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西部文学精神的承续与弘扬——以红柯与雪漠的小说为中心

新时代西部文学精神的承续与弘扬——以红柯与雪漠的小说为中心

樊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

摘要：中国西部有着独特的地理、气候与风物，也蕴含着丰富的不同于别处的精神资源。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如何凸显中华文明优势建构精神高地则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以文学方式进行文明溯源时，则可发现西部文学正逐渐摆脱苦难与落后的固有印象，因有文明源头而成为能提供精神力量的新西部文学，而红柯与雪漠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作家。徘徊于关中与天山之间，红柯的写作正是受异域资源影响，不仅给古老皮影注入太阳的力量，还整合出万物平等、人类团结，具有福乐智慧的伦理。而雪漠的近作正是在穿越荒漠的极致体验中，借助对凉州贤孝等民间歌谣的激活，召唤渐益遗失的侠义精神与武魂，同时还在武林人物的常态生活刻画中，倡导更宽广的尚武精神与讲求和善的武德。而他们对西部文学精神的承续，其实就是在推动新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关键词：新西部文学；红柯；雪漠；民间文学；民间艺术

西部大地有着特殊的地理、气候与风物，而人很难挑战与改造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在现代化发展中这里就存留更多不同于别处的精神资源。“中国西部是一个离天更近、离大自然更近、离生死更近、离神灵更近的地方。它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屋脊’，也是文化地理意义、精神地理上的‘世界屋脊’。”①那是因为现代化就意味着去神圣与去魅化的持续进行，较为明显的文明断裂也就在所难免，而中国西部文化还没有完全走出巫术期，自然还有着神圣、超验的地位。“我们认为对文学创造具有巨大影响的仍将是由其地理人文生存环境、多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所制约西部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正是它们构成了综合性的西部精神和西部意识的核心，决定了西部的文化精神特征。”②红柯在陕西当代作家群中可谓是具有异域风格与异质伦理的作家，这与他吸收的异域资源有关。而这里的异域资源不仅包括西域等异地资源，也包括印度、中亚等域外资源。而雪漠的小说创作则主要得益于甘肃凉州文化的滋养，准确来说就是西部民歌（如凉州贤孝） 和等文化的合力才促成其精神品格的成型。

一  在西部大地的游走

不同的作家与西部建立情感关联的方式不同。红柯多在关中与天山之间徘徊，这种游荡的生活体验不仅内化为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也转化为激荡奔突的灵魂体验，并因此突破了常见的中原本位视角。他的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 就是从皮影入手，穿越世俗的牢笼，接通深阔的精神通道，聚集起生命的能量。不管是个人的寻根之旅，还是文明的探本溯源，他都保持着充沛淋漓的元气，而小说中那漫天的神光早就力克鬼魅之气了，这就不仅仅是势均力敌而是具有优势的较量。雪漠本来就出生并成长于凉州，而他小说中的故事也主要以西部大漠为背景，其主要人物则需经历各种考验与磨难来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那这样的命运感是由他们自身的体证来完成的，无人能够代替，就算有人帮忙也都是外在的，最终要靠他们自己来完成生命历练的仪式，从而获得有重量的灵魂。那西部荒漠就成了他们通过穿越的行动来寻找与确定其身份的地方。

（一） 从土地到大地的游走

红柯的写作虽与秦地乡土书写的谱系有关，但已从土地诗学及其伦理的偏向里走出，虽然还携带着相关基因，在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因素，但主体的审美与伦理诉求已发生转向，因此才会有《从土地到大地》的创作谈。他认为关中是最早最发达的农业区，血亲宗族上的文化也很成熟。如果继续依循这条线往下写，是很难写出新意的。而要写出具有独异风貌的作品，他就只能另闯新路。“大漠则是另一种气象，绿洲如同岛屿，漂浮在瀚海中，随时有被沙漠吞没的可能。……农田果园牧场与荒漠戈壁连为一体，这就是大地，西域大地，乡村土地无法封闭，也无法宗法家族。……土地良田都是熟土，土地上的人都是熟人社会。大地却有许多陌生的生命，城市更是如此。”③也就是说西部大地与关中土地不同，因为无法封闭，就很难有成熟稳定的文化体系，反而能产生陌生的、冒险的、荒野的特质。依据旷野而生的大地诗学自然是辽阔的、开放的、动态的，而非封闭的、静态的，有差序格局的。如果借用吴森的说法，可将这一问题引入更深层面。吴森认为西方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其心理偏“wonder 和action”。与此相反，中国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遵循的是“concern 与mutual dependence” 的心态。“ 在‘concern’ 的心境里，主体和客体不采取对立分明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主体不完全把客体当作客体，在此心境中，主体可能把客体当作共主体 （co-subject） ,有时亦会把客体当作共客体 （co-object）。总之，在‘关怀’的心境里，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不是维持一种通常的主体客体的关系，原因是关怀者和被关怀者的关系不是单纯认知的关系。在关怀者意识里，他和被关怀者是休戚相关，患难相扶，甚至相依为命的。”④而中原与西域之间也有类似的差异，红柯虽然游荡于两种地域、两种文化之间，但他将写作的重心调适至西域文化一方，并从“concern”转向 “wonder”的心态，因此处在不断探索与追问的过程中，而探讨的主题也不局限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侧重于自然万物对人的吸引，尤其是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宇宙的膜拜。

