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振平：学术出版如何阻击碎片化

潘振平：学术出版如何阻击碎片化

他是京城学术出版界口口相传的权威人物，他当责编的《天朝的崩溃》、《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难得的学术畅销书，身为三联副总编的他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管领导。今年退休后的他回归专业，到新《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隐身史料，乐在其中。他就是资深出版人——潘振平。

《清史稿》文字很讲究的，这和现在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很大关系

北青报：我知道您今年从三联退休后就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继续工作，在那里您主要做什么？

潘振平：我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主要负责传记组的工作。现在新《清史》初稿已经出来了，但是因为稿子曾经众人之手，所以需要调整，比如文字错误，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以及体例统一问题等等。另外因为我们整理档案和写作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很可能初期写作的一些稿子没有使用整理出来的档案，现在就要反过来将稿子和档案做核对。个别篇目还需要改动，所以事情不少。新《清史》整套书加起来有3000万字，正在进行的整修，就是要使其达到较好的学术和出版水平。

北青报：新《清史》修纂是国家大型学术项目，目前我们国家类似这样的大型项目多不多？在这个项目中经手的稿件会很多，印象中过手的稿件错误多吗？

潘振平：错误当然有，原因各种各样，有的可能是手误，有的表述不够严谨等。

现在国家大型学术项目很多，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很容易出现，所以怎么调整是个很大的问题。像我们传记组的作者有100多人，基本是专家级的，有的写作者因为时间比较紧，手头一般也有别的事情，而且这种项目的署名一般不是个人，所以容易被作者忽视。

北青报：新《清史》在立传标准方面与旧《清史》有什么不同吗？

潘振平：传记相对来讲是讲一个个独立的人，所以写作的主要功夫不在于把这个人写得活灵活现，而在于记事，通过这个人的事将史实记录下来，这也是今天理解的传统纪传体史书中传记的功能。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我们这么多档案，可能利用得不够，有点可惜。比如我看史料，清朝有些官员已经挺重视环保，有的主张不能筑堤，还有的推广红薯和玉米。红薯和玉米在我们看来很平常，但正是这两种作物支撑明清以来尤其清代人口基数过亿，如果没有它们，中国这个地方人口不会这么多。因为红薯和玉米耐旱耐涝，适合生产。这些内容在旧传里是被认为例行之事，不被重视，但今天我们认为很重要，所以就要补进去。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弥补这些缺憾。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以前有左的影响，对人物的评判就不可避免地有戴帽子的情况，在新修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将其避免。首先我们不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这和《清史稿》很不一样。

北青报：新《清史》传记项目就有100多位作者，文字风格应该是有所差别的，这方面有什么处理办法吗？

潘振平：尽量争取一致吧，但不可能全一致。《清史稿》的文字还是很讲究的。我觉得这和现在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很大关系。在最初讨论体例的时候，个别老先生包括戴逸老师曾经考虑用文言写作，大家觉得不行。戴逸老师是有旧学功底的，而我们这一代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如果让现在的学者用文言文写作，结果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只能吸取文言的一些特点，还是用白话文来写，但需要去除白话文中一些副词、介词，比如“的、了”，另外强调多用成语，并且适当引用史料中的说法，以使文字典雅一点，简洁明快。

浩瀚史料的利用需要统领

北青报：在您看来目前的文字表述和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潘振平：文字有可能决定一本书的成败。如果一本书的文字很差，即使其中有思想，也会使读者失去阅读兴趣，而且文字拖沓的人基本不会有多少深刻的思想。

现在文字的一个大问题是水分多。网络写作带来的很大影响就是文字不讲究简明洗练，网络文字随意、即时，很多文章不经过推敲，怎么想就怎么写，虽然这样有生动的口语化特点，但对想表达的思想帮助不大，文章的组织也会有问题。

我在史料中看到清乾隆年间人说：我们的文字很啰嗦。为什么？因为古代人的文字刻在骨头上、石头上，后来写在丝绸上，写字的难度大，材料也贵，所以写字是一件奢侈的事，促使人必须节俭。我看了就笑，想想乾隆年到现在也就两百多年，我们现在的用具是纸，是电脑，更加可以敞开写，有没有人想到要节俭呢？

