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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作家的人格修炼——《狼祸——雪漠小说精选》序

2015-02-06 06:54 来源:www.xuemo.cn 作者:雪漠 浏览:16225160

 

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唢呐声、嚎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得那是个可怕的大洞,伺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寻找意义,但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这种幻灭感的改变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

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

为了实践我的感悟,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进入文坛。但我可悲地发现,时下的文学,早已丧失了我所向往的“意义”。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我之标准,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是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作品被人恶意糟踏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复归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佛子行三十七颂》的说法,我显然是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佛子行三十七颂》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也有不少。但无疑,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三毒”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谁是善知识谁是恶友,结果我失望地发现,当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得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异化,反倒乐此不疲,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潜规则。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三百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逃脱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但同时,我发现,千千万万个人仍在拼命地涌向那个被佛子们视为“恶友”的所在。

我很可惜一些作家,花费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去制造大量的垃圾,浪费自己生命,浪费别人的生命。有好些人,在他的肉体消失之前,作品已消亡。更有甚者,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以自己的才华,宣扬一种罪恶。这世上,没有他(她)的书,比有他(她)的书好。

我常说,没有才华的婊子(人格意义上的),仅仅是一个婊子,而有才华的婊子,则会依托自己的才华,将那婊子气扩散到整个社会,而使这世界相对恶化。

有本小书,叫《艺术的未来》,书中写道:“当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他们是鄙视公众的。反过来,公众则以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了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便由江湖骗子似的冒牌艺术家做了填充。”信然。

时下的文学杂志、网络,或是图书市场,除偶现寥若晨星般的“艺术”外,大多只写了两个字:无聊。名作家写着有名的“无聊”,无名者也不甘落后,绞尽脑汁地炮制“无聊”。生活的苍白,人格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思想的缺少钙质,使本该塑造灵魂的文学,堕落为颓废者的自慰。

我常常私自发问:我们这个民族,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混混群体?难道他们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只配用来炮制垃圾?每念及,便不由得扼腕长叹。

无疑,这虚假的文学繁荣背后,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哀。

我曾参加过一次文学聚会,当作家们津津乐道地编织“蛋白质女孩”和“巧克力男孩”之类的爱情时,窗外有个老太婆正在痛哭,因为她当农民工的儿子才死在建筑工地上。作家们懒得去安慰她,他们甚至嫌那哭声打断了自己的文思。这画面,充满象征意味,几乎可以看成中国当代文坛的缩影。

在另一次会议上,作家们纷纷抱怨时代对自己的挤压,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自己已沦为“边缘人”,其慷慨激昂,充满了文天祥似的正气。发牢骚时,作家们正免费住着高级宾馆,腹内盛着国家供给的山珍海味。而同一时刻,西部还有许多人饿着肚子牛一样劳作,还有许多哭泣的失学儿童,还有无数贫病交加的农民。最该关注的他们,却很少有人关注。

无数的作家和所谓的作家们边发牢骚,边编织连自己也不信的苍白故事,以填充网络和杂志。他们散发出迷醉的萎靡之气,并将这萎靡传递给年轻一代,影响或污染着他们。大家一齐制造喧嚣,创造“繁荣”,营造颓废。试问,在这样一个“气场”中,谁又爱听弱势者的哭声?谁又爱看农民们的愁脸?谁又会把那种叫“忧患”的意识,塞入自己心中?

作者们背对着大千世界,背对着应该关注的弱势群体,无视一个民族可悲的颓废和无聊,浸淫在自我营造的氛围之中,自我宣泄,自我陶醉,自我堕落,除了浪费生命,“图财害命”之外,并无丝毫益处。在这样一个萎靡颓废的群体中,诞生出的,一定是颓废的个体。这群体,像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思想,吞噬着灵魂,吞噬着人的主体性,不知不觉间,人的个性就消失了,变成一个庸碌的细胞。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学应该拒绝虚假,拒绝起哄,拒绝鼓噪。文学应该需要一种品格,一份真诚,需要生命的投入。一群老鼠,只能生下老鼠。无论它们如何鼓噪,如何叫喊,如何自命不凡,如何制造繁荣的虚假,都改变不了其老鼠的本质。而欲生下狮子,作家母体必须首先变成狮子,再和另一个异性狮子——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