在陈忠实与贾平凹的小说中，也有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可是人际的温馨与否在小说中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红柯小说的重心已从人情世界的刻画与描摹转向神话世界的探讨与追问。绿洲、戈壁、沙漠、群山、草原互相交错连成一体的辽阔空间并没有在陈忠实与贾平凹的作品中出现，自然没有超迈、壮丽与激越的审美意蕴。家族血脉遗传的恶习很难自我治愈，盘根错节的家族网络、板块与熟腐的文化体系也不好靠本体来调节。因此，红柯要寻找野性的力量，给这种积重难返的文化换血，更新固有的文化血统。而西域虽然不像关中那样有自然与文化上的厚土，但有瀑布般的阳光与圣灵的奇光，正可有效抵御关中内地过多的阴气。因为西域没有在地理与心理上围墙设限，作家才会有条件对陌生领域进行冒险与探索，这也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发展出新的面向。

因此，像《太阳深处的火焰》这部小说预告的是一个旧的、封闭的土地伦理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开放的大地伦理的开始。可作家在处理土地与大地的关系时，并不遵循单线单向的思维方式，关中与西域之间不仅有空间维度上的比照，还有时间维度上的交错与贯通。作家在寻找中华民族精神与人类文明龙脉的过程中，并不排斥关中等内地文化资源，而是勘探一切有效的矿藏，这就同时打通了历史的通道。而关中与西域并不都处在对立的立场上，因为关中有关学，张骞就是当时通人道、通天道的人。而只有不断地出走与突围，才能激荡文化，激活生命。所以作家才会赞赏张骞通西域的精神与豪气，小说才有波澜壮阔的精神气象，精神空间也不会凝滞逼仄，而是更为丰富与深阔的。

（二） 西部荒漠的穿越

雪漠并不是在关中与西域的对照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而是围绕西部大漠而书写，即使有像岭南这样的地理参照，也并没有与大漠构成对称的关系。“雪漠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西部大漠，沙漠腹地的沙湾，荒凉渺茫的黑戈壁，黄沙漫天的西北古道，无一不是雪漠小说的‘主景’。这里风沙肆虐，土地贫瘠，呈现出一派苍茫恶劣的西部自然景观图像。”⑤人对荒漠的感知与体验必定与别处不同，因为惊险与挑战的程度颇高，如果能穿越如此荒寒之地，那精神涵量势必扩充、增厚与加深。《野狐岭》这部小说中最有故事性与最精彩的环节，就是从凉州到罗刹的荒漠跋涉中体现出来的。作家先写了百年前两只驼队在野狐岭的神秘失踪，百年后作为叙述者的“我”为了解密，又带着两驼一狗重新走进大漠探秘。因此他至少写了两层穿越，一层是当时两支驼队如何试着穿越荒漠乃至神秘消失的，一层则是叙述者的穿越与招魂，是在重新历险与探索极限，也是一种追忆、回溯与寻根，而且招魂者甚至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了。在《凉州词》这部小说里，作家也设置了穿越荒漠的情节。因为荒凉、高远与生命的绝境，才能逼出极致的恶，展现难得的善，凉州武林人物的荣光也才有可能守护住。

雪漠在书写《野狐岭》时，尽力将当时的情境进行多维立体式的复原。首先看到的则是各种世间的烦忧，两支驼队去罗刹国是为了买武器反清复明。可是在行进途中，不仅有驼的斗狠与人的内讧，还有狼祸与尘暴。因此，这不仅是一种行为上的探险，人性的边界也被不断挑战，最终因无力救赎只能陷入仇恨的深渊里。其中，更为核心的人物反而是跟随驼队的木鱼妹与一心救世的马在波。木鱼妹的目的不是国恨而是家仇，这背后当然牵扯土客间的宿怨。因为木鱼妹认为正是外来者驴二爷勾引母亲、烧毁祖屋，才导致她家破人亡的。为了报仇雪恨，她不畏艰险追随返乡的驴二爷，从温暖湿润的岭南来到了荒寒缺水的大西北。她想通过复仇完成自我的历史使命，所以她的人生在这西部大漠上要面临多次绝境与闯关，假扮乞丐婆与练习拳脚功夫她可以承受，干渴、饥饿的困扰她也尽力克服，狼祸以及生死考验已经让她疲于应付，还有无人陪伴的孤独让她难以自持，可这还不是最有难度的，因为最难过的还是情关，这也是作家要着力书写的部分，其中既有对身体极限的探索，更有激变与反转中对灵魂的洗礼。

木鱼妹正是出于强烈的复仇执念才追随着那两支驼队来到野狐岭的，接近马在波也有父债子偿的旧观念，可恰恰正是这里也成了她灵魂历练、反转的场域。那积重的仇恨怎样转为浓烈的情爱，其过程必定是剧烈的、传奇的，有着极强的戏剧感，而非日常化的叙事所能抵达，当然这也考验作家心力，一旦刻画出来就意味着荒漠所能提供的是深邃的精神空间，而不只是辽阔的。木鱼妹最终通过身心交融的爱恋消解了俗世的仇恨，从而完成灵魂的救赎。不与俗世相交的马在波一心求佛向善，试着找到救世的密钥，也只有在荒漠，他才体验到俗世的欢乐，也才能完成真正的修行。虽然传说中的木鱼令是可以熄灭一切嗔恨的法宝，他也只对唱木鱼歌的木鱼妹动心。因为马在波没有经过这种俗世的历练，也难以完成肉身成佛，所以他是从灵魂的静修、虚幻的期待转为体验俗世的悲喜，这样完成灵魂的救赎才是更为坚实、更有力度的。那像磨盘一样的沙尘暴正是考验他们两人的共同难关，无所依赖是不能闯过的，只有彼此的信任、依恋与信念，才有可能摆脱人力不可控的灾难，所以他们要携手并进、互助互爱，这样才能穿越沙尘暴。这样的设置是浪漫的，如果他们两人任何一方有一丝懈怠，都无法走出这样的绝境，这无疑也是具有隐喻意味的。作家借助幽魂走进历史，也借马在波与木鱼妹的灵身双修达到更高层次的灵魂超越，那生命也因为超越仇恨而获得提升与超度，西部也不只是荒寒之地，荒原也转为生成生命至高境界的旷野。