北青报：您在新《清史》编纂过程中，觉得学术方面的整体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

潘振平：我没有看过全部稿子，所以不敢妄言。总的来说，提高的有不少，比如体例的创新，历史观、看法和表达比上世纪80年代要宽松，很多问题可以拿出来讨论，或者说有人去关心了。这些年学界的研究活跃，很好地加以综合吸收，就会有收获。

抛开《清史》不说，我觉得现在学术论著的问题主要是两个。

一是研究问题碎片化，整体感缺乏。我们研究某个问题一定要有价值和意义，如果研究的问题比较碎，与整体历史进程接不起来，就显得缺乏意义，因为读它的人不能通过这个研究了解那个时代，或者了解一部分人代表性的想法、情绪或者观念。我觉得这和现在学术方面竞争比较激烈是有关系的。

目前我们各个图书馆收藏的清朝手稿包括日记都有很多，尤其是江南人的，因为江南人好写，比如太平天国时期，士人颠沛流离，留下的记述很多。这些浩瀚的史料如何利用？我觉得是需要统领的。

第二个问题，学者的著作沉淀和推敲不够，显得急躁，质量粗糙，我觉得有一部分作者甚至不能对自己的著作负责任，这也和当前的学术环境、评价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考核有关系。

实际上一个人的学术创造力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举个例子，我的同门茅海建，他每天的时间基本是给学术工作的，很辛苦，到目前也就写出四五本书，按我看这已经算高产。

我碰到过一些这样的例子，和其中的作者也聊过。比如一些博士生，很多都很可惜，基础不错，题目很好，研究方向很好，资料也掌握得不错，但总在某一方面有欠缺，或者需要做进一步研究，或者论文结构、叙述如果经过调整会更符合专著规格。但很多时候作者们等不及，因为他们需要成果，很多东西赶着他们，而这必然影响书的质量。

有些学者未经很好推敲的著作也很可惜，如果这样的著作再精简一点，调整一点，做一些沉淀，很多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最起码能够成为后人做学问时不能跳过、必须参考的一本书。

出书门槛低，新书多，读者容易发生选择困惑

北青报：现在出版书的门槛低，书出得多，进到书店里，包括在网站上购书，读者首先会觉得琳琅满目，继而可能会头昏眼花，这是不是意味着读者的选择也变得艰难？

潘振平：那是肯定的。不但选择变难，还容易发生困惑。比如一位读者想看看乾隆皇帝传，可能会面临上百种选择。而这个时候电子文本对年轻人就有了优势，书名起得好一点，语言文字更符合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就会促使他们选择。一些老学者的书虽然结构严谨，但写得死板，结构像教材，虽然是好东西，但是不好卖。

现在出书门槛低，新书多，但出版业总册数和十年前其实没有多大区别。这和当下新媒体的发展有关系，买书的人毕竟少了。我觉得一些休闲类、小说、一次性消费的书是可以被电子文本取代的，而真正有价值的书时间会抻得长一些。但电子文本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传统文本。从公众的阅读形式上，移动终端的趋势很明显。

北青报：比较知名的出版社在书的质量等方面是否更有保证？电子出版物对书籍的冲击力到什么程度？

潘振平：书的质量要看各个出版社的要求。现在政策上对书的管理比较严，另外出版社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因为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出版集团，有的还要上市，都需要业绩，但实际上做书的利润并不大，这就迫使大家做些短期产品。现在三联一位图书编辑一年没有两三百万字的工作量提不了多少成的，两三百万字差不多相当于10本书，因为不可能保证每本书的发行量都好。这和我学做编辑时相差很多，工作量也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模式以应对电子出版物。如果放眼全世界，欧洲和美国也是不一样的。欧洲注重保护作者版权，采取的措施是要求网络销售电子书的价格不能低于纸质图书的百分之多少，也就是控制廉价出卖电子书，所以他们不感觉有什么冲击。美国相对是放开的，我们基本走的是美国路子。不一样的是美国也有版权保护，虽然没有欧洲那么细化，我们这方面不健全。

电子书的解码很容易。像中华书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整理的一套古籍文献，很容易就被做成了电子文本，这是很影响做这些事情的积极性的。我觉得在纸质文本方面应该有些对策：比如大的集团是否可以为公众提供免费下载的电子书籍，有意识地免费开放几年前的书，用这样的方式把人气聚集到一起，再通过别的方法维持运营平衡。实际上对出版社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面临亏空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又不是一个出版社或一个小集团能够做得了的，需要一个大思路，以一统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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