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讲出文革历史真相其实很难

 

蒯大富：讲出文革历史真相其实很难

文 |六棱

【原博主按：蒯大富在文革初期，“工作组”进驻清华时被关押。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发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前，蒯大富受到一位中央大人物的接见，并与之进行了彻夜长谈，这位“大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而具体安排周、蒯夜谈的竟是先“保刘”后“反刘”的清华“红卫兵”领袖、贺龙的公子贺鹏飞。赴清华亲自宣布为蒯大富“平反”的，并非许多文章说的陈伯达，接蒯大富出来参加“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的，也不是康生，都是周恩来总理。】

采访人物：蒯大富，原清华大学学生，文革期间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

采访时间：2004年8月25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新桃园酒店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找人不难，特别是对从事新闻的记者。距今28年前，蒯大富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当年是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

我想说的你不敢登

田炳信：我这个深谈栏目，喜欢找一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天，为什么？人生只有比较、反复折腾才能把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做朋友，聊聊天可以，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他们都来了，那个吴小莉，凤凰卫视的大腕基本都来了，陈鲁豫都来了。

田炳信：他们过来还是你过去的？

蒯大富：都过来了。陈鲁豫不是出了一本书吗，那本书专门讲了我一章，讲我为什么不接受她采访。

田炳信：始终没采访成是吧。

蒯大富：我们聊得不错，但是我跟她讲好了，暂时不要发。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还是怕对现在有负面影响？

蒯大富：不合适谈。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播了吗？

蒯大富：到现在还没播出。

田炳信：上面不让播吗？

蒯大富：它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人不错，她现在有两个人不接受她采访，一个我，一个张玉凤。

田炳信：张玉凤也不接受？

蒯大富：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田炳信：那你能不能咱俩，你想说的话我就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的。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哪个人不打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由于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蒯大富：真实的历史，讲出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这些年，社会越来越成熟，人群中冷静的人也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也反思过文革吧？

蒯大富：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不想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田炳信：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大富：也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

蒯大富：那肯定想过。

田炳信：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大富：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炳信：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大富：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被捕与公审

田炳信：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大富：那肯定的了。关了十七年。

田炳信：减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坐满。

田炳信：秦城吗？

蒯大富：也去过。

田炳信：受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比较客气。我为什么不减刑？因为我始终不认帐。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法庭辩护时被我完全驳倒检察官、法官。我跟他们说，刑法第90条：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怎么证明我有？1983年开庭，审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

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

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

田炳信：当时当庭有多少人？

蒯大富：八百多人。

田炳信：公开审判是吧？

蒯大富：公开不公正。

田炳信：你就一个女儿吧？

蒯大富：对。

田炳信：如果这个年纪啊，就你女儿将要走的路来讲，如果给她一句忠告的话，你会告诉她什么呢？

蒯大富：经常有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他们就问她，我女儿名字很好记，我叫大富，我女儿名字叫小琼，“琼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看我女儿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什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倒刘前夜

田炳信：文革初期，你就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班子，那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蒯大富：毛泽东在1966年的时候，已经和刘少奇比较对立了，但是毛泽东怎么能把刘少奇扳倒？毛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考虑，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就是从基层发动群众。

田炳信：灶底抽薪？

蒯大富：釜底抽薪。1966年，毛泽东把周恩来派到东欧去访问，23天，到罗马尼亚。自己呢，不在北京，他跑南方去，杭州。这时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整个北京就乱了，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当时北京一乱，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当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坐专机到杭州去请示毛泽东，到了杭州以后见到毛泽东了，说：北京的各大学有点乱，根据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想派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说：您看行不行？毛泽东给他们来一个不置可否，说：“你们相机行事吧”。这是根本就没答复的答复。怎么办呢？那就派工作组。当时全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就是从各部委抽调了大量的干部，派了500多人。

田炳信：清华大学派了谁去？

蒯大富：其中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

田炳信：你见过王光美没有？

蒯大富：我们都见过。我们就没想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在我们心目中，刘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当时想象不出来，不可能想象出来。我家里是农村的，你怎么能想象出中央的斗争？后来吹牛的时候，我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路线斗争的，不可能。

蒯大富：工作组第一反应，就是57年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57年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想象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和刘少奇是一条线？没有可能。工作组当时什么措施呢？就开始围剿啊，围剿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就和刘少奇工作组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然后工作组就围剿清华的造反派，当时他们用这种方式围剿，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自己都感到自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啊。我是头啊，第一号。叫“蒯派”。

蒯大富：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给我舅舅、给我姑妈，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写信，说你们给我寄点钱过来，准备劳改了。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突然就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时以为毛主席回到北京来支持他，你想啊，57年他们一条线的。可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变了，谁也想不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刘少奇赶快就把我放了。当时的团委书记说，前三、四天我还见到他，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命令把你放了”。

田炳信：关你了吗？坐禁闭吗？

蒯大富：隔离审查，坐禁闭啊。像现在双规似的。给我关起来了。我根本也不知道。王力、关峰他们到清华来找我，说问我清华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当时还怕他们套我材料，我不讲，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上过当啊，所以我不讲。

再过几天，7月29号，毛泽东讲：“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反革命都没摘帽子啊。当时兴奋不已啊。

田炳信：你还不知道？

蒯大富：我不知道啊，贺鹏飞告诉我的。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他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两个人都是“保皇派”的，学生里面的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参加了，我在二楼，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二楼。　

周恩来漏夜接见 周、蒯彻夜长谈

蒯大富：再过几天，贺鹏飞又通知我：“蒯大富，今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甲所来”。甲所是一个小宾馆，清华的一个小院子。最高级的地方，接见外宾的地方。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

