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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一家人

2022-04-22 10:03 来源:www.xuemo.cn 作者:莫泊桑 浏览:1250842
内容提要:开往纳伊[2]的小火车刚驶过玛约门,正沿着通往塞纳河岸的林荫大道奔驰。

莫泊桑:一家人

开往纳伊[2]的小火车刚驶过玛约门,正沿着通往塞纳河岸的林荫大道奔驰。小车头拖着它那节车厢,鸣着汽笛赶开路上碍事的行人车辆,像一个气喘吁吁的长跑者,喷吐着蒸气;活塞就像两条运动中的铁腿,嗑嗵嗑嗵响着向前匆匆迈进。夏日傍晚的闷热笼罩着路面;虽然一丝风也没有,还是扬起阵阵粉笔灰似的白色尘土,又浓又呛人,而且热烘烘的。这尘土粘在人们湿漉漉的皮肤上,眯住人们的眼睛,甚至钻到人们的肺里。

大道两旁,不少人走到户外,希望能透透气。

车窗的玻璃都拉开了;车子开得很快,窗帘迎风飘舞。只有寥寥几个人坐在车厢里(在这样的大热天,人们更喜欢待在车的顶层和露台上)。其中有几个装束的格调不怎么雅致的胖太太;这些郊区的中产阶级妇女,缺乏高贵的风采,却傲慢得不合时宜。还有几个在办公室辛劳了一天,已经疲惫不堪的男士,脸色蜡黄,躬腰缩背,因为长年伏案工作,看上去一个肩膀有点高。从他们焦虑不安、愁眉不展的面孔,就知道他们家庭生活中烦恼重重,经常手头拮据,昔日的希望已经注定成为泡影。他们全都属于那支落魄潦倒的穷鬼的大军,在巴黎周边近乎垃圾场的田野上,用石膏板搭起的单薄的房子里过着枯燥乏味的日子;门外的一小块花坛就算是他们的花园了。

紧挨着车门,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男子,脸颊有些浮肿,肚子垂在叉开的两腿中间,穿一身黑色衣服,挂着勋章绶带。他正在跟一位先生聊天。对方身材瘦长,不修边幅,穿着肮脏的白色亚麻布衣服,戴一顶陈旧的巴拿马草帽。前一位是海军部的主任科员卡拉旺先生,说起话来慢慢腾腾,吞吞吐吐,有时候简直就像个结巴。后一位曾经在一条商船上当过卫生员,最后在古尔博瓦圆形广场旁边开业,用他一生走南闯北仅剩的似是而非的医学知识,在当地贫苦居民中间行医;他姓舍奈,要人家称呼他“医生”。关于他的品行,很有些流言飞语。

卡拉旺先生一向过着标准的公务员的生活。三十年来,他每天早上守常不变地去上班,走的是相同的路,在相同的时刻,相同的地点,看见赶去办公的相同的脸;每天晚上他循着相同的路线回家,又遇见他亲眼看着变老的相同的脸。

他每天在圣奥诺莱区的拐角花一个苏买一份报纸,又去买两个小面包,然后就走进部里,那神情活像个投案自首的犯人。他马不停蹄赶到办公室。他总是惴惴不安,时刻都在担心自己有什么疏忽,会遭到申斥。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能改变他单调的生活规律;因为除了科里的事,除了升级和奖金,他对什么都不关心。不论在部里,还是在家里(他已经不计较什么嫁妆,娶了一个同事的女儿),他从来不谈公务以外的事。他那被枯燥的日常工作弄得萎缩了的脑子里,除了和部里有关的以外,再没有别的思想、希望和梦想。不过这个科员想起一件事总是愤愤不平:那些海军军需官,因为有银线饰带而被人称做“白铁匠”的,一调进部里就能当上副科长或者科长。每晚他都要在饭桌上,当着与他同仇敌忾的妻子,有根有据地论证:把巴黎的官职给那些本应漂洋航海的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极不公平。

他现在已经老了。可是他竟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一生是怎么过去的,因为他出了中学大门就直接跨进了办公室,只不过从前望而生畏的学监,如今换成了他怕得要命的上司。一看见这些衙门暴君的门槛,他就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他在人前总显得窘迫不安,和人说话总是低声下气,甚至紧张得口吃,就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恐惧心理所致。

他对巴黎的了解,并不比一个每天牵着狗到同一家门口讨饭的瞎子更多。即使在他那一个苏一份的报纸上读到什么大事或者丑闻,他也认为都是凭空杜撰的故事,编出来供小职员们消遣的。他是个秩序的拥护者,保守派,虽无一定政见但敌视一切“新鲜事物”的保守派。凡是政治新闻他都略过不看,何况他那份报纸拿了某一方的钱,总是为满足该方的需要而对新闻加以歪曲。每天晚上,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就像是人地生疏的旅游者彷徨在遥远的异乡。

就在今年,他完成了按规定所必需的三十年的服务。一月一日那天,他获得了荣誉勋位团十字勋章。在这些军事化的机关里,就是用它来奖励那些被钉在绿色卷宗上的犯人,奖励他们漫长而又悲惨的苦役(或者美其名曰“忠诚服务”)的。这个意外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出于对自己所属的“勋位团”理所当然的礼貌和尊重,从那以后,他就取缔了杂色的长裤和式样花哨的上衣,只穿黑色裤子和更适合佩带他那宽宽的“勋章绶带”的长礼服;他每天早上都要刮脸,仔细清理手指甲,并且每两天就换一次衬衫。总之,一晃儿工夫,他就变成了另一个卡拉旺,整洁,庄重,而且待人接物还颇有些屈尊俯就的意味。

在家里,他说什么都要扯上“我的十字勋章”。他甚至骄傲到如此程度,对别人在扣眼上挂的任何一种勋章都无法容忍。他见了外国勋章尤其怒不可遏,——“这种勋章,根本就不应该允许在法国挂出来”。他特别看不惯舍奈“医生”,因为每天晚上在小火车上遇见他,他总是挂着一条不三不四的勋章绶带,有白的,有蓝的,有橙黄的,还有绿的。