试想,俄罗斯大地上为何能产生那么多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有肥沃的土壤,有适宜的气候,有干净的空气,有奋发向上的群体,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一言以蔽之:他们有伟大的文学传统。生活在那块土地上,一个侏儒,也会在巨人的熏陶下逐渐高大起来。

而时下,我们面对的,是漫天的浮躁,遍地的颓废,啸卷的懒散和无聊。在所谓的文学中,我们很难发现一点高贵的、能守住自己灵魂净土的文字。文学赝品泛滥成灾,所谓的文学遍布市场,数以万计者以肉欲文字自愉、自慰、自恋,终而自阉。他们已经失去了投身理想的执著,不见了灵魂塑造的谨严,看不到自我完善的道德,大气和高贵了无踪迹。触目皆见的,是被贪欲烧红的面孔。他们像发情的袋鼠一样,翕动着鼻翼,瞪圆了因久视而发涩的眼睛,搜寻或炮制着所谓的文学。试问,这样的土壤里,能诞生巨人吗?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人格修炼。如果不使自己的心灵,像这个世界一样丰富和博大,而仅仅是进行文学本身的训练的话,他不会成大气候。不少作家充当了一种卖水的角色:从生活之海中舀来一瓢水,就吆喝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兜售的货色——这样的作家,已经是真“作家”了——却忘了,作家更应该注重的,是灵魂的修炼。当心灵的丰富和博大成为一个世界的时候,写出的东西自然会有一种大气。

托尔斯泰无论大作品还是小作品,都有他独有的大气。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一些很小的随笔,都有一种浓浓的托尔斯泰味道。那味道,别的作家没有,也模仿不来。那是隐在文字背后的作家人格的体现。他必须经过灵魂的历练,达到大真大善大美时,才可能有那种大气。

托尔斯泰经历了无数次的精神危机和自我超越。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他的痛苦是时代的痛苦。他的人格,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被称为“十九世纪的良心”。所以,他才能傲立于世界文学的顶端。

在完成了必要的文学训练之后,作家最应该注重的,是人格的修炼。人格,决定了他未来的成就。

文学训练是必要的,但这种训练不难完成。最难的,是人格的修炼。如果他是大海的话,即使绽出一小朵浪花,也会有大海的气息。要是他是个猴子的话,无论他翻出多少个叫人眼花缭乱的跟头,并赢得千万人的叫好,他仍然是个猴子。

所以,一个作家,要是不注重人格修炼,仅仅是在文学技巧上玩弄花样,无论他玩得多么出色,他仍然掩饰不住人格的小气和卑琐。老百姓对这样的作家很反感。这也是文学受到冷落的真正原因。

一部作品,最终是作家人格的反映。艺术手法,仅仅是手段而已。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做到的不多。像张承志,就这样做了。我不认识张承志,也没有迷过他的作品,但我迷他这个人。我更喜欢隐在文字背后作家的人格,这是一个作家最难得的东西。

托尔斯泰的那种大气,其实是“利众气”,即悲天悯人。这与他的宗教修养有关。作家虽然不一定要“迷信”哪一种宗教,但应该要有相应的“智信”,应信仰并且实践他所认为的真理。他不仅仅是学者,更应该是行者。

宗教中的好多东西对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如佛教的灵魂重塑和心灵实践。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佛教中的小乘就要求人要破除我执,不要总以自我为中心,争名逐利,利己损人,要破除小我,融入大我。有了大我,就可能体现人类精神的大真、大善,艺术也会相应地“大美”。

我老劝文友,多想想死亡,并以此为参照,来想想自己该做些什么。

但时下,一个可怕现实是:高贵者或向往高贵者,常常会受到嘲讽。而卑劣者则可以大言不惭地展示自己的卑劣,反倒引起别人的认同甚至赞许,认为他是真诚的。但却忘了,真诚的卑鄙也是卑鄙。

一个人不在于他有多么高尚,而在于他是否有颗向上的心。只要有向上的心,不管他能飞多高,都值得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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