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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一生只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2011-09-01 10:4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赵兰英 浏览:51232329
有人问:“您长寿又健康的原因是什么?”草婴答:“一生只做一件自己喜欢的工作。”
有人问:“您长寿又健康的原因是什么?”草婴答:“一生只做一件自己喜欢的工作。”
草婴向巴金先生赠送译作。(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草婴向巴金先生赠送译作。(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华东医院南楼底层,宽敞的休息室,柔和的灯光,从四壁折射过来,温温的。草婴先生,穿一身蓝条病人服,安静地坐在轮椅上。一年多了,他没有离开过这家医院。1923年出生的他,自幼体弱多病,数次遭遇“鬼门关”,但他一次次闯过来了。支撑他闯过难关的是什么?是他品格造就的执著和坚韧,是他内心充溢的从容和淡定。

  俄文是他治病的又一张药方

  1943年,草婴刚20岁,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是要命的。他出生在浙江镇海,祖上研制的“盛滋记”酱油,曾参加1915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并与茅台酒、杭州张小泉剪刀一起,获得金奖。祖父没有继承祖业,而是悬壶济世,在上海坐堂行医。父亲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曾任宁波铁路医院院长,但是,年轻时便受肺结核病的侵扰。草婴的一个哥哥,在四五岁时因脑膜炎去世,一个姐姐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高中毕业后,草婴受“农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报考南通农学院。开学没几天,他就患上肺结核病。这对家庭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

  草婴本姓盛,名峻峰。草婴是他1942年发表第一部文学译作《老人》的笔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婴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这个笔名伴随他一生。

  休学后,草婴一方面接受父亲的治疗,一方面以极高的兴致自学俄文。可以说,俄文是他治病的又一张药方。14岁那年,草婴考上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这是英国人办的一所学校,主修英语。可是草婴不满足,还想再学一门外语。那个年代的中国,苏联是进步、光明的象征。草婴看到一些关于苏联的通讯报道和文学作品,非常兴奋,由此产生强烈愿望:学好俄语,把它们翻译过来,让更多的人对这个新兴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让我们的人民也不再受苦、受欺压,过上好日子。

  在一次社会活动中,草婴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姜椿芳是一个俄文通,知道草婴在学俄文,便热情地给予辅导。1941年8月,上海地下党和苏联塔斯社主办的《时代》周刊出版,主要登载有关苏德战争的电讯、特写、通讯、述评及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姜椿芳是这份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那时,上海没有几个人懂俄文,姜椿芳就让草婴为《时代》翻译一些稿子。草婴显得不自信,姜椿芳鼓励他:“翻翻就会了,你翻好后,我来校阅。”由此,在姜椿芳这位大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的指引下,草婴走上翻译之路。

  肺结核病复发了!这是1952年,草婴已随姜椿芳到北京,参加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工作。可惜,他只能回到上海。草婴没有灰心,他的治疗方案仍是双管齐下:服药加工作。上世纪50年代,是草婴翻译的一个高峰时期。那时,“以俄为师”,人们迫切希望了解苏联的一切。草婴翻译了《苏联的恋爱与婚姻》、《企业中的党工作》等一系列有关苏联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书籍。为帮助人们学习俄语,他还编撰了《俄文文法手册》,由中华书局1953年出版。

  他翻译的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此刻喷涌而出。他译的长篇小说《幸福》,影响和感动过许多人。作家王蒙在《王蒙自传·半生多事》中写道:“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他在1954年翻译的《诺言》,曾经作为我们中学语文教材入选篇目,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1955年8月至10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译文》月刊,连续3期刊登草婴的译作《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没有想到,这部苏联文学作品,受到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关注。11月,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向作品中的女主角娜斯嘉学习。发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青年》,分两期刊完这部小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一时间,娜斯嘉成为青年人的偶像。

  他的人生信条上有这样几个字:心、脑、眼、骨

  《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学中,草婴翻译最多、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他说:“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然而,“文革”一开始,对肖洛霍夫的批判,各级报纸铺天盖地,说他是苏修文艺的鼻祖、人民的死敌等等。被批判为吹鼓手的草婴,丝毫不惊慌:你批你的,我信我的。有朋友劝他,把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的原著和一些外文书籍统统销毁,或者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争取主动。他却这样回答人家:“他们要来销毁,我没办法。但是,我自己绝不会销毁的。”免不了,他被批斗、被隔离。

  草婴内心非常坚韧,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什么事,到了他这里,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高、谁低,谁轻、谁重,谁先、谁后,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翻译家傅雷,被扣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让草婴写材料揭发,他一个字没写。草婴后来说:“我当时就这样想,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他们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有良心。我不能昧良心,人家是好人,一定硬说他们是坏人。”在草婴的人生信条上,有这样几个字:心、脑、眼、骨。具体说,心,就是良心。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做得出。脑,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眼,就是要观察,明辨是非。骨,就是脊梁,任何时候要挺得直。

  1969年夏天,草婴又面临一次“鬼门关”。在奉贤农村被强制劳动的草婴,十二指胃肠大出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后来,他被急送至医院,胃切去四分之三,才救了回来。1975年,又一场灾难降临。瘦得体重只有90来斤的草婴,被叫去扛水泥包,一包水泥100来斤。扛了一包又一包,一次,他人还没站稳,车上的人就把水泥包压在他的肩上。他只听到腰背部“喀嚓”一声,人就昏倒在地。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他是“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住院,只得回家。躺在木板床上,一动就痛入骨髓。结果,在木板床上吃喝拉撒一年之久,被折断了的胸椎骨,才愈合起来。这种非人的生活,有几人能挺过来?