从凯旋门到纳伊的这段路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仍是老生常谈。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们先涉及的是地方上的种种弊端;他们对这些弊端都很反感,可是纳伊市的市长却偏偏不闻不问。接着,正像和医生做伴必然会发生的那样,卡拉旺把话题转到疾病上,指望通过闲谈的方式捞到些许免费的指点,甚至是一次诊断呢,只要做得巧妙,别让他看出破绽。再说,他母亲的情况近来让他十分担心。她常常昏厥,好久才能醒过来。虽然九十高龄了,可她就是不同意去看病。

卡拉旺一提到母亲的高寿,就心情激动。他一再地对舍奈“医生”说:“活这么大岁数的人,您常见吗?”说罢,他就深感幸运地搓搓手,倒不是他希望看见老太太在世上没完没了地活下去,而是因为母亲寿命长,也是他本人长寿的预兆。

他接着说:“嘿嘿!我家的人都长寿;因此,我可以肯定,除非遇到意外事故,我一定能活到很老才死。”卫生员怜悯地看了他一眼;他在转瞬间端详了一下对方通红的脸,肥肥的脖子,坠在两条松软的粗腿之间的大肚子,以及这虚胖的老职员容易中风的浑圆的身坯;然后,一只手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白色巴拿马草帽,冷冷一笑,回答:“未必吧,老兄,令堂瘦得皮包骨,可阁下呢,胖得像个汤桶。”卡拉旺被他说得心慌意乱,哑口无言。

好在这时候火车到站了。两个伙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请他到对面,他俩经常光顾的环球咖啡馆喝杯苦艾酒。老板和他们是朋友,向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隔着柜台上的酒瓶握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走过去,找从中午起就坐在那张桌上打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迷。他们互相热情地打了招呼,并且问了那句少不了的“有什么新闻呀”,然后打牌的人继续打牌,他俩就告辞出来。他们头也不抬,只是伸出手来互相握了一下,便各自回家吃饭。

卡拉旺住在古尔博瓦广场附近的一座三层小楼里。楼下是一家理发店。

这套住宅有两个卧室、一个饭厅和一个厨房,几把修过的椅子根据需要从这间屋子搬到那间屋子。卡拉旺太太把时间都花在打扫卫生上。她的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和九岁的儿子菲利普-奥古斯特跟邻里的孩子们在大街边的阳沟里游戏。

卡拉旺把母亲安置在楼上。老太太的小气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而她又长得瘦骨嶙峋,所以人们说:“天主”把他精打细算的原则都用在她身上了。她总是心情恶劣,没有一天不跟人吵架,不发脾气。她经常隔着窗口,冲着街坊、卖菜小贩、清道夫和儿童破口大骂。为了报复她,她出门的时候,孩子们就远远地跟在后面大叫:“老—妖—精!”

一个粗心得叫人难以相信的诺曼底来的小女佣,给他们做家务活。为了预防意外,她睡在三楼,老太太旁边。

卡拉旺回到家的时候,他那爱洁成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布,擦那几把分散在几个空荡荡的房间里的桃花心材的椅子。她总是戴着绒手套,头上扣着一顶便帽,那便帽缀有五彩缎带,还老往一边耳朵上滑。每逢有人撞见她刷呀、扫呀、擦呀、洗呀,她总是这么说:“我不是有钱人,家里一切都很简单,不过我也有我奢侈的地方,那就是清洁,它跟别的奢侈同样有价值。”

她生来就讲究实际,而且固执己见;在一切事情上她都是丈夫的向导。每天晚上,在饭桌上,然后在床上,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办公室里的事。虽然她比他小二十岁,他却像对神父似的,对她无所不谈,并且不论什么事都遵从她的意见。

她压根儿就不曾漂亮过;现在更丑,又矮小又干瘦。她那微小的女性特征,本来还是可以巧妙地显露一二的;但她偏偏对着装一窍不通,也就被永远埋没了。她的裙子好像总往一边歪。无论什么场合,哪怕在大庭广众面前,她也经常在自己身上抓抓搔搔,几乎成了一种怪癖。她容许自己使用的唯一装饰品,是她惯常在家里戴的那顶点缀着许多缎带、她自以为很美的便帽。

她一瞧见丈夫回来,就直起腰,吻着他的颊髯,问:“我的朋友,你想着去波丹[3]了吗?(这话指的是他答应替她办的一件事。)他听了马上垂头丧气地倒在椅子上;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把这事儿忘了。他说:真是邪了门儿啦,我一整天都在想着这件事,可是没用,到了傍晚还是忘了。见他很难过,她就安慰道:你明天记住不就完了。部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有,还是一件大新闻呢:又有一个‘白铁匠’被任命为副科长。”

她的脸立刻严肃起来,问:

“哪个科?”

“对外采购科。”

她气呼呼地说:

“这么说,是拉蒙的那个位子了,正好是我希望你得到的那个位子。拉蒙呢?他退休了?”

他喃喃地说:“退休了。”她立刻暴跳如雷,便帽一直滑到肩膀上:

“完了!你看,这个破地方,现在什么指望也没有了。你说的那个军需官姓什么?”

“波纳索。”

她拿起总放在手边的海军年鉴查找,念道:“波纳索。——土伦。——一八五一年出生。——一八七一年任见习军需官。一八七五年任助理军需官。”

“他出过海吗?”

听到这句问话,卡拉旺心里雨过天晴。他乐得肚子直抖。“跟巴兰,他的科长巴兰,正好是一路货色。”接着,他就开怀地笑着,讲起他那个部里人全都觉得精彩的老笑话:“千万别派他们从水路去视察黎明军港,他们乘观光小火轮也会晕船呢。”

不过,她就跟没听见似的,仍然板着脸。过了一会儿,她慢慢搔着下巴,咕哝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个有交情的议员就好了!只要议会知道部里发生的这一切,部长立马就会垮台……”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的吵嚷声,打断了她的话。玛丽-路易丝和菲利普-奥古斯特从阳沟那儿玩耍回来了,他们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步步为营,你打我一个耳光,我踢你一脚。他们的母亲横眉怒目地冲了出去,一手抓住一个孩子的胳膊,使劲地摇晃着他们,把他们推进屋里。

他们一看见父亲,就连忙向他扑过去。他慈祥地吻他们,吻了很久,然后坐下来,让他们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跟他们谈心。

菲利普-奥古斯特是个小淘气,头发乱糟糟的,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干净,脸上一副白痴相。玛丽-路易丝长得像她母亲,说话也像她,张口就像在重复她的话,甚至连手势也跟她一模一样。她也说:部里有什么新闻呀?他开心地回答:宝贝女儿,你那位每个月都要来咱家吃饭的朋友拉蒙就要离开我们了。有个新来的副科长接了他的位子。她抬起头望着父亲,用早熟的孩子才有的那种体恤的口吻说:这么说,又有一个人从你肩膀上蹿上去了。

他敛起笑容,没有回答;然后就岔开话题,问正在擦窗户的妻子:“妈妈在楼上好吗?”