蒯大富：我问他：“干嘛？”他说：“你来吧”。吃晚饭以后7点就到那去了，等到8点没人，我说：“贺鹏飞，怎么回事？”

田炳信：你一个人在那呆着？

蒯大富：我一个人啊。有沙发我就坐在那，困了，夏天嘛，十点了，我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呼噜。到2点，7月31号2点。

田炳信：你还在沙发上躺着呢？

蒯大富：还在沙发上躺着。贺鹏飞把我推醒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

我把眼睛揉揉，赶快就坐起来，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着就轻轻的脚步声到门口，一推门我吓坏了。

田炳信：谁来了？

蒯大富：周恩来来了，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恩来能来啊。没平反呢，大国总理来了。

田炳信：凌晨2点？

蒯大富：凌晨2点。

田炳信：你以前见过吗？

蒯大富：没见过，照片见过多了。草民哪，没见过大人物。你怎么想象总理能来啊。

蒯大富：我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恩来说：“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我敢坐吗？

田炳信：哆嗦？哆嗦没有？

蒯大富：真哆嗦啊。草民啊，就没见过大人物。周恩来紧接着讲：“请坐，请坐”。我哪敢坐啊。他的秘书孙岳，老头现在还活着，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哪敢坐，我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蒯大富：周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蒯大富：后来我镇静一下，我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总理说：“你开始吧”。

蒯大富：孙岳啊，他会速记，一个字不落地全部记了下来。刚开始了2、3分钟，周总理自己拿个本子也记。

田炳信：周自己也记？

蒯大富：自己也记。孙岳是100%地全记。

田炳信：他会速记是吧？

蒯大富：对，会速记。我说的时候，周恩来一会就打断一下，“唉，这个再重复一下”。

这个时候，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总理”，叫“周伯伯”，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周恩来说：“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汇报，你出去吧。”

田炳信：把他赶出去了？

蒯大富：赶出去了。汇报了20分钟，贺鹏飞又一次进来干扰“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他跟王光美熟，他们怕我告工作组的状。周恩来说：“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他（指贺）一在场的话我就肯定说不了话了。

田炳信：对。

蒯大富：（周）：“不许进来了。”

我给他汇报了3个小时，从凌晨2点一直到5点，北京太阳都出来了。周恩来这时候说：“我下面还有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没说完，今天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现在我回去了。”周恩来就回去了。总理这么说了，我就晚上7点钟，准时到人民大会堂。

田炳信：是第二天的晚上7点？

蒯大富：当天，凌晨嘛。7点我就到人民大会堂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当时不知道。

在那地方坐着，一刻钟不到，周恩来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是你们省省委书记。我带他们两个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我说我向首长汇报，他说好，接着今天早上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向周恩来进行汇报，就告工作组的状，又讲了3个小时。

7点讲到十点，我说：“总理，我向您讲完了，我向你说到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都是真实想法。”

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说：“谢谢你了。”

你们注意这个时间啊，是1966年7月31号。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来，再见。”

蒯大富：你们注意个时间啊，1966年7月31号，第二天八届十一次三中全会开幕，刘少奇的材料啊，我现场给周恩来提供的。毛泽东整刘少奇的材料……

田炳信：第一证人。

蒯大富：八届十一次全会干什么？

田炳信：你不知道毛泽东想什么……

蒯大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田炳信：讲了6个小时，草民见了大宰相啊！

蒯大富：你想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想到中央主席和刘少奇那么多呢？

田炳信：一哥二哥闹矛盾，拿你当个子弹。

蒯大富：对啊，刘少奇把我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毛泽东把我当成全国第一号大左派，就这么简单的事。1号，全会开幕，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打倒。

田炳信：没点刘少奇吧？

蒯大富：没点，时间紧得不得了，1号开幕，那就供材料了，清华大学整那些左派的材料。

跟着8月4号，周恩来带着100多个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开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会的现场会。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给蒯大富平反，“蒯大富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解放的。”你们怎么这么多人知道蒯大富？就是周恩来这个讲话，一个大国总理给一个学生平反。

田炳信：1966年8月4号那一天，大国总理给平反？广告做大了。

蒯大富：这是8月4号，跟着第二天8月5号，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些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给刘少奇致命的打击。所以我想起来啊，有点对不起刘少奇，说良心话啊。我跟你说啊，刘少奇和我没有任何私仇，他的做法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

田炳信：这个大字报真是毛主席写的吗？

蒯大富：真写的呀。

田炳信：不，他是写在一张大字报上呢，还是写在什么稿纸上？

蒯大富：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田炳信：谜？毛主席写在一张纸上还是写在大字报上，这是两个概念，到现在没人给我一个确切答案，还是个谜。你都回答不了。

蒯大富：我真的回答不了。我也没看到。

田炳信：这张大字报谁看到过？

蒯大富：没有人证明看到过。

田炳信：你要没看到，估计看到的人不多。

蒯大富：我都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两年，叫“狂飙年代”，我们正好处在风口浪尖上。

田炳信：看样我说的没错，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摆渡的人。我说历史只有一只耳朵，很多东西进去出不来，……，我们的资料太多了。

蒯大富：薄一波当时说：“蒯大富，你是左还是右？”，我说“我是左”，他说：“你极左了就变右了”。

2002年，我独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黄土高坡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的宝塔山，让我十分震惊的不是熟悉的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宝塔山，而是刻在宝塔的塔檐上的四个字：鸟瞰红尘。这是一种超脱，一种大度，一种局外的感觉。

历史就是历史，不因你喜欢，他就像印钞机大量地印刷，也不因你厌恶，他就像夜幕中的流星转瞬即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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