与《野狐岭》 的惊险、剧烈不同，在《凉州词》这部小说里，作家主要写了凉州拳师日常状态下的技艺与生存状况。如拜师学武、开拳场、打擂台、武功的晋级，以及斗鸟、做生意、结婚等，也借牛拐爷入凉州哥老会引出齐飞卿、陆富基等英雄豪杰为民抗争的故事。这样的飞扬与激越再现了侠义精神，又因为落败，无人为其申冤显出侠义精神的退化。小说里的重要人物董利文正是为了重新彰显侠义精神才跟着马家驼队去迪化复仇的。不过这次作家并没有以浓墨重彩之笔写出各方激荡、惊险与充满故事性的较量，而是主要借助岑参的诗句写了人生的感悟，面对一望无际的荒漠，还生出一种苍凉迷茫大于英雄豪气的哲思。因此，重点还是追念、思索习武之道，那就是既得有为公精神，也要练招式，更得修内功与神力，以简要陈述对武术之道的理解与进阶代替了一路上的艰险经历。

作家略写了董利文去迪化的环节，而他怎样跟着马帮回凉州的过程，也就是如何穿越荒漠回家，这里的叙述还是较为详尽的。在《野狐岭》里，雪漠生动形象地书写了骆驼的世界。如蒙驼与汉驼、公驼与母驼、头驼与普驼之间的纷争，俨然一个既与人有关联又相对独立具有丰富生态的世界，不单单是一种运输工具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与人的世界是既参照又映衬的关系，这其实属于以物衬人的笔法。而在《凉州词》这部小说里，马帮里的马并没有活灵活现地如人一样。在与土匪的交战中，作家主要写了马帮的差序格局与如何捉住内奸的故事。而爱恨情仇的桥段又再次出现，与董利文一起回凉州的还有梅树楠的妻女，而梅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杀父仇人董利文谈起了恋爱。因为有情感的升温，大漠独有的景致也以抒情的笔调写出，尤其对让人忘忧解疲的柴窝堡湖，作家更是进行精细刻画。对于董利文而言，他以往印象中的贪官梅树楠却突转成了清流，那他的复仇壮志没有因大仇得报而有解恨的快意，反而因愧疚而增添烦忧。而在黑戈壁这样的旷野，就让他看到人类的渺小、武功的无力与内心的柔软。对于梅树楠的女儿梅眉来说，她眷恋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与复仇的对象。他们在行走中不断累积好感，在共同对付沙匪时建立深厚情谊，可是这里并未像马在波与木鱼妹那样用情爱超脱世仇，而是用仇恨消解了爱恋，各自走回自己的人生轨道。不过这样的穿越也让彼此的生命有了历练，而情人间的情愫与诗意、英雄的寂寥与大悲、人生的命运感与凉州需要强人种的忧思，都混杂为小说中的情绪与精神。

二   民间文艺的激活

除了行走于荒漠大地，两位作家还借助特有民谣、剪纸等激活民间的文化与精神资源。红柯不仅对皮影间的多重涵义进行辩证分析，还借光与影、实与虚呼应的方式来结构整个小说，并深入到水与火、生与死的相克相生中，小说也就落脚到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二元论，还借此进行文明的批判与建设。“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恰恰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文学作品。不仅如此，这些作品还为其民族塑造了可以膜拜的神灵、英雄，成为人们的信仰，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的精神资源。”⑥怎样凸显凉州人的精魂，雪漠不仅从穿越荒漠中获得真切的感应关系，还借由民谣尤其凉州贤孝的引入与民间写史的方式，通过塑造民间的侠义人物来呈现该地民众或激昂或平庸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

（一） 剪纸的引申与哲思化

正是立足于关中与西域的地理与文化差异，红柯才慢慢在小说中建构起大地诗学。而从外部复杂的交错参照到内部多层次多角度的辩驳对话，作家用多重辩证的方法深刻剖析了大地诗学内部隐微的脉络与肌理，将大地诗学引入到大地美学乃至大地哲学的层面与境地。牵扯到的矛盾关系也是多重多样的，比如关中与西域的区位差异、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异源性、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雅俗之辨、学界与政界的规则对位，以及生态文明与学术清明的趋同性建构问题，焦点则在于根据皮影的不同特点引申出的多重涵义及其辩驳、纠缠、消长、共生的关系。《太阳深处的火焰》的原题就是《皮影》，可见皮影在小说整个布局中的重要性。皮影也的确作为小说的文眼而存在的，作家根据皮影的表演方式、故事题材与功能作用引申出几重相互矛盾的涵义，并从否定性涵义推演到肯定性涵义。