卡拉旺太太停下擦窗户的动作,转过身来,把已经完全滑到背上的便帽重新戴好,嘴唇颤抖着说:

“哈!对啦!咱们就来谈谈你妈吧!她跟我唱了一出好戏!你想想看,理发师的妻子勒博丹太太上楼找我借一包淀粉,正好我出去了,你妈就像对待乞丐似的,把人家撵了出去。所以我回来也把老太太修理了一下。可她跟往常一样,人家指出她的不是,她总是假装听不见。其实,她耳力并不比我差,是不是?她根本是在装蒜。她一声不吭,立刻就上楼去了,这就是证明。”

卡拉旺十分尴尬,沉默不语。正好,小女佣闯进来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他拿起总是藏在墙角的那根扫帚把,往天花板上捅了三下,通知他母亲下来吃饭。然后他们便到饭厅去。卡拉旺太太分好汤,等老太太下来。等呀等,汤也凉了,她还不下来,他们只好先慢慢地吃起来。各人盘子里的汤都喝完了,他们又等。卡拉旺太太恼火了,就拿丈夫撒气:“她这是成心捣乱,你明知道。可你还是老护着她。”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打发玛丽-路易丝去叫奶奶。他妻子气愤地用刀尖敲打着酒杯的杯脚,而他只低着头,一动不动。

门忽然开了,只有女儿一个人回来,她气喘吁吁,脸色煞白,慌慌张张地说:“奶奶倒在地上了。”

卡拉旺猛地站起来,把餐巾往桌子上一扔,就跑了出去,楼梯上响起他沉重而又急促的脚步声。他妻子认为婆婆又在耍什么花招,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慢吞吞地跟上楼去。

老太太脸冲下直挺挺地倒在屋子中间。儿子把她翻过身来,只见她的脸纹丝不动,毫无表情;皮肤蜡黄,皱纹密布,好像硝过似的;两眼紧闭,牙关紧咬,干瘦的身躯已经发硬。

卡拉旺跪在她身边,一边呻吟一边喊:“妈呀,我可怜的妈呀!”不过卡拉旺太太端详了一会儿,肯定地说:“得啦,她又晕过去了,没什么大事。放心吧,不过是耽误咱们一顿饭罢了。”

他们把老太太抬到床上,脱光了衣裳。卡拉旺,他妻子,还有女佣,三个人一齐动手给她揉搓身子。可是,尽管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她还是没有恢复知觉。于是他们打发罗萨丽去请舍奈“医生”。他住在絮莱纳附近的河边,路很远。等了很久,他终于到了。他察看过老太太,又把了她的脉,听了她的心音,宣布:“完了。”

卡拉旺扑在母亲身上,随着急促的抽噎,他的身子也在抖动。他拼命吻着母亲那张僵硬的脸,哭得那么伤心,大颗的眼泪像水滴似地洒在死者的脸上。卡拉旺太太也适可而止地悲痛了一会儿,然后就站起来,立在丈夫背后,微微地呜咽着,不住手地揉着眼睛。

卡拉旺的眼睛都哭肿了,稀稀落落的头发也纷乱了,由衷的悲伤把他的人也变丑了。他忽然站起来,说:“不过……您能肯定吗?医生,您确实能肯定吗?……”卫生员连忙走过来,以老练利索的手法摆弄着尸体,像商人夸耀自己的货物似的,说:“瞧,朋友,您瞧这眼睛。”他翻开老妇人的眼皮,眼珠在他手底下露了出来,并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瞳孔有点儿扩大。卡拉旺的心就像让人扎了一刀似的,吓得浑身发毛。舍奈先生又抓起老太太蜷着的胳膊,使劲扳开她的手指头,好像冲着一个辩论对手似的,咄咄逼人地说:“您看看这只手。放心吧,我绝不会弄错。”

卡拉旺又扑到老人身上,呼天抢地。他妻子一边虚情假意地哭着,一边料理着必要的事。她把床头柜搬过来,铺上一块餐巾,放上四根蜡烛,点着了;又从壁炉台上取下挂在镜子背后的一根黄杨树枝,搁在蜡烛之间的一个盘子里;没有圣水,就往盘子里倒满清水。然后她想了想,抓了一撮食盐扔在水里,大概以为这就算完成了祝圣的仪式。

布置完死神降临时应有的场景,她就一动不动地站着。刚才帮着她布置的卫生员,这时低声对她说:“最好把卡拉旺领出去。”她点头赞同,便走到仍然跪在那里不住呜咽的丈夫身边,和舍奈先生一人架一条胳膊,把他搀了出去。

他们先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妻子连连吻着他的额头,开导了他一番。卫生员也在一旁帮腔,劝他要坚强,要拿出勇气,要安于天命,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人遇到这种天降横祸时根本办不到的。接着,他们俩又搀着他,把他领了出去。

他像个胖娃娃似的哭哭啼啼,痉挛了似的抽噎着,有气无力,胳膊耷拉着,两腿发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机械地移动着两只脚,走下楼去。

他们把他安置在平常吃饭坐的那把扶手椅上,面前是快要空了的汤盆,他的汤勺还浸在没喝完的汤里。他就这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对着酒杯发愣;他如痴如呆,已经什么也不想了。

卡拉旺太太在一个角落里和医生谈话,打听该办的手续,请教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宜。舍奈先生好像还在等着什么似的,最后他拿起帽子,说他还没有吃晚饭,行了个礼,就要走。她这才恍然大悟:

“怎么,您还没有吃晚饭吗?那就留下在这儿吃吧,医生,留下在这儿吃吧!我们有现成的,这就给您端上来。您知道,我们也吃不了多少。”

