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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我的老师们

2014-09-10 06:25 来源:www.xuemo.cn 作者:陈思和 浏览:48892861

陈思和:我的老师们

今天,我不说我主持本系工作以来的情况,只想说说以前我在中文系学习的情况。我是七七级本科大学生,也就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当时高考热是一股社会思潮,“文革”爆发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废除高考制度,整整十年没有高考,到了7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推荐制度,提倡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这样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一旦恢复,举国沸腾,从高中六六届开始,有老三届(高中、初中的六六、六七、六八届学生),以及所谓“新三届”,即六九、七零、七二届的中学生(没有七一届,当时中学七一届延长了一年学制,成为七二届),都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来报考大学的,尤其是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当时还看不到回城的出路,高考成为唯一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我当时在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编制属于小集体,卢湾区图书馆几次与区里人事部门联系,要求把我调过去工作,都是因为编制问题不能解决而搁浅。因此高考也成为我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

当年七七级高考是在197710月,录取时间是1978年初,一共有两批,第一批发榜我没有录取,过了一个月左右,区招办传出消息来说,为了让更多的真才实学的考生能进大学,政府决定若干学校再扩大招生,好像是42日那天,正式通知发下来,我被录取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我在淮海街道,报考的地区青年很多,都是没有上山下乡的,或者因为各种原因从农村退回上海的,第一次录取名单下来时,淮海街道的青年录取名额不多,但这一次录取了很多人,主要是师范类的学院,进复旦的好像就是我一个人。

当时学校校舍不足,我们第二批二十一人都是上海户籍,我们的户口没有迁到学校,人住在家里,走读。学校里只给我们一间临时性的宿舍。这间宿舍成为我们二十一个走读的学生共同拥有,但真正在里面常住的大约有四五个同学,我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经常是一周回家两次,周三一次,周六一次。因为是走读,我很少参加班级里的集体活动,也很少参加学校里的集体活动。那时学校里经常发生一些热火朝天的活动、争论、风潮,我都是事后才听说的,很少参与。如当时比较热闹的竞选宝山县人民代表,我们班的张胜友就出头参加竞选,新闻系的徐邦泰、哲学系的景晓东等也参与竞选,连老教授王中先生也站出来“以身试法”,我都没有参加,连投票也没有参加。中文系组织文学社团春笋社,创办《大学生》刊物,在街上发售引起了警察干预,等等,我也都没有参加。这种不爱热闹,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性格后来保持下来,一直到留校任教后我还是这样。集体活动能不参加都不参加,社会潮流能不跟上就不去跟,只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这样做的好处是少受干扰,也没有什么纠纷,时代风云都在我的身边擦肩而过。但今天要回忆历史,也实在乏善可陈。

当时中文系“十大教授”中王欣夫先生、刘大杰先生、陈望道先生都已经作古。其他七大教授都健在,但是我们也没有机会都一睹风采。惟有朱东润先生还担任了一届系主任,经常晚上打着手电筒,一个人到学生宿舍来与学生谈话。那时朱先生大约已经八十多了,但是独来独往,走路不用人搀扶。我没有听过朱先生上课,只听过一次他的学术讲座,好像是我们刚进校那一年的5月校庆,在第一教学楼举行学术报告会。朱先生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梅尧臣的诗,他说话口齿清楚,有条有理。不知怎么一会儿讲到郭沫若,他说虽然郭沫若曾经骂过他,但是他还是赞成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批评,意思是杜甫草堂顶上的茅草被风吹走,有穷孩子拾去,杜甫骂那些孩子是盗贼,朱先生用同情的口气说,拾去就拾去吧,一点点稻草被拾去了,就骂孩子是盗贼,太过分了。朱先生的说话口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文系老师对朱先生都很钦佩,说他好话的很多,说起“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朱先生作为学术权威被抛出来批斗,批斗会墙上写着大标语:“打断朱东润的傲骨”。朱先生仍然昂首挺立,批斗他的人硬按下他的头颅,他一忽儿就昂起来,于是再被硬按下,反复多次,足以证明他是真有傲骨的。其次印象较深的是陈子展先生,陈先生与贾植芳先生是好朋友,经常到贾先生家串门,我在先生家里经常遇见他。但我与他没有直接说过话。陈子展对青年很警惕,他看到贾先生就有说有笑,一看到年轻人在场,就打个招呼匆匆走了。贾先生说,陈先生以前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现在他不愿意与年轻人打交道。学校里安排他指导研究生,他只指导了一位,以后再也不愿意指导了。张世禄先生是一次王力先生来复旦相辉堂作学术报告时见到的。张世禄先生主持会议。王力讲到一半时,下面不停地有人往上递条子,每次条子传送到讲台下,张先生总要慢慢起身走到舞台边上,吃力地蹲下来,接受那条子,再传递给王力。这样来来往往好多次,看得出他很吃力,动作很慢,但也没有人帮助他。其余几老,有的是偶然机会到府上去拜访过,如郭绍虞先生、赵景深先生,但那时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几乎没有能够谈什么。还有些教授就没机会拜访,如吴文祺先生,就在拍毕业照时过来坐了一下;而蒋天枢先生是久闻其名未见其人。