皮影戏与一般戏曲不同。虽然二者都有假定性的特点，但皮影是一种模拟艺术，连影型都是傀儡，必须有人操作与演唱，不像戏曲演员是有生命的。作家由皮影中的把玩属性联想起人际间的把玩关系。他之所以要从土地走向大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中人乃至中国人身上存在着愚弄人的恶习。皮影的题材主要包括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与神话故事，红柯根据皮影戏的内容联想起与关中这块土地相关的历史段落，揭示出历史的真实与人心的幽暗之处。作家也将探查的视角从当下学术圈与基层政界转向历史中的王朝。秦始皇建都咸阳，慈禧、光绪避难西安，封建王朝的一头一尾都与关中大地有着某种机缘，弄权示弱也成为他们共通的统治方针。从现实到历史，从民间到庙堂，作家根据皮影的表演方式与演绎内容引申出中国文化中的顽疾。而人才之所以从红鬃烈马演变到笨拙的老黄牛，再衰败为谦恭卑微的小毛驴，跟这种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作家还尽可能挖掘出皮影的多重涵义，在感情色彩与伦理旨归上，也不作偏向处理，而是贬义、褒义与中性意味杂糅一处。从皮影的起源来看，它还有酬神还愿、驱邪庇佑的功用。而在作战时，不管是野兽还是敌人的侵袭，皮影都能起到很好的防身作用。因为皮影有很好的隐蔽性，所以狼吃的是人的影子。秦朝兴国与作战时会使用皮影或木偶技术有关，秦朝亡国是因为作战的六国人不会耍秦地老先人传下来的皮影、肘猴。这是从中性的立场来探究皮影的这种隐蔽性与游戏规则。

皮影最大的特点就是写意性与象征性。作家通过吴丽梅的嘴赞许了陕西文化的这一面向，认为皮影就是带火的灵魂，这属于正面、积极的涵义。不仅如此，作家还以复调结构来组织整个小说，从表面看，作家的写作是以关中为坐标来层层展开的，西域大漠似乎只是作为外在的背景。究其实质，则可看出他是以西域作为精神坐标的。也正是基于西域文化中自然的尺度、神灵的尺度，他才发现了人性、历史与文化中的阴暗属性。而民间艺人、高校学者与历史名人的故事只是小说的实写层面，穿过这些层面，作家最想传达的其实是对向阳性人性、文明的追求。就像皮影一样，之所以白布上有影子，是因为背后有火，有光。他也运用关中皮影的这种写意表征功能，着重呈现小说背后灵魂的亮光，这正是作家的文心所在。在形而下的关中皮影刻画的基础上，作家将视野延伸到大漠红柳与西部大地及其高空上的太阳，用超越视角审视关中等地的现实、历史问题，西域未必没有人性与文化问题，但是特有的地理环境使得神灵超验成分的比重更大。而从土地到大地，他不仅发出来自生命深处的呐喊，还将小说的境界提升到形而上的理论思辨高度，最终是以火之性而非水之性作为他的为文之道，以旷野呼号而非面壁而坐作为写作的终极追求。因此，皮影是人对自己的想象，而来自太阳深处的火焰则是人对宇宙天地的想象，境界就变得恢宏辽阔了。皮影中的多重涵义并不连贯，也不规整，还充满了矛盾与悖谬，无法完成勉强的简单统一，因此大地诗学的内在线索更为驳杂，这最终还是要上升到阴阳消长的哲学层面进行辩证分析。

水与火、生与死之间是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关系，而红柯却偏要引入这两对极端对立的关系来解释他对阴与阳的看法。老子的学说是崇尚水一样的阴柔文学与文化，可是他的西行却又是寻火之旅。晚年的老子一定是意识到水类文化潜藏的弊病，所以他要突破原有的知识框架与思想体系。红柯通过老子的故事，反驳了这一脉水性文学与文化传统可能存在的阴暗、阴沉、阴险与阴谋。关中等地的中原文化注重人际间的关心与顾念，可在人情之美的背后，却有个体生命根深蒂固的私心与阴冷的属性。为了揭示出阴冷的极致，他从水联想到水银。秦始皇陵的水银与《一块银元》里的水银都是跟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而阳刚之气若不是与政治、权术合谋，而是源于天地与生命深处的巨大能量，就可以熔化人心的黑暗与阴冷。因此，红柯一直推崇火一般的阳刚文学，而非水一样的阴柔文学。在西域大漠，水与火是合二为一的，而非截然对立的。因为浇灌大漠绿洲的水，即使冰凉刺骨，也都含有巨大的热量，完全是寒冷到极致后爆发出的生命之火，老子最终求的也是水与火熔炼在一起的道。

在中原内地，周猴能够死而复生，说明生与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可是他虽生犹死，而在西域，胡杨木以太阳放射光芒的形状排列成不断死亡、不断复活再生的太阳墓地，各色人种的亡灵进行着大狂欢，迸发出巨大的火一般的能量。这就是虽死犹生，并不是阴阳两隔，而是循环往复生死同在的。太阳与人心都可直视，这才算完成对真正天道的探寻。作家崇拜充满阳刚之气的大地、太阳与火，他也以此来抵御来自历史深处的寒气与生命深处的鬼气，试图建立起新的道德经与太阳拜物教。可见，作家的寻根并不是在单元文化中追溯的，而是在多元交汇中推进的，因为引入游牧民族的异域资源，才会产生多层面多维度的激烈辩驳，心灵也处在神明与鬼魅极度撕扯、纠缠的状态中，因此这是动态的诗学。而水与火的熔炼、共生，生与死的同构，就有着波澜壮阔的激烈冲突，因此呈现出的样态就是壮阔、激昂、夸张与浪漫的。而水融于火，死让位于生，阴转化为阳，使得这种诗学成为向外扩张的诗学，有纵横捭阖的气势与做派。红柯所吟诵的正是热情洋溢、凌厉刚烈的旷野之歌，充满了血性豪气，是暖调子的，而非向内收敛的冷调子。虽然少有文字边缘的光晕与背后氤氲着的余香，但充盈着西部高地的大生命与大气象，显得辽阔深邃。