他婉言推辞;可是她坚持挽留,说:

“这算得了什么呀,您就留下吧。遇到这种时候,能有个朋友在身边,真是件难得的事。再说,您也许能够劝我丈夫吃点东西提提神;他非常需要打起精神来呀。”

医生鞠了个躬,把帽子放在一件家具上,说:“既然如此,我只好从命啦,太太。”

她对冲昏了头的罗萨丽吩咐了几句,自己也坐下吃起来,照她的说法,不过是“装装样子吃点儿,陪陪‘医生’”。

凉了的汤又端上来。舍奈先生喝完了,又要求添了一次。接着上的是一盘里昂式牛肚,散发出一股洋葱的香味,卡拉旺太太也决定尝一点。“味道好极了。”“医生”说。她笑了笑:“真的吗?”然后转过脸来对丈夫说:“你也吃点吧,可怜的阿尔弗雷,哪怕垫垫肚子也好,想想看,你还要熬夜呢!”

他顺从地递过盘子去,好像即使她命令他马上上床睡觉,他也会照办不误。实际上他现在已经任人摆布,既不会反抗,也不会思考了。然后,他就吃起来。

“医生”自己动手,一连从菜盘里取了三次。卡拉旺太太呢,隔不大会儿就用叉子叉一块牛肚,刻意装作漫不经心似的吞下肚去。

满满一盆通心粉端了上来,“医生”咕哝说:“嘿!这可是好东西。”这一次,卡拉旺太太给每人分了一份,甚至连孩子们的小碟子都盛满了。没人顾得上管他们了,两个孩子连扒带地吃着碟子里的食物,喝着不掺水的葡萄酒,已经在桌子底下用脚开起战来。

舍奈先生想起罗西尼[4]对这道意大利美食的喜爱,冷不丁地说:瞧!还押韵呢;很可以作一首诗,用这样的诗句来开头:

大作曲家罗西尼

吃通心粉成了癖……”

不过并没有人听他说话。卡拉旺太太忽然变得若有所思:她在考虑这个变故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她丈夫呢,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球儿,放在桌布上,像白痴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面球。他好像嗓子眼儿干渴难熬,葡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他那被打击和悲伤搅乱了的脑袋,变得轻飘飘的,仿佛在刚开始的艰难的消化过程突然造成的晕眩里乱舞。

“医生”呢,喝起酒来像个无底洞,显然已经醉了。卡拉旺太太也在经受神经震动之后必有的反应,兴奋,烦躁,虽然喝的是白水,头脑也有点晕乎了。

舍奈先生开始讲起几个遇到丧事的人家发生的事来,在他看来这些事真是荒唐透顶。因为在巴黎的这个郊区,住满外省来的居民,常可以看到乡下人对死者,不管是亲爹还是亲娘,表现出的那种冷漠,那种缺乏敬意,那种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残酷无情。这些事在乡下司空见惯,在巴黎却十分罕见。他说:“瞧,就在上个星期,皮托街有一家来请我。我连忙跑了去。到了那里,病人已经死了,家属却围在床边若无其事地喝着茴香酒。这瓶酒原是头天晚上买来,给垂危的病人过过瘾的。”

不过卡拉旺太太并没有听他说话,而是一心在想着遗产;卡拉旺则是头脑空空,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咖啡倒好了;为了提神,煮得很浓。兑了白兰地的咖啡,顿时在他们的双颊添上一层红晕,并且把他们已经神志恍惚的头脑里仅剩的一点思想搅得更乱。

随后,“医生”又突然抓起白兰地酒瓶,替每人斟上一杯“涮杯酒”。食物消化产生的温热让他们懒洋洋的,餐后烈酒产生的肉体的恬适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沉醉,他们就这样一言不发,慢慢啜着在杯底形成淡黄色糖浆的甜白兰地。

孩子们已经睡着了,罗萨丽把他们送上床。

大凡遇到不幸的人,都喜欢以酒浇愁;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下,卡拉旺禁不住又一连喝了好几杯白兰地;他那呆滞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

“医生”终于站起来,准备走了;他抓住朋友的胳膊,说:

“嘿!跟我一块儿去走走。透透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一个人烦恼的时候,不应该老待着不动。”

对方听从他的劝告,戴上帽子,拿起手杖,走了出去。两人臂挽着臂,在星光下向塞纳河走去。

一阵阵芳香在热烘烘的黑夜里飘拂,因为周围的花园在这个季节里正鲜花盛开。花的香气好像在白天沉睡,天一黑就甦醒过来似的,混合在黑暗中吹过的微风里四处洋溢。

宽阔的大街上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两行煤气街灯一直伸向凯旋门。然而,在凯旋门那一边,巴黎在一片红雾笼罩下仍然热热闹闹,那是一片持续不断的喧嚣。远处的平原上,偶尔有一列火车开足马力奔来,或者穿过外省朝海滨驶去,火车拉响了汽笛,仿佛在和那片喧嚣遥相呼应。

户外的空气吹拂着他们的脸,一开始颇让他们感到意外,以致“医生”差点儿失去平衡;卡拉旺吃了晚饭就感到头晕,这一下晕得更厉害。他好像在梦里走路,昏昏沉沉,疲软无力。因为陷入精神麻木状态,他不再感到强烈的悲伤,甚至感到轻松些了。弥漫在黑夜里的温馨的花香,更增加了他轻松之感。

他们到了桥头,就顺着河向右走。塞纳河向他们迎面送来一阵凉风。在一排高耸的白杨树构成的帷幔前,河水忧郁而默默地流着;星星被河水荡漾着,仿佛在水中游泳。飘浮在对岸的淡白色的薄雾,给人的肺带来一股潮湿的气息。卡拉旺突然站住,因为这河水的气息在他心里勾起一件件久远往事的回忆。

他仿佛看见从前的母亲,自己小时候的母亲,在那遥远的庇卡底[5],在自家门前,跪在那流过他家园子的小溪边,弯着腰,正在洗她身边的一堆衣裳。他仿佛听见她在寂静的田野上的捣衣声和她的喊声:阿尔弗雷,给我拿块肥皂来。他重又感觉到那同样的流水的气息,那流水淙淙的土地上腾起的同样的薄雾,和那一直留在他心头难以忘怀的沼地上蒸起的水气的味道,而这一切恰恰出现在母亲刚死的这个晚上。

