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亲历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水均益：亲历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30年前的1984年，我第一次走进新华社，从此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作为一名记者，我亲历和报道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站在新闻发生的前沿，捕捉新闻背后的故事。九年之后，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加入《东方时空》，正式“触电”，同时开启了采访政坛名人的大门。

我采访过的政治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个国家的领袖人物，他们或叱咤风云，或韬光养晦，或声名显赫，或臭名昭著，然而却都属于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又像是一本厚厚的书，每一次采访，就像是翻阅一本书的过程。我细细读来，也慢慢翻开属于我的这一页。

在新华社坐八年“冷板凳”

1984年，进入新华社。很短的时间内，我褪去了刚刚参加工作的兴奋，随之而来的是我最不习惯的“坐班”：每天早晨8点上班，打水、拖地、擦桌子（我经常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些重复枯燥的工作），然后就是处理稿件、看报、喝水、聊天，直到下午5点多下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些关于“记者”形象的幻想和憧憬荡然无存。虽然没有了想象中“记者”的潇洒快意，然而该做的工作，每一件都还必须认真的完成，从编辑稿件开始，我一点点学习着作为记者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技能。

当时国际部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叫作“选报组”。这个组有一个24小时不停运转的报房，报房里有许多台电传机，分别接收外国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新闻稿，以及新华社驻世界各地记者们发回北京总社编辑部的稿件。这是新华社的一个重要部门。按照国际部的惯例，每来一批大学毕业生，都要安排他们到这个重要的部门工作一段时间。我们也不例外。

选报组那些不眠的大夜班里，我不仅锻炼了熬夜的本领，而且真正接触到了新闻——我知道了“新闻”是怎么回事，五个“W”是什么，也体会到了一条好的“消息”应该怎么写。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电传机上撕下来的一条条新闻稿件，成了我入门的最好教材，特别是四大通讯社的稿件。他们的稿件读起来很有意思，所有你想要知道的都会告诉你，有的消息切入点也很妙。有一天我值大夜班的时候，突然看见一条消息，前面写着：BULLETIN，BULLETIN，BULLETIN（快讯）。这条消息的导语只有一句话：“葛罗米柯（苏联领导人）去世了。”

一年后，我从选报组回到了中东非洲编辑室。这时的我已经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借了许多关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书籍，如饥似渴地开始学习。我躺在七个人一间的新华社集体宿舍的床上，通读了美国新闻大师李普曼的著作和传记；我参加了新华社与英国汤姆森基金会在北京合办的国际新闻培训班；与此同时，我处理稿件的业务水平也在迅速地提高。这时候，就像一个士兵一样，我开始渴望能够上“前线”，到新闻第一线去当一名记者。

有人说，我在新华社七年的时光是在坐“冷板凳”，其实不然。这七年的时光，我在看似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实现了从一个外语专业毕业生向一名专业记者的转变，完成了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和精神储备，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孕育出理想的萌芽，也为日后加入《东方之子》奠定了基础。

岁月是一分一秒的累积，成功也是如此。回过头去看曾经走过的路，才明白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人生目标的日子里，对待光阴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做好你的本职里应该做好的每一件哪怕再细小的事情。

亲历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我对受到战争威胁地区的采访中，我曾深深地体会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采访过许多在战争阴影下生活的人们。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我看到了无助的波黑难民。在萨拉热窝，我知道了什么叫断壁残垣。我不知道这一幕幕何时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在巴格达，我目睹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悲惨。当我在伊拉克萨达姆医院看到一个9岁的小女孩仅仅是因为缺少消炎药而全身腐烂的景象时，我曾对摄影记者说：“哥们儿，你挺住了。没几个人敢拍这样的镜头！”

战争的破坏力还在于它让人们失去最宝贵的品质——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希望。当我从贝鲁特的司机、萨拉热窝的老妈妈、巴格达的儿童的眼中，看到他们对于战争由惧怕变为无奈和漠然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绝望和恐惧。

每一次，当我从那些地区飞回北京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坐上回北京的飞机，我常常会对自己默默低语：“回家吧，回家吧，快快回家吧。”每一次离开那些地方，我总会渴望快快回到属于我的那个和平的环境中。而每当飞机落地，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还必须生活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地方的人们。我会想起他们的眼神，也会想象他们今后的日子。

有一份统计显示说，在人类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全世界彻底没有战争和冲突的时间总共只有58天！只有58天是太平的！这是多么令人深思的数字。

作为新闻记者，我渴望采访战争，但我却实心实意地希望和平。

有几次，有记者问我：去那些地方你害不害怕？我回答说：这是我活该。

当记者，就意味着追求新闻。战争是新闻，你能不去？然而，如果让我选择战争与和平，我当然选择后者。和平不会让你目睹死亡和痛苦，和平使人心安理得、安居乐业。

只要有希望 就绝不放弃

1998年7月1日，专访克林顿。对于我个人来讲，采访克林顿是又一个重要的标志。

采访克林顿的念头在我脑子里产生，是在1997年10月29日的华盛顿。那天，在著名的白宫南草坪上，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再一次握在了一起。当天中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并宣布了他们此次会谈的成果。在众多成果中，有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作为对江主席访美的“回访”，克林顿定于1998年晚些时候对中国进行访问。出于记者的第一反应，我暗喜：这个专访美国总统的机会就看能不能抓住了！

专访的过程曲折而艰难。采访申请迟迟没有答复，各种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直到6月25日克林顿抵达西安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接到任何肯定的答复。此后几天，我不断地打电话给美国使馆的新闻官保罗和外交部的杨姐。他们都还是那句话：美方仍在考虑之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6月28日，也就是克林顿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的前一天，还是没有消息。傍晚，我再一次拨通了杨姐的手机。电话里，我问杨姐是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说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可能性也就是百分之零点几吧。

那天晚上，我几乎已经准备放弃了，但仍然按计划与策划编辑进行最后一次商量。“到上海去！”很快，我们达成了共识。

记者在进行重大采访的时候，如何把握机会，与进行采访和制作节目相比，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从决定采访克林顿到专访节目播出的八个月中，我们在最后关头决定去上海，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决定。

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艰苦的等待。一整天，我们待在酒店里，一步也不敢离开。在近乎绝望的等待过程中，我们没有闲着，而是做好了所有准备：最后确定采访提问；画定了现场摄像机的位置、角度图；几盏灯光的强弱、光比也商量再三，在图上标出；一旦采访实现，编辑、配音、卫星传输如何进行，也准备了不同时段的几种方案。我腰间的手机成了大家最关注的目标。每当有电话进来，所有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看着我的表情。几次之后，大伙儿干脆听见铃声便起哄：“白宫来电话了！”

然而，消息却迟迟不来。

直到7月1日下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顶层的那间会议室里，当看着克林顿进门向我走来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包括“虚拟”采访在内的所有看似繁琐的准备是多么的有必要！

和我们漫长的等待以及煞费苦心的准备工作相比，采访克林顿的过程却是那样的简短、紧凑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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