸所得的钱。而这些钱对于儿子憨头的病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在20世纪末，中国农民大部分都是这种生存现状，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得了大病大多数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雪漠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记录了老顺一家生活的场面。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老顺的不如意与不顺心。西部的农民就是这样生活的，老顺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这是中国西部农民的真实写照。究其根源，就在于“西部农民极度艰难的生存景况，其原因不完全在于传统文化带来的愚昧乃至野蛮，也不完全在于自然环境的酷烈，城乡不平等及现代城市文明对乡村的侵蚀与掠夺这一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大漠祭》中，最触目惊心的首先是城市对乡村残酷的经济掠夺。譬如，憨头与灵官进城卖兔，却遭到税务员无理的蛮横逼抢；老顺交公粮时，上好的粮食被粮站干部故意压为三等。如果说如此残酷野蛮的近似抢劫的行为是腐败分子以手中的权力谋私的话，那么水库管理当局趁干旱之机对农民提高水价，农村信用社又趁机对农民高息贷款，就是有组织的合法的公然掠夺了。[9]

《猎原》中的老顺，靠卖鹰发了一笔小财。有了这些钱好多愿望都可以实现：可以还为憨头治病欠下的钱，可以为猛子说媳妇，可以多买几个卤猪蹄，美美地吃一顿……但当他得知外国人买鹰是为了用鹰来运送毒品时，便毅然要求把卖出的鹰收回，他宁愿不要这些对他来说很重要的钱，也不愿意帮外国人做伤天害理的事。“缺德事，我不干，大不了穷死，穷死了，我也是个干净鬼。害了那鹰，又害人，牲口都不如哩。”在他看来，活人要活个心，帮人害人，心不安。并不是老顺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这只是农民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做人的道理和原则。老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他有质朴、崇高的一面，也有狭隘、自私的个性。雪漠是用原生态的写作方式，为老顺造像，将这个大漠深处的农民写得真实、鲜活、生动，如同邻家的老大伯一般亲切。

老顺的大儿子憨头继承了老顺的这种性格特点，安分守己，遵纪守法，是一个老实厚道的青年农民形象。正如他的名字“憨头”一样憨厚实诚。憨头拼命劳作，供弟弟灵官上完了中学，自己一字不识。就是这样憨厚诚实的人，生活对他的却是极大的不幸。作为一个男人，他缺少性能力，面对美丽的妻子莹儿，他无能为力。妻子莹儿与憨头的弟弟有了私情。老天对他的不公再一次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得了不治之症，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憨头是一个悲剧人物，作者将这么多的苦难加在憨头的身上，笔者以为，作者是要通过这个人物突出农民的苦难遭遇。在中国乡村，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农民，就像憨头一样默默无闻来到这个世界，又悄然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雪漠通过一个普普通通、平凡之极的小人物，展示西部农民的苦难，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够读出西部作家的悲壮意识，以及他们对普通农民的崇高敬意。正是无数像憨头一样老实厚道的农民构筑了中国的底层社会，有了这样的底层，才会衬托出其他阶层的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而这个阶层是如此的庞大，足足占据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没有农民的牺牲，就没有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就没有城市的繁荣与兴盛。

老顺的二儿子猛子与憨头截然不同，虽为亲兄弟，猛子身上更多的是叛逆、是胆大妄为。猛子因为年纪老大，娶不上老婆，居然和村里最富的人———双福的老婆秀秀偷情了。这对老顺来说，是极大的打击，简直是“丢先人”的一件丑事。对于老顺的责骂，猛子却不以为然，反驳老顺没本事给他娶媳妇。老顺听到这话，一下子蔫了，谁让他们穷呢？猛子除了偷情之外，还具有仇富心理，他认为双福之所以暴富，是因为他家祖坟的风水好。要断双福的财路，就得挖双福家的祖坟。挖祖坟这样的事情从道义上来讲，显然是一件缺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猛子干了，猛子的身上更多的是愚昧和不理智的行为。到了《白虎关》里，因为采金，看到别人发财，猛子伙同他人去偷盗，结果被人家逮住，罚苦役在井下干了一段时间。肉体的惩罚，使得猛子有所触动。猛子干了这么多荒唐的事，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猛子不是个坏人，而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与赞美的人物。猛子与月儿结合后，当他发现月儿得了梅毒时，他不但没有嫌弃月儿，而是陪月儿治病，对月儿不离不弃，关爱有加。这是猛子善良的一面。而且，在作者笔下，猛子和月儿两人得到了真正的爱情，两个人的心靠得很近，他们从对方的关爱之中找到了温暖、找到了久违的温情。没有肉体的欲望，有的是相互的关爱。两个人活着的盼头就是治好病，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期待。可是，这一切只能是个泡影，月儿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这又是一个悲剧，猛子的悲剧比起憨头的悲剧，有了升华的意义。憨头的悲剧是原生态的，而猛子的悲剧富有精神升华的意义。这也是《白虎关》的厚重与博大的具体体现，反映出雪漠对艺术的敬重与神圣。雪漠写出了人性之善良，而不是邪恶；他要让作品带给人以希望、美好与纯真，而不是绝望与无奈。

