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现实和精神的超越——雪漠小说浅论
文\左燕梅
摘 要
雪漠是当今文坛新起的一位西部文学作家，其忠于现实的书写和“救心”的主旨震撼了读者和评论家们。雪漠的小说是充满钙质的，他让自己俯下身子，静静地凝视脚下的西部土地，以其特有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着力表现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西部这片热土上底层人们的生存现状，并且以他独特的书写灵魂的宗教小说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第一章，探讨雪漠作品中构建完整的西部世界。包括西部农民生存的自然环境，独具特色的西部民俗及其背后的意蕴，以及西部人的文化心理特征。
第二章，结合其小说，围绕三个方面，具体分析西部农民沉重的生存真相。第一节揭示他们物质与精神上的双层生存困境；第二节讲西部底层农民生存的自然困境和由于城市文明进攻所导致的人性扭曲；第三节分析苦难的西部农民顽强的生命意志和雪漠小说超越苦难的意义。
第三章，从无常的真相，利众精神和超越精神这三个方面，分析雪漠的小说中所蕴含的宗教情怀。论述在当今这个浮躁喧嚣的世界里，雪漠的小说中包蕴的宗教智慧和生命感悟，会给人们心灵带来干净和清凉的意义。
引 言
雪漠的小说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一种新营养，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了震撼，给我们的灵魂带来了安详，带来了清凉。雪漠原名陈开红，1963 年生于甘肃武威一个偏远闭塞的小村庄。雪漠的小说创作起步较早，1988 年便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长烟落日处》，之后又陆续发表了《新疆爷》、《莹儿的轮回》、《美丽》、《沙娃》等中短篇小说，是甘肃省内颇有名气的作家。2000 年，雪漠出版了凝聚着自己十二年心血的“生命书写”——《大漠祭》，一炮而红，该书先后荣获“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敦煌文艺奖”一等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荣登“中国小说学会 2000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并且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与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大漠祭》的出版，给雪漠带来了全国性的声誉，标志着经过长期积累与艰难探索的雪漠开始走向中国文坛的核心。之后，《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等作品的陆续问世，读者和评论家对他的关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雪漠历时二十年，为中国农民生存范本“老顺一家”造像，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一起构成了“大漠三部曲”。雪漠曾说：“一个作家，首先要做到‘入世’，深入到生活最底层，同时又要能够‘出世’。仅仅‘入世’，而没有‘出世’心，不会有大出息，必须舍弃许多东西，才可能得到你所追求的东西。当然，若是一味‘出世’，而不能‘入世’，也不会成功。要感悟社会，融入百姓，熟悉生活，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出世’”。[1]所以为了创作出好作品，雪漠历时十几年，跑遍了整个凉州大地，多次前往大漠和草原，采访了很多农民、猎人和牧人，收集了大量的西部原汁原味的创作素材。他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均是当下中国文坛其他作家很少涉猎的。正如“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的“雪漠评语”所评：“西部风景的粗砺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雪漠让自己俯下身子，深入凉州百姓的底层生活，关注在城乡差异、东西差异日剧明显的情况下，西部农民贫穷、沉重的生存状况，创作出了真正意义上不可多得的西部文学作品。可以说雪漠的小说提高了东西部对话的可能性，加大了互相了解的力度，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评论家的一致认可，正如他自己曾说的：“西部对我来说就是土壤，东部是天空。我这棵大树的根深扎在西部的土壤中，而我的树枝随着时代的风在摆动。[2]
雪漠的作品还承继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毫无回避地、真实地描写了西部底层农民的严峻的生存现实。在《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等作品中，西部老百姓的种地、打猎、吃饭、缴公粮、换亲、喧谎儿、吵架等日常生活的琐事是主要内容。雪漠透过对西部农民生存状况的冷静审视，为其喜，为其悲，为其怒，为其忧，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并在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和总结中，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一些称得上开拓性的改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重振，具有显而易见的文学史意义。雪漠曾说：“无疑，这虚假的‘文学’繁荣背后，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哀。在一次会议上，作家们纷纷抱怨时代对自己的挤压，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自己已沦为‘边缘人’，其慷慨激昂，充满了文天祥似的正气。发牢骚时，作家们免费住着高级宾馆，腹内盛着国家供给的山珍海味。而同一时刻，西部还有许多人饿着肚子牛一样地劳作，还有许多哭泣的失学儿童，还有无数贫病交加的农民。最该关注的他们，却很少有人关注。”[3]雪漠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创作，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这使得他的作品渗透着一种胸怀天下、悲天悯人的精神，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直面生活苦难的勇气，是乡土小说在新世纪的重要收获。另外，雪漠是一个真正探索人类灵魂的作家，他在写作时投入了全部生命和真诚。他的小说，往往透过“小人物”的灵魂而窥探整个人类世界，尤其是其独具的浓郁的宗教情怀，对于现今的小说美学范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总之雪漠以其清醒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客观真实地书写着西部世界，他的小说通过对风俗、文化、伦理、命运、人性、宗教的多维言说，和其大气厚重、质朴豪放的美学风格，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为当今浮躁喧嚣的文学吹进一股清凉的风。
可以说雪漠的作品，已经是当今文坛不可忽视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对其创作进行系统的分析，对现时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批评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对雪漠的作品做系统全面的研究很少，文学评论家们大多只是就雪漠创作的某一方面做一些简短的评述，几乎没有深入地、综合地、全面地对他进行研究的著作。所以本论题旨在通过创作心理分析法、文本解读、归纳法等研究方法，对雪漠的小说进行系统与深入的分析。分析雪漠笔下西部世界独特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揭示西部底层民众的生存真相，并上升到人类性的高度，去审视和关照现代化进程中的西部乡土和农民，让读者知道有一群人曾这样活着：艰忍又卑微、强悍又粗鄙、豁达又苍凉地活着！并且对雪漠的宗教题材小说进行研究，探索这类作品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启示，从而使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雪漠作品的独特价值。
1 绝域有大美
——独具特色的西部世界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新世纪的文学，是我国当今文学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课题。提到地域性的文学，当然不能不提西部文学。西部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整体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组成部分，与中部和东部的文学相比，有其独特的文学形态和特定的文化蕴涵。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西部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混合性以及西部宗教的特殊性所带给西部文学的影响，即西部各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以及西部游牧文化和内地农耕文化、现代城市文化的冲撞与融合，而且也表现在不同身份和境遇的文本创作者的审美感受和体验中。“由于特殊的文明形态的决定和影响，西部现代文学的美学风格呈现出了绚丽斑斓的多种色彩，总起来用自然色彩、神性色彩和悲情色彩等几方面来概括”。[4]自然色彩，包含“隐”和“显”两个层面。显性的层面是物化的自然和人化的自然在作家笔下的呈现，隐性的层面是在西部特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生态下的自然人的情感、思维方式、价值立场等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西部有着广阔的地域空间，地广人稀、逐水草而居，在这种情况下，西部纵深地区的人们或多或少会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时间、空间概念和人文情感。例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中的女主人公黄久香、马缨花等西部半农耕区的女性，她们浓烈、直爽、泼辣的个性和对爱的主动追求，就是深受西部游牧文化的影响。另外，西部多处在高原、大漠中，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对严酷、强大的自然不免产生敬畏，由此生成种种敬天礼神的天命观念和宗教信仰。西部酷烈的物象、隐秘遥远的历史、普泛化的自然崇拜、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西部文学充满了神性色彩。在西部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不是靠理性或者科学，而是靠心灵对于现象的直观得来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基本上就处在一种纯然感性的范围内，这种感性的经验就为神性和宗教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张承志笔下神圣、奇异、肃穆的宗教礼俗和人的心灵追求（《心灵史》）；周涛诗文中处处可见的雄鹰和神马；张弛小说中的“水怪”、“马妖”（《汗血马》）等等，都为西部文学披上了神性色彩。在所有与西部有关的文学作品中，西部仿佛一直与屈辱、苦难、贫困、死亡、灾害等联系在一起，西部生存环境的险恶、灾变的频发与人的渺小，人的自由的生命意志与具体生存境遇的对立，生命的无常，人对自身命运的不可把握等因素，都为西部文学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悲情色彩。但是西部文学的“悲”不是为了换取他者的同情与怜悯，而是为了让他者能反思自身的生命生存，获得更加积极的生命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今的西部文学所呈现出的“悲情”特征，其背后所蕴含的是强大的生命活力和有待进一步发掘的更加丰富的审美底蕴。
在这众多的西部文学作品中，雪漠的小说能够脱颖而出，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这是有一定根据的。雪漠的小说，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更真实、更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出西部的风土人情。雪漠是一个孤坐在甘肃武威的家中，卯足了劲要把稿纸写透的作家，他最愿意做的就是把西部生活的世界端到纸面上来，他把神思文采全部倾注在原汁原味生活情景的精雕细刻上。一幅幅不事修饰的原生状的生活画面中，昏暗中辉映着亮光，无望中闪现着希望，苦难与幸福，骚动与平和，艰窘与坦然，无奈与坚韧，让你遍尝孕于其中的各种滋味。当满世界都在神神道道故弄玄虚时，雪漠的小说却透露出一种干净、质朴、超然和清凉，这是雪漠的作品独有的味道。雪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部人，他有着从祖辈承继过来的深厚的西部经验和记忆，有着几十年的切身农村生活体验和生命之悟，有对西部宗教的虔诚信仰和深彻领悟。这种经验、领悟使他超越了古往今来所有西部文学创作者的想象，创作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文学。
1.1 大漠形象
与同时期弥漫着灯红酒绿的“新都市小说”不同，西部小说家的笔下仍然是广阔的戈壁、漫漫的黄沙、贫困的人们，真实地反映出了西部人们的生存和精神状况，西部文学这种坚持“抵进本土”、“发现本土”的内在追求和艺术超越，体现出了对西部这片土地的坚守。西部文学对本土的坚守，以“乡土题材”为基本特征的事实，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有着特殊的可贵的意义。对于雪漠的小说而言，地域文化支撑下的乡土也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尽管可以找到城市的影子以及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与交融，但那些最令人心旌动摇的，依然是极具本土意味的景象和事物。在他的代表作《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中，西部雄浑、苍莽的自然景观和淳厚、朴实的风土人情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装饰或铺垫，而是其小说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周作人、王伯祥到鲁迅对乡土小说最初概念的预定（即从 20 年代初到 1935 年），基本认同于乡土小说世界性母题的理论概括，即把“地方色彩”（“异域情调”）和“风俗画面”作为最基本的手段和风格。”[5]对乡土小说有着伟大建树的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认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无穷地、不断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毁灭了。”[6]在加兰看来，地方色彩就是一种差异，差异就是无穷的魅力，差异就是文学艺术不竭的生命力。或许，这也是鲁迅和茅盾用“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规范中国乡土小说审美特征的深因。在雪漠的乡土小说中西部独特的地方色彩也是他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
好大的沙山群呀。那沙山，高耸入云，磅礴出逼人的气势，却又削瘦似刀，成一把通天彻地的利刃了。瞧，它飞动着，已割透了地，正在割天呢。群山因之蠕动了，你牵我，我扯你，沙山联沙壑，沙壑孕沙窝，沙峭倚沙壁，沙刃割沙海，神奇万分呢。那张着大口吞天的，是沙壑；那打着漩涡儿一晕晕荡的，是沙窝；那跌荡起伏似风中黄绸的，是沙坡；那直上直下如刀削的，是沙壁；还有那沙漩，沙纹，沙浪，沙包……好个神奇的大漠迷宫。[7]