（二） 民谣的引入与当代解读

百年前的凉州历史是雪漠写作的兴趣点，在《野狐岭》与《凉州词》里，他都写到齐飞卿与陆富基等民间侠义人物对清家的抗争。在《野狐岭》中，作家通过召唤并与当事者幽魂相遇的方式与那段历史进行对话，而在《凉州词》中，则通过叙述者外公的讲述走进那段历史。不论百年前驼队消失的故事，还是百年前凉州武林人物的生活与激荡岁月，雪漠选择的都是民间写史的方式去书写。而两部小说中，作家都提到凉州贤孝《鞭杆记》，这也构成两部小说重要的故事情节。而贤孝等民谣其实主要由民间艺人瞎贤口述与传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算是口述写史者。因为是来自民间表达现实、批判现实的声音，因此这种民间声音的引入，也让故事更有烟火气与现实感。不过作家在激活这类民间资源时，并没有原样照搬，而是进行了多元化的解读与现代阐释。

在《野狐岭》里出现的民谣不仅有贤孝，还有木鱼歌，以及一直出现的“拉骆驼不是个营生”的驼户歌。作者不仅用这些韵文段落调节叙事节奏，还借此呈现出日常生活的气息与温度。如小说中苏武山的驼羊会就属于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集会，起初是为纪念苏武而设立，后因商贸与文化交流而成聚人气之事。而有人也唱出了这种热闹景象，这就呈现出凉州百姓的日常生计与俗常的生活情态，体现的是求安稳的生活诉求，与传奇、壮烈的英雄般生活相对照。作家也借凉州杂调《当皮袄》说明驴儿爷的好色，而他作为驼羊会的会长还有舍得投资公益事业的一面。不仅如此，有着尊贵身份的驴儿爷通过唱小调《小放牛》来体现与民同乐的情怀，连瞎贤也唱起知足常乐的小曲。这都将该地民众求安乐祥和、不愿惹事的心态展现出来。

而之所以要打巡警、闹衙门，全因生活所迫、被逼无奈所致。小说就直接引用了《鞭杆记》，说明那场民变是怎样鸡毛传信的，又是如何在齐飞卿、陆富基的号召下围城的，这些都是由外来者木鱼妹唱出来的。可是在集体的暴力磁场中，不爱杀生的凉州人也有可能变成嗜杀的屠夫，所谓的正义之举反而演变成一场骚乱。在怎样平息这场骚乱的唱词中，民众胆小懦弱的地方也暴露无遗。其实，就连哥老会祁连山堂正式开堂时，其结拜仪式所唱的歌曲也不是反清复明、救苦救难的大口号，而是升官发财的实际诉求。因此，在这部小说中，贤孝主要的功用在于将现实层面的内容表达出来，那走入历史靠凉州贤孝，走出历史、超度历史则靠木鱼令。这部小说也是先从木鱼歌的传承讲起，木鱼爸不仅竭尽所能保存相关文献，还删除诲淫的段落，用文才洗尽其俗使其雅化。对于木鱼妹来说，她在西行路上身心的各种困顿正是靠着木鱼歌才得以摆脱，比如她唱《观音十劝》逼退狼的威胁时，心头的硬块也没了。其实作家早就预设了救世传说，那就是胡家磨坊的木鱼令能使怨结化解、仇杀终止，当木鱼妹逐渐从复仇的心魔中解脱出来，而马在波终于找到修行的门道，那木鱼歌也就转为木鱼令成为救世之曲。木鱼令是否对凉州百姓的苦难有效可以存疑，但至少潜藏着作家的一种探索与希冀。

在《凉州词》这部小说中也有各类民谣，像道长教董利文研习的大悲掌歌诀以及内功心法都是这样的韵文，马帮里张凯唱的《赶马调》也是表达伤感情绪的民歌。当然这部小说还是以激活凉州贤孝为主，但作家并没有原样继承，而是进行补充、解构，并进行多元化解读。“ 《凉州词》在贤孝和口述日常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一部凉州的‘武林’秘史，雪漠站在‘民间’的立场，不提供某种‘历史’的定论，而是尽可能地描述出‘历史’的丰富和复杂，不作任何评论和阐述，而是让读者去读出一个多样的‘历史’世界，试图以此来还原‘历史’的某种真实，当然，是民间的和地域的真实。”⑦其实作家以生命为本，并没遵循独断的单向思维方式，而是坚持亦此亦彼的立场与态度，讲究多向并存、妥协与和解。他不愿卷入纷争的怪圈内，拒绝采取“非我即敌”“非善即恶”的绝对价值判断，这样的价值中立决定了作家的普世性同情。这不是泯灭是非，而是以博大的胸怀超越二元对立的是非，在更高层面上把握人类心灵的共通准则。因此，作家笔下的民变既有抗争不公的合理性，也有极具破坏性与扰民的地方，从而还原其本来面目。

