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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刘再复: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

2015-07-27 10:29 来源:www.xuemo.cn 作者:李泽厚 刘再复 浏览:44032607
内容提要:本文为2011年2月中旬二人于美国Boulder的对谈。

 

李泽厚 刘再复: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

 

李泽厚(1930-),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80年代以高扬人的主体性、崇尚康德、倡导美学热而著称于世,被称之为“青年导师”。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学四讲》等。1992年客居美国。

刘再复(1941—),著名人文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等。80年代他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文学主体性”等理论以“人”为核新重建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在文学界引起关注和争论。1989年夏去美。

80年代以来,二人就五四运动、个性和个体独立的精神与品格的觉醒、科学与民主、孔子、鲁迅等题目的对话,在知识界和文学界影响深远。本文为20112月中旬二人于美国Boulder的对谈。

◎刘再复:您的《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发表在一九七八年的《鲁迅研究集刊》上,至今已三十二年。三十年前我读后受到启发,三十年后的今天重读一下,还是受到启发。不过,您这篇文章的第一句“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兼思想家”,后来有所变化。二〇〇一年您在与我的对话中,提出应当摘掉鲁迅“革命家”与“思想家”这两顶帽子,说他是一位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文学家即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还是愿意称鲁迅为思想家,只是他不是那种诉诸逻辑思辨的思想家,而是诉诸于情感力量的思想家,他的杂文且不说,即使小说,其形象也蕴含着强大的深刻的思想。

●李泽厚:我说的思想家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思想家应当有自己一套思想理论、概念系统,鲁迅不是这种思想家,给他一顶“思想家”帽子,会对他作这种要求,不合适。广义的思想家是指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学者、作家以及政治家等等。从广义说,称鲁迅为思想家也没有错。不过,“广义”也得有个限度。南京大学原来的校长匡亚明,编了一整套一、二百个“思想家”的大丛书,把帝王将相各种名人都列在其内,都成了“思想家”,这就未免太宽了,人人都有思想,就都是思想家了。

◎刘再复:您把鲁迅界定为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也好。文学是最自由领域,文学可以走极端,我一再说,好作家最重要的“文本策略”是把自己的发现、思想、情感、表现手法推向极致。唯其如此才能走出平庸。鲁迅的许多思想都很极端,例如主张报复、主张党同伐异,主张以牙还牙等等,在文学上是允许的,而且可以表现得非常精彩,例如《铸剑》就把复仇写得非常悲壮,非常美。如果用思想家的尺度看《铸剑》,就会觉得他在鼓吹“与汝皆亡”、“同归于尽”的死亡哲学,与当代恐怖主义自杀炸弹所象征的“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学差不多。

●李泽厚:鲁迅有许多偏见,许多激愤之语,作为文学家,可以理解,但作为思想家,就不那么好理解。他对中医的偏见,对梅兰芳的偏见,对许多人许多事的偏见,我们只能视为文学家的偏激情感。他和梁实秋关于文学阶级性、人性的论辩,文学家着眼于他的情感感受,看到人处于社会不同的阶层确实有不同的情况和境迂,而发出强烈的不平之鸣,这没有错。资本家当然想你工人多干活我少发工资,工人想的正相反。作为一个文学家,鲁迅强调资本家的这一方面无可指责,他的阶级性主张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从一个思想家的角度去要求,我们就会觉得鲁迅有些批判太片面太武断。文学可以见证阶级性,也可以见证普遍人性,不能说梁实秋的人性论就是“资本家乏走狗”的理论。十年前我们那次谈话,我就说,鲁迅的启蒙是诉诸人的情感方面,是情感的力量,这是文学,包括后期的杂文,虽然包含着许多思想,但所以强烈影响人们感染人们还是其中的情感力量,而不是他的说理。他那貌似说理的论辩其实是蕴涵着情感的文学表述。纯从思想理论上看,是有许多破绽的。