那个白球跳出沙海，窜上浪尖。这是多么惊人的一跳啊。灵官差一点叫出声来。他的胸中鼓荡着激情。大漠的雄奇和博大窜入眼帘。一座座沙岭扭动着，黄龙一样游向天边，喧嚣出搅天的生命力来。而足下这条巨梁则静卧着，望着一条条蜿蜒游向天际的游龙，仿佛在酝酿着感情，积蓄着力量，准备进行惊世赅俗的一蹿……灵官笑了。活了，一切都活了，谁说这里是死亡之海呢？这是力，是火，是静默的呐喊，是凝固的进取，是无声的呼啸。这是大漠一日里最美的时辰。没有寒冷，没有酷暑，没有干渴，没有焦燥，只有美，只有力，只有生命的涌动。对，生命的涌动。[8]
上面两段文字描述的是西部最具代表性的大漠风光，这样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沙漠风景在雪漠的小说中比比皆是。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凉州人，雪漠熟悉并热爱那里的一切，与西部的一草一木都建立了形照神交的亲和关系。在《大漠祭》、《猎原》、《狼祸》、《长烟落日处》等小说中，雪漠以精雕细琢的方式全面描述了西部沙漠中的沙暴、黑风、海子、麻岗、沙河以及沙米、芨芨草和狼、狐狸、黄羊、骆驼、沙娃娃等诸般沙漠景象的特色和沙漠生灵的习性。这些西域典型的沙漠景象和生物，在雪漠小说中淋漓尽致的展现，让我们看到了苏联作家普里什文对俄罗斯自然和大地熟悉迷恋那种的程度。只要看看小说中对沙漠的各种传神写照，我们就会明白，沙漠已经成为雪漠小说艺术形象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获得了自身独特的生命。它的生命的涌动，时而暴虐时而沉静的性格，以及与沙湾人既对立又和谐的依存，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沙漠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完全人性化的。可以说，雪漠写绝了沙漠，给沙漠打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记，完全可以称其为“雪漠的沙漠”。在雪漠的小说中，西部已经不仅仅是荒凉、遥远、辽阔的代名词，这里展现给人们的，还有西部大漠这一形象所孕育出的激情、浪漫和凝重。因为有了雪漠的这些作品，人们才真正进入了西部的内核，进入了一处生命的腹地，进入了一个曾经未知却又分明让人们能够感受到的世界。
这儿有残酷，有沉默，有死亡，有塌陷的沙洼和干涸的河床。同时，这儿有博大，有雄浑，有热血沸腾的壮美。置身这壮美之中，你会为自己过去的屑小羞愧，会觉得人间所有的纷争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闹剧。[9]
倒也是。外面的世界啥也不缺，就缺清静。相较于外面的争呀，斗呀，嚷呀，闹呀，费呀，税呀……这儿真成世外桃源了。春天里，黄的是沙，绿的是草，白的是羊群。到秋天，色彩单调了，黄毛柴呀，梭梭呀，驼驼刺呀，沙米呀，都成沙的颜色了。连那狼，也灰楚楚了，丢到沙上，不仔细分辨，还当成沙漩儿了。白天是太阳，夜里是星星。常拜访的客人，便是风了。这客人，亲热得紧，一来，就呕呕呕弄出满天的叫，扬起满天的沙子染你，恨不得把你也变成沙子。初来时，不甚习惯。久了，没它，反倒寂寞。在这儿，只要心不贪，不清静也由不了你。[10]
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定地域人们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准则，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对其地域人种的宗教信仰、文化心理、性格特征、居民建筑、风俗习惯等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亦如韩子勇在论西部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时所言：“没有哪一块地方像这里一样，自然的参与、自然的色彩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和制约如此直截了当地突现在历史生活的表象和深层。”[11]大漠的博大、壮美，辽阔，使得长期被其浸染的西部人心胸宽大，淡泊名利，不好争斗，而干旱少雨、多风沙的严酷的自然环境又使得西部人变得坚韧、奋发、刚烈。在雪漠的小说中，“大漠”不仅是人物生活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雪漠对西部人们命运的关怀和思考而形成的哲学意蕴的载体，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西部人们在残酷的环境中绝处求生的生活境遇，象征着西部人宽大包容、刚强坚韧的性格，象征着西部人顽强的生命活力。雪漠对于西部本土大漠这个景象万千、赋予地方色彩的形象的描写，让人们看到了来自西部纵深地区的阳光，这样的阳光有些神秘，它呈现给人们的，是一道完全不同的风景，并以其强劲而震撼的力量灼痛了人们有些迷茫的眼睛，震撼了人们迷失的心灵，让人们去感叹：荒漠有大美，有人类更高贵的精神！使更多的人在世俗化的浮躁中找到了一处灵魂的居所。
1.2 风俗与方言
韩少功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2]意思是说，作家的创作只有在本民族的土壤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民俗作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它能够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民族人们的心理特征和精神走向，并进一步把民族精神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既是新鲜活泼的民俗生活事象，又有古老深沉的文化内蕴”[13]正是因为民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产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并且地域色彩鲜明，所以我们看到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对于民俗的描写和对民俗文化的批评，始终是他们主要着力表现的一方面。
翻开雪漠的小说，便有一股浓郁的西部民俗气息扑面而来：猎狐子、挼鹰、结婚、发丧、祭神，一道道独特、新奇的习俗画面、物态风情，使我们大开眼界。雪漠小说中的沙湾村，地处甘肃武威，这里人的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春种秋收，各种面食尤其是山药米拌面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凉州人。农闲时人们也会训鹰捕兔猎狐以补贴家用，雪漠在小说中是这样描写将野鹰驯化的“挼鹰”习俗的：“挼鹰是个惨烈的过程。其程序是，先强行往鹰嗉里塞一个羊毛‘轴’。吐出时，轴上已粘满了能维持它‘鹰’性的叫‘痰’的脂肪。一次次喂‘轴’，一次次扯‘痰’，直到鹰再也没有强悍的物质基础。同时，专人‘熬’鹰，嘿声不断，没日没夜，连续惊吓，使它无片刻安宁，直到饥饿疲惫至极的鹰不得不啄食泡尽了血水激不起野性的肉，不得不在早晚半醒半睡时受人的戏弄抚摸，终而乖乖蹲在那只戴了皮手套的拳上，成为一种工具。”[14]西部狩猎民俗的学问很多，即便是一些看似迷信的禁忌，有时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雪漠在作品中用了不少笔墨去描写孟八爷丰富的狩猎经验。其中很典型的便是他教灵官辨认狐子的“踪”的知识：“‘踪’就是狐子在觅食后留下的足印。为了生存，狐不能不觅食。一觅食，猎人便跟‘踪’追击。‘踪’分三类：夜踪，五更踪，亮踪。夜踪是狐子在半夜之前留的足印。五更踪是五更后留的。亮踪是天亮留的。‘夜踪’几乎无用，‘狐颠颠，人三天。’狐狸夜里留的踪，没两三天撵，连个狐毛也见不着。有经验的猎人不追‘夜踪’。‘五更踪’可追，但累，从凌晨追到日落，或能见得狐影。‘亮踪’最佳。狐的习性是昼伏夜出。按孟八爷的话，一见太阳，狐狸的头就疼，必须找个地方歇息。一见亮‘踪’，不用半日，便能见到在柴棵下歇息的狐子。”[15]
各种西部特色的婚嫁、发丧的习俗也是雪漠小说的一大亮点。“结婚那夜，更是热闹。花球爹宰了猪，宰了羊，割了五十斤牛肉。照例，村里每户去一人吃席。男人们都喝得红头黛脸，按风俗给花球爹墁了个大花脸，在脖子里套了个毛驴拉车时才套的硬布圈，还给他挎了个芨芨编的背兜，由男人们牵了绕场一周。以此宣告：他是个打儿媳妇坏主意的老不正经的‘烧白头’。”[16]“盖上黄纸的吉守被抬到堂屋的门板上，头朝外，脚朝里，门上吊了个布帘子，怕日光照到吉守脸上，因为死人一接阳光，就会出阳骇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傻爷吩咐狗娃去黑皮子老道那里择个发送的日子，又叫吉守女人找来个犁头，拴个大白公鸡，放在死人脚旁，以防死鬼出阳诈尸。白公鸡长了个雷公嘴，煞气大，鬼怕神惊，有它守候，死人是断不敢诈尸的。”[17]
民间信仰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雪漠在小说中详细地描述了西部人的鬼神信仰。凉州人的生活离不开鬼神，巫术，祭祀这些神秘的东西，祭神的活动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些重要细节。“女人们身子脏，尤其在身上来红的时节，会‘冲’了保佑井平安的善神比如土地爷等。为了求神灵保佑小民扎紧喉咙挤出的票老爷打的井平安，村里宰了三头猪，三只羊，三只大白公鸡，请三位师傅祭了神。”[18]“老顺家里是普通祭神，只祭十五尊神，有几次两神合祭，加上三代宗亲，得十二道祭文。以上仪式便重复十二次。因每位神所司不同，祭主所求不同，祭文也不同。”[19]
这样的内容，作家仅凭想象和技巧是写不出的，雪漠若不是对那里的水土味道、传统规矩静默观察，若不是对那里的人事景物、民情民俗烂熟于心，不可能写得出这样的小说。“民俗书写是对生活的亲临游历，而非抽象分析，因为，民俗必定是‘民’之俗，‘俗’一定是有民参与的模式化生活相，没有人的亲历，无以为俗。”[20]因而，民俗书写可以最真实地展示当地生活的原貌，民俗是最普遍化的生活模式，民俗书写是生活本身最直观的呈现，写民俗就是写生活。雪漠真实地记录了西部民俗文化的原始面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西部民俗世界，实现了自己所说的忠实地记述日常生活的写作目的。另外，我们不但可以通过民俗得知生活的直观形态，还可以透过民俗把握生活的本质，因为“习以为常的风俗，由于它们自身是人们长期共同意识和行为的浓缩积淀，已包孕了典型化的特定的内在指定，成为标识、鉴定人生社会本质特征的‘天然金块’”[21]雪漠所构建的西部民俗世界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在作者真实的记述中，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西部民俗背后更深刻的生活本质和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大漠祭》里，花球娶媳妇时的习俗场面，热闹欢乐，新奇诙谐，是生活在沉重的苦难中凉州人，苦中作乐，坚忍乐观的表现。《入窍》中吉守的发丧辟邪的传统规矩，透露出鬼神的思想已经渗透到凉州百姓的骨子里。再看《大漠祭》村里打井时的祭神求护、老顺家平常又很经常的祭祀，传达出生活在那里的底层农民无法承受这超重的生活苦难，在命运的漩涡中无奈地挣扎与呼救，只好乞求在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下，得到心灵上的解脱和抚慰的深层心理。这里虽然不乏感性的描述，但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雪漠在描写自己熟悉的父老乡亲的生活的过程中，是渗透了苦苦的心灵挣扎乃至裂变的。作为一个出身于农家的知识分子，雪漠完成了一次“离去—归来—再离去”思想历程，这也是他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痛苦反省。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特定的语言不仅决定着文学作品的最终样式，更体现着文学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因而西部小说的语言也是西部独特文化的集中体现。雪漠小说的语言深沉、凝重、本色、鲜活，正如雪漠自己所说的：“我的语言是自然流出来的，我没有刻意追求语言风格。我的创作，仅仅是灵魂的流淌。语言已深入到我的血液。”[22]雪漠小说中短促有力、富于动感的句式，质朴而含意深厚的西部方言以及西部人们简练而直率的言说方式，已经成为语言与地域特色文化的完美结合，它们在一种精神互动中完成了对西部灵魂的真实塑造，并进一步完成了对西部独特文化的集中呈现。
《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中的“捋”、“拾掇”、“撵”、“沟子”、“化学脑袋”、“俏巴”、“喧”、“疯”等词语，都无不显示出西北方言短促、平实、缺乏装饰性的特征，也反映出西部人直率、豪爽的性格。而“小叔子搞嫂子，世上好少的呀”，“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月婆娘放了个米汤屁”，“腿长沾露水，嘴长惹是非”等俚语、俗语的反复出现，既增加了小说内容的地方性与民间性，更让读者从这些词语的背后，看到了村里人们多年来真实的生存状况。同时，这些地域方言的使用，也使作品在对乡村生活原生情态和人物行止的展现中，增加了说笑和调侃的成分，从另一层面折射出这些农民在严酷生活中所具有的积极乐观的情绪。虽然在小说中雪漠频频使用“骂语”、“粗口”，但这些缺乏必要的文雅性的词语，却真实地存在于西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人物操着粗鄙的语言，带着西部特有的腔调，诸多比喻的说法既有西部地域的质朴，又有一种为了传达诗意而渲染的夸张，这是小说的风格，也是雪漠标志性的语言特色。
1.3 西部文化心理
远离灯红酒绿的西部虽然暂时背负了经济发展中难以言说的沉重，但千百年来发展缓慢的农业文明却滋生了这片土地深厚的精神内涵。从作者的笔名“雪漠”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西部文化的特征，“雪”是“白雪”的“雪”，“漠”是“沙漠”的“漠”，这个笔名代表了中国西部文化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有雪一样的诗意；第二，它像大漠一样的厚重、博大、包容。“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依柱观”[23]雪漠的家乡凉州从古至今少有战事，安定的局面促就了文化的荟萃。凉州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再加上凉州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敦煌文化得天独厚的优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丰富稳定、兼容并蓄的文化圈。雪漠认为，西部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它有着极强的包容性，任何文化到这里都能被吸收消化，但同时西部文化又有着极强的封闭性，西部当中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块地域都有鲜明的特色，都有着它不可替代的厚重和独特，这种厚重和独特造就了西部文化的博大。
文化与人有着同构的特殊关系，“虽然文化是由人也是为人创造出来的，人首先是文化的生产者，但由于一种反作用的结果，文化也生产了人；人决定了文化，而反过来也体验到文化对于人的塑造”。[24]西部博大、宽容的文化特色，造就了西部人宽厚仁慈、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的心理品格。雪漠在小说中对西部人的这种文化心理性格有着充分的渗透，例如《新疆爷》中对新疆爷一段日常生活情景的描写：
家不大，土炕，土炉，牛肋巴木窗，椽子给烟熏黑了，墙也熏黑了，窗上的纸泛黄了，屋里黑。黑了好。他不喜欢太亮。黑了像家。门一关，啥都到屋外了。只有他在家里。
新疆爷捅捅炉子，淘个山药，在案板上切山药棒。山药好，一滚，就烂了，舌头一压，就能往嗓门里送。牙齿早溜光了，别的菜，费劲。
这案板五寸方圆。几十年了，就用它，习惯了。果木真是好东西，咋切，也不下木渣。陈木匠要他添个案板。添啥，一个人，够了，几十年了，别人家的案板换了一块又一块，他只是自己的这块。果木真是好东西，用了几十年，只是稍薄了一些。薄了好，分量轻了，虽是巴掌大小的一块，可重。老了，轻些好。
菜籽油没了呢，不用油也好，有面和山药呢。也好。除了六○年那几年，山药呀啥的倒没断顿。六○年断顿了，有苣苣菜呢。也好，反正他活下来了。多少人饿死了，他活下来了。真好。没大病没大灾地活下来了。真好。活人了世嘛！ [25]
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新疆爷这位典型的凉州百姓安分守己、知足常乐，自我劝慰的性格心理。一句“活人了世！”的长叹，让我们不禁感慨和敬佩西部百姓平凡而又睿智的生存哲理。再如《大漠祭》中孟八爷的一席话：“可惜啥哩？我一辈子没进过学门，不也逍逍遥遥活了一辈子。我不信当官的有钱的比我自在，比我舒坦。不说自在，光说舒坦吧——我说的是心里，也就是你们说的幸福吧……他们能比上我？我打个狐子，吃个兔子，就感到幸那……个……福。他们……嘿！吃上山珍海味，还愁眉苦脸呢。”“啥有个够的？有了吃，想穿；有了穿，想富；有了钱，想嫖……哪有个尽头？‘霸争’了天‘霸争’地，临完了，谁都‘霸争’个四块棺板。啥东西，一贪，心就乱了，就烦了，就活得不自在，不舒坦了。……”[26]那四块板是棺材，孟八爷这位民间哲人的意思是世界上有永远挣不完的钱，人有永远也满足不了的贪欲，而生命只有一次，为什么不知足常乐，好好享受生活呢？和平的文化历史使得凉州人不好争斗，安于现状，容易满足，即使生活得再贫困再艰辛，他们也会自己安慰自己，自己劝解自己，天大的灾难与不幸也会在他们的自我劝慰中消解掉，他们会继续安分地从容地生活下去。