其实，《凉州词》就是小说版的《鞭杆记》。它是由《鞭杆记》扩展而来，又加入当代作家的理解与认知，是更为丰富与多元的《鞭杆记》。凉州贤孝《鞭杆记》属于打巡警那段历史的民间想象，为了宣泄心中的仇恨，也不免有失真与夸张的地方。而作家则依据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进行还原，对其中的侠义人物没有拔高与美化，对当时的官员也没有贬低与丑化。贤孝里的李特生很有权，实际上只是威望较高的乡绅。而董利文在接触了梅县长的妻女后，才发现梅县长非但不是想象中的贪官，还属于政坛清流，而且对那场事变的处理也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之处，因为梅县长上面还有白道台、岳镇台以及甘肃总督。在贤孝里，陆富基是为了成全当差的才主动就擒，在作家的叙述中其实就没那么神勇。在凉州百姓的想象里是贺藩台杀了陆富基，所以贺藩台被冤魂所缠意外离世。可据更有可能知内情的梅眉所说，杀陆富基是按察使陈灿亲自批准的，根本就没有贺藩台，自然也没有他被陆富基英魂缠死的故事。梅眉很轻易地就颠覆、解构了贤孝里的说法，指出根本就没有黄道台、龙府台与秦协台这几个人，因为道台姓白不是姓黄，说是龙府台其实应该是岳镇台，协台更是没影的事。而在梅县长妻子徐氏的进一步解释中，则可发现陆富基被押解是白道台的主意，虽然表上写的是按察使陈灿，可这个白道台当过翰林院编修写过县志，还曾劝富户捐银子赈灾，后告老还乡专事著述。而凉州镇的总兵岳登龙不仅武功好战功多，还训练有素，闹事的乡民也是不可能取胜的。甘肃总督升允也不是印象中的贪官，为了维护清朝反对立宪，也是弹劾权贵、反对行贿、办过学堂的刚直官员。齐飞卿的案子是由陕西总督长庚一手过问的，这个人曾歼灭土匪、对付过俄国老毛子，也是不贪权的。其实，作家并没有神化民间侠义之人，而是拉开历史去审视历史中的侠义。所以，虽有神性光芒，但并没有执迷的意味，即使看到人性的弱点，也难掩其中的正义感与英雄情怀。

三  雄浑刚健精神的承续

两位作家与西部大地建立关联的方式不同，激活的民间文艺与侧重也有差异，可都致力于西部地 方性资源的开掘，注重西部文学精神的承续。相对 而言，西部文学有着相对固定与独特的精神内涵，那就是强调阳刚而非阴柔，重视粗犷而非琐细。“从对应方面来看，西部文学是崇高的、宏大的、民族史诗性的；又是神秘悲壮、具有信仰力量的；它是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又是丰富而细腻深 刻的，具有人的命运的悲剧力量等等。”⑧而新时代 西部文学的审美特质既延续了原有的阳刚雄浑之 美，也吸收了平和与柔韧的因素，因此是融合型的 美学样态。“这一切，使得雄风壮美成为西部文学 主要的美学特征——旷达、恢宏、雄奇、古朴，自 然又机巧灵秀，绝不是小家碧玉。”⑨当然是以刚健 雄浑为重，不管是红柯近作中对平庸之恶的省思与 神性之光的尊崇，还是雪漠对武魂的召唤与武德的 强调，都可看出这一新的动向。

（一） 庸恶的省思与神光的尊崇

《太阳深处的火焰》这部小说的外在结构就是关中与西域的复调对位，其内部脉络还要复杂得多。因为牵扯到多条时间线索，因此又不仅仅是关中与西域的截然对立。凡是与关中、西域有关的历史、故事都成为他挖掘的对象。通过外部的参照比对与内部的辩证分析，可以看到作家之所以能将大地诗学及其伦理建构起来，主要与西域地理与文化资源的汲取有关，这当然也包括远古神话、宋朝关学，以及中亚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一再脱离原有的线性叙事，一再穿插各种掌故与历史，为的就是聚集这种能量，培育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在对生命个体的省思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他也同时完成了对人道与天道的追问与探寻。

如果对生命个体的省思还是基于传统文化固定的参照系，那这种省思就是有限的调整与周旋，无法形 成内心的大激荡与大冲突。而红柯的小说有没有进入 到文学的灵魂维度与深度，那就要看他小说中有无彼岸世界远处的呼唤，有无灵魂的苏醒与论辩，挣扎与叩问。从土地中走出来，就是他探索的开始。身处高校，红柯显然熟悉其中的学术生态和文化生态。“在故事与文化的杂糅中， 红柯批判了汉文化中的‘恶’：一是精神萎靡、形象猥琐，一是人心变坏。批判得更为激烈的是‘平庸之恶’：在大学里，资质和能力平庸的教师，最终成为院系领导和学术带头人……”⑩作家挖掘出习以为常的平庸之恶，并没有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内来探讨，也没有靠文化的自力、人性的自力来解决，而试着通过外力来冲击固有的生态。事实上，红柯是基于本体论而非生存论来思考这种平庸之恶的，因此才有腾挪跌宕的省思。