◎刘再复:鲁迅的创造体系,不仅是小说,还有散文,散文又包括散文诗(《野草》)、叙事散文(《朝花夕拾》)、小品文、杂文等。杂文是鲁迅独创的散文文体,它有形式,我曾写这一篇文章,叫做“鲁迅杂文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探讨鲁迅创造的杂文形式,而杂文之所以是文学,更根本的是磅礴于字行中的思想情感力量,也可说是感愤的力量,这是真文学。我们应当高度评价这种天才的文体创造。除了小说、散文,鲁迅还写了《汉文学史纲》《中国小说史略》等文学论著,这都是文学业绩。他还翻译了那么多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真不简单。当今的文学批评者好像只知小说,不知其他文类,谈起鲁迅,几乎不敢理直气壮地正视他的杂文,其实,他创造的这一文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

●李泽厚:鲁迅的多方面成就,他的巨大思想深度,他也把这深度融化为情感力量和文体创造等等,形成一种其他现代作家难以比拟的境界。张爱玲的一些小说虽然也不错,确实有文采,描绘精致,但从整体境界说,就无法与鲁迅相比。多年来拼命拔高张爱玲、拔高周作人,声音很响,气势很盛,但看来无济于事,仍然动摇不了鲁迅在读者心中的位置。在近年几次百年作家评选中,鲁迅不仍然是稳居第一么?

◎刘再复:作家之别,作品之别,归根结蒂是境界的差别。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以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话文的文学金字塔,全在于他的境界高出其他作家,高出得很多。周氏兄弟都有成就,但就其境界而言,我们会觉得鲁迅的境界还不仅仅在于他自始至终对于人间有大关怀(这一点周作人当然望尘莫及),而且还在于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认知以及对人性、国民性的认知,都有一种大眼界,这更是周作人望尘莫及的,还有他对杂文文体的创造,对黑暗的决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与思想情感等等,也都构成他的境界的一角。我写过文章,说文学批评不能仅仅着眼于语言,应着眼于根本,这根本就是精神内涵,它与审美形式构成境界。境界看不见,但可以感受得到,文学批评者应当具备这种感受能力。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有一种境界感觉,他能感悟到李后主的词境非同一般。

●李泽厚:我曾和你聊过,就语言功夫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必能比得上屠格涅夫,但就整个创作境界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大大高于屠格涅夫。

◎刘再复:这里有眼界之别,有气魄之别,有思想深度之别,有情感力度之别。

●李泽厚:我不喜欢周作人,归根结蒂还是不喜欢他的整体创作境界太旧,功夫下了不少,但境界与明末作品相去不远。境界正是由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所组成的。现代人们喜欢把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相提并论,我不以为然。

◎刘再复:有些研究者说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释家”,我却觉得周作人离释家的高远境界很远。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是很高的境界,中道智慧也是很高的境界。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抵达了这一境界,而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行为语言,从根本上说,他还是缺少大乘佛教的那种大慈悲,缺少这一根本,他就丧失了良知拒绝的力量,从而造成“千古之恨”。

●李泽厚:周作人大节已亏,从整体做人上便无境界可言。《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1978)和《胡适、陈独秀、鲁迅》(1987)发表之后这二、三十年,我有两个不变,一是对鲁迅的评价不变,至今还是我的偶像;二是我的基本观点未变,我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说鲁迅,现在还觉得这一论点没有过时,只是从来没有展开来谈罢了。鲁迅不同于中国现代作家,也不同于西方的作家、思想家,全在这八个字之中。鲁迅的总特色也在于此。鲁迅的启蒙,不是泛泛的启蒙,不是一般性的启蒙,他的启蒙是超越启蒙理性之后再进入启蒙,这是一种极具深度的启蒙。“五四”时期,他不仅有《呐喊》《彷徨》《热风》,而且还有《野草》。陈独秀、胡适、郭沫若、钱玄同以及周作人,包括后来的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等都缺乏“超越启蒙”这深刻的一面。我说胡适引用易卜生“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个人”这句话,但不能深刻理解这句话,唯鲁迅能理解,而且通过作品表提出孤独的个人和个人的孤独感。