民歌是诞生于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古老艺术，是人们为了生存与繁衍而进行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民歌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能够反映当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并且将当地特殊的地域文化和心理品格融入其中，传达出当地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具有多重文化价值和功能。中国西部历来干旱少雨、交通不便、生产条件落后，但正是这些不利因素给民歌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面对乏味繁重的生活，西部人民以丰富多样的民歌作为精神的调味品。“花儿”就是为多数西部百姓所熟悉的民歌，它不仅被众多的民间艺人整理、传唱，在当地人们的心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花儿”的主体是情歌，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爱的力量，而爱的力量在西部农民这里就是支撑他们生活的力量，“花儿”在其夹杂着些许悲凉壮美的意境里，流淌着个体生命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凸显着西部人生命的活力。雪漠在《大漠祭》、《白虎关》、《莹儿的轮回》等小说中就有着大量关于“花儿”的描写。“花儿”不仅增加了雪漠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更能鲜明地体现西部人面对困境时成熟的文化心理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在雪漠的小说中，莹儿是有名的“花儿”仙子，和她“漫少年”赛歌，没有不输的。“花儿”这西部独有的民歌，它是天籁，它源自心中，朴素自然，不事修饰，浑然天成，所谓“花儿本是心上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就这么个唱法。”一曲曲“花儿”犹如一团团热火，诉说着含蓄，压抑又极端热烈的情感，闪烁着西部民间智慧和人们生活的疾苦。“铁匠打着个铁灯来，碗儿匠钉了个秤来。小阿哥拿出个真心来，尕妹妹豁出条命来。梯子搭给（者）天边哩，摘上的星宿要好哩。你死（者）陪你死去哩，不死（者）陪你老哩。杀我的刀子接血的盆，尕妹我心不悔哩。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者）你睡哩……”[27]唱这类“花儿”时，莹儿便成了世上最坚强的人，那份执著，那份为了爱情宁死不屈的坚韧，仿佛不是从莹儿柔弱的身子里发出来的，而是来自天国。这是什么精神呢？仿佛，已经不是爱情了，已成为信仰，成为宗教，成为人生唯一的慰藉。雪漠在《白虎关》中写到：“唱‘花儿’，必须对人生有特殊的感悟。否则，口一张发出的，是干巴巴的乐音，而不是曳血带泪的‘花儿’。‘花儿’里有笑，是含泪的笑。‘花儿’里有泪，是带笑的泪。这里，只有心灵的体悟，而无需语言的诠释。带上了理性色彩，就不是‘花儿’。”[28]这就是“花儿”，是西部独有的歌，是西部人灵魂的诗。在雪漠的作品中，当这些“花儿”带着西部最原始的气息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它们已经不再单单是一首首无关紧要的歌曲，而完全变成了一种坚韧、顽强的生命力，是西部人含蓄又热烈勇敢的情感追求和积极乐观、刚强不屈的文化心理的呈现。尽管西部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苦难、艰险甚至绝境，但正是这一首首充满生命意志的歌曲，让人们在伤感、凄凉之后感觉到了那种希望的灼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花儿”已经超越了单纯艺术的范畴，它们渗透在西部茫茫的大漠中，渗透在西部人坚强不屈的意志中，并成为他们情感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2沉重的苦难
——底层农民的生存图景
自“五四”以来，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之一，然而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相较而言，在异常复杂、迅速、多变的农村生活面前，当今的乡土小说还是感到了匮乏和窘迫。一方面，在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最后一代传统农民面临解体，新的产业农民正在艰难蜕变中破土萌芽，曾经熟悉的现实中出现了陌生感，小说家还来不及消化。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当今市场经济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处于迅速膨胀的发展中，都市文学也因此兴起和繁荣起来。与之相比，乡土小说更像“一穗过分成熟的老玉米”。如何超越以往的乡土小说，一度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桎梏。而这时候，雪漠作品的出现无疑打破了乡土小说滞重的现状。长久以来，二元对立的写作模式已经成为乡土文学的惯性思维，社会批判被建构在乡村与城市、愚昧与文明、贫穷与富裕等具体的价值二元对立上面。而雪漠在其小说中却破除了城乡间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和非正常错位，他没有轻率地以传统的农业文明来批判现代的工业文明，也没有简单地以现在的城市文明代替乡村文明，而是以其清醒的自我意识，深刻地把握住了市场经济中农民内在的心灵变化，揭示那种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实际生活能力被无形弱化的现实真相，挖掘和表现潜藏在现实背后的时代精神，饱蕴感性、灵魂和血肉。雪漠的笔下是人们所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但这种现实生活又不同于“新写实主义”小说所迷恋的琐碎的“庸常”，而是一种密密匝匝、元气淋漓的现实生活场景。雪漠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29]。比起那些微言大义和着意表现自己写作技巧的小说，雪漠的小说质朴而明朗，甚至没有多少写作手段，然而它却真实，并用真实这一武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冷静平和的描绘中让人们热血沸腾，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让读者震撼不已，很少有作家能像雪漠这样把日常生活写得如此惊心动魄。雪漠的《大漠祭》、《白虎关》、《猎原》等小说是乡土题材中最为厚重的作品，展示了当代农民精神自由的缺失、生活渴望的压抑、灵魂深处的焦虑以及面对生存困境时的无奈。这几年出现的乡土小说在数量上也是可观的，但多停留在表层的书写，很少有像雪漠这样将自己的精神血脉牢牢植根在农村与农民之中的作家的作品。
2.1 生存的艰辛
新世纪的文学，许多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主题。可以说，没有任何时期对苦难主题的表现，像当下中国的文学包蕴如此丰富、复杂而矛盾的内涵，透射出如此暧昧、诡秘而生动的时代特性。文学几乎与生俱来就与苦难这个主题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苦难，何以有文学？“苦难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从来都占据优先的等级，它包含着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实力量。苦难是一种总体性的情感，是终极的价值关怀，说到底，它就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现代性的思想阐释把苦难作为人类生活的本质，作为对无限渴望未来的前进的人类生活的反思与精神补偿，现代性思想使人类有能力反观历史，从而勾画人类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的精神视域，而人类经历的那些苦难，正是人类坚强不屈的证明，是人类生活不断前进的证明。没有任何一种反思性的情感能像苦难一样构成人类历史的内在性力量，因而苦难构成人类历史的本质也就是不可动摇的历史自我意识。”[30]所以，苦难一直是文学艺术表现的生活的本质。看一看那些经典名著，无不是因为描述了人类生活的苦难而震撼人心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巴尔扎克……这个名单可以把所有文学大师的名字排列下去。在中国，同样可以把现代以来的所有文学大师的名单开列出来。在《大漠祭》、《白虎关》、《猎原》、《狼祸》、《长烟落日处》、《莹儿的轮回》等小说中，雪漠承接了我国上世纪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许多传统，表达了西部底层农民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愚昧的主题，真实地展露了西部底层农民生活中的苦难。落后、荒蛮、贫瘠、愚昧……是西部从来不变的标签，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城市更是把与之落差日大的西部视为遥远的“他者”，而生活在西部底层的农民，更是被视为边缘人。当发达地区的人们充分享受着无限的物质和欲望的满足时，西部的农民却被极度的物质贫困和精神的压抑挤压到了生存边缘，对他们来说“活着”成了最艰辛的问题。
2.1.1 物质的匮乏
雪漠作品中的凉州地处大漠边缘，常年干旱缺雨，交通闭塞，生产方式单一，而作为恋土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目光只能牢牢地盯着土地，其他的谋生能力有限。农民向土地要吃要喝，而干旱的土地又无法满足农民的生存需求，这就导致了尖锐的矛盾。“这黑松沟的穷，也是有名的：‘黑松沟，黑松沟，十种九不收，尸骨当柴禾，老鸹嗑石头。’这后两句，是说没烧的，也没吃的。后来，烧的问题解决了，因为，随便在山上掏个洞，就能弄出煤来，虽是烟煤，臭气熏天，但那火焰儿，还能把饭熏熟。只是，常用这煤，女人们都得了气管炎，一出气，嗓里就吱吱吱地拉二胡。”[31]土地的贫瘠、自然环境的恶劣让西部底层的农民陷入了贫穷、落后甚至挨饿的困境。一切看老天爷的脸色，毫无出路，这样的生存境况，让我们怵目惊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今天，竟然还有这么一大群人在为了吃饱饭而发愁，不得不使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孟八爷明白，那‘缓’，就是‘死’的意思。这儿，人死了，不说死，叫‘缓’，是歇息的意思。只要你活着，就得牛一样苦。只有死时，才能‘缓’，索性，就把死叫‘缓’了。从这个字眼上，就能看出农民劳作的辛苦。只要活着，你别想‘缓’，按老顺的话说：‘老牛不死，稀屎不断。’‘没个卸磨的时候。’祖宗不是说‘勤俭持家’吗？他们‘勤’了，除了‘缓’外，总在劳作；也‘俭’，连那长了黑毛的馍，也舍不得扔掉，为啥仍是穷呢？那勤俭，咋连个生存都维持不了？”[32]生活在西部底层的农民，只要活着就得没日没夜地劳作，可就是这样他们仍然穷，仍然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只有死了才能“缓”，才能摆脱这无穷的苦难，再加上各种费税的征收、高额的医疗费用等等，这使他们本来就窘困的生活变得更加沉重、艰辛与无奈。
物质的贫穷使得西部的乡村生活，到处显示出让人无法承受的悲哀与辛酸，导致了众多悲剧的发生：老顺因没钱给儿子憨头娶媳妇，只能拿女儿兰兰去换亲；憨头为了节省十多元 B 超费，病眼睁睁被耽搁，乃至年纪轻轻就死去；王秃子养了个病婆娘，娃儿也没钱上学，被人看不起，冤枉他偷了村长大头家的黄豆，苦了一辈子，也苦不出穷坑，没个盼头又觉得谁都欺负他，活腻了，杀了大头的两个娃，砍伤大头的媳妇后自杀了（《大漠祭》）；两个弱女子莹儿和兰兰，为了挣钱拯救自己的命运，深入大漠去寻找盐池，豺狗子的凶残贪婪、大漠的炙烤、难耐的饥渴使她们差点丧命（《豺狗子》）；毛旦婆姨因为交不上税费，上头要收地，没办法，就死了……跳井……那可真是穷透了，连个棺材都置不起，烧了（《黄昏》）。只因为没钱，他们就得牺牲自己美好的生命，只因为贫穷，他们就只能煎熬在这种凄苦、黑暗的日子里，这一幕幕的悲剧让我们为之心酸、为之激愤。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就像灵官妈所说的，“活五六十了，我就没觉出哪一天安稳过。娃娃们小的时候，吃上顿，愁下顿，愁了吃的，又愁穿的。等娃娃们大了，愁媳妇，还要愁孙子——兰兰的事也懊恼，一想，心里就灰溜溜的。——忽而你头疼了，忽尔我脑热了。你说，能叫人安稳？”[33]长年累月，愁完这个，愁那个，生活的层层苦难重重地压在他们身上，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只能焦灼于这种无望的、悲苦的生活中。
除了自身的贫穷窘迫外，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还要经受着所谓的“城里人”对他们物质上的剥夺和精神上的歧视。在《大漠祭》中，当灵官陪憨头到凉州城看病想变卖几只野兔付医药费时，却被城管人员以“无照经营，扰乱市场”的罪名蛮横逼抢；老顺交公粮时，遭遇的是工作人员的粗暴态度，上好的粮食被粮站干部故意压为三等；憨头得了肝癌无奈地住进了医院，医生却迟迟不给动手术，给主刀大夫送了红包，才安排了时间，可手术时又因为没给麻醉师好处，使憨头受尽了疼痛。在《美丽》中，月儿和灵官遭遇也是相同的，月儿先是打定主意要跳出农门，可进了城市，才发现，她进入的，是别人的城市。她永远是个漂泊者，无着无落，一若浮萍。灵官在城市也有着局外人的尴尬和痛苦。“一夜，没找到工作的他游荡在街头，那饿冷的感觉撕咬着他。四面的建筑物很高大，亮着的窗户，眼睛般望他，但他找不到能躲避寒冷的角落。他只是沿着那泛着惨白颜色的大街，走过去，再走过来，数着脚步，也数着时间。他不知道，一夜，竟会是那样漫长。那种局外人的感觉，一直没能消失。”[34]这就是西部农民的境遇，社会地位的低下，使他们备受歧视，在承受沉重的生活负担的同时，还要在人格上受尽屈辱，心理上受尽折磨。这就是雪漠小说中的生活，这里有生之艰辛、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这样的生活是琐细、单调、悲怆的，可它们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事实，是无法忽视和回避的，也许这样的生活卑微得不值一提，但却是西部农民生活的全部，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艰难地活着，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让生活产生意义的。
自古以来，生与死都是文学表现的永恒主题。雪漠曾说“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唢呐声、嚎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35]是的，西部农村就是一个与死亡、与生命绝境紧紧相连的地方，唯有在大漠边缘的贫穷的西部农民，才会经历那种血淋淋的死，撼人心魄的死。《长烟落日处》中的和平为了争取婚姻自由被父亲陈卓活活打死；《狼祸》中豁子为了几分钱一桶的水，下井被砸死；《美丽》中的月儿想冲出牢笼，进城打工被一个北京老板所骗，得梅毒而死；《丈夫》中的改改妈因为“丈夫的不争气”，喝农药而死；这是一片死亡之海，到处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死亡。这些年轻的生命还来不及体会生命的滋味就像一缕轻烟一样，随风而逝。人生苦短，生命易逝的悲剧意识已从字里行间显现出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命太廉价也太脆弱了，雪漠书写的就是这个苦寒死亡之海的死亡叹息。