徐济云身上就有平庸之恶的文化基因，但他尽力审视并慢慢走向旷野，从所谓的学术之路走向真正的人道，从人与人之间的愚弄走向人与天地的对话。其实，徐济云的背后站的是红柯，而他的沉溺正是作家的心结，他的觉醒正是作家自我反思的开始。那件吴丽梅送的粗羊毛衫是他雍容生活的一点异样点缀，也使他保持着与她爱情的最后一点念想，与天地神灵的一丝微弱联系。因为那件羊毛衫是吴丽梅亲手织的，那是如千手观音一样的手，接近羊群、白云与上天，羊毛纱就成了人神沟通的媒介，他也就不至于完全深陷在泥潭中。但徐济云仍处于被动的境地，而吴丽梅就是他精神世界的太阳，一直引领着他往真正的人道、天道上走，吴丽梅映照的正是作家内心飞扬激越的一面。而为了聚集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还让历史上具有神性之光的人物形成序列。“吴丽梅沉浸在老子出关入秦的那一刻，沉浸在张载带领学生齐声朗诵《西铭》的那一刻，沉浸在顾炎武凭吊周镐京秦咸阳唐长安的那一刻，沉浸在鲁迅登上西安破败城墙的那一刻……”⑪这正是“太阳深处的火焰”在大地上的种种“投影”，此时的关中土地也是大地，因为有阳光的照耀。而吴丽梅最终从关中走向西域，从土地走向大地，正是灵魂深处的向光性所致。生命个体在向世俗臣服，也有某个时刻或瞬间会打开精神的闸门，让阳光照耀进去。至少在那一刻，每个生命都可能成为光的影子，都是为光代言的。当人从世俗中解脱出来，向光亮处回归时，这就是在践行人道，而不是停留在学界、商界与政界的诡道上。因此，红柯通过徐济云反思了自我的习常之恶与关中文化的闭塞之限，也反思着整个传统文化中的沉疴痼疾。

鲁迅等五四一代学人已经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刻的反思，红柯则通过儒家、法家与道家文化在关中的遗存与特性进行了别样的批判。他认为儒家的独善其身就是助恶为善，这种陕西人所说的碎善就是具有结构性缺陷的善，所以才会使弄权高于求道。而弱民术、弱命术在秦朝、清朝同样盛行，均是硕大私心作祟的结果而已。秦朝的灭亡与帝国的弱民政策密切相关，而这一政策又源于法家的狡诈和阴毒。道家则充满了阴柔和阴险的损招，所以老子才会西行求道。而老子出关西行的过程，就是对道家乃至传统文化反思的过程。直至老子在塔里木盆地发掘、整理太阳墓地，并与天上的太阳相映成辉，这才完成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他也写下新的存于天地之间的道德经。由于辽阔、浩瀚、辉煌的落日与旷野吹来横扫天地的浩荡长风，吴丽梅从十二岁就开始了对自己、世界、天地、宇宙的无尽想象，短暂的出走加速了她的回归，她也去考察太阳墓地。徐济云最后的出走，是追随吴丽梅，开始对天道的探寻之路。红柯想要书写的正是新时代的道德经，他既赞许张载身上的忠信沉毅之质，继承其民胞物与的思想，又借鉴西域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用智慧、美德、知识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还融合了《薄伽梵歌》中诗人高于国王的意识。而那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之争辉的圣光贯穿了整个小说，贝多芬的《欢乐颂》也不断在小说中回旋往复，形成小说中异样的光与影、声与歌。因此，他把丝绸之路上的一切智慧作为精神养分纳入他的知识框架与文化体系中，这其实也从文化上打通了“一带一路”。他并不想保持文化的纯粹，也根本不会纠结学科的边界，而是以文化杂交主义的视角，整合出万物平等、人类团结，具有福乐智慧的伦理。这种伦理体现出刚健激越的精神，充满了阳刚之气。因此，“一带一路”上的一切文明都是他写作的文学宝藏，而这些正是《太阳深处的火焰》隐秘幽深的源头，使它接近庄严颂圣的文学。

（二） 武魂的召回与武德的守护

凉州是雪漠写作的出发地，这里因是兵事频发之地而有从事武艺的传统，作家也因有武学渊源早有习武的习惯。从事文学创作后，他也想以文学的方式将这种尚武的传统承续下来，这自然成为滋养他文学创作的核心精神力量。究其根本，当然与这里特有的地理环境有关，像一望无际的荒漠之所以还让人敬畏，那是因为极端恶劣条件是很难被驯服的。不过为了争取更优越的生存条件，这一现状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变。“随着大规模治水、筑城防卫和农耕精细化的进展，自然虽然还没有被作为征服对象那么显示出对峙，但随之演变为一个予取予求的对象。因为在这个地域传统里人对自然施加的驾驭程度随着技术生产力的提升越来越达到人在它面前可以无所畏惧的程度。……在这样的持续历史进程里的确很难想象自然还有什么神圣性，还有什么超自然性。”⑫虽然现在西部的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一定成就，只是人对自然的驾驭程度还没有到无所畏惧的程度，大自然还留有未改造的蛮荒之处，并不是可以无限索取，那人的畏惧与敬畏也就油然而生，何况百年前的凉州乃至西部多是待探险之地，而雪漠以这里作为自己创作的根据地也实属命运使然。