◎刘再复:您曾提出过“五四”乃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但是对于这一论断,有不少朋友和您提出讨论或在文章中委婉地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汪晖在《彷徨无地》一书中,就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于是,‘人’的启蒙问题才应应运而生。因此,从基本的方面说,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它无力构成的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彷徨无地》第2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汪晖的问题是说,包括鲁迅在内的“启蒙”,是否只不过是民族救亡这一大主题的“副曲”,本身并非主旋律。

●李泽厚: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早讲过,民族救亡问题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总主题和主旋律。我在论说邹容与陈天华时就说前者说启蒙后者重救亡,但还是陈天华的救亡成了近代史的主旋律。但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段历史时间,大约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北伐前,也可说到三十年代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前,这段时间的“启蒙”不是“副部主题”,而也是正主题。五四之初陈独秀写了《最后的觉悟》一文,中心意思是说道德的觉悟、文化的觉悟才是根本,这就是说,与政治救亡相比,文化启蒙才是根本,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其实包括反整个传统文化,才是要务和主题所在。所以才有“新青年”,才有“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是文化启蒙运动,不是政治民族救亡运动。可惜这段时间太短,讲“最后的觉悟”,宣告不谈政治的陈独秀很快又投身政治去组建共产党了。但其他许多人仍在继续搞启蒙,包括教育救国和向国民党要民权等等。所以我认为“启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时期一个独立的主题,并非直接依附于民族救亡的副题。当然“启蒙”的来源是为了救亡即拯救中国,这我在近现代思想史论两本书里交代得很清楚,强调了它与西方的启蒙(解脱神的统治的个性解放)的不同,而且指出后来救亡又很快压倒了启蒙,等等。

◎刘再复:《野草》是鲁迅“超越启蒙”最有力的明证。中国现代作家一直处于民族危亡的阴影笼罩之下,他们的焦虑主要是群体生存问题,不是个体存在意义问题,或者说,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制度合理性问题,不是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问题,因此,中国现代作家普遍缺少现代感,缺少在现代社会面前的不安感与孤独感。鲁迅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具有现代感,完全属于个案。这只能用“天才”来说明。

●李泽厚:鲁迅的孤独也包含四面受敌(包括晚期受“同一阵营”的无数暗箭)无人理解的孤独。当然也有对人生意义的感叹怀疑的深重孤独,《野草》表现得最突出,晚期也仍有。鲁迅始终是怀疑派,包括对人生意义的怀疑。鲁迅不是依归上帝的那种个体孤独,所以鲁迅的现代孤独感仍然不同于西方那种“孤独的个人”。西方诸如郭尔凯戈尔那种孤独个人,是大宗教背景下的孤独,是面对上帝关于个人存在意义的叩问,这是纯粹个人主义的孤独,而鲁迅的孤独感却有深刻的特定时代内涵,包含了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共鸣的孤独,是“荷戟独彷徨”的孤独,是投枪无处投射、声音没有回响的孤独。正是他那超越启蒙和提倡启蒙相矛盾相冲突,却又相结合相融汇,这才可能有那深层次的孤独绝望中仍然展示出对人世的关怀,既绝望、孤独,超越却又仍然有启蒙的战斗情怀和人道心绪。《野草》里有《这样的战士》。这“战士”就是他自己,这是孤独的战士,战士的孤独,是带有时代苦闷内容的战士,不是西方那种绝对的原子式的个人。