对西部的农民来说，那日子不是过，而是熬，像熬中药一样，在苦水里滚，在药水里泡，被生活的炉水煎着，早不见本来面目了。当生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运行的时候，生活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乐趣。土地、院落、锅台、茅房构成一个巨大的的磨道，他们则成了磨道里的驴，人生就是围绕着这磨道一圈圈转。本以为走出老远了，一睁眼，却发现仍在既定的轨道里转圈，“土里生，土里长，到老还叫土吃上”，终而完成一个生命的圆环。在《猎原》中，黑羔子家从他爷爷开始就在猪肚井放羊，那条牧羊鞭现在又从他爹传给了他，那羊，成黑色的咒子了，梦魇一样，缠了黑羔子家几辈子人。“一个问题，常在孟八爷心头晃：出路在哪里？从黑羔子身上，他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那时，他也爱想些怪怪的问题。他知道，刨土吃，仅仅是养命而已。祖宗在刨土，子孙仍在刨，刨了千年，也没刨出个啥起色。他就想另走条道儿。趁着年轻，他跑遍了中国西部，成了有名猎人。作为猎人，他成功了，打枪、挖陷阱、放药、下扣子……样样精通。他惦记的野兽，等于叫阎王勾了命。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哪儿有狼灾狐祸，都来请他。他吃香的，喝辣的，风里来，雨里去，任风卷着大胡子，倒也潇洒了几十年。看来，他没白活。可家乡，仍那么贫穷落后。他的存在价值，仅仅是在乡亲们穷极了时，打几只狐子救救急。他的努力，仅仅是换了个职业，并没闯出一条路来。”[36]在沙湾没有出路，那就走出去吧。双福走出去了，灵官走出去了，许多人走出去了。那又怎样？走出千百个，这儿仍是老样子，变化的，仅仅是多了些漂泊在异乡的孤魂而已。那黑暗般的死寂沉重地压下来，让他们不得喘息。命运之网紧紧地裹挟着这些无助的人们，在这没有尽头的磨道里，盲目地转圈，这是一种非常态的、异化的生存方式。雪漠以其特殊的敏感，在人们卑琐而又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了这生命的寂寞轮回，在这轮回中时间是静止的，空间是封闭的，人们的生活是世世代代的重复，在这亘古不变的轮回中生命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它带给生命的是如影随形般的毫无声息的死寂，这决不是人类应有的生存状态。也许这挣脱不掉的命运之链，这不变的轮回，是生命最大的悲哀吧！
2.1.2 精神的迷失
与物质贫穷相对应，雪漠小说中的西部农民的苦难还表现在精神世界的贫乏和迷失。“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没有温饱之忧的人才会讲究文化修养和精神品性，匮乏的物质生活直接导致了文化教育的缺失。雪漠小说中的沙湾村孤独而封闭地存在于大漠的边缘，固步自封的生活使当地老百姓认为，浑身的武艺遮不了寒，满腹的文章充不了饥，上了不上学，都得活，等娶了媳妇，养了儿，引个孙，一辈子也就活了。“前程是啥？就是养儿引孙”这就是他们俗成的固有的观念。雪漠将他忧患的笔触深入到这原始的惰性、凝重的习惯势力、固化的秩序之中，真实地揭露了西北农民精神上的盲目、保守与狭隘。可以说，雪漠的作品是真正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灵魂，没有人比他对中国农民心灵的把握更细腻。
在小说《大漠祭》中，神婆几乎是村里所有同辈人的“亲家”，谁家孩子都免不了害病，害了病都免不了叫神婆看“保”，这一“保”，就保成了亲家。村里人面对家中的大病小灾，动辄求神问卜，“祭神”、“燎病”、“打醋弹”在村中是常有的事。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得知儿子憨头患了肝癌之后，灵官妈悲痛欲绝，却又想不出自己的孩子年纪轻轻为啥会遭遇这样的不幸，“又后悔不该叫憨头娶莹儿，属相不太合。可憨头总不能打光棍呀？再说，神婆不是禳解过了吗？不是在洞房地下埋了七苗绣花针吗？不是在新车子进门时车头朝东了吗？不是先进水后进火了吗？不是在新人进庄门时剁过个白公鸡吗？可为啥……为啥……她想起莹儿进门那天，身上正来红。也许那不是个好兆，会冲人的。新媳妇身上本来就有红煞，再加上那东西，不就更厉害吗？”[37]在百思不得其解时，灵官妈决定请齐神婆禳解一次，理由是：为啥肝包虫变成了肝癌？说不准一禳解，肝癌又会变成能治好的病。这是灵官妈溺入苦海之后唯一的一个稻草，这个可怜的农村母亲也只有依靠这样的方法来挽救生命垂危的儿子。再如，白福因为兰兰生不出儿子，便去找求神婆，神婆说：“不是她的法子不灵，是引弟克她的法，她降不住。还说她小小儿就会唱，会跳，会妖妖道道，定是狐子转世的……我估摸，她真是那个白狐子转生的，来报仇的。不然为啥一有了她，就养一个死一个？”而白福为了能生儿子，竟然也相信，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领进沙漠活活冻死。不仅这样，连灵官妈也悄悄叫过老顺说：“我可真作过梦，就在他打死白狐子的那天夜里。我梦见那个白狐子在庄门上呜呜地哭。哭一阵，就一溜风扑进兰兰怀里，不见了……后来，就生了引弟。”老顺心里也嘀咕起来，脑中的引弟就真带了那尖嘴的狐相了。心想：“这丫头莫非真是狐狸精不成？”[38]愚昧迷信的观念竟也让他们真的怀疑自己心疼的外孙女是白狐子转世。养儿防老的旧思想让白福亲手害死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样无知保守的观念杀人的事件在西部农村屡见不鲜，这是蒙昧的传统思想的延续，是无力承担生活重压的现实反映，是心灵无着的恐慌。在苦难的漩涡中，这些卑微无助的人们迷失了自己，只能按照固有的守旧的习惯来解决现有的问题，只能依靠盲目的民间信仰作为心灵唯一的慰藉。
凉州无呼啸大水，多沉寂土地，少激荡之活性，乏征服之欲望。所以凉州人性格少勇气而多沉稳，以忍耐安分为主。因循守旧，人夸老实；创新求异，人骂“二球”。凉州人都这样，都是门背后的英雄，都不敢出头。就像沙漠中最常见的一种动物——沙娃娃一样，沙娃娃，腿短，软，撑不起身子，可溜得快，除了溜，沙娃娃最大的本事，就是自残身体，被人逼急了，宁可甩断尾巴，也不敢咬人一口，好在过不了多久，伤口便可自愈，断尾还能重生，倒也活得逍遥。在《长烟落日处》中，八爷对灵官说“娃子，天不杀无路之人，地不杀无根之草。穷是我们活该穷，穷着穷着老天爷总得给碗饭吃。你想平地里起个鼓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人的命是天定的，不要硬三霸四地挣。一个人命里的禄粮就像一个布口袋，该装多少就装多少，硬挣着装就会胀破口袋。像双生，不就胀破口袋了吗？人活一世，求个安康就行，不要三天两头吃药、三天两头门口插切刀就行了。”这种保守的、狭隘的思想在凉州百姓中是非常典型的。在《大漠祭》中，先前双福是富人时，他们见到双福时，面里虽邹笑，背后恨不得捅上几刀。现在，双福败运了。他的财像筛子端水，百眼儿往外漏了，和他们平等了，村里人却又念起他的好了，真怪！“怪就怪”，打井师傅说：“说穷吧，外地人挣凉州的钱和扫树叶一样容易。不说高技术啥的，就说粗活：好木匠，外地人；好裁缝，外地人；好理发的，也是外地人……就连卖老鼠药的，也是外地人。凉州人死了？说有钱吧，可都叫穷；说没钱吧，叫外地人扫树叶一样往怀里扫。怪事。”[39]凉州人眼里，土地永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眼中，不爱土地的人，无论他挣到多少钱，也是“为富不仁”的。这就是习惯势力和原始惰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老顺们从没想过要打破传统规矩，离开这一亩三分地，他们就守着原有的、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一辈子固步自封地生活。老顺们就像中国乡土文学史上的老通宝、梁三老汉等老一辈的形象，他们从没有质疑过这种固有的残酷的生存方式，处于精神和生命的习惯性混沌状态。
凉州人精神上的狭隘保守还体现在对女人的漠视上，从换亲这一陋习，我们就可以看出，女儿对父母来说可以只是为兄弟换妻的工具，毫无自身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可言。他们还生活在传统男权社会中，认为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挣扎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根本没有人格和生命的保障。在凉州，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打女人，“女人脸瘦，可挨个巴掌还显得很瓷实。王秃子老揍她。胳膊抡得圆圆的，啪！过瘾得很。别看王秃子话不多，别看谁都可以上他的头儿，可收拾女人还是绰绰有余的。老子别个本事没有，打个女人还不成？”[40]老顺的女儿兰兰由于换亲导致了的婚姻的不幸，并且使她生活在充满暴力、冷酷、甚至变态的家庭关系中。当媳妇，生孩子，和婆婆平打平骂，叫男人捶驴一样地揍，那兰兰，早已不是兰兰了，由清凌凌的少女，变成浑浊不堪的农妇。更可悲的是西部农村的女性不仅生活在男权暴力之下，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之中。惯于过家庭生活的凉州女人有两个人格极端：当“媳妇”和当“婆婆”。当“媳妇”时，卑颜屈膝，低眉顺眼；一旦“十年媳妇熬成婆”后，便飞扬起来，忘了自己当“媳妇”时的艰辛了。她可能比先前的“婆婆”更像“婆婆”，其“媳妇”的艰辛程度，自然更甚于她的往日。就像兰兰的婆婆一样，她当初也是个远近闻名的美人儿，但生活还是将她变成了一个同样远近闻名的悍妇。“沙湾的女人都这样。黄沙、风俗、丈夫的粗暴、艰苦的劳作……都成了腐蚀女儿性的液体。不知不觉中，女孩最优秀的东西消失了。她们成了婆姨。婆姨不是女人。婆姨是机器：做饭机器，生育机器，干活机器……女人本有的东西没了，该有的情趣消失了，该得的享受被绞杀了。麻木，世故，迟钝，撒泼，蓬头垢脸，鸡皮鹤发，终成一堆白骨。这，已成为她们共有的生命轨迹。”[41]更可怕的是，谁都觉得这是“命”，命是旋转的磨盘，女人只是磨盘上的蚂蚁，都得认命。谁想打碎既定的程序，就得付出粉身碎骨的代价。
极度的经济贫困，使凉州人的生活一切实惠的可怕，娶媳妇便成了家里的头等难事，“在凉州，娶嫁婚事的第一步是看‘家道’，而非相人，许多感情纠葛最能让人接受的方式便是赔偿财物，索者理直气壮，给者理所应当，父母为财物硬生生拆散情侣却毫不内疚”[42]就像老顺所说的“天老爷，娶个媳妇，身子不脱几层皮咋成？单靠那把地，驴年马月，才能存几个眼睛珠子……”[43]所以许多到了婚育年龄的成年男子都娶不上媳妇。长时间的性压抑使凉州的男人们只能在口头上获得快感，他们总是将“性”挂在嘴上，各种涉及“性”的荤话不断，像“小叔子给嫂子肚里的娃娃做腿”，“打儿媳妇坏主意的烧白头”等等。村里上年纪的男人的也动不动就拿儿媳妇开玩笑，“孟八爷一见牧羊人，他就叫了：‘哟，烧白头，你还没死呀？’孟八爷哈哈笑了：‘你个烧白头老贼，敢当面骂不？我敢说，你一句都不敢，你叫人家挤到媳妇炕上，理短了，才进沙窝，对不对？你个烧白头。’‘屁。’放羊人笑道，‘啥话？像你呀，推故抱孙子摸媳妇的手，还说‘哟，娃的手真绵’，嘿，娃的手当然绵，更绵的是娃的奶子。’”[44]得不到现实的生理满足，只能在语言上臆想，凉州的农民在精神上是压抑的，扭曲的。猛子是雪漠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青年农民，在他身上奔涌着青春期的生命活力，可家庭的困窘无法实现他“男大当婚”的需求，骚动难耐的性压抑使他只能以偷情的方式来满足生理需要，他先后与双福女人、豁子女人、北柱媳妇偷情，在西部贫瘠的土地上猛子们俯拾皆是。《大漠祭》中，瘸五爷的儿子五子因为没钱娶媳妇，长时间的性压抑导致他精神变态失常，见了姑娘媳妇就又摸又啃，打人、放火祸害村里的人，瘸五爷只好用铁链把他拴起来，“五子的手腕已被铁链子磨得血淋淋的了。他的身子骨仍很结实，脸上有种异样的红。这红使他产生了一种公牛的神韵。他的叫声也像公牛。”长期的苦闷的性压抑，使人丧失了理性变成了动物。所谓“食色，性也”，支配着人类的就是这种原始的生命本能和欲望，一旦性的需求遭到克制，就会导致生命力的日渐萎缩，人性的扭曲，精神的变态。人作为单个的生命体往往是孤独脆弱的，在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双重压制之下，人的精神就会趋于柔弱，人的道德就会走向失衡。西部底层的农民尽管处在生存的边缘，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感情，有欲望，有普遍而正常的人性需要，也许沉重的苦难练就了他们超常的忍耐力，但他们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度，他们的精神就会发生畸变，所以才有了凉州农民生活中的乱伦、偷情等各种混乱的性关系乃至于精神的变异失控。至此，雪漠小说中涉及性的语言与描述淡出，升华起的是西部农民苦难生活的悲剧。
2.2 不尽的荒原
2.2.1 自然的荒原
雪漠对西部底层农民经济贫困、物质短缺、思想保守等苦难的表现，承续了我国乡土文学的传统，但他在描写农民苦难方面也有其创新之处，关注西部人生存的自然环境，揭露西部自然生存的困境，描写西部地区“自然的荒原”，是雪漠小说对乡土文学的新贡献。“荒原”这一负荷人类精神象征的文学意象，始于西方的伊甸园神话，伊甸园神话是西方文学荒原意象的神话原型和象征隐喻，并且吹响了人类征服自然荒原的号角，宣告人类文明的诞生。人类早期对自然荒原的征服的是为了满足生存必须的物质需求，但随着经济膨胀式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无休止的掠夺，使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化，沙漠延伸，水资源枯竭、物种锐减、自然灾害频发，人类再不自省，其生存的环境将变成真正的自然荒原。雪漠在其文章《从〈中国治水史诗〉谈文学的不朽》中说：“我来自甘肃武威。温家宝总理曾说‘决不能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民勤就是武威的一个县。它是我的长篇小说《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的背景和素材源头。我花了二十年生命写这三本书，就是想描绘干旱缺水的西部大地上人类的存在。现在，腾格里大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已经像张着大口的猛虎，扑向我的家乡。我的许多父老已沦为生态难民，远去他乡。我无法预测家乡的未来，正如我无法预测人类的未来一样，但我们却可以依托文学来增加一份关爱。”[45]对家乡的深切关爱和一个作家的忧患意识使得雪漠对凉州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生发出许多思考与探索，并在作品中进行了深刻的表现。
雪漠在小说中从三个方面叙写了人和环境关系的恶化：首先是，西部百姓缺乏基本的生态意识，在无意识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大漠祭》中的农民单靠种地只能勉强解决温饱，为了维持生计，凉州百姓走进沙漠打黄毛柴、拾发菜、打沙米、抓兔、猎狐以贴补家用，他们意识不到自然环境会因他们的行为而恶化。结果使沙漠迅速扩张，绿洲不断缩小，大漠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白虎关》中作者通过兰兰之口道出：“早些年，大沙河里还有水，还有草，还有柳墩呀，芦苇呀，水草呀，芨芨呀，就成条绿龙了。那绿龙，扭绞着，窜进沙窝，渐渐就变成叫‘麻岗’的绿的世界了。那时，芦苇很高，柳墩也很密。冰草啥的，里面都能藏人。后来，冰草搓绳了，柳墩盖房了，芦苇成灰了，狐子进沙窝了，狼跑麻岗了……，就剩下这干涸的河床和崖头了。”[46]由于当地人的破坏，凉州的土地越来越干旱，水流越来越少。在《猎原》与《狼祸》中，孟八爷和猛子以侦捕盗猎者线人的身份，见证了草原的凋敝，人们在严重的生态危机下，生存在更加惨烈的苦难中。“羊吃草，把草皮啃了，把沙包啃了，把湖啃了，把树皮啃了，最后，把土地啃成沙漠了，土地爷不成个沙球才怪哩。”[47]“沙漠里的水草越来越少了。水草多的时候，羊饮的水少，这猪肚井老闲着，水倒是汪得很。水草一少，羊就只能嚼些沙秸、刺蓬、黄毛柴、沙米之类。这些比太阳还干燥的草一入腹，羊就烧唤得非喝水不可。怪的是，水草少了，猪肚井的水头也降了。先前，骆驼走不了几步，那水桶就会悠悠晃晃载了亮哗哗的清凉升上井口。现在，豁子已接过三回棕绳。那骆驼，也是口吐白沫呼哧好大一会，才见那井口升上半桶浑浊的液体来。而且，就这，也日渐稀罕了。饮完一群羊，另一群得等好大一阵子。”[48]但这些牧人没有一个考虑水的问题，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日喝凉水”。
其次是，一些贪婪的偷猎者例如《猎原》里的张五、鹞子等不顾禁止捕杀动物的诫令，疯狂地猎杀狼、鹿等动物，致使沙漠动物链的受到破坏，生态严重失衡。如果说那些普通的牧民是为了生存才不得不透支沙漠的话，而鹞子等偷猎者，贪欲无节制地猎杀动物，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对大自然缺乏敬畏之心，对生命缺乏博爱之心，使大漠变成了一片死亡之海。事实证明，“猎天者必被天猎”，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掠夺，必然会引发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虫害频繁，老鼠遍地，狼祸横行，大漠中“充斥天地的怪啸淹没了心。那是死亡的声音：沙的移动声、碰撞声、啸叫声，黄龙的呕呕声、魔鬼的狞笑声、天空的破碎声、大地的吱咛声、沙打羊皮声、柴棵摇曳声……各种声演奏着一个主题：死亡。这乐曲，会把死亡带到它权力范围内的任何所在。它会压了田，压了地，压了庄稼，压了村落，压了绿色，压了希望……最后，压了心。”[49]