当时上课总是上大课,我们文学班有七十多人,汉语班有三十人,经常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有时还与上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一起上课。讲古代汉语课的是周斌武老师,这是我在四年中最难忘的课程。周老师满腹经纶,精通数理英文,他自己发明一套教授古汉语的方法,试图用数学公式来概括古汉语的语法现象,难倒了一批人。学生中不断有人呼吁说太难,但周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脸带微笑地说,不难的、不难的。他还在黑板上写着“欲把金针度与人”几个字,说就是要把“金针”传给大家。当时学生中有恶作剧者,特意找出一些自以为很难解释的古汉语例子,下课的时候,轮流去请教周老师,以为可以难倒他。可是他们哪里是周老师的对手?周老师不知道这是恶作剧,他万分诚恳地一一作了解答,如数家珍。这下才倾倒一大批学生。周老师是书法家,他上课用的教材全是自己用毛笔手抄,学期结束时他很动感情地说,我与你们师生一场是有缘分的,这本教材大家要好好保存,留给大家做一个纪念。现在这本教材还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教现代汉语是金路老师,胖胖的身材,说话非常诙谐。他知道下面坐着许多搞创作的学生,讲课尽量举文学的例子,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用过多少个括号,托尔斯泰作品里有多少个破折号,等等,大家都佩服得不得了。金老师在我留校时已经调到留学生办公室教外国学生了,那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前身。我们七七级同学对这两位老师的印象非常深。每次同学聚会,问起中文系老师的情况,总是问周老师可好?金老师可好?

七七级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上课内容也体现了政治上拨乱反正时期的过渡性和实验性,研究语言的比较没有问题,但研究文学就问题多了。当时课堂上争议最大的是文学概论和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课是吴中杰老师上的,他以敢说敢为著称,每次上台讲课时,一支粉笔夹在手指上,但很少板书,他操着浙江普通话指桑骂槐,句句都有锋芒。吴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相传“文革”中他为解放日报编了一版鲁迅语录,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把鲁迅在三十年代批判张春桥的语录也编进去了。张春桥是“文革”中的大红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是在三十年代他还是一个小文痞,曾经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肖军,鲁迅反批评他。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鲁迅批评过的人很多,也不见得都是坏人。但张春桥到六十年代已经变成真坏人了,特别怕人家揭他老底。吴中杰老师就这样得罪了张春桥,后来复旦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发起炮打张春桥遭到镇压,张春桥他们就给吴老师安上一个在“反革命小集团”背后“摇鹅毛扇”的军师的罪名,好像还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以后当然平反了,我们都把他看作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吴老师言必称鲁迅,论时事不留情面,每堂课我们都听得很过瘾。班级里有个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引起了轰动,后来“伤痕文学”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小说写了一个女孩在“文革”中误以为自己母亲是党内“叛徒”,与她划清界限,但还是受了很多苦,等到她醒悟过来,母亲已经死了,遗恨永远没办法弥补。大家都说这个小说写得深刻,独有吴中杰老师表示不同意见,他痛恨主人公那样的人,为了躲避祸害竟与自己母亲划清界限,还怨恨自己的母亲,他认为这样的人应该给以批判而不是同情。显然,吴老师读《伤痕》是带了他自己的复杂经验和老辣眼光,我们青年人不理解,就缠着与吴老师辩论,吴老师专门花一节课的时间来分析《伤痕》,说得卢新华心服口服。后来卢新华出国,每次回来必去拜访吴中杰老师。

