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行健调任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9年5月，作为全程翻译，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回国后高行健发表了《巴金在巴黎》。
半个世纪对人生来说是漫长的。半个世纪后，又过了两年，如今，巴金来到了他年轻时求学过的巴黎。他记忆中的“整日整夜悲呜的圣母院的钟声”是否还在敲?他问今天的巴黎人。法国朋友回答说，没听见过。也有的不解其意，微笑着说：“谁知道呢?”或者不以为然，耸耸肩，“也许有时还敲吧。”他们对圣母院的钟声是不介意的，因为即使还敲，巴黎街上汽车洪流日夜不息的喧嚣，也早就淹没了那孤寂的钟声。
五十二年前，一位名叫李芾甘的二十三岁的中国学生，挣脱了封建家庭的羁绊，从黑暗而悲哀的旧中国，远渡重洋，来到这陌生的西方世界，追求正义和真理。他刚到就病例了。不久，他唯一的好朋友巴恩波——另一个中国学生，又自杀了。那曾经点燃他的希望的法国大革命的烈火，也早已成为历史的灰烬。黄昏时分，他孑然一身，走在拉丁区冷清的布朗维勒和杜尔拿弗尔街巷里，怎么能不感到孤寂和悲哀呢?
今天，巴黎第四区政府明亮的大厅里，法国笔会名誉主席、著名作家克朗西埃先生，作为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的发起人之一，代表到会的法国作家们，主持了盛大的招待会。
“亲爱的、伟大的巴金，”他随后一一报出了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的姓名，对代表团访法表示热烈欢迎，便又转向巴金。“亲爱的大师，您的名字、您的作品、您的榜样、您的生活就意味着对正义和自由的热爱。从您年轻时代起，一种渴求而经久不息的激情指引着您的思想、作品和行动。您渴求进步，保护被剥削的人民。用一句话来说，您是一位同旧的封建社会进行斗争的反叛者……我们衷心祝愿您幸福、自由，期待您给中国、给法国、给全世界写出新的杰作！”他的祝词唤起了大厅里长时间的学声。整个晚会，那么多问候，那么多祝酒，巴老一头白发，满面红光，应接不暇。
巴黎的春天是美丽的。街头有繁花盛开的柳叶梅，公园里有艳丽的玫瑰，餐桌上摆着华贵的郁金香，金黄的像织锦，深红的像丝绒。房间里放着一束束兰铃花，垂吊着朵朵雅静的小白花，散发出阵阵清香。巴黎人用鲜花般的盛情欢迎巴金。从戴高乐机场下飞机起，他几乎是整日整夜被热情的巴黎人包围着、簇拥着。接受报刊记者、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同作家和各界朋友会晤，和读者座谈，出席招待会和酒会。知名作家韩素音夫妇从瑞士专程来看望他，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美国诗人安格尔特地绕道巴黎来会见他，还有许多华侨也再三向他发出邀请。他简直没有时间来追索他年轻时悲哀而痛苦的回忆，去布朗维勒和杜尔拿弗尔衔巷寻他旧时的足迹。从早晨九点到夜里十一二点，每天的日程按钟点排得不能再满了，往往一天活动达六七项之多，经常午餐后小憩的片刻都挤掉了，还有众多的要求实在无法一一满足。
主持接待工作的我们好客的主人法中友协主席、作家贝热龙先生，是一位道地的法国人，他的精力如同他的幽默感一样的旺盛。他担心巴金过分劳累，提醒我说：“刚在车上竟打了个吨，这可是我多少年来少有过的啊!巴金吃得消吗?”随后就呵呵大笑起来，又立刻止住了笑声，向站在一旁并无倦意的巴老示意，回头又悄悄地对我说：“这样热烈，都出乎我的意料，最重要的其实是，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古老的布洛涅森林如今是繁花似锦的公园。外表优雅内里华丽的大瀑布饭店坐落其中。法国外交部文化科技联络总司司长窝尔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举行了酒会。窝尔先生站起来，举起洒杯，对巴金说：“大师，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和巨大的喜悦欢迎您重游法兰西……”他热情洋溢的即席祝酒词使礼节性的酒会变成了朋友间欢快的聚会。
来巴黎之前，法国驻华使馆阿尔诺大使为巴金和代表团饯行。到法国后，法国文化部长接见。巴老一一表达了他的谢意。
巴金的话不多，却总是朴实、诚挚而谦逊，他谈到他来到法国寻找他旧日的足迹，谈到他是在法国学会写小说的，谈到在痛苦而悲哀的时候，法国作家卢梭、伏尔泰、雨果和左拉曾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他是来向法国老师们致谢来的。
巴黎第三、第七、第八三所大学的中文系都分别举行了招待会。放映根据他的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影片，用中文朗诵了他的文章。师生们全都读过他的作品。和读者见面是他最大的喜悦。他讲话仍然不多，但你可以从他的眼神中，从他讲话的声音中，感觉到他内心的激动。他一生辛劳都为着读者啊。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受到读者的热爱更为幸福的了。
他在人们的包围中，容光焕发，并不是答谢敬酒的缘故，而是被年长的教授们的崇敬和男女青年学生们的热爱陶醉了。他握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手，以诚挚的微笑报答每一个问候。他那一头银白色的头发总是出现在团团围住他不息转动着的热情的漩涡之中。他不善于辞令，缺乏西方作家面对这种场面的机智和俏皮。“是的，是的，”他频频点着头，这样地回答那许多友好的祝愿，正如他作品和人格中那始终如一的诚挚。
他在答复贝热龙的问题时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违背我自己的信念的事情。”他在1935年就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1957年5月，他在他十四卷《文集》的序言中又重复了这段话。
这次访问途中，他对我说过：“我说我要说的话。”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真话。读者们要听的就是真心话。一个作家如果也违心地说假话，去戏弄读者，即使广告做得再大，他的书终究还是没人要。而被读者抛弃，如果不是一个作家最大的不幸，也该是巨大的不幸吧!