第三，为了发展经济，地方政府超负荷地发展牧业。在《猎原》中，孟八爷为了遏制狼祸，想去内蒙找道尔吉弄一些活捉狼的药，在路上他遇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十几位刚放学的娃娃叫一场黑风刮进了“海子”中，“那帐篷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死娃娃。那娃儿，约摸十岁，头大大的，眼珠暴出，脸色青紫，形状各异：有嘴衔淤泥的，有大眼瞪天的，有张齿咬地者……他数了数，竟有十二个。”[50]一打听才知道由于当地政府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大力发展畜牧业，使草原超负荷运转，为了保护牧区的羊群还专门请猎人杀狼捕狐，致使自然环境极度恶化，才出现了上面那不幸的一幕。而当地的乡长却说：“子孙是子孙的事。人家上头问我要数字，我完不成，这顶乌纱帽就得由别人来戴。还有，几百号人，还得我发工资，谁都张着嘴，得吃饭呀。所以，明知道杀鸡取蛋，还得杀；明知道草原超载百分之三百了，还得超；明知杀狐杀狼破坏生态，还得破坏。人家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就得拿出来。知道有个乡党委书记不？就是给国务院写信的那个，就是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那个，咋了？叫人家一脚踢了。到了深圳，当了啥总经理，还叫人家追上去一脚踢了饭碗。就这样，谁都顺流跑，没事。你要是一掉头，不头破血流，才怪呢。你猜，我是学啥的？学草原的。该我知道的，我都知道。没用，不为啥？别的乡大力发展牧畜业，我也得跟上发展；别的乡杀狐子杀狼，我也得杀。就现在，还年年损失几千羊呢。”[51]为了生存，凉州的人们不择手段地掠夺自然，使得原本和谐的人与自然的构成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暴力关系。这是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啥都怕人的，人最厉害。人把啥都吃了，人也最坏。”人与自然和谐，乃是人与人相和谐的基础，破坏生态的“人定胜天”，实际上是自杀，是断子绝孙，这是一种罪恶的生存方式。西部人的生活和环境的关系很紧张，自然环境的破坏，会直接威胁到西部人的生存，直接关乎到西部人能否活下去，但这不仅仅是中国西部人的问题，更是全人类都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全球环境持续恶化下去，人类将面临着灭种的灾难。雪漠没有局限于原有的乡土传统文化中，以西部底层农民的贫困和苦难去获得全部的叙事支撑，而是以其开阔的视角，抓住了这一世界性的焦点问题，使得西部的地域文化为中国的文学叙事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正如著名评论家陈晓明所提倡的“要把地域性文化上升为当今世界性的问题，提炼出更独特也更尖锐的经验”。[52]雪漠在小说中所揭露的“自然荒原”是雪漠本人也是甘肃作家、西部作家为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所提供的更为独特更为尖锐的经验。因为“自然荒原”是远比西方文学中经常提到的、由于道德失落所导致“精神荒原”更为可怕的荒原，后者只是关乎人类精神是否正常，而前者关乎到人类能否继续存活。
2.2.2 人的荒原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完成了对自然荒原的绝对征服，然而物质需求的极大满足并没使人类重返伊甸园，而是陷入了更为痛苦的精神荒原之中。十九世纪以来，金钱与消费主义充斥于社会，物欲横流，传统道德体系彻底坍塌，人们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普遍感到空虚、幻灭和绝望。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人们的精神危机，并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荒原”也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堕落和人们精神空虚的代名词，表达了现代人的幻灭、危机、绝望感及对荒诞社会的批判意识。“荒原意识”也成为现代主义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势，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作家作品都描写了人们的精神荒原。雪漠在其小说那浑朴淳厚的事象中，也裹藏了含而不露的意向，在为西部造影的过程中反思西部，在为西部人物摹相的同时审视其人性。在作品中，雪漠对传统的农牧文化进行了反思，揭示了西部农村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所产生的阵痛。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传统的价值体系无以自守，新的价值体系正在建设中，灵魂的焦渴与现实的挤压都在叩问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的进逼和刺激下，西部淳朴、善良的农村百姓的内心在发生着不可避免的变化。
雪漠认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生命不息，欲望不止。但所有贪欲，都是罪恶的源泉。雪漠的长篇小说《猎原》便以“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为题记，表现了人们为了争夺利益而导致心灵的扭曲。《猎原》上的生活，是围绕着大漠中的“猪肚井”展开。这一口井十分珍贵的，是这一带牧人和羊群活命的源泉。可如今水线，已下降到百米以下了，深到骆驼要走老长一截路，才能捞出半桶水来。渴急了的羊们，令人不寒而栗，“羊眼里都射出饿极的狼才有的光。那光，喷向自己同类，仿佛说：‘你们都死吧！这尿，是我的！’猛子相信，若是羊有手，若是手中有利刃，此刻，定然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大战。片刻间，定会有数以百计的同类横尸当地。其目的，仅仅是为争夺黑羔子膀胱里的那点可怜的尿。为了一点利益，善良的羊也会露出狼性。”[53]饥渴难耐的羊见到一头被狼咬断脖子淌着血的牛，竟然瞬间把牛给吃了“羊们都拚命地挤，羊群就成浪了，忽然涌过去，忽然挤过来，头却大多不见，显是都长伸了脑袋，去咂那血。咂不着的，吸两口潮湿的腥气也好。”[54]平时温顺的羊，当处于生存边缘时却露出了狼一般的凶残，这也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映射。水充足，人和睦；水干枯，相屠戮。沟北与沟南的牧人为了争夺这口井，红了眼，发了疯，乱了性，丧尽了天良。因为这是大漠里唯一水源，为了自己能生存，只好不顾别人的生存。做不到你死我活，便来个两败俱伤，“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结果上演了血淋淋的悲剧，炭毛子和炒面拐棍为护井而死，没有人哭，没有泪，连哭的感觉也没有，只有惊愕，只有木然，只有诧异的呆痴。小小一口井，深现人性之恶。丧失人性的人们，像毒蜘蛛一样你咬我、我啃你，这号人这号心，不受穷才是怪。“天造孽，犹可说，人造孽，不可活”，生存是天经地义的，但生存也是相互的，由生存问题引起的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不令人痛心。过于贫穷的生活和过于困窘的环境，会日渐使人扭曲变异，导致了人性的泯灭、搏杀以及这种残酷、疯狂、血腥的生活状态，这是人性的荒原，是人类的悲剧。“那最大的威胁，不是狼，不是水，而是那颗蒙昧的心。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55]这是作者借孟八爷之口发出的感慨，是他的人生感悟，也是他的人性批判。
“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片”。雪漠在其长篇小说《白虎关》中表现了在城市文明进攻乡村文明的变革中，西部农村传统的道德体系逐渐坍塌，人们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由于在白虎关发现了金矿，人们便蜂涌而来，村落随之而发展成为城镇，农村因此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革。“仿佛一夜间，先前的一切就给打翻了。外面的讯息找缝儿往里挤，电视、回村的民工、到城里打工的妹子……都带来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不知不觉间，村子就变了。”[56]“那冰冷的庞然大物，也追到家乡了。追到家乡的，还有那搅天的喧嚣：机器在隆隆，尘土在飞扬，人声在噪闹，几排类似街道的建筑横躺在大沙河两岸。……”，[57]“几天不见，白虎关又胖了，多了新房，多了红旗。听说，有个老板也想征地，想建个大漠娱乐城，项目很多，有赛驼场啥的。听说城里人好这一口，吃饱了，喝足了，见惯了花花绿绿的东西，想换种口味了。”[58]饭店、发廊、舞厅、娱乐场这些离白虎关很遥远的事物，如今在白虎关也不屡见不鲜了。除了生活环境的改变，转型中的白虎关带给当地农民的更可怕的是精神世界的细致而又顽强的变化：“本村的沙娃就渐渐多了。有本事有门路的，也弄些钱来，买个窝子。十个掌柜之中，也有三两个掘金发了财。有了这个榜样，凉州的‘想钱疯’们，眼里就放出红光，一窝蜂涌入白虎关，有的一夜变富，有的血本无归。对后者，大多视而不见，心却叫前者熏醉了。”[59]；先富起来的双福们为富不仁，压榨替他们卖命的沙娃们，猛子们靠卖苦力也难以维持生计，严重的贫富不均使他们心里失衡，农民式的顽劣和狡猾暴露无遗，猛子和北柱为了破坏双福的财运，去挖双福的祖坟，村里人眼里，套白狼、打闷棍、挖祖坟、欺寡妇是最缺德的事；狗娃母亲们为了挣钱，竟然用身体接待服务有钱的民工；原本清纯的农家女子，现在打扮的很艳，成了城市的点缀。进城时她们还是处女。出城时，她们已伤痕累累……，现在她们也追到了家乡。在白虎关的舞厅里，你只花十块钱，就可以搂她们跳上一曲，想摸啥就摸啥，每夜沙娃们疯蚂蚁似的往里涌。因为金子的诱惑，也因为白虎关日趋热闹的喧嚣，由信仰而生出的那晕圣光没了，人们都露出了本来面目。在这样物欲横流的环境中，西部农村的人们过分追逐物质利益，而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人们丧失了人情、人性，人与人之间毫无温暖可言，昔日的美好家园变成了一片人性的荒原。这种生命异化的现象也把人推向了非人的生命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人的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苦难，体现了雪漠对人性沦落的无尽悲凉和感慨！
2.3 灰暗之中的一抹亮色
2.3.1 不屈的顽强
从《大漠祭》到《猎原》到《白虎关》，雪漠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立足于底层经验和民间立场，在表现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贫困的个人生活、盲目保守的精神状态的同时，也体现出鲜明的内省精神和开拓意识。他不断思考着家乡父老乡亲生活的出路，并在艰难的迈进中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乐观精神。他笔下的人们尽管无法摆脱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窘迫的生存困境，但他们身上不时绽放的精神光芒却给混沌、滞重的灰暗生活带来了希望的亮色。
在雪漠的乡土小说中，辽辽无际的大漠是主人公最广袤的家园，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因为大漠的广阔延伸而获得了像天一样的包容性。尽管贫穷、苦难无处不在，但并不压抑，并没有令人绝望，在沙漠中蓬勃生长的芨芨草仍然预示着生命的顽强和坚韧。就像老顺常说的一句话：“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显示了老顺们超人的忍耐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沙湾人不恋过去，不管将来，只重现在。每个早晨都是个美好的开端，即使他们每天累得像牲口一样，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乐观、充满希望。《大漠祭》里老顺的大儿子憨头得癌症英年早逝了，三儿子灵官又离家出走了无音讯，但老顺并没有被这巨大不幸打倒，他也没有闲心去悲伤，“一大堆事儿等着他呢：一是白露快到了，兔鹰又该下山了，老顺买了一大堆绵线，正忙颠颠结网呢；二来，莹儿生了个胖小子，填充了憨头死后的巨大空虚，也带来了许多琐碎事，把老俩口忙了个‘’二眼麻达’；三来，他和老伴都相信，灵官是去闯外面的世界了。他们还知道：灵官会回来的。——不管走多远，他都会回来。”[60]不管经受了多少的磨难和悲痛，老顺和灵官妈始终都能坚强地从不幸中走出来，继续忙活他们的生活，他们是这样的顽强坚韧！雪漠的《白虎关》讲述了莹儿、兰兰、月儿这三位女性身临绝境时的顽强。兰兰和莹儿深入大漠寻找盐池，刚进沙漠就被凶残的豺狗子盯上，为了不丧命于豺狗子之口，她们整夜不睡觉拼命地烧火期望吓退这些贪婪的东西，但狡猾的豺狗子似乎盯死了这两个弱女子，好不容易用火光和猎枪熬到了天亮，但豺狗子们还是紧盯不放，结果一只骆驼被豺狗子咬住丧命，她们也丢掉了生存的必须的水和干粮，没有水再加上沙漠特有的炙热使她们几乎被烤焦，幸亏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她们找到了救命的锁阳草。兰兰被流沙掩埋，莹儿坚持用双手挖沙，把兰兰救了出来。她们在险途中颠簸前行，屡屡经受恐惧的折磨，最终迎来绝境中的希望。望见盐池的那一刻，生命之花顽强美丽地在绽放。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兰兰和莹儿已经受尽了屈辱和磨难。兰兰，作为母亲，她有丧女之痛；作为妻子，她是“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作为女人，她只有遭到强暴的记忆。莹儿，先是丈夫年纪轻轻地就死去，真爱灵官也离家出走远她而去，她想守着儿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却被母亲和哥哥强迫要嫁给一个屠夫。她们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后，还能在面临险境时坚强不屈地斗争，这是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小说中的美丽灵巧的月儿不甘心被关在这沉寂的乡村一辈子，毅然进城寻找自己的梦想。可现实是残酷的，她历经艰辛还是融入不了城市，结果被骗染上了梅毒。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还勇敢地追求自己所爱的人。与猛子结婚后，更增加了她活下去的动力，她坚持不懈地与病魔斗争，可是那可恶的病魔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当月儿精心打扮留下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自己孤身走向大漠时，她的生命得到了升华，她的背影有着凤凰涅槃般的美丽。在雪漠的小说中，西部人特有的大气、困境中人们身上可贵的硬朗、年轻人执意反抗命运的魄力以及大漠中渗透的生活的坚韧，都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尽管猎猎的漠风、茫茫的戈壁、广垠的土地和明亮的太阳仍然闪现出过去的影子，但贫困背后的坚韧、执著、顽强和奋起，却让我们看到了西部正在崛起的力量。
这些都是在雪漠缓慢的叙述中娓娓道来的，雪漠之所以对缓慢的叙述节奏情有独钟，一方面是小说所表现的生活的民间性，农村迟缓的生活节奏，决定了他笔下的故事内容必然绵长而悠远；另一方面更折射出了雪漠创作时的一种总体心境——在面对家乡的土地和土地上善良、坚韧的乡亲们时，他的内心总是能得到一种平静。在他看来，这样的土地和人们既是岁月中的沉默者，又是被不断忽视的勇敢的开拓者。正是这片土地与这样的人们的结合，才开启了西部洪荒而凝重的历史。对于这些创造历史的顽强的人们，雪漠永远心怀一种感激和敬重。因此，当他开始有关西部的写作时，任何风风火火的行为都有可能对他的真诚造成影响。而只有那种与西部的历史、岁月、生活同样节奏的缓慢，才可以成为他写作时最虔诚、最真实的方式。
2.3.2 超越苦难
雪漠如此热衷于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书写，因为他本身就来自农村，更是对身边的农民有着一份天然的熟悉与亲近。雪漠十分清楚这些底层的农民所经受的苦难，并将其作为他小说的主题之一。这样的苦难文学作品在当今中国文坛并不罕见，苦难的主题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无可否认，那些书写苦难的作家们是富有责任感的，他们试图反映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揭示底层人民的疾苦。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充当代言人的角色，行使文学的批判性功能。这些作家如此严肃认真地反映当代社会的症结问题，我们相信他们的真诚。但也有些作家是“为了苦难而苦难”的，为了渲染苦难的深重，他们会刻意地去扭曲、夸张笔下的人物所处的困境。苦难主题实际迷失了，这样仅仅为了表现苦难、仅仅为了渲染底层人民不幸的文学是值得反思的。因为苦难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它帮助人类成长，成就了人类辉煌的文明。苦难不仅仅是人类的不幸，更是人类生活不断进步和人类顽强不屈的证明。因此所谓的苦难文学，并不仅仅应该展示底层人们生活的悲怆与沉重，更应该让人们从弱势群体灰色的生活中，看到一股顽强坚韧的生命力，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光芒。表现苦难而不屈服于苦难，这才是苦难文学应该有的，而雪漠的小说就做到了这一点。 雪漠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等乡土小说的悲剧色彩的内在根源，一方面显示为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显示为人在对抗苦难的过程中精神所遭遇的磨砺和苦难。二者同样都显示着个体的自由生命意志与具体