◎刘再复:《野草》之前,鲁迅就写过您特别喜欢的小说《孤独者》。那也是孤独的战士,或者说是孤独的失败的战士,孤独到极点,寂寞到极点!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说:“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样,使猛士无所用其力。”其实,孤独者魏连殳也是“无所用其力”的大寂寞。失败者的大寂寞。西方的孤独者当然不是鲁迅这种走进无物之阵的战士的孤独。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大陆有一些研究鲁迅的朋友强调鲁迅超越启蒙、孤独个体这一面,但描述得有点过份,几乎把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郭尔凯戈尔等同起来,这样,鲁迅又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李泽厚:过份夸大鲁迅个体孤独的一面,并不是真实的鲁迅。鲁迅经过一番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之后,也就是超越了启蒙之后,又回到启蒙与救亡,(主要指在逻辑上而非一定在时间上)又继续他的战斗。鲁迅由孤独的个体又积极回到争斗的人间,这才是鲁迅的伟大处。近代的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都有一个从俗到真,从真返俗的思想历程。鲁迅也是这样一种三段论,但比他们要更深刻。从提倡启蒙到超越启蒙又返回启蒙,把“提倡”和“超越”的矛盾冲突和结合融汇充分展现出来,所以特别深刻丰富。

◎刘再复:鲁迅不是长久地“彷徨无地”,而是彷徨之后又站立于大地,战斗于人间。这一点真了不起。您一再说,真正的哲学难题是看透了、看空了之后怎么办?看透了不是不再生活,而是更明白更清醒地生活。经过一番彻悟,理解了存在的意义再回到存在(生活)之中,就明白哪些有价值,哪些无价值,哪些值得追求、眷恋,哪些不值得追求、眷恋。彻悟之后,看空看透之后不是不生活,而是不再虚妄地生活。但还是要生活。我在《红楼四书》中也一再强调这一点。曹雪芹看“空”看“破”之后还写《红楼梦》,彻悟之后不是不写,而是不为功名功利而写。章太炎由真返俗,正是彻悟之后的重返生活,因此生活(包括战斗)得更天真、更潇洒、更有力量。

您说“提倡启蒙——超越启蒙——返回启蒙”这“三段论”主要是指在逻辑上而非一定在时间上,这一点以后有机会还要听您细论。因为如果从时间而言,“提倡”与“超越”很难分清界限,例如写作《野草》的时间与写作《彷徨》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一九二四、二五年,收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集》中的一些杂文也在这一时间段上,很难分清哪篇属于“超越启蒙”,哪篇属于“提倡启蒙”。但从逻辑上说,《野草》则是“超越启蒙”的重大标志。难怪聂绀弩要说《野草》是鲁迅思想发展全程中的一个重要枢纽。

●李泽厚:彻悟了又回到人间,彷徨之后不是躲在院墙内谈龙说虎,饮茶避世,这才真伟大。看破了还积极地生活着,没有矫情,不唉叹,参加左翼,培育青年,不妥协地战斗到最后一息,这才是鲁迅。把鲁迅描绘成孤独的个人,恰恰抹掉了鲁迅最伟大的一面。

◎刘再复:鲁迅有孤独感,但他一生都未曾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也没有旧文人那些习气。我们所以能感到鲁迅人格的诗意,就在于鲁迅身上一点也没有旧文人的酸气。

●李泽厚:我从中学开始,就喜欢鲁迅的《孤独者》,你注意了没有?鲁迅的“自选集”,并没有选上“孤独者”。

◎刘再复: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未选这一篇,也许是他觉得“孤独者”太冷了。

●李泽厚:鲁迅了不得的地方恰恰是他既热情满怀又非常冷静。这冷静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巴金的小说有热情,但只是宣泄热情,缺少形式,从而没有审美意味,远不如鲁迅。孤独者在深夜里那一声如狼长噑,何等孤独,何等寂寞,又何等意味深长,那是极其炽热的声音,却是非常冷静的笔墨。

◎刘再复:鲁迅内心是炽热的,但他的作品形式给内心的烈火一种冷的外壳。鲁迅身上又有一种很深刻的怀疑主义。“从来如此,便对吗?”从第一篇小说开始,他就怀疑。怀疑使人冷静。他揭露中国的国民性,只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去揭露,去展示,至于国民性能否改造,人性是否改造,世界是否改造,他从来未说过乐观的话,他显然是怀疑的。阿Q至死都不觉悟,高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等于说二十年后、二百年后的阿Q还是阿Q,无可改造,看透了这一切就冷静了。