老顺的小儿子灵官只出现在《大漠祭》中，他因为与自己的嫂嫂偷情而愧疚、悔恨。当大哥憨头离开人世后，他离家出走，在以后的小说中不再出现。与大哥、二哥相比较，灵官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村青年。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我似乎感觉到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作者的影子。“灵官”这个名字与“憨头”、“猛子”相比较，显然富有灵性，而这个“灵性”，应该表现在灵官的知识和文化方面。灵官与老顺、憨头、猛子不同，他有思想、有见解。但处在荒凉、贫穷、偏僻的沙窝村，他的理想与诗意人生只能成为幻想和泡影。面对生老病死、面对美貌的嫂子，他在无奈中接受了这一切。青春的萌动抵挡不住欲望的诱惑，在迷乱中，他尝到了爱的甜蜜，但他更多感受到的是罪恶。在无法面对莹儿的情况下，他选择了逃避，逃得远远的，一去不复返。这是一个逃亡的灵魂，在忏悔和无奈中，漂流他乡。至于灵官的后来如何，作者没有了下文，我们也无法猜测。如果雪漠将来的创作要走出“沙窝村”的话，我想，灵官在异乡的人生经历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创作选择。

二

雪漠在《白虎关》题记里写道：“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一些灵魂的碎屑。”他要揭示普通农民灵魂的痛苦和困惑，以及解脱这种痛苦和困惑的途径。

王鸿生认为：“雪漠为中国乡村的普通人塑造灵魂”[10]雪漠把灵魂的书写都集中在（兰兰、莹儿、秀秀、月儿）这些女性身上，而这些女性的‘盼头’又都不一样，包括兰兰的闭关修行，寻找这种宗教的支撑。实际上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间，女性的灵魂追求、精神追求直接把宗教引入了，这个非常少，尤其在乡村。我们知道中国乡村，不管是佛教、藏传佛教，还是基督教，在基层社会中是很普遍的事情，但在我们的小说中还是很少得到表现的。”[11]

雪漠笔下的女性形象比男性形象更为鲜活、生动。莹儿、兰兰、月儿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这些西部女性为生存而活着，她们的活着，与环境有冲突。在冲突当中，这些西部女性追求活着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的：“活着的理由比活着更重要。”这也许是雪漠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吧，他把这种思考寄予在莹儿、兰兰、月儿等女性身上。莹儿、兰兰、月儿她们从小生长在大漠之中，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她们身上，体现出女性特有的坚韧精神与对精神世界的美好追求。她们每个人的追求各不相同，但我们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底层妇女在遭受种种痛苦和人生的不幸之后赖以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支柱，在莹儿身上表现为对灵官的“盼头”，在兰兰身上表现为对宗教的虔诚，在月儿身上表现为对未来的期盼和向往，在秀秀身上则表现为等待丈夫的归来。其中，兰兰追求的是宗教的解脱，富有彼岸精神，其他三人依然停留在世俗的此岸世界，所以，此岸终究不能让人的精神得到解脱，也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所以，莹儿不甘忍受再婚，自杀而亡；月儿的病得不到疗救，最终肉体也消亡。她们的期盼成了泡影，她们的灵魂也随风而逝了。秀秀在等待中不了了之。而能留下“灵魂碎屑”的也许只有兰兰了。我想要说的是，在一个没有稳固的宗教基础土壤的环境里，兰兰的信仰能够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吗？她抛开一切俗世的想法，一心深入到宗教之中，她的未来又如何呢？也许有的读者以为雪漠是在进行一种矫情的写作，或者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要表现宗教精神；也许有的人以为，这样的写作很牵强。但是，当你到凉州大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之后，你就会发现，凉州的佛教历史源远流长，这里有丰厚的宗教土壤。在凉州城内，寺院密布，有海藏寺、大云寺、圣容寺、鸠摩罗什寺等。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重镇之一，佛教在当地一直以来极为盛行。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兰兰最终成为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也就不足为怪了。夏志清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结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12]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至今将近一个世纪，大陆作家中将农村人的道德、灵魂写到宗教层面的确实少见。雪漠的写作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可以说是创新。与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写作相比较，雪漠的写作还停留在浅层的宗教逃避层面，并没有深入到道德、灵魂的深度，他也只是“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正如夏志清所说：“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13]