的生存境遇之间的不协调。而这其中所包涵的悲情底蕴最为集中的表现，正是这种自由的生命欲求与钳制这种欲求的外在力量之间的尖锐对立。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过：“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够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61]这也是伟大的悲剧世界观哲学家尼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尼采把悲剧看成人生最高的艺术，在尼采的美学思想中，悲剧的本质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他认为悲剧真正的美感是狂喜对悲痛的超越，这种超越是最高的美感。“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是酒神精神的要义。[62]雪漠的作品就渗透着尼采的这种悲剧哲学观。他的小说虽然饱含痛苦，满载不幸，但却不压抑，没有让人绝望，“它既表现了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西部人顽强的生命力量和生存智慧，又表现了爱这人类的伟大品性所给予他们的支持与安慰，伦理亲情之爱、男女之爱、朋友之爱如美丽的鲜花开放在人们心灵的原野上，使他们那怕近乎原始的劳作方式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给了人们无比的欢乐。”[63]《大漠祭》中，老顺的小儿子灵官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只好留在家里种地，他对自己和父老乡亲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与嫂子莹儿的私情既有个体欲望的冲动，更有对女性苦难生活的挽救和对家庭深重的责任感，所以不仅没有让人感到变态丑恶，反倒看到了人性之美。事实上他以自己的罪恶挽留了嫂子莹儿，保护了这个苦难家庭，却使自己的心灵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他的出走，包含着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的积极因素。灵官这一形象相当于中国乡土文学史上的多多头（《春蚕》）、立秋（《丰收》）、高加林（《人生》）、孙少平（《平凡的世界》）这样新一代的形象，代表着中国乡村的希望。在《白虎关》中，虽然兰兰、莹儿、月儿她们的努力并没有使她们摆脱艰辛与不幸，但可贵的是她们身上那种坚韧不屈的精神，即使这种精神不会带她们脱离苦海，但至少她们尝试过了，她们是勇敢的生命战士。所以说，雪漠的小说超越了苦难，在他的作品中，苦难中透射的美好的人性之光、顽强的生命力之光照亮了人们的生活，让我们欣喜于黑暗中那一束光线的可贵。正视现实，看透人生，然后再去热爱这人生，这才是雪漠小说的真正意义和魅力所在。
3 大善铸心
——雪漠作品中的宗教情怀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以尊天敬祖为特征的原生型信仰逐渐形成了民族宗教，种种与宗教有关的朝拜、祭祀活动，不仅是国家特定时期的必要政治手段，而且深入到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神仙鬼怪的叙事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宗教是文学永恒的祈向，也是文学不可跨越的极限。”[64]雪漠小说的另一个鲜明的特色便是包蕴着浓郁的宗教情怀。雪漠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极少数有宗教追求的作家，他十七岁起拜师、实修、深研至今，精通经藏以及佛教传统实修，系大手印传承者。其佛教专著有《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无死的金刚心》。雪漠的家乡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也是佛教传入我国所经的第一站，所以当地的佛教极其兴盛，凉州城内寺院密布，有海藏寺、鸠摩罗什寺、大云寺等等，可以说凉州的佛教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极深厚的佛教文化传统。几千年来，佛教一直深受凉州底层百姓的欢迎，除了凉州有着悠久的佛教传统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人们生活在无尽的深重的苦难中，因为宗教的产生与人类的苦难有着深厚的联系。在莽莽远古，人类的童年，自然对人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异己力量，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山崩地裂、洪水滔天等自然灾害常常对人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由于早期人类对险恶而又奇异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心生恐惧和敬畏，便以崇拜的方式对待自然，这就逐渐产生了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神学宗教的产生与社会的苦难也有很深的渊源。例如佛教产生的原因之一，便与当时的种姓制度社会所造成的苦难有关。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印度把人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其中首陀罗的地位最低，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宗教、政治权利，受统治阶级(婆罗门和刹帝利)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这片阴郁的苦难的气氛中开始寻找摆脱道路的。由此可见，宗教的产生与传播确实与人类的苦难有着某种关联，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65]，“社会愈黑暗，宗教愈光明；苦难愈深重，神祗愈慈爱。”[66]西部是一个饱经苦难的地方，也是宗教最繁盛的地区。生活的贫困，精神的压抑，无常的命运使这里的人们只能借助宗教来作为心灵的最后慰藉，因为宗教能够从本体上为苦难提供意义。人需要意义，人最害怕的便是所经历的生活以及痛苦是虚无的、无意义的。“所谓‘意义’指的是‘依据某种更为宏大的参照系对一些境遇与事件所作的解释或理解’，意义问题的提出涉及的是人类生活的事实，即人生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而当人面对痛苦和死亡时，不但需要感情上的调适，也需要认识上的认同。一言以蔽之，就是人需要得到关于各种不幸问题的答案。”[67]宗教满足了西部底层民众的这种需求，它可以将一切苦难，不幸，甚至死亡说成是有意义的、命定的、必需的。于是，当一切贫困和苦难都能得到解释时，西部的农民们便安住于这种沉重的生活中，平静地忍受一切。
雪漠每天坐禅四次，在坐禅之间，觉得有兴趣就写点东西，写作是他修炼的另外一种方式。他的写作，是安住于空明之境中，让心中的东西流出来，变成文字，于是就出现了《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以及《西夏咒》、《大手印实修心髓》等。雪漠称自己不会写小说，是小说自己往外喷。“我写作的时候，写作此书时，我同样被一股神秘的大力裹挟着，没有了二元对立，没有了造作，心明空如天，了无一字，笔下却涌出了无穷景象。”[68]长篇小说《无死的金刚心》、《西夏咒》、《西夏的苍狼》被雪漠称为是自己的 “灵魂三部曲”，因为这三部作品都涉及到了灵魂和信仰。它们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雪漠。它们不是时下评论家眼里中规中矩的小说，它们只是雪漠想说话时，从心中喷出的另一个生命体。小说中包含了大量的宗教人物和宗教生活，有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甚至直接来源于历史悠久的佛教经传中的原型。“人，尤其是文化人的心理需要更深层的生存意义来填充，需要更虚玄的人生价值来实现，也更需要有一种脱离了具体的实用的生活的平静心境来支撑。”[69]从这个意义上说，雪漠的宗教作品，不仅不应该视为是无稽之谈，更应该被看做是作家贴近生命意识的一种超我的努力。在雪漠看来，他所有的文字，是通向读者心灵的数据线，他想传递的是自己多年悟到的生命智慧，并希望以此影响人们的内心，改变他们对世界和生活的一些观念。雪漠的作品也的确能够深入人心，读雪漠的作品是一种“救心”，许多人的灵魂、精神、人生、命运都因为雪漠的作品而改变、而升华、而得救。雪漠的小说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在写作商品化、价值混乱的今天，在大多数作家为个人的经济利益驱动而写作的时候，雪漠坚持“救心”的写作，是当今文坛上的一曲“灵魂清凉”之歌。
3.1 诸行无常
雪漠在自己的小说中始终渗透着一种佛教智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一切都是虚幻的，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变化无常是世界的主题曲，变化才是真正的永恒。无常是一种自然规律。雪漠在《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上卷）中写到：“任何事物都会经过成、住、坏、空四个阶段，也就是说，事物生成以后，会先安住一段，然后开始腐化、坏灭、幻变，最后消失。这是世界运作的规律。”就像人类难免要经历生、长、老、死几个阶段一样，有世界便有无常，便有离散。“万事万物都是缘起性空的，也即缘起上有，自性为空。因此，既不执常，也不执断。意思就是这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因缘聚合而成，等因缘消散之时，一切又重新组合，所以相聚是幻化的，它不能永恒存在。我们既不能执著于万事万物认为其实有，把它们当做有自性的实存体，也不堕入虚无主义，甚至否定缘起。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再来回顾和反省自己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就会发觉自己的心里少了许多情绪与迷惑，多一份清醒与淡然。”[70]
雪漠的作品中遍布着“诸行无常”的思想。在《大漠祭》里，莹儿悲惨的命运一直深深地震撼着我们，“几年来，她连连掉价，从‘花儿仙子’掉成‘憨头媳妇’，再掉进‘寡妇’行列里了。按徐麻子的设计，她还要继续掉价，掉成‘屠汉婆姨’。跟上秀才当娘子，跟上屠汉翻肠子。莹儿希望的是静静走完自己的人生路，她只想对这个世界说：‘请别打扰我，叫我一个人静静地活。’可连这一点，也成了奢望。”[71]那命运的无常竟是如此的强大而无奈，裹挟了莹儿一路奔去，一眨眼，已到另一个山坡了。她面对的是再次滚落。憨头年纪轻轻就得癌症死去，哥哥的死使灵官的心里木了许多，他想，“爹妈会死的，猛子会死的，莹儿也会死的。桌子，会烂。树，会枯。猪最终会变成粪便。粪便会变成庄稼的养分。啥都一样，啥都是假的。”[72]一切都会变的，人的生命也是无常的。在生命的河流中，几天，几十天不过是一瞬，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的生命也不过像骤生骤灭的水泡。在面对死亡这个必然的结局几十年或几十天没有太大的区别。憨头被判了死刑，而所有的人被判了死缓，只是这种死缓是不可能再减刑的死缓，如此而已。雪漠在《猎原》中写过这么一段话“这天大地大的沙窝里，活过千万个孟八爷，也活过千万条老山狗，还会有千万的人狗追了来。远去的，不见尘滓。那来的，尚无影儿。此刻，这打呼噜的沙洼，也明明是梦呀。老山狗在稠稠的梦里游行着……你能游出浓浓的大梦吗？”[73]一切如梦幻泡影般虚无缥缈、不可琢磨。短篇小说《沙娃》给我们的震撼更大：猛子因为生活的窘迫而去偷金沙，被抓后又被罚当沙娃，在深达几十米的井中，当他眼睁睁地看着井将要塌陷，自己将被活埋时，他真可谓是千头万绪，不知该从何“想”起……一切都如过眼烟云。面对无常，生命竟是如此的脆弱。在死亡这个永恒的主题面前，一切恩怨都是肥皂泡。要是人们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距死亡并不遥远，肯定都会超然许多，绝不会为一点蝇头小利而争斗，绝不会因过眼烟云般的名利而痴迷。
《西夏咒》中大成就者久爷爷，在面对村庄里蔓延的瘟疫时，与五个空行母化身的小女孩一起载歌载舞，不断歌唱无常的真理：“世事本无常，世人贪其实，因实而生贪，因贪而显痴。因痴遂有嗔，嗔心何时息？心息则灾息，心贪则火炽。山川并大地，本是因缘聚。虽显诸形色，觅其自性无。奉劝世上人，窥破真面目。无执亦无舍，无嗔亦无怒。呜呼再呜呼，我等好卖力。奉劝世上人，何必太痴迷。万境转瞬空，万缘带不去。何不随我来，哈哈复嘻嘻？”[74]雪漠在《西夏的苍狼》中也有这么一段话：“那纷纷扰扰的花花世界，其实不过是心的幻影；那禅修时追求的殊胜觉受，也不过是空谷的回声；那万千人追求的佛的证果，究竟看何曾有永恒的实体？”两者的意思都是：诸般形色，皆归空性，世上一切都是虚幻无常的，它们不过是心灵的显现，就连那千万人所追求的证果与成佛，都仅仅是心灵的改变，它无法让我们的躯体不朽，更找不到实体的果可证。就像那千万人追寻的佛教秘境“娑萨朗”结果却被黑歌手证实只是现实生活的折射，那里也有一个凉州城，也有瞎贤，也有小曲，那儿的一切都跟镜子折射图一样。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时，就会在幻觉般的生命旅途中，活得自在、快乐。所以，雪漠在作品中揭示世界无常的道理，不是为了让我们走向堕落或陷入无记，而是为了让我们拥有一种更为积极和健康的态度。正像作家雪漠自己的生存智慧一样：“一个作家，不经历死亡，不会真正成熟。不深思死亡，才会被世俗的东西所迷惑。当他能时时刻刻想到死亡时，就会看破那种虚幻的外现。所有的应酬也罢，名也罢，利也罢，终究是过眼云烟。”[75]无常是这个世间的真相，我们不要以好与坏、幸与不幸来看待它，只需坦然地接受它、面对它。明了无常，不再执著于得与失，去除所有的算计与计较，凡事顺其自然，安住并保任真心状态，让自己成为心灵的主人，去正确面对和珍惜自己的人生。“去机心、事本觉、任自然、明大道”[76]这样我们才能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坦然地享受生命。
3.2 利众精神
宗教精神是人类文明中最精髓、最崇高、最深刻的精神。什么是宗教精神？就是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更和谐，能够利益众生，也就是佛教中的“利众”，藏传佛教的香巴噶举派所修行的香巴教法的本质便为利益众生，“香巴噶举的信仰以神圣的道德为核心，强调利众，注重慈悲，反对暴力，不以现世和个人的利益为目标。[77]一个作家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不能没有宗教精神。雪漠很系统地研究了家乡独有的打着凉州烙印的佛教文化，它们带给雪漠的不仅仅是创作上的灵魂滋养，还有一种豁达的胸怀和利众的精神。严格来说，佛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和文化，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利众精神。雪漠说：“我的写作就是为众生服务的一种手段，觉得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应该做点什么，仅此而已。此外就是把我心灵的感悟告诉这个世界。所以能不能成为作家，我并不在乎。对我的作品，有些人可以读出一种愉悦，有些人可以读出一种思想，有些人可以读出一种智慧的感悟。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并且能尽量给‘人’带来有益的东西。”[78]“在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学的功利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宗教之制度化，抛弃哲学之繁琐化，文学之虚浮化，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79]雪漠把自己证悟了的真理，用文字传递出去，希望用自己直指人心的作品，让一些被痛苦困扰者离苦得乐，这就是他发愿利众的方式。