●李泽厚:鲁迅有怀疑精神,这与他生性多疑有关系,像李四光那么好的人,他也怀疑。曹操多疑,毛泽东也多疑,那是君临大位所使然。鲁迅的多疑可能与他“从小康落入贫困”等人生经历有关,他看透了人情世俗的虚伪,“从中可见世人的真面目”,从而怀疑一切被称为美好的东西。鲁迅抨击梅兰芳,那是偏见,但对李四光等人,却是多疑,他还怀疑过许多人。记得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我说过鲁迅对人对事从来不轻信。

◎刘再复:我一直感到,鲁迅对人性是不信任的。不仅是对中国国民性。人性的贪婪、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虚伪,这一切鲁迅看得很透彻。他的小说《弟兄》,你可能不太留心这一篇。

●李泽厚:我忘了它写了什么?我对艺术上不成功的作品,包括鲁迅的好些作品,我都记不住。但我对鲁迅的许多材料还是比较熟悉的,也曾想专门写鲁迅,后来作罢。

◎刘再复:这篇小说情节很简单,写的是一个公务员,平常曾以珍重手足之情见称,但是自己的弟弟果然病重之后,他产生的心理完全却是生怕弟弟死了之后他怎么供给侄儿上学,盘算的全是现实的功利而不是兄弟之情。鲁迅这篇小说对人性悲观到极点。连亲兄弟都没有真情,更何况对其他人。在鲁迅看来,人性深处的黑暗正是人性的真实,这种真实根深蒂固,根本无法改变。这是一篇深刻见证人性黑暗的作品,但在鲁迅研究界,却很少有人提及,倒是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这本书中特别以这篇小说为例,说明鲁迅对传统道德持有一种刻薄的批评态度。这段话挺有意思,我念给您听。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侯着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袖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并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背,喘息末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李泽厚:《弟兄》这篇小说我没留心,黄仁宇这段话,我也没注意到,《中国大历史》这书我倒是翻过,但未细读。我对黄包括那本非常著名的《万历十五年》,评价远没有时贤那么高。

◎刘再复:鲁迅在“五四”时以激进的态度和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对儒、道、释三家都没好感。在“打到孔家店”的潮流中他是主将之一;对庄子他则从头到尾也没有好感过。对释,他则批评中国人虚假的实用主义的“吃教”,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恐怕没什么可争议的,奇怪的是,他终其一生,最后如您注意到的,盖棺定论的还是“民族魂”。感受他的人生整体,让我们感到他不仅没有离开中国文化,而且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魂魄。您对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作过解释,我很想听听您的见解。

●李泽厚: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觉得对中国文化,鲁迅是得其“神”,不在乎其“形”。他身上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也就是“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总精神。凡是有益于这一目标的他都吸收,凡是不利于这一目标的一概批判,他说过,凡是阻碍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均一概打到。看似激进反传统,却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这比那些大喊国粹至上、国学至尊的古今名士要高明的多。是鲁迅而不是这些国粹派才真正是中国的“民族魂”。

◎刘再复:有碍生存、温饱、发展这三者,都要加以抵制,加以扑灭。这一态度,他在《忽然想到》一文表述过,又在《北京通讯》中再次表述。(两文都收入《华盖集》中)。鲁迅的态度极为鲜明。当时这套三坟五典、金人玉佛等传统糟粕,非常猖獗,确实窒息生命活力。不能不扫灭。中国的文化整体是求生的文化,进取的文化,鲁迅确实抓住了这一点。他虽然也批孔,但他又肯定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易经》讲天地之大德曰生,鲁迅抓住“生”的总方向,这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是相通的。