三

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要道，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雪漠的作品，富有浓郁的西部风情，大漠、戈壁、骆驼、盐池，凉州的贤孝、花儿等民俗文化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的小说创作，可以称得上是西部本土叙事的典范之作。本土化，首先是作品所叙述的生活是本土的。这一点似乎所有的乡土叙事都能做到。问题的关键是叙事者以怎样的态度和立场进行叙事。雪漠曾说：“听凉州贤孝，是我受到的最早的艺术熏陶，它直接影响了我，要是没有贤孝的熏陶，也许就没有我的创作。”[14]“在写《大漠祭》的十余年，贤孝的旋律，常萦在我心头，在苍凉、悠远、沉重、深邃、睿智的贤孝声中，我走出了小村，走上了文坛。”[15]雪漠从大地之中而来，又到大地之中而去。他紧紧贴着大地，倾听着大地的呼吸，把笔墨深深扎在大地之中，用赤城而饱含热情的笔墨在写凉州的那方水土和那里的人民。

1.雪漠的创作，追求本土、本色、本真的原生态的乡土叙事。

《大漠祭》、《猎原》、《狼祸》、《白虎关》等都以大漠深处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展现了西部人坚忍不拔的生活精神状态，在还原乡土生活叙事诗性的艺术建构中，试图让文学叙事回归生活原生态叙述。作者将大漠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物的命运性格相交融，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生态合而为一，阅读起来犹如品尝一杯未经勾兑的原酿的酒。很显然，雪漠是以富有凉州地域文化情怀的民间化的立场进行乡土叙事的。不论是自然的生态环境，还是社会生活情境，以及老顺、莹儿、兰兰、猛子等一个个人物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都只有在大漠戈壁之地才能发生，是完全西部本土化的当代农村生活的原生态呈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力于它叙事话语方式和叙事语境的选择。地域性的话语言说方式与特有的生活语境相融会，形成了雪漠小说的基本叙事方式。这主要表现在西部大漠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习性，以及特有的言说方式和习惯。雪漠的叙事是去知识分子化的，是用凉州民间化的言说方式进行叙述的。

雪漠的小说语言接近口语，富有浓郁的凉州地域特色。在他的笔下，人物语言活灵活现。每个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特征。老顺的语言具有家长式的权威感与对整个家庭的责任感。例如：次日清晨，天还麻乎乎的时候，老顺的破锣嗓门又响了：“起呀，爹爹们，还不起？天生一副猞猁相。”[16]“麻乎乎”、“爹爹们”、“猞猁相”等词语鲜活、生动，富有浓郁的凉州特色。老顺把他的孩子叫“爹爹们”，这里有一种埋怨、恨铁不成钢或者长辈对小辈就像伺候自己的老子似的态度在里面。“猞猁相”一词用得很形象、贴切，一方面说出了老顺对儿子们懒惰的不满意，另一方面，则暗指他们吃得多，干得少。通过上述这个例子，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老顺的勤劳，他要把他的这种勤劳品德在儿子媳妇身上延续下去。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保持着勤劳俭朴的美德。他们劳作得多，享受得少，甚至从自己的口中节省出粮食，用来换取生活必需品，西部的农民就是这样生存的。再如，老顺找到媒婆，希望媒婆给猛子介绍一个这样的媳妇：母的就成。好歹给生发一个。分出去，他成龙成龙，变虎变虎，老子也不管了，省得叫老子见天跟上淘气。老子嘛，是还债的。把债还了，别的由他。不然……你说出了那事……明理的，知道人就是那种吃屎货。不明理的，还说老子不给他说媳妇的过。老子不背这黑锅了，好好坏坏给说上一个。有你亲家哩，你看着过去就成。太妖道了，屋里搁不下；太差了，那要债鬼要支吾，中等就成。心眼儿实诚的。[17]