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猎原》、《西夏咒》、《无死的金刚心》中都渗透了佛教的利众精神。例如《大漠祭》中，当兰兰和莹儿为了给自己的哥哥娶媳妇，为了让被贫困压弯了腰的父母能够喘口气，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进行换亲时，她们是在牺牲自我成全亲人，她们有着“花儿”一样的美丽与善良。当老顺听说外国人买他的鹰是为了运毒品时，他毅然把钱还给了“疤鸡”们，要回了自己的鹰。老顺在自己家遭受如此多的不幸十分拮据的时候，肯为了不让外国人贩毒品贻害人间，把到手的这么大一笔财富拱手相还，他是在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在《猎原》中，孟八爷为了帮助警察抓捕偷猎者、为了向牧人们宣传环保精神，为了拯救大漠的生灵们，自己差点被偷猎者鹞子们害死，但是他还是继续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保护自然的事业，孟八爷是伟大的。当豁子女人在马灯下拔下了狼爪上的刺时，她为人与狼的关系变得缓和，人与自然变得和谐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在《西夏咒》中，当雪羽儿为了拯救处于饥饿边缘的村人，偷了家府祠的粮食，被车轮砸断了双腿，她是牺牲自己服务众生。当《无死的金刚心》中的琼波浪觉为了将佛教的精华带回西藏，毅然放弃了法主之位，远赴尼泊尔、印度求法，历经千难万险如被诛法追杀、被狼群围攻时，他是崇高的大师，有着舍身饲虎般的利益众生的心怀等等。雪漠在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这种利众精神，他希望通过自己真诚的文字，让阅读的人们比以前更明白、善良、宽容，能够做到利益他人。
雪漠称：“自己的写作仅仅是想做到三点：一是想在飞快地消失的岁月中，建立一种岁月毁不掉的价值；二是农业文明即将消融于历史的暗夜之中，他想为未来的历史保留农业文明时代的最后一个生存范本；三是他想用自己的努力，为这个时代带来一种善的影响，能够让这个世界因为自己的生存和努力变得相对美好一些。”[80]人类更高意义的幸福取决于心灵的明白与否。当人类日渐陷入自私、贪婪、狭隘、嗔恨时，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提供积极的灵魂滋养，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博爱，带来和平。雪漠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他手下的笔是一支烛光，虽然蜡烛会一日日燃尽自我，但那光明，总能照亮有缘之人。在雪漠的眼中，所有的读者都是他的父母，你也许看过一个裸着身心的幼儿对母亲灿烂地笑着，那就是雪漠。
3.3 超越精神
美国宗教哲学家休斯顿•史密斯在《人的宗教》中多次提到一句话“世界是一座桥，走过去，但不要在上面盖房子。”[81]他以此生动的比喻来描述信仰的超越态度。“宗教真正的精神就是追求绝对的自由，即任何外现都干预不了的一种独立的主体性”[82]雪漠认为，佛教真正的精髓便是超越的智慧。佛教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身心的绝对自由，就是破除所有的执著，把人从世俗的欲望、贪婪、烦恼、仇恨中解脱出来。可以说佛教是人本主义的宗教，它从思索和关怀人的生老病死出发，探索人生痛苦的根源，倡导人们通过对心灵的自我修炼、自我纯净，实现身心的大自由，大自在。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以后，很多人询问他是什么。他们问“你是神吗？”“不是。”“你是圣人吗？”“不是。”“那么你是什么？”他回答说：“我醒悟了。”他的这个回答成了他的头衔，因为这就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就是“醒悟了的人”或者“明白了的人”。“佛陀宣扬的是一种没有权威，没有仪式，没有传统，没有超自然，绕过玄想，高度自力的宗教。”[83]也可以说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是无神论的，即心即佛，佛就是心，心就是佛，谁获得了心灵的超越，进入绝对自由的境界，谁便是佛。“心佛不二”，“佛我合一”的境界是噶举派大手印法的最终目的。雪漠作为大手印的传承者，对其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大手印源于佛教，但超越了佛教。他对大手印有新的诠释，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大手印瑜伽是心灵瑜伽的一种，它超越了宗教的名相。它代表了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它是救心之方，是安心之法，是铸心之术。大手印者，‘大善铸心’也。”[84]“‘大’就是大胸怀、大境界、大心、大愿；‘手’代表行为，你必须把大心、大愿、大胸怀、大境界体现在行为上；‘印’是明空智慧，是超越，它既是当下关怀，又是终极超越。”[85]“大手印境界就是绝对自由的境界，不依托任何东西，而达到身心绝对的自在。”大手印是关于心灵修养的一种文化，也是重塑我们灵魂的一种文化。它在要求我们做到“当下关怀”的同时，还要实现一种超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放下”和“破执”，放下一切欲望和贪念，破除各种执著，得到一颗清净的、坦然的、来去随缘、明明朗朗的心。大手印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智慧，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处世理念、一种精神追求。
大手印的智慧便是超越的精神，这是雪漠对佛教的贡献，也是雪漠小说中特有的宗教蕴涵。雪漠将他生命中最黄金的二十年用来写了“老顺一家”，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在凌晨和深夜写作时因家乡农民的苦难而痛哭！这巨大的悲悯心，喷涌出了三个主题：苦难，死亡，超越。《大漠祭》里的雪漠被西部农民的苦难腌透了心；在《猎原》中的雪漠开始反思这苦难与死亡，追问“这苦难的生活，究竟有啥意义？”；在《白虎关》里，从两个弱女子（兰兰和莹儿）的生命挣扎中，雪漠找到了苦难中生命的意义，那便是——灵魂的超越。“这苦难，只有在他们的心灵变得明白起来时才会消失。”兰兰这个苦命的女子，在遍尝人间辛酸后，终于在金刚亥母里找到了灵魂的依怙，心灵的超越，信仰的力量使她坚强地活了下来。《西夏的苍狼》的主题便是寻觅超越和永恒。黑歌手执著地寻找“娑萨朗”这一佛教秘境，希望使凉州的百姓的心灵得到超越；奶格玛历尽千辛不断寻找的代表永恒的光明大手印，被金刚持告知，真正的光明大手印，就是认识到世上的一切都是幻化，都不会永恒。奶格玛最后证得了光明大手印，她发现，光明大手印那永恒的无垢净光，正是从她无执无为的清净心中升起。在《无死的金刚心》中雪漠写的是如何超越，讲述了琼波浪绝如何战胜自我、实现心灵自主和灵魂超越的详细过程。“幼年的琼波朗觉经历的第一个人生关口是‘舍’。要知道，他决定求法时，已经是精通经典和法术的本教大师，声名远播，财源滚滚，万众敬仰，风光无限，时间事业已水到渠成，只等坐享。他此刻的舍，意味着舍去家族的显赫，舍去祖辈的蒙荫，舍去既得的威势，舍去成山的金钱，意味着他从荣耀和显赫，变得一无所有。”[86]琼波朗觉舍去了一切，开始了艰难的求法和朝圣过程，他历经灵魂的求索与心灵的历练，其中不乏命运的抉择、生死的考验、情魔的纠缠、歧路的挣扎以及对世俗爱情的艰难超越。正因为琼波朗觉舍去了现世暂时的荣耀和享乐，才成就了其千古不朽的功业。在《西夏咒》中，琼和雪羽儿实现了超越。他们历尽苦难后，通过修炼心灵瑜伽，达到了“有大悲悯而无热恼，有大快乐而无欲望”的境界，实现了心灵的大超越，灵魂的大悲悯。雪漠在作品中渗透的这种大手印的超越精神已经超越了宗教的界限，成为一种人文境界。“所谓大手印，就是一切三世诸佛之心，就是那明空无二智慧，到哪儿去找呢？要到自己心中去找。”[87]大手印文化告诉我们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个“自己”就是自己心的明白和自由。“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执著于眼前的念头，任它来者自来，去者自去，不要执著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念如流水，来去随缘；心如明镜，朗然不动，这样我们的心灵才能得到自由，生活得更加自在。
结 语
也许，正像雷达先生在兰州大学演讲时说的那样：在目前的文学背景下，雪漠是个异数。雪漠的想法是，“要是我写得和大家写得一样，我就不写了，我最珍贵的生命最该写的，是一些无可替代的作品。所以即使有无数不喜欢我的理由，那些最挑剔的评论家也会承认：雪漠的小说是无可替代的。我写出的，是只有我能写出的作品。任何人的作品，都高不过他的心灵。”[88]的确，雪漠的小说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从现实主义的胜利到超越精神的高标，这是对雪漠小说创作历程的总结。《大漠祭》、《白虎关》、《猎原》是现实主义，后来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是探索精神和灵魂的超越。从现实的世界上升到了心灵的世界，就像《大漠祭》中的灵官必然上升到《西夏咒》中追求灵魂自由的琼，写《大漠祭》的雪漠必然上升到写《西夏咒》的雪漠一样，这是对心灵追求的必然过程。
著名评论家陈思和认为，“西部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灵魂。我读《白虎关》时，首先想到了萧红的《生死场》。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已经忘了自身的民族精气。雪漠捡起来的，正是萧红的精神，也即对民族精神的探讨。”[89]雪漠的作品和上世纪初天才女作家萧红隔空相对，遥相呼应，他们的小说有很多共同点：其一，他们写的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的小人物的命运，表现的也都是平凡日常生活中那几乎无事的悲剧。就像《呼兰河传》、《生死场》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初呼兰河的生存真相一样，雪漠的小说真实地记录了当下西部沙湾村农民的生活；其二，他们的小说中都深蕴着深沉而巨大的悲悯情怀。我们在读他们的小说时除了看到悲剧之外，还会感受到浓浓的、温暖的人文关怀气息。其三，他们的小说虽然都道出了生命的永恒悲凉，然而目的都不是把人引向悲观绝望，而是使人站在高处去俯视人生，他们要唤醒沉睡麻木的人们，让他们正视现实，然后再追求生命的理想。
雪漠的小说在客观上成为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说真话的孩子”，毫无顾忌地指出了皇帝身上原本不存在的新衣。雪漠认为“整个农民生活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所以，要紧的是要改造人文环境，完成其灵魂的重铸。他认为，重铸民族灵魂是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90]对于我们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注重外在物质的社会而言，雪漠在其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对西部底层人们苦难的展示，对生命真义的执著追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开始注重内在的心灵，是一种很好的警示和启发。当人们对灵魂的缺席漠不关心时，他在时代的困境中探究生命的真谛，在茫茫黑夜中指引迷途的人们归家，在诸神远逝之际向人们传达神的信息。在一个以夸张、搞笑、虚张声势为美学趣味的社会里，这样的追求显出另类的面目，或许让人难以理解。不过，在人们都习惯于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中游走，并不断忽略周围更多人们严酷的生存现实时，雪漠的小说对于底层生活状况的发掘，对生命真义的呈现恰恰显出了它的意义。雪漠的小说是喧闹之中的一份清凉，迷醉之中的一份清醒，庸碌之中的一份高贵，大善之前的一份谦恭。
参考文献
[1] 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2] 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3] 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4] 雪漠：《西夏咒》，作家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5] 雪漠：《西夏的苍狼》，作家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6] 雪漠：《狼祸—雪漠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 雪漠：《大手印实修心髓》，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8] 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上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9] 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上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10] 雪漠：《无死的金刚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11] 雪漠：《长烟落日处》，《飞天》，1988年第8期。
[12] 雪漠：《新疆爷》，《飞天》，1999年第3期。
[13] 雪漠：《黄昏》，《飞天》，1996年第3期。
[14] 雪漠：《丈夫》，《飞天》，2001年6期。
[15] 雪漠：《掘坟》，《飞天》，2002年第4期。
[16] 雪漠：《母狼灰儿》，《飞天》2002年第4期。
[17] 雪漠：《凉州与凉州人》，《收获》，2003年第2期。
[18] 雪漠：《莹儿的轮回》，《中国作家》，2003年第3期。
[19] 雪漠：《鼠神》，《上海文学》，2003 年第 10 期。
[20] 雪漠：《老顺和偷鹰的“疤鸡”们》，《芙蓉》，2003年第4期。
[21] 雪漠：《猪肚井里的狼祸》，《中国作家》，2004年第2期。
[22] 雪漠：《九月的沙漠》，《绿洲》，2004年第3期
[23] 雪漠：《美丽》，《上海文学》，2005年第9期。
[24] 雪漠：《拥抱的白骨》，《江南》，2005年第6期。
[25] 雪漠：《沙娃》，《飞天》，2006年第6期。
[26] 雪漠：《拜月的狐儿》，《文学界》，2006年第3期。
[27] 雪漠：《灵魂里涌出的真诚》，《文学界》，2006年第3期。
[28] 雪漠：长篇小说《凉州令》，《小说界》2006年第3期。
[29] 雪漠：《宁海三记》，《长城》，2006年第5期。
[30] 雪漠：《入窍》，《中国作家》，2007年7月。
[31] 雪漠：《空行母的断腿因缘》，《中国作家》，2008年3月。
[32] 雪漠：《博物馆里的灵魂》，《红豆》2007年第11期。
[33] 雪漠：《文学的理由及其他》，《红豆》2007年第11期。
[34] 雪漠：《豺狗子》，《中国作家》，2008年第9期。
[35] 雪漠：《〈大漠祭〉作者自白》，《飞天》，2001年第3期。
[36] 雪漠：《谈凉州文化对我创作的影响》，《甘肃文艺报》，2001年第10期。
[37] 雪漠：《凉州女人》，《延安文学》2003年第5期。
[38] 雪漠：《“真诚”的卑鄙也是卑鄙——兼谈作家的人格修炼》，《文学报》，2004年10月21日。
[39] 雪漠：《凉州女人》，《延安文学》，2003年第5期。
[40] 雪漠：《灵魂的滋养》，《文学界》，2006年第3期。
[41] 雪漠：《文学朝圣与灵魂滋养》，《世界文学》，2006年第6期。
[42] 雪漠：《大善铸心》，《羊城晚报》，2007年10月12日。
[43] 雪漠：《写作的理由及其他》，《飞天》，2008年第12期。
[44] 雪漠：《追求安分的敦煌人》，《北京晚报》，2008年7月7月。
[45] 雪漠：《写作和活着的理由》，《作品》，2009年第2期。
[46] 雪漠：《安分敦煌 》，《东西南北》，2009年第7期。
[47] 雪漠：《从〈中国治水史诗〉谈文学的不朽》，《文艺报》，2010年7月14日。
[48] 雪漠：《从孤独到超越》，《人民日报》，2010年8月10日。
[49] 雷达：《西部生存的诗意——〈大漠祭〉与新乡土小说》，《飞天》2001年第10期。
[50] 雷达，赵学勇，蔺春华等：《〈大漠祭〉评法几种》，《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51] 陈晓明：《西部叙事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雪漠的〈白虎关〉》，《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52] 陈晓明：《文本如何自由：从文化到宗教——从雪漠的〈西夏咒〉谈起》，《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
[53] 杨万寿，唐援朝：《平静中书写农民的历史——论雪漠和他的〈大漠祭〉》，《丝绸之路》，2002年第9期。