他停下来,僵立不动,悲情哀思重又袭上心头。就仿佛一道闪电,一下子把他的不幸暴露无遗;遇上这飘忽的微风,他重又陷入无法挽救的痛苦的深渊。他感到自己的心被这次永无尽期的离别撕碎了。他的一生从此被一切两段;他的年轻时代随着母亲的去世而被死神整个儿吞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的“过去”结束了,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全都化为乌有;再也没有人能和他谈谈往事,谈谈他从前熟悉的人,他自己以及他过去生活中那些私密的事。他生命中的那一部分已不复存在,现在轮到另一部分等待着死亡了。

往事开始一件接一件在他的脑海里掠过。他又看见年轻的“妈妈”,穿着旧连衣裙,那些衣裳已经穿了那么久,在他的印象里已经和她本人分不开了。他在原已忘记的千百个场景里,又找到了母亲模糊的面容,她的手势、语调、习惯、怪僻、易动的肝火、脸上的皱纹、瘦手指的动作,以及那些亲切而又不会再有的姿态。

他扒着“医生”的肩膀,不住声地呜咽着。他两条绵软无力的腿颤抖着,整个肥胖的身躯随着哭声哆嗦着,嘴里咕哝着:“妈妈,我可怜的妈妈,我可怜的妈妈呀!……”

但是,他那个仍然醉醺醺的同伴,此刻正想着到经常偷偷光顾的那个地方去结束这个夜晚。他被卡拉旺这阵猛然发作的哀伤弄得很不耐烦,扶着他在河边的草地上坐下以后,几乎立刻就借口去看一个病人,撇下他走了。

卡拉旺哭了很久。后来,眼泪哭干了,痛苦可以说也跟着流光了,他又感到轻松、舒适了,心情也突然平静下来。月亮升起;大地沐浴在柔和的月光里。高大的白杨树泛着银光,平原上的雾就像浮动的雪。河面不再有星星游泳,而是仿佛铺满了珍珠;河水依旧流淌,激起闪烁的涟漪。空气温和,微风含着花香。沉睡中的大地透露出几分柔韧,卡拉旺尽情领味着这黑夜的甜美。他深长地呼吸着;一股清新、宁静的感觉,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慰,似乎也随之渗透他的全身。

不过,为了抗拒这来得不合时宜的舒适感,他一遍遍地说着:“妈妈呀,我可怜的妈妈呀。”出于正直人的良知,他想哭,可是他又哭不出来。甚至连刚才还让他嚎啕大哭的那些回忆,也引不起他的半点悲情了。

于是他站起来,循着原路慢步往回走。他沉浸在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大自然的寂静里,自己的心也非他所愿地平静了下来。

他走到桥头,只见末班小火车打着即将出发的信号灯;小火车的背后,环球咖啡馆的窗内灯火通明。

他觉得需要找个人倾诉一下自己的不幸遭遇,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切。于是他哭丧着脸,推开咖啡馆的门,径直走向柜台。老板正在那里坐镇。他本希望会有这样一种效果:所有的人都站起身,走过来,一边主动和他握手,一边问:“咦,您这是怎么啦?”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注意他脸上的忧伤。他于是俯在柜台上,两手捧着头,咕咕哝哝地说:“主啊!主啊!”

老板打量了他一眼,问:“卡拉旺先生,您是不是病了?”他回答:“我没病,可怜的朋友,是我母亲刚刚去世了。”对方心不在焉地“啊”了一声;恰好这时候店堂尽头有个客人在叫:“来一大杯啤酒!”他立刻扯着嗓门吓人地应道:“是咧!……这就来!”撇下愕然的卡拉旺,赶去侍候客人。

三个牌迷仍然在晚饭前的那张桌子上,全神贯注、雷打不动地打多米诺骨牌。卡拉旺走过去,寻求他们的同情。他们当中好像谁也没注意到他来了,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口。“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对他们说,“我遭到了一场大祸。”

那三个人同时微微抬了抬头,不过眼睛仍然盯着手上的牌。“怎么了?”“我母亲刚刚过世了。”他们中的一个咕哝道:“喔唷!”同时做出一个明明无动于衷却假装难过的表情。另一个人找不出什么话说,摇了摇头,吹了一个表示伤心的口哨。第三个人又打起牌来,好像心里在想:“原来是这么回事!”

卡拉旺本来期望的是一句所谓“出自真心”的话。现在一看自己受到这样的对待,就走开了。这些人对朋友的痛苦居然如此冷漠,让他感到气愤,尽管他的痛苦此刻已经大大缓和下来,连他自己也不怎么感觉得到了。

他于是离开了咖啡馆。他妻子身穿睡衣,正坐在开着的窗户旁边的一把小椅子上等他。原来她心里一直惦记着遗产的事。

“快脱衣裳,”她说,“咱们上了床再说。”

他抬起头,目光望着天花板,说:“可是……楼上……一个人也没有。”“放心吧,罗萨丽守在她身边呢。你先打个盹儿,到早上三点钟去替她。”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脱掉衬裤;头上包了一条围巾,就跟在妻子后面钻进被窝。

他们先并排坐了一会儿。她在想心事。

即使在这个时候,她的睡帽上也缀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而且略微向一边的耳朵上歪着,好像受到她戴便帽养成的那个无法克服的习惯影响似的。

她突然转过脸来,对他说:“你知道你妈立过遗嘱吗?”他迟迟疑疑地说:“我……我看没有……大概没有立过。”卡拉旺太太盯着丈夫的脸,压低了声音,愤愤不平地说:“真不像话,是不是?我们辛辛苦苦服侍她,我们供她住,供她吃,怎么说也有十年啦!换了你妹妹,她绝对不会干。就是我,要是早知道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也不会干!是的,将来人们想起她来,这可是件丢脸的事!你也许会对我说,她付给我们膳宿费呀。不错,但是子女们的照料,可不是花点钱就能付得清的,应该在死后用遗嘱来表示感激才对。正直体面的人都是这么做的。看来,我是白辛苦、白忙活了!真卑鄙!啊!真卑鄙!”

