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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沈从文使我理解世界

2015-08-16 08:05 来源:www.xuemo.cn 作者:张新颖 浏览:43842514
内容提要:这一次,张新颖在沈从文的文集、书信、手稿里穿行,贴着那久已远去的生命,记录、叙述、呼吸。

 

沈从文

 

张新颖:沈从文使我理解世界

 

“从前有的解释方法、见解、观念、理论,未必不对,未必没有道理,然而不断重复下去,一味因袭,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耐烦。”这段夫子自道或许能解释张新颖写作《沈从文的后半生》的缘由。于是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强调:“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

他无意重复被人反复评述的沈从文的前半生,而将目光集中在特殊时代、社会中不再进行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后半生,试图发掘出这个个体与外界建立的复杂微妙的关联。这一次,张新颖在沈从文的文集、书信、手稿里穿行,贴着那久已远去的生命,记录、叙述、呼吸。

文学报记者 何晶

 

◎记者: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之前,你其实早已写过如《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论文,沈从文为什么会让您一谈再谈?而且每一次的阅读都有更多可供发掘的内容,作为研究者与读者,您与沈从文之间是否有一种相契合的关系?

●张新颖:能够对一个作家一谈再谈,首要原因自然在于一个作家本身要足够复杂、丰富,在长久不断的研究过程中一直能给你提供新的东西。但我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做沈从文研究很多年,但我一直不愿意被称作是“沈从文研究专家”,我这样说的意思在于,专家很容易把自己局限在研究对象上,而且专家也很容易把研究对象封闭化,可是我读沈从文的感受是,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通过他你可以理解一个更大的世界,对我而言,他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途径、一个方法,他可以让你通向很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表面看来跟他并没有关系。一个好的研究对象,应该能够提供给你超过局限于他本身的意义,而这也是沈从文研究给予我的最大意义。

◎记者:此前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沈从文传记,虽然多集中在1949年以前,但对于他1949年后生活关注研究的也有一些。读者看到你的这本书时,会好奇在前人所有的沈从文传记之后,你如何写作出自己对于沈从文的理解?能传达出什么不同的东西?

●张新颖:李扬先生的《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刚出来时我就特意问他要过,他是最早利用沈从文后半生丰富资料来写作传记的人,他的感情充沛,对于资料的运用、分析都非常清晰、有条理,写得非常好,读者阅读起来很流畅。至于我的写作与他的有什么不同,这要由读者来评判,但对于同一个人物的传记写作,必然要有不同的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了它存在的意义。

◎记者:沈从文的后半生容易让人将他的生活放置在整个历史背景中去考量,但你似乎更愿意从他个人对当时社会的理解角度来考虑这一重关系,从他本人的文字去考察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复杂、微妙的心理历程。这似乎也正是你在《沈从文精读》中所提及的“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的观念。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特别引起人同情和感慨的,是通俗意义上所说的受苦受难,但是单纯的受苦受难还不足以促使我花如此多的精力来写一本书,因为对于20世纪的知识分子而言,许多人受苦受难比他还要深重。最吸引我的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在受苦受难的经历、或者是说时代社会强加给你的受害者身份之外,另外创造出一种身份。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受害者,但如果沈从文在受害者身份之外,他主动创造出另外一种身份,这个主动创造的身份就超越了受苦受难的层面,这是我对沈从文后半生的理解。贴着人物理解人物,这不仅仅是理解沈从文的方式,它应该是理解所有人的方式。这种方式看上去朴素、不高明,但这是一个人理解另一个生命很谦卑但是也更有效的方式。

◎记者:由此也不难理解,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你引用了大量的沈从文的原有文字,通过他的书信和相关审查材料,似乎能看到沈从文本人在向我们诉说,你作为传记作者有时候甚至隐去了。

●张新颖:通常来说,知识分子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有一个概念,这种概述性的描述有很多,可是他们到底是怎样经历的、他们在经历这些事情时内心是怎么活动的、他们的精神样貌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却不一定清楚。事实上,像沈从文研究资料这样完整、具体的例子很少。有时候一个人他在经历事件当时留下来的心理活动的文字记录,和他后来追忆、补述的文字,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回忆性的文字,但它与原始文字之间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的文字本身有着特殊的价值。

“直接引述,不改用我的话重新编叙”,这里还牵涉到传记作者和传主的关系,从我的理解来说,一个好的传记不必突出传记作者,读者应该被传主和传记时间所吸引,而不是被传记作者显示的才华、思想所吸引。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传记作者没有自己的想法、观点,传记和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类型是一样的。

◎记者:在对沈从文后半生的理解上,过去通行的一种观念是,他是迫于政治和时代洪流,不能不终止了文学的写作而转向文物研究。

然而你对他的“改行”却有不同的理解,沉郁之外,沈从文有了某种“积极”的人生选择,更确切地说,沈从文有“自主性”。

●张新颖:沈从文改行最大的原因当然是时代的变化、政治的压力,我们不能否认这点。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认为可以分成两段:第一,他放弃文学创作,直接原因确实是政治压力;第二,放弃文学创作之后干什么?很多人放弃了文学创作,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文物研究?沈从文早年湘西的生活、短暂从军中积累的对艺术的兴趣、审美的素养,以及阅读《史记》《旧约》所塑造的历史感和他的“有情”观念共同促成了文物研究的转向,这是他内在生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选择。我要将这种内在原因写出来,但将这种原因写出来并不就是说他放弃文学创作就跟政治无关。我并不是为政治、时代背景对沈从文的影响做一种消解,但沈从文的改业,其实见出了这个生命的挣扎、以及强韧。

◎记者:“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你用沈从文的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标题。你提到,“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尽管可能因为个人与时代、社会力量的悬殊而难以建立,“但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

●张新颖:在写作《沈从文的后半生》时,我并不想把他写成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一种代表。我觉得沈从文在他和时代、社会的关系上是一个个人,他和很多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这种和别人不一样的个人会给我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一种启发,他以他的生命形式启发了我们对于时代、社会与个人关系建构中的思索。

◎记者:“在场”是“在场主义散文”概念的核心所在,您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中随着史料、书信的呈现,似乎您也穿行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这是一种确实的“在场”。

●张新颖:本次获得“在场主义散文提名奖”的三本书,虽然作者不同,风格迥异,但我们处理的都是历史的问题,而且这种历史都不很久远、它离我们很近。我的理解,这三本书在写不同的历史时,并不是说要把人引向历史、引向过去,恰恰相反,是将历史拉进现实里来。借用“在场”这个词来说,就是要让历史在现实中在场,绝对一点来说就是,没有历史在场的现实是一个轻浮的现实、是一个不真实的现实。我并不是说“在场主义散文”提倡的就是这个,但是本次选出的三本书,都在做这样一种努力,那就是让历史在现实中再次真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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