[54] 朱卫国：《猎猎大漠风 悠悠西部情──《大漠祭》简论》，《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
[55] 尚缨，汉滨：《西部文学的新收获——〈大漠祭〉读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1期。
[56] 甘武臣：《人民立场和忧患意识——鲁迅文学院“雪漠作品研讨会”纪要》，《飞天》2003年第3期。
[57] 李星，《现代化语境下的西部生存情境——雪漠：从〈大漠祭〉到〈猎原〉》
[58] 《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
[59] 韩伟，王彩凤：《生存状态的描绘与西部精神的展示——评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2005年第1期。
[60] 彭岚嘉：《与狼共舞的困惑与悖谬——解读〈猎原〉》，《当代文坛》，2005年第3期。
[61] 白晓霞：《〈大漠祭〉中的民俗世界及其象征意义》，《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62] 何清：《关于卑微的叙事——雪漠小说的价值取向》，《小说评论》2006年第4期。
[63] 何清：《论雪漠小说的现实关怀精神》，《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64] 何清：《无力的挣扎与无望的救赎——雪漠的〈白虎关〉释义》，《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65] 宋洁：《论雪漠小说创作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
[66] 张懿红：《边地的关怀——夏天敏与雪漠小说比较阅读》，《边疆文学》 2007年第3期。
[67] 郭素平：《繁华落尽重话五味文学——江冰、雪漠访谈》，《文艺评论》，2008年第3期。
[68] 张玉：《雪漠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文学教育(上)》2008年第6期。
[69] 李清霞：《西部民间伦理与西部乡土叙事——从雪漠的〈大漠祭〉到〈白虎关〉》，《名作欣赏》2009年第30期。
[70] 张鸿、雪漠：《灵魂里涌出的真诚——和武威人雪漠聊天》，《作品》，2009年第2期。
[71] 陈思和，雷达，栾梅健等：《让遗漏的金子发出光辉——“复旦声音”：雪漠长篇小说〈白虎关〉研讨会》，《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72] 宋俊宏：《魔幻背后的历史真相——读雪漠新著〈西夏咒〉》，《阅读与写作》，2011年第7期。
[73] 陈彦瑾：《雪漠关键词》，《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74] 彭青：《西部农民生存真相的现实关照与灵魂救赎——雪漠“三农”题材小说创作论》，《飞天》，2011年第5期。
[75] 王庆：《论当代乡村小说民俗书写的沉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2卷第3期。
[76] 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77]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78]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79] 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80] 赵学勇，孟绍勇：《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81] [美]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刘安云译，海南出版社，2006年5月第2版。
[82] 王晓朝：《宗教基础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注释:
[1]雪漠：《文学：流淌的灵魂——关于文学的对话》，《狼祸•代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2]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3]雪漠：《谈作家的人格修炼》，《狼祸•代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4]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8—19页。
[5]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4—15页。
[6][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见《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85页。
[7]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15页。
[8]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93——94页。
[9]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121页。
[10]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7月第1版，第126—127页。
[11]韩子勇：《西部：边远省份的文学写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
[12]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4年第4期。
[13]赵学勇：《沈从文与民俗文化》，《文化与人的同构》，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14]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4页。
[15]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78页。
[16]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406页。
[17]雪漠：《入窍》，《中国作家》，2006年第7期。
[18]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17页。
[19]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55页。
[20]王庆：《论当代乡村小说民俗书写的沉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2卷第3期。
[21]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98—99页。
[22]雪漠：《文学：流淌的灵魂——关于文学的对话》《狼祸•代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23]雪漠：《西夏咒》作家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75 页。
[24]赵学勇：《文化与人的同构•序言》，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25]雪漠：《新疆爷》，《飞天》，1999年第3期。
[26]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7页。
[27]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08页。
[28]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59页。
[29]雪漠：《我的文学之“悟”》，《猎原•后记》，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398页。
[30]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404页。
[31]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284 页。
[32]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285 页。
[33]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290—291 页。
[34]雪漠：《美丽》，《上海文学》，2005 年第 9 期。
[35]雪漠：《谈作家的人格修养》，《狼祸•代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年 7 月第 1 版。
[36]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60 页。
[37]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392 页。
[38]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240—241 页。
[39]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9 页。
[40]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71 页。
[41]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29 页。
[42]雪漠：《凉州女人》，《延安文学》，2003 年第 5 期。
[43]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7 页。
[44]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83 页。
[45]雪漠：《从〈中国治水史诗〉谈文学的不朽》，《文艺报》，2010 年 07 月 14 日。
[46]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65 页。
[47]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75 页。
[48]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33 页。
[49]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211 页。
[50]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220 页。
[51]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228 页。
[52]陈晓明：《西部叙事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雪漠的〈白虎关〉》，《小说评论》，2009 年第 1期。
[53]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76 页。
[54]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79 页。
[55]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392 页。
[56]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40 页。
[57]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332 页。
[58]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388 页。
[59]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335 页。
[60]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 第 410 页。
[61][英]斯马特：《悲剧》，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6 页。
[62]周国平：《〈悲剧的诞生〉译序》，见（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 页。
[63]李星，《现代化语境下的西部生存情境——雪漠：从〈大漠祭〉到〈猎原〉》，《小说评论》，2005年1 期。
[64]郜元宝：《近十年中国文学与宗教关系略考》，载《作家》2005 年第 5 期。
[65]《马克思与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9 月第 1 版，第 2 页。
[66]成穷：《人生苦难与宗教——以基督教和佛教为例所作的一个初步考察》，《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 2 期。
[67]成穷：《人生苦难与宗教——以基督教和佛教为例所作的一个初步考察》，《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 2 期。
[68]雪漠：《无死的金刚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243 页。
[69]葛兆光：《难得舍弃，也难得归依》，《东方文化》1997 年第 7 期。
[70]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02 页。
[71]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 第 433 页。
[72]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 第 389 页。
[73]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391 页。
[74]雪漠：《西夏咒》，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301 页。
[75]雪漠：《谈作家的人格修养》，《狼祸•代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年 7 月第 1 版。
[76]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70 页。
[77]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2 页。
[78]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4 页。
[79]雪漠：《大善铸心》，《羊城晚报》，2007 年 10 月 12 日。
[80]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26 页。
[81][美]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刘安云译，海南出版社，2006 年 5 月第 2 版，第 2 页。
[82]雪漠：《大善铸心》，《羊城晚报》，2007 年 10 月 12 日。
[83][美]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刘安云译，海南出版社，2006 年 5 月第 2 版，第 106 页。
[84]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页。
[85]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页。
[86]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6 页。
[87]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16 页。
[88]雪漠：《西夏的苍狼》，作家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313 页。
[89]雪漠：《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25 页。
[90]雪漠：《谈作家的人格修养》，《狼祸•代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 月第 1 版。
——刊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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