卡拉旺被弄得心烦意乱,连声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求求你好不好。”

她数落了半天,渐渐地平静下来了,又用平常的声调说:“明天上午应该通知你妹妹了。”他一下子蹦了起来,说:“真的,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件事;天一亮我就去发电报。”不过,还是女人想得精细,她拦住他说:“不,十点十一点之间再发;在她来到以前,咱们得有时间考虑考虑怎么应变。从沙朗东[6]到这儿,她最多两个钟头就到了。我们可以推说你昏了头。再说,就是上午通知,也不算不作为呀!

卡拉旺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就像平时谈到他一想起来就要发抖的那位科长那样,战战兢兢地说:“还应该通知部里一声。”她问:“为什么要通知?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忘了,也情有可原。相信我好了:不通知。你那位科长什么也不能说;你要狠狠给他一个难堪。”“啊!这样嘛,可不,”他说,“他见我没去上班,一定还会大发雷霆呢。嗯,你说的对。这是个好主意。等到我告诉他我妈死了,他也只好闷声不吭了。”

这位科员对这个恶作剧甚感得意,一边搓着手,一边想像着科长的表情。这时候,老太太的尸体仍然躺在楼上,已经睡着的女佣人就守在旁边。

卡拉旺太太忽然又变得心事重重起来,好像有一件说不出口的事在困扰着她。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说:“你妈已经把她的座钟给你了,对不对,就是那个女孩玩毕尔包凯球[7]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是的,是的,她对我说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她刚到这儿来的时候说的。她当时确实对我说过:如果你待我好,这个座钟将来就归你了。’”

卡拉旺太太吃了定心丸,愁眉顿时舒展了,说:“你看呀,既然说过,就应该去拿过来;等你妹妹来了,她就不让我们拿了。”他有些迟疑,说:“你这样想吗?……”她生气了:“我当然是这样想。只要神不知鬼不觉搬到这儿来,那就是我们的了。她屋里的那个大理石面的五斗柜也一样。有一天她脾气好的时候答应过给我。咱们也一起搬下来得了。”

卡拉旺似乎不大相信。“不过,亲爱的,这可是责任重大呀!”她转过脸来,直眉瞪眼地说:“唉!真是的!你就永远改不了吗?你呀!你情愿自己的孩子饿死,也不愿意动一下手。那个五斗柜,从她答应给我的时候起,就是咱们的了,对不对?如果你妹妹不同意,让她来跟我说好了!我才不在乎你妹妹呢。好啦,起来,咱们这就去把你妈给咱们的东西搬下来。”

他就这么被制服了,哆哆嗦嗦地从床上下来;刚要穿长裤,她又拦住他,说:“不用穿外衣了,走吧,有衬裤就够了。你看,我就这么去。”

他俩穿着睡衣,悄悄爬上楼,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进屋去。老太太在那里直挺挺地躺着,守着她的仿佛只有盛黄杨树枝的盘子周围那四根燃着的蜡烛;因为罗萨丽躺在扶手椅上,早就睡着了。她伸着两条腿,两手交叉着放在裙子上,歪着头,一动不动,张着嘴打着小鼾。

卡拉旺拿起座钟。像帝国时代的许多艺术产品一样,这是一件不登大雅之堂的摆设。一个镀金的年轻女子,头上饰着各种花卉,手上拿着一个毕尔包凯球用作钟摆。“给我,”他的妻子说:“你搬五斗柜的大理石面。”

他遵照她的吩咐,气喘吁吁,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大理石面扛到肩上。

两口子动身了。卡拉旺伛着腰,走出房门,开始提心吊胆地下楼梯;他妻子倒退着走,一只手拿着蜡烛给他照亮,一只手抱着座钟。

到了自己的屋里,她松了一口长气。“最难办的完了,”她说,“再去搬剩下的。”

可是五斗柜的抽屉里装满了老太太的衣物,得放在什么地方才成。

卡拉旺太太灵机一动,说:“快去把门廊里的那个松木箱子搬来;那箱子连四十个苏也不值,就摆在这儿吧。”木箱搬来以后,他们就动手腾抽屉。

他们把袖套、皱领、衬衣、便帽、躺在他们背后的那位老太太的所有寒酸的旧衣裳,都一件一件取出来,整整齐齐地放进木箱,好瞒哄第二天就到的死者的另一个孩子布罗太太。

完事以后,他们先把抽屉都搬下去,接着又一人抬一头把柜体搬下去。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琢磨摆在什么地方最合适,最后才决定把它放在卧室里,床对面的两扇窗户之间。

五斗柜刚摆好,卡拉旺太太就把自己的替换衣裳放进去。座钟放在饭厅的壁炉台上。然后两口子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布置的效果。他们感到满意极了。“很不错哟,”她说。他回答:“的确,很不错。”接着他们就上床睡觉。她吹灭了蜡烛。不久,这座房子的两层楼里,所有的人都进入梦乡。

卡拉旺睁开眼时,天已经大亮了。他刚睡醒,头还昏昏沉沉的,过了几分钟,才记起了刚发生的大事。他好像当胸狠狠挨了一拳,一骨碌跳下床,心里又是一阵难过,几乎哭出声来。

他急忙跑上楼。罗萨丽还在那间屋子里酣睡,仍然保持着头天晚上的那个姿势;其实她这一夜就没有醒过。他打发她去干活,自己动手换掉已经燃尽的蜡烛,然后就端详起母亲来。与此同时,他的脑海里滚动着那些貌似深奥的思想,那些芸芸众生在死人面前无法摆脱的宗教和哲学的俗见。

这时,他听见妻子叫他,便又走下楼。她已经把上午该办的事拉了一张单子。他接过满是术语的清单一看,吓了一跳。

单子上写着:

1.去市政府登记;

2.请医生验尸;

3.定寿材;

4.去教堂;

5.去殡仪馆;

6.去印刷所印讣文;

7.找公证人;

8.打电报通知亲属。

此外还有一大堆要办的零七八碎的事。他拿起帽子,立刻出门。

这时,消息已经传开了,女邻居们开始上门来要求看看死者。

楼底下的理发店里,老板娘和正在替顾客刮脸的老板,甚至还为这件事发生了一场争论。

女的一边织着袜子,一边咕哝道:“又少了一个,少了一个小气鬼;这个小气鬼,可是世上少见。说真的,我从来就不喜欢她;不过还是应该去看看她。”