“亲家”是凉州人见面特有的一种称谓，这也是语言本土化的具体显现。“妖道”指长得妖娆的意思“，要债鬼”是老顺对儿子猛子的称呼。这些字眼，活灵活现，把一个被生活重压之下的老农的心态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的精神上的痛苦，他的物质上的贫乏，都让读者引起同情和怜悯。这就是西部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不仅通过故事、生活常态来塑造人物形象，更用语言深化了人物性格，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就是雪漠小说创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但是，这种原生态的话语方式，给非西部的读者会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

2.对凉州本土文化的开掘与运用。贤孝是凉州民间文化的典型代表，它融合了儒、释、道等诸多文化因素，根源于凉州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是凉州民间十分流行的一种弹唱曲艺。贤孝最初是民间盲艺人乞食求生的一种手段，以教人如何做人(即贤)、如何为子(即孝)为主，内容大多是启发人心，劝人行善，孝敬老人或歌颂忠臣良将的。听贤孝成了雪漠童年唯一的精神食粮，贤孝的精神长久地影响了他。贤孝给了雪漠人格和艺术的滋养，贤孝培养了雪漠热爱人民、关注弱势群体等作为一个人民作家必备的品质。雪漠在新浪访谈录中说：“土地、文化与作家就像母亲与儿子。”凉州的土地、凉州的文化给雪漠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雪漠对凉州本土文化的开掘与运用在小说中无处不在，渗透在情节、结构和细节当中，成为富有浓郁地域特征和具有鲜明西部色彩的典范之作。

雪漠在小说创作中善于汲取民间文化的养分，恰当运用凉州花儿、孝贤等民间艺术形式，用来表情达意和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白虎关》的结构完全是用凉州花儿串联起来的，全书共36章，每章的标题都是一句花儿，每一句花儿都与每一章的内容密切关联。例如，第一章的标题是“黑云彩罩住了牛心山，九泉眼打了个闪电”，这一章叙述猛子的偷情让老顺愤怒、难堪、羞愧、无奈，猛子老大年龄娶不起媳妇，让老顺一家感到压力重重，白虎关发现金矿给沙窝村带来的震撼如同“打了个闪电”。第二章的标题是“哥哥走了我配瓜，手拿着瓜秧儿灰塌塌”，本章延续《大漠祭》中的情节，灵官与莹儿偷情之后一走了之，莹儿生下与灵官的孩子后，在思念与煎熬之中度日如年的艰难情形，她的心情用“灰塌塌”来形容恰如其分。为了表达莹儿对灵官的一往情深与爱的刻骨铭心，在本章，作者通过莹儿的口，有一段唱词：

走来走来者———越远地远哈了———

眼泪的———花儿飘满了———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

哎哩哎嗨吆———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

走来走来者———越远地远哈了———

褡裢———里的锅盔轻哈了

心上———的愁肠就重哈了

哎哩哎嗨吆———

心上———的愁肠就重哈了———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18]

苍凉、悲壮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西部女性心灵世界的丰富与对爱的渴望。雪漠是用饱蘸着感情的笔触为老顺、猛子、兰兰、莹儿、月儿等造像的，他写出了这些普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写出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下的勤劳、质朴与执著，更写出了他们高贵的灵魂，他们对美的向往与追求精神。这些人物身上有作者的影子或亲人的影子，在写作的过程中，雪漠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他们的偏爱。这种深情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作家对农民发自内心的同情、呵护与爱惜。雪漠不是站在高处怜悯农民，他是用心感受他们的心灵世界，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本文系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

世纪以来中国‘三农’题材文学创作研究”

（09XJA7510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何清.关于卑微的叙事———雪漠小说的价值取向[J].小说评论，2006年第4期。

[2]戴俊.雪漠文化，详见http：//www.xuemo.cn。

[3]陈思和“.西部文化与文学精神”讲座上的讲话[N]，东方早报，2005年9月8日。

[4][5][6][7][8][16][17]雪漠.大漠祭[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P7、P241、P488、P218-219、P236、P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