主讲现代文学史的是潘旭澜老师和苏兴良老师,潘老师上课时教室里坐满了听课的人,许多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潘老师满口福建话,说话语速极慢,学生很容易记笔记。我是现代文学史课程的课代表,经常去潘老师和苏老师家里聊天,老师们都很随和。第一次见潘老师,他就问:报纸上经常有个写随笔的陈思和,是不是你?我很惊讶,当时没有第二个叫陈思和的人在发表文章,但我其实也没有发过几篇短文章,没想到潘老师竟注意到了。留校后我与潘老师接触较多,刚留校不到一个月,他就叫我到他家里去,说现代文学学会要在海南岛开第二届年会,他不想去参加,让我代表他去参加。那时候出差开会是极宝贵的机会,年轻人一般也没有资格去开全国性的年会,但因为潘老师说是代表他去的,学校里都给我报销了差旅费用。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王瑶、李何林、唐弢、严家炎、樊骏、马良春、卢鸿基等一流的前辈学者,眼界就此大开。潘先生还特意给马良春先生写封信,要我带去,意思是要我代表他参加学会的理事会。我没有拿出去给马良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潘老师的栽培之心我深深领受了,永远铭记在心。后来潘老师担任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大约是2001年,在广东肇庆开年会,他也是主动要我去参加,并且明确地说,他要退了,一定要我接着他当副会长。他诚恳地对我说,你只要不推辞,一定选得上,别人的工作我去做。好吗?口气里像与孩子说话,我非常惶恐,就答应了,其实当时我还不是这个学会的会员。苏兴良老师当时还是青年教师,与我关系就更加随便了,我经常去他家里聊天,那时苏老师的孩子很小,非常顽皮,苏老师总是一边与我说话,一边要对付孩子的缠绕,后来我留校后,苏老师也一直帮我的忙。

一年级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是邓逸群老师主讲的。有一次讲鲁迅的《祝福》,邓老师引用许寿裳先生的话,说祥林嫂的悲剧,不仅在于狼吃了她的儿子阿毛,而是旧礼教吞噬了祥林嫂这样的劳动人民的灵魂,这是精神上的“创伤”。这个话启发了听课的卢新华,他由此想到,“文革”给人们留下的也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创伤,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伤痕”。于是创作了短篇小说《伤痕》。可以说,是邓老师生动深刻的讲课启发了《伤痕》的创作,但邓老师很谦虚,从不张扬。中文系对学生最关心的老师是邓老师,同学们都叫她邓妈妈,每届学生她都能叫出名字,了解他们的情况,从生活到思想,都关心他们。我留校后很多年了,邓老师遇到我还总是叫我小鬼啊,你怎么怎么了。我想起来心口总是暖暖的。邓老师曾经花了很多心血编过一套四卷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我们都参加的,题解、内容都很充实,但后来出版社不知怎么就不印了。十多年过去了,在邓老师的提议下,由我挑头重新主编这套作品选,邓老师是副主编,全体教研室老师都参加了。我们在原来基础上做了很大的调整,现当代文学作品都放进去了,共有五本。换了一家出版社出版,口碑很好,现在还一直在重印。邓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她坚决不肯接受主编费,几次推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复旦读书期间,现代文学的课是我最喜欢也是最投入的课。当代文学史是陆士清老师和唐金海老师主讲的,张新老师也讲过诗歌。选修课有陆士清老师主讲的台湾文学,这是全国高校最早开设的台湾文学课程,潘旭澜老师主讲的杜鹏程研究,陈鸣树老师主讲的鲁迅研究,这三门课我都是课代表。陈鸣树老师是李何林的高足,他是熔铸了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来讲鲁迅,给大家很大启发,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我当时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那时他住在市中心长乐路上,与我在淮海路的住家不远,我有问题就很随便地去他家请教,他总是很亲切地解答。那时候电话不普及,我有天晚上看书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冒冒失失地去陈老师家请教。那天偏巧他身体不好,已经睡下去了。我突然敲门进去,好像师母也不在,陈老师披衣起身,边穿衣服边迎我进去,又接着谈到很晚。我当时惶恐的感觉至今历历在目。

古代文学史的课程是中文系的压轴大课。当时给我们上先秦两汉的是顾易生、王运熙两位教授,他们两位的风格完全不同,顾先生人高马大,中气十足,一开口就呵呵地笑;而王先生温文尔雅,细声细气,他平时上课总戴着帽子,低着头,慢慢地念讲义,一旦说到他感兴趣的题目,如魏晋时代的风骨,南北朝的民歌,他的头就抬起来了,眼睛也炯炯有神了,极有风度。唐宋部分是陈允吉老师主讲,他讲课诙谐潇洒,经常引用钱钟书、陈寅恪、夏承焘的观点,说起来谈笑风生,是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之一。陈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学生关心,与邓老师一样,他几乎叫得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经常到学生宿舍去看望学生,与学生聊天。他掌握了解学生的情况比我们学生自己还清楚。我有一篇课堂作业是分析刘禹锡的《竹枝词》,我是把刘禹锡的竹枝词视为一个整体,像一部民间表演的歌剧一样,有独唱有合唱的。写完后我也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与不对,就冒昧交给老师。陈老师看后告诉我,他已经把这篇作业推荐到复旦学报了。不久文章就刊登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正经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没有做任何修改。但文章发表后我去感谢陈老师,陈老师却对我说,你以后还是在现代文学方面多下功夫吧。我后来意识到,也许当时系里已经在考虑我留校任教了,希望我在现代文学领域有所努力。文学史的明清部分是李平老师主讲,文学批评史由李庆甲老师、蒋凡老师和黄霖老师分段主讲,骆玉明老师作为王运熙先生的助教也经常来我们宿舍辅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上过的课还有外国文学史,外文系夏仲翼、翁义钦两位老师主讲的,写作课是秦耕老师主讲,都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发生过有益的影响。