男的一边往顾客的下巴上抹肥皂,一边低声抱怨:“您听呀,尽是些怪念头!只有女人才想得出。她们活着的时候打扰你还不够,死了还不让你安生。”但是他妻子并不感到难堪,接着说:“我也没什么办法呀,只是觉得应该去一下。这一上午我都在惦记着这件事。我要是不去看看她,就好像这一辈子都放不下似的。但是,仔细看看她,记住她的模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手里拿着剃刀的丈夫耸耸肩膀,跟正在刮脸的那位先生说起悄悄话来:“我倒要问问您,您对这些可恶的娘儿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不会觉得看死人有什么乐趣!”这话让他妻子听见了,她不动声色地回答:“就是有趣嘛,就是有趣嘛。”说完,她把手里的毛线活儿往柜台上一撂,就上楼去了。

已经有两个女邻居捷足先登,正在和卡拉旺太太谈论这件不幸的事。卡拉旺太太绘形绘色地讲述着事情的经过。

她们朝停尸的房间走去。四个女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先后蘸了点盐水洒在被窝上;接着跪下来,一边喃喃祈祷,一边画十字;然后就站起来,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久久地打量着尸体。这当儿,死者的儿媳用一块手绢捂住脸,强作伤心地抽噎着。

她转身要出去的时候,发现玛丽-路易丝和菲利普-奥古斯特全都穿着内衣站在门口,好奇地望着。她忘掉了做作出来的悲痛,扬起手,跑过去,气咻咻地大嚷:快给我走开,淘气鬼!

十分钟以后,她陪着另一拨女邻居上楼来。她又在婆婆身上挥了挥黄杨树枝,作了祈祷,流了几滴眼泪,尽了她所有的义务。这时,她发现两个孩子又出现在身后,便狠狠地打了他们两巴掌。但是到了第三次,她也就不再理会他们了。以后每次有客人来,两个孩子就都跟着,跪在角落里,一遍遍照葫芦画瓢地模仿他们母亲的每一个动作。

一到下午,被好奇心驱使来的女人就减少了。没有多久,就不再有人上门了。卡拉旺太太便回到自己的屋里,忙着准备出殡的大大小小的事。死人就孤零零地停在楼上。

窗户开着。滚滚热浪夹着阵阵尘土扑进屋来;四根蜡烛的火焰在一动不动的尸体旁边跳动着;一些小苍蝇在被窝上、两眼紧闭的脸上、伸出的两只手上爬来爬去,飞开又飞回,不停地兜着圈子;它们来拜访这位老太太,也等候着它们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时刻。

玛丽-路易丝和菲利普-奥古斯特又到大街上去玩耍了。没多久,他们就被小朋友们包围起来,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们,她们更机警,能够更快就嗅出生活中的一切秘密。她们像大人似的打听:你奶奶死了,是吗?”“死了,昨天晚上死的。”“死人是什么样子?玛丽-路易丝就解说起来:蜡烛啦,黄杨树枝啦,死人的脸是什么样子啦。这番介绍激起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也要求上楼去一观究竟。

玛丽-路易丝立刻组织了第一个旅行团:五个女孩和两个男孩,都是年龄最大,胆子也最大的。为了不让人发现,她要他们脱掉鞋子。这队人马潜入楼内以后,就像一支小老鼠的大军一样噌噌地蹿上楼去。

到了屋里,小姑娘立刻模仿她母亲,有模有样地举行起仪式来。她郑重其事地领着小朋友们下跪﹑画十字﹑蠕动嘴唇,再站起来,往床上洒水。然后,孩子们就挤作一团,怀着恐惧、好奇而又兴奋的心情挨近床,观看死人的脸和手。这时,玛丽-路易丝突然用小手绢捂住眼睛,假装哭起来。不过,她想到在外面等着她的那些孩子,马上忘了悲伤,跑颠颠地带走这一批,紧接着又带来一批,一连带了好几批。因为当地的孩子,甚至连那些衣裳褴褛的小乞丐,都闻讯赶来参加这新奇的娱乐。而且她每一次都把母亲那些装腔作势的动作重复得惟妙惟肖。

时间长了,她也累了,孩子们也被另外的游戏吸引到别处去了。老祖母又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被人完全忘记了。

屋里布满阴影;摇曳的烛光在她干瘪而又皱纹累累的脸上跳着光与影的舞蹈。

八点钟光景,卡拉旺上楼来,关好窗子,又更换了蜡烛。他现在进来,态度已经很平静了,因为他已经看惯了那具尸体,就像它已经在那儿摆了好几个月似的。他甚至还能够注意到它没有一点腐烂的迹象。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妻子。她回答:“可不,她就跟木头做的一样,至少能保存一年。”

他们一言不发地喝着汤。孩子们一整天没人管,已经人困马乏,倒在椅子里打起盹来。其他人也都保持着沉默。

灯光忽然暗下来。

卡拉旺太太捻了捻灯芯;可是油灯空洞地响了一下,长长地咕噜了一会儿,就熄灭了。他们偏又忘了买灯油!如果现在去杂货店,势必要耽误吃饭。他们就找起蜡烛来。可是,除了楼上床头柜上点的那几根以外,再也没有了。

卡拉旺太太做事总能当机立断;她马上打发玛丽-路易丝上楼去拿两根下来,其余的人就在黑暗中等着。

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小姑娘上楼的脚步声。接着是几秒钟的寂静。突然,这孩子慌里慌张地跑下楼来。她推开门,满脸惊恐,比前一天报告不幸消息时还要紧张。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呀!爸爸,奶奶在穿衣服!”