巴老的诚挚也还表现在他的自我批评中。当法国朋友们提起他早年写的小说《马拉之死》时，他说他那些以法国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你们读起来会觉得可笑”。他在自己的十四卷《文集》中，也早巳作过这种自我批评了。《文集》收集了他为各个版本写过的序言和跋。在那些文字里，他总是不断回顾自己的足迹，一方面坚定自己的信念，一方面追索自己的弱点和过失。他并不认为他写的作品都好，都永远正确，他不去培植读者对作者的迷信。还是让作品本身的社会价值说话吧，把作品交给最后的裁判者——广大的读者吧! 倘说在几所大学里巴老遇到的读者主要是热爱中国文化的青年和汉学家们，因而不足以反映巴黎人对这位当代中国作家的看法，那么
这天下午六时半，代表团提前结束了同法国文学家公会领导成员的会晤，从具有十八世纪精巧的建筑风格的马萨旅馆出来，坐车赶到香榭里榭大街上的中国餐馆福禄居，和法国朋友们一起匆忙吃了一顿扬州菜和广东菜两相结合的中国饭，便又驱车前往蒙马特尔的皇后街。繁华的巴黎闹市区此时正是下班后交通最繁忙的时刻。大街上，前后左右，车辆挨着车辆，无法超越一步。我们只得随大流，按着自动变换的红绿灯的节奏，走走停停。车窗外飘舞着雪花，低沉的天空下矗立着暗淡了的凯旋门，路旁的一家家时装店和咖啡馆炫目的灯光变幻着，春天飘雪的巴黎的黄昏，给人一种奇特而混杂的印象。陪同我们前往书店的朋友们告诉我们，几十年未曾见过巴黎五月飞雪，倒也是奇景难约。
当我们来到弗纳克书店，首先看到的是门口橱窗上贴的海报：“自由辩论。小说《家》的作者、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巴金出席。”后来又知道当天的《世界报》上也已登出辩论会的大幅广告。可最初安排日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只是同读者会见一下，签名也会控制数量的。机灵的巴黎人对巴金施了个小小的圈套。
我们走进这个仅对外营业部就有八层的书店大楼。乘电梯上去，到了亮着“自由辩论”牌子的阶梯式的会议厅，里面连走道的阶梯上都早已坐满了读者。据说，通常，这样的辩论会，一大半座位有人就不错了。
代表团被请上了讲坛，递给每人于里一只话筒。巴金和中国作家们被介绍给读者。主持人说了声“请大家提问题吧”便靠边—站。会场开始安静下来。我避开台下拍照的闪光灯，望着最后一排座位后站着的人群，不知道这场辩论将怎样开始，又怎样结束。
“这种方式对我还是第一次，我好像有些紧张。”倒是巴金首先讲话了。大厅里回答了他一阵友好的笑声，气氛立刻变得轻松而愉快。巴黎五月的雪花并没有降低巴黎人对巴金的热情。无论在哪里，都有那么多巴黎人爱他。
第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声音来自会场的左角：“
巴金的回答是坦率的；“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即使在当时，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爱国主义。”
第二个问题：“您是否能谈一谈，49年以后，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杨林同志》，这篇小说收集在最近出版的我的一个集子里。”
“听说您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不知您有没有勇气把这些写出来?”
巴金于是谈到了他的写作计划：他准备用五年的时间写出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写“四人帮”对一对知识分子夫妇的迫害；第二部将写到“四人帮”粉碎之后，知识分子如何获得解放，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只要我还能活到八十岁的话。”他补充道。
他这番话在会议厅里引起一片赞赏。一个作家难道不应该这样倾心和读者交流吗?巴老又一次赢得了读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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