穿越荒漠自然是他小说中颇为重要与精彩的环节，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英武不屈的精神。不管是面对大自然的恶劣与残酷，还是人世间的不公与恶行，他都想将原有的武魂召唤出来。那穿越荒漠的行动本身就是在寻找西部的精气，作家着力开掘的是不一样的生命体验。这样的游走扩展与深化了生命的经验，直接与天地、野兽、神灵建立一种更直接的关系，考验生命的抗压程度，不断挑战生命极限，那人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就体现出逐渐强大更为丰盈的精神体量。在这里发生爱恨情仇的故事也就没那么稀奇了，因为似乎只有这样的爱恨交织才能与这样的环境相宜，情感的内涵自然也是恢宏壮阔的，那种生死与共的浪漫与传奇也极大地拓展了生命体验的边界，人间的情爱还会升华成救赎人心的力量，那精神的涵量就是丰厚的。而面对民间疾苦难以解决时，凉州这里也有人敢于站出来维护正义，为了凉州百姓福祉奋力抗争。这种英雄豪气是现代社会里那些精致利己者身上所缺乏的，也与强调自我与竞争性自治的社会氛围完全不同，像齐飞卿与陆富基都属于衣食无忧者，却愿意为苍生谋得生存空间铤而走险，这样的利他性与无私无畏的精神都是值得赞赏的。因此雪漠的作品里有一种民族的精气，这也是新的西部文学应该有的精神内涵，越是在现代化的发展中，这种精神尤为可贵。用雪漠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要有“积极正面的血性”，遇强不怕，遇弱不欺，这才算是有真正的武魂与血性。

虽然这里有尚武传统，但作家一再强调要有武德，并不赞同黩武，也不伸张心狠手辣，因为那样只会将人性中使强弄狠的邪恶推至极致，所以复仇可以用情爱来化解，恶狠中要尽力长出平和、温暖的精神。所以在雪漠的当代武侠小说中，既正视清家对百姓的盘剥、百姓的怯懦与不坚定，审视了各类人性的弱点，更设身处地理解各自的立场与态度，并尽力挖掘出和善与慈悲来。在《野狐岭》中，与其说木鱼令是救世密码，倒不如说是西部文化对作家的深刻影响，以及在这部小说中的变形呈现。木鱼妹的阿爸终生整理木鱼歌，也在劝化与引导人世与民心，虽然当时力量微弱、收效甚微，但这种歌颂贤良、存善罚恶的精神还是影响了木鱼妹，木鱼妹最终能战胜世仇、灾害以及内心的仇念，成为代表智慧与慈悲的女神，与阿爸潜移默化的教导是分不开的。马在波希望用自己的善来改变世间的纷争，尽力培养一种慈悲，熏染一种精神，这与齐飞卿等的侠义精神相反相成，共同构成该地尚武精神的内核。“凉州贤孝等西部文化承载的，正是人类灵魂需要的营养……它们追求和谐，追求和平，追求人类甚至所有生物的和平共处。和平理念是凉州贤孝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和善是武德，是更宽广的尚武精神，那西部文学精神也不只有粗犷与高迈，还有温柔与厚道。

作家传承了什么样的资源，文化的背景有多大，最后都会落实在作品的精神体量与精神空间上。“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而红柯的来处就是西北的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这是偏远荒凉却又恢弘的背景，能生成生命的大气象。作家正是汲取了西域的生命能量与英雄史诗中的精神养分，所以才创造出富饶瑰丽的小说世界。“相比较红柯的叙事而言，雪漠的文字显得更硬实些。红柯的那种抒情韵味，与天地为一体的叙述，给人以一种辽远的感觉；雪漠则带着泥土的原生硬实扑面而来。”因为雪漠不愿看到侠义精神的逐渐淡化，愿以文学方式激活凉州文化，也想以个人之力将不屈、重义气、利他性的民间精神托举起来。那在雪漠的小说中就回响着豪情壮志、英雄情长的乐章。而这种前现代社会产生的精神资源正好对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文化问题与人性问题有效，也可以为被碾压的干瘪生命招魂。

新时代以来，红柯与雪漠的小说写作已经与传统的西部文学不同，不重在书写苦难与滞后，更没有透露出文化自卑的心理，而是挖掘西部特有资源来激活传统精神。“传统意义上的西部文学更注重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与宏大叙事的特征，积极进行新探索的作家们则表现出对二者的异质性的强调。他们更大意义上要去追寻西部大地上深层的东西、历史深处的文化积淀，比如寻找古文明中的中华民族文化源头，甚至是上古时期的文明之源。”曹顺庆提出要“ 重写文明史”：“无论在古代、现代还是当代，中华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璀璨的一环，是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篇章。”基于中华文明的文学叙事就是以文学的方式进行文明溯源，因此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那么国人就应该有破除陈腐的勇气与抗压的心理，展示出该有的朝气与创造性，而非颓丧与虚无心态的流露。应该看到西部就存有民族振兴的力量与精气神，正如陈思和所说：“整个历史来说，从周朝开始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的都在西部，那块地方始终是政治、文化的发源地，或是发祥地。每当中国走向衰弱，走向瓶颈的时候，西部就会发出一个声音。”在现代化的发展中，西部文学已经逐渐摆脱苦难与落后的刻板印象，因为这里是保留中华民族更多记忆与想象的地方，也因有文明源头而成为提供精神力量之地。其实很多西部作家都已经将文学的触角探查到历史深处，着力去开掘与激活这些文脉资源，这样就会形成集群的力量，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而庞杂的知识要内化为圆融有机的叙事，理念与阐释能渗透在描写与叙述中，就更有利于从文学角度助力“一带一路”上世界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

——本文刊发于2025年1期《西部文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