我本来对古代文学是有兴趣的,如果有老师引导,也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但也许是受到了陈老师的暗示,更重要的是受贾植芳先生的影响,我的兴趣逐渐转向现代文学。当时我已经和李辉在一起研读巴金著作,并且在贾先生的指导下撰写研究论文。贾先生帮我们推荐了一篇论文给《文学评论》编辑王信先生,很快得到了回信,让我们把论文改成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这样,到了四年级,我已经全力以赴地做巴金研究的论文了。我们七七级的四年级课程也很精彩,有章培恒老师讲《西游记》的研究,应必诚老师讲《红楼梦》的研究,刘季高老师讲《左传》,等等。但因为我把主要精力转到现代文学,就着重选修现代文学方面的课了。但我记得有一门课我是上过的,是日本的伊藤教授的课,讲日本古代文学。章培恒老师陪着他。那位教授上课经常迟到,章老师解释说,在日本高校里,教授为了表示尊严是允许迟到的。章老师是复旦最受学生推崇的明星教授。那时他大约四十多岁,乌黑的头发,西服笔挺整洁,雪白的衬衣,在校园里非常引人注目。他刚从日本讲学回来,用自己的研究经费为中文系购买了大量的日本汉学书籍和研究资料,还学习日本大学教授的工作态度,每学期开设四门课程。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在课堂上出口成章,满堂生辉。我留校时,系主任是胡裕树先生,很快就换章培恒先生。他当系主任的这几年,是中文系拨乱反正最辛苦的阶段,章先生出于公心,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奠定了中文系后来发展的基础。

我已经讲得太多了。但我还想简单介绍一下贾植芳教授。这是我的导师,我说的“导师”不仅仅是指学业上的,更是人生的导师。贾植芳先生是七月派作家,胡风的朋友。1952年院系调整被安排到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1955年他受到胡风冤案的牵连被捕,在监狱里关到1965年,宣布判了十年徒刑,然后就放回学校监督劳动。旋即又遭遇了“文革”的迫害。我们进校读书不久,他从强迫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虽然同样是劳动,但待遇要好多了,也自由多了。我认识贾先生是在资料室里,我与李辉在研读巴金著作,正好贾先生带领了中文系老师主编巴金研究资料集。我们自然向他请教,他也乐意热情指点,还主动把一些外文书借给我们阅读,渐渐地我们就熟悉了。复旦中文系的历史不能少了贾植芳教授,少了他的故事,中文系的历史就会变得苍白。贾先生在五十年代就是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他在系里上四门课: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和文学写作。他说话的山西口音很重,一般人初听不容易理解,但还是受到学生们欢迎。我听曾华鹏先生说过,五十年代贾先生上课时总是夹了一大叠外文资料,当时还没有中译本,他一边讲一边翻阅资料,顺口就翻译出来,解释给学生听,学生的眼界豁然打开。写作课上,贾先生喜欢修改学生的作文,有一次学生施昌东气呼呼地找贾先生,认为先生改得不对。先生耐心与他解说,把他收服了。贾先生是一位魅力型的教师,他的周围有一大批追随者。后来章培恒、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等学生都因为先生的冤案受牵连,但他们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三十年以后,分别成为古代文学、文艺美学、现代文学等领域的领军人物。这就是贾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可惜施老师去世太早,我那时已经留校任教了,亲眼看到贾先生对病中施昌东的关怀,胜于一般父子之情。

我毕业留校后,中文系为每个老先生配一个助手,都由青年教师担任。我担任贾先生的助手,协助他编一部现代文学史上外来影响的大型资料集,那是国家社科规划。我在贾先生的指导下编完这部资料集后,就跟着他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后来比较文学学科兴起,贾先生接受中文系领导的委托,开始筹建比较文学学科点,招收研究生,并且担任了上海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因此可以说,贾植芳先生为复旦中文系创建了两个学科,培养了一批优秀学者,学术传承源远流长。贾先生一生艰难坎坷,四次入狱,但其性格开朗,胸襟坦白,硬硬朗朗地活了一辈子。他经常说,他的一生就是要把人字写端正了。这个话,我起先还没有贴切的理解,后来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一系列风波以后,我渐渐地明白了,要真正做到把人字写端正,还真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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