●李泽厚: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生而有罪”文化不同,也与佛教的“空”文化不同。你在答香港《城市文艺》编者时说鲁迅很实在,他不諱言教书是为了“糊口”,“吃饭哲学”。他很重视生活,重视肉身,没有肉身哪有灵魂?没有“臭皮囊”,哪来灵魂的创造?基督教把肉身视为“罪”视为脏,鲁迅并不这么看。他要喝牛奶、吃鱼肝油,很重视肉身,很重视身体健康。鲁迅也不同于“空”文化,前边我已说过,他始终在人间,尽管这个人间如同地狱,但他还是站在人间的黑暗中,扛住黑暗的闸门,不避世,不厌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总体是“庆生”,是“喜”生,是“多子多福”,鲁迅超越了启蒙,“孤独彷徨”可说是领悟到“空”(对存在意义的怀疑甚至否定),但并不因此而摆脱世间去作“自了汉”。他始终没有脱离人间。他最后那些杂文,称之为匕首与投枪也罢,仍然充满人道关怀人情眷恋,这才是伟大的无与伦比的鲁迅。

◎刘再复:鲁迅对“安贫乐道”、对愚忠愚孝、对封建宗法制确实极其反感,但他对人间的苦痛又那么敏感,他热烈地拥抱是非,热爱地关怀民瘼,热烈地爱与憎等等,都与中国的乐感文化、求生文化精神相通。您曾讲过,西方文化的长处是思辨艺术,中国文化的长处是生存智慧。求生存,确实是中国文化的魂魄,鲁迅倒是真的得其魂魄。

●李泽厚:对。还有一点,我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指出鲁迅和中国普通农民的天然联系,鲁迅的身心不没入上层的士大夫文化中,而是十分关怀底层的农民大众,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此有关。

◎刘再复: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尽管他看到中国文化的许多病态,但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并没有失去信念,为什么?因为还有底层的人民在。所以他说,要看“地底”。他对闰土、祥林嫂这类底层农民的苦难充满同情,但没有失去信心。鲁迅始终有这一份关怀。

●李泽厚:西方强调面对上帝,他们的孤独是面对上帝的灵魂孤独,所以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突出的是灵魂归宿问题。而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是指像鲁迅这种知识分子,他们关怀人世,重视生活,面对底层,灵肉不彻底分离,这仍然是儒家传统,这一点在《史论》里也强调说过了,五四那些急进反传统的人恰恰是深受儒学和传统影响的人,他们才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这是鲁迅的人道主义重要来源之一。所以鲁迅说他总是在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徘徊。你说鲁迅有怀疑主义,的确有,他似乎怀疑一切,也怀疑上帝,但他并不怀疑底层劳苦大众和替他们说话的人,他认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点很不简单。

◎刘再复:西方知识者的孤独是灵魂的孤独,突出的是灵魂归宿的问题;中国知识者关怀人世、重视生活,灵肉不彻底分离,突出的其实是“肉”是“生”,您点破这一根本区别,极为要紧。鲁迅心中没有天父(上帝),但有地母(劳苦大众)。他显然也是重视生活,灵肉不分离。这一点,与儒相通。鲁迅除了呈现中国文化“求生、庆生、谋生”的总精神之外,他自己还加进了一条“能杀才能生”。这一条使他总是积极,总是拼搏,晚年意识到时日无多,更是敦促自己要“赶快做”。生命途中有时感到绝望,他又“反抗绝望”,继续展开希望,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

●李泽厚:所以鲁迅的文章就表现出一个最根本的特点:爱憎分明。这不是简单的情绪,而是融入了思想判断的情感,鲁迅的杂文之所以是文学,正因为它具有这种鲜明的。具有思想深度的情感。

◎刘再复:鲁迅的作品很有感染力,包括杂文,也很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自情感。文学感染人的力量归根结蒂是文学的思想情感力量。周作人的作品缺少这种感染力。他骨子里接近庄子(不是儒家也不是释家),但也缺乏庄子那种大气魄。庄子那种“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气魄还是很有健壮的感染力。

(原载《鲁迅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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