  支撑他的,就是内心那份坚韧、那份淡定。他认为,人这一生注定有许多磨难,重要的是要有韧性,挺过去。躺在木板床上,他每天给自己“打气”:坚持、坚持,一定要渡过难关!人这一生,要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工作。基因无法改变,但可以通过锻炼提高体质。从14岁起,他就骑自行车,直到70岁,外出还是骑车。每天,他坚持打太极拳,坚持跑步,直到80岁,改为散步。

  因为不拿工资,没有级别,这位大翻译家看病也成问题

  很多人知道,巴金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资的专职作家。其实,在翻译界,还有草婴、罗稷南、傅雷、满涛、萝海,不拿工资,不定级别,不进国家编制,靠翻译稿费生活。因此,在很长时间,草婴不享受任何医疗待遇,生病后只能在街道小医院诊治。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吴邦国知道后,请有关部门解决此事。但是,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处理的处长,不知道一位大翻译家属于几级干部,迟迟不予解决。市委书记芮杏文知道了,大为恼火:一个闻名国内外的翻译家,看病在街道小医院,简直是一个笑话!宁可撤了这个处长的职,也要办成此事。如此,他的看病问题才解决。

  其实,草婴也有机会成为国家编制人员,并且当官。但是,他放弃了。那是1977年,文学春天来临之际,上海筹办上海译文出版社。那天,市委宣传部领导来到草婴家里,请他出任总编辑。他也有机会,从事外交工作。原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梁于藩、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原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汤兴伯等都是他中学同班同学。

  草婴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很长,所谓人生苦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能集中你所有精力,在你的一生中做好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那就算不错了。”就是这份淡定、从容,使他内心安静,不目迷五色心分四处,更不会怀疑和后悔自己的选择。

  放着总编辑位子不坐,草婴有“私心”:集中时间和精力,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把全部精力、时间都放到这上面去,其他事情一律都推掉。从18岁开始,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有限的精力、时间,怎么能够用到对社会、对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面。因此,我对时间的吝啬,也可以说节约,像犹太人节约金钱一样。”

  整整20年,他埋首于托尔斯泰所描绘的世界里。他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早饭后,进入书房,开始工作。亲朋好友来访,他也是坐一会儿,就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不待人家反应,就自顾自地走进书房。他的长女不幸患上癌症,卧室与草婴的书房仅一步之遥。一边是女儿痛苦的呻吟声,一边是父亲笔头的沙沙声。草婴没有停笔!老年丧女,草婴该忍受多大的煎熬?他挺住了。他想,不能因为女儿,影响工作。否则,就是“双重损失”!正在进行中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是他生命中的另一个孩子!

  他翻译的每个字,都是用心血“呕”出来的

  草婴严谨的翻译态度在翻译界有口皆碑。一般翻译一本书,他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懂弄清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甚至做卡片。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就有559个。草婴给每个人做一张卡片,姓名、身份、性格特点,与其他人的关系等,一一写在上面。同时,他还要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方面的书籍。直到把整部原作理解透了,烂熟于心了,他才动笔翻译。即便如此,对一个词、一句话的推敲,他还要反复多遍,直到满意为止。在翻译《一个人的遭遇》时,他还请电影艺术家孙道临朗读他的译稿,听到不顺之处,记下来,而后修改。也许人们不相信,一年365天,草婴没有一天不翻译。12卷本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他花了20年的时间!他每天的翻译速度是:1000字!他的每个字,是用心血“呕”出来的。

  草婴认为,一个文学翻译家是原著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他必须时时刻刻想到他们,对他们负责。他说:“我做了一辈子的翻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一个对自己淡泊的人,往往更受人们的尊重。他获得过俄罗斯政府颁发的“中俄友谊奖”、“高尔基奖章”,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等。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他是一面代表高尚品德和卓越成就的旗帜。

  轮椅上的草婴,有点疲软,说话轻轻的,但一句是一句,不失幽默。请看几段记者与他的对话:“您年轻时身体那么不好,又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今年88岁了。您认为,您长寿又健康的原因是什么?”答:“我一生只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工作。”“您认为,您的性格特点是什么?”答:“我的性格是不太容易被人影响。”“您这一生很不容易,成就也很大。”答:“我稀里糊涂过了一生,傻里傻气过了一生。”“您最大幸福是什么?”指着身边的妻子,答:“最大幸福是有盛天民。”“哈哈哈……”欢声笑语,响彻休息大厅。

 

转载: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1/2011-09-01/102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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