卡拉旺一下子蹦了起来;被他带倒的椅子一直滚到了墙边。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你说什么?……”

紧张得语不成声的玛丽-路易丝重复道:…………奶奶在穿衣裳……她就要下楼来了。

卡拉旺先生发了疯似的奔向楼梯;大惊失色的妻子紧随其后。但是到了三楼的门口,他站住了,因为他吓坏了,不敢进去。他会看到什么场面呢?还是卡拉旺太太比丈夫胆大,她转动了一下门把手,走了进去。

屋里好像变得昏暗了许多。屋子中间,有个又高又瘦的人影在走动。是老太太,她已经起来了。她从昏睡中醒过来,神志还没有完全恢复,就侧转身子,用一只胳膊撑着,把点在灵床边的蜡烛吹熄了三根。等体力稍稍恢复,她就下床来找衣裳。见五斗柜不翼而飞,她起初的确有些迷惑;不过慢慢地在木箱里找到了,她就不慌不忙地穿起来。接着,她又把那满满一盆水泼掉,把杨树枝仍旧挂到镜子后面,把椅子都归到原位。儿子和儿媳进来的时候,她正准备下楼。

卡拉旺冲过去,抓住她的手,拥吻她,热泪盈眶;他妻子在他背后虚情假意地连声说着:“真是太好啦,真是太好啦!”

但是,老太太却并不感动,甚至就像根本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她脸绷得像一座雕像,目光冷冷的,问了句:“晚饭快好了吗?”他已经昏了头,结结巴巴地说:“早好了,妈,我们正等你吃饭呢。”他表现出不寻常的殷勤,挽住她的胳膊。卡拉旺太太端起蜡烛,像夜间替扛大理石柜面的丈夫照路一样,一级一级地倒退着在前面引路。

到了二楼,她差点跟正在上楼的人撞个满怀。原来是住在沙朗东的亲戚到了,布罗太太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她的丈夫。

女的又高又胖,患水肿病的大肚子,把上身撑得向后仰着。她见此情景,吓得目瞪口呆,打算调头逃跑。她丈夫是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皮匠,矮矮的个儿,满脸的胡子一直蔓延到耳根,一眼望去活像个猴子。他却没有大惊小怪,只是低声说:“咦,怎么回事?她活过来啦!”

卡拉旺太太一认出他们,就拼命地对他们挤眉弄眼,然后大声说:“嘿!怎么!……是你们呀!真没想到!”

但是布罗太太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低声回答:“是你们打电报催我们来的;我们还以为完了呢。”

她丈夫在背后捏了她一把,叫她住口。然后他在大胡子下面做了个奸笑,补救道:“多蒙你们邀请,真是盛情难却。我们立刻就来了。”话里影射着两家人长期以来充满的敌意。这时,老太太已经到了楼梯最下面几级,他连忙迎上去,用盖住脸的胡子蹭了蹭她的双颊;怕她耳背,又对准她的耳朵大喊:“您好吗,妈?还是那么硬朗,嗯?”

布罗太太看见本以为死了的人现在活得好好的,还心有余悸,甚至不敢上前去拥吻。她的庞大的肚子把整个楼梯口都堵塞了,挡住了其他人的路。

老太太觉得有些蹊跷,已经起了疑心,不过一直不开口,只是望着周围的人。她的灰色的小眼睛四处打探着,犀利而又严峻,一会儿盯住这个人瞧瞧,一会儿盯住那个人望望,眼神显而易见充满了想法,弄得孩子们很不自在。

卡拉旺希望打个圆场,说:“老太太刚才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好了,完全好了。是不是,妈?”

老太太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回答:“一下子昏过去了。不过你们说的做的我都听见了。”她说话的声音那么微弱,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接着这番话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众人走进饭厅。几分钟时间,已经张罗起一桌晚饭。

只有布罗先生一个人还能沉得住气。他那张大猩猩般凶恶的脸怪相百出;他信口说些语义双关的话,弄得所有的人都哭笑不得。

这还不算,门廊那儿还不时地传来门铃声,忙得晕头转向的罗萨丽一次次跑进来找卡拉旺;他总是连忙撂下餐巾走出去。他妹夫甚至问他:今天是不是他会客的日子。他支支吾吾地说:“不不,都是些小事,没什么。”

后来,有人送来一包东西,卡拉旺冒冒失失地拆开一看,原来是印着黑框的讣文。他的脸刷地涨得通红,赶紧又包起来,塞进坎肩的口袋里。

他母亲并没有看见;她在目不转睛地望着摆在壁炉台上的她的座钟,镀金的剑球还在不停地摆动。在冷冰冰的沉默中,尴尬的局面越来越令人难堪。

老太太把她那巫婆似的皱纹密布的脸转过来,眼里闪着一丝狡黠的意味,对女儿说:“星期一,把你的小妞儿带来,我想看看她。”布罗太太顿时喜形于色,大声说:“是喽,妈。”卡拉旺太太却脸色变得煞白,几乎气昏过去。

这当儿,两位男士正谈得越来越起劲;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居然展开了一场政治辩论。布罗拥护各种革命的共产主义学说,他激动得指手画脚,两只眼睛在毛茸茸的脸上炯炯发光,叫嚷着:“财产,先生,是对劳动者的掠夺;——土地应该属于大众;——继承权是一种堕落,一种耻辱!……”但是他说到这里突然打住了,好像刚才说了什么蠢话似的,有些尴尬。过了一会儿,他才用比较温和的口吻说:“不过现在不是争论这些事的时候。”

门开了,舍奈“医生”走了进来。一开始他大为惊讶,不过转眼间就显得若无其事了。他走到老太太跟前,说:“哈哈!老太太!今天气色很好嘛!啊!我早就料到了,果然如此。刚上楼的时候,我还对自己说:我敢打赌,老太君,她又起来了。”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背,接着说:“她结实得简直像新桥[8]!你们等着瞧吧,咱们全得靠她老人家来挖坟地呢。

他坐下来,接过递给他的咖啡,很快就加入两位男士的争论。他赞成布罗的意见,因为他自己也在公社[9]的事情上受到过牵连。

老太太感到累了,要回楼上去。卡拉旺连忙走过来,可是她眼睛瞪着他,说:“你马上把我的五斗柜和座钟搬上去。”不等他说完“是喽,妈”,她已经挽着女儿的胳膊,走了出去。

卡拉旺两口子呆若木鸡,哑口无言,沮丧得像遭到飞来横祸似的。布罗却一边得意地搓着手,一边抿着咖啡。

卡拉旺太太气疯了,猛地朝他扑过去,嚷着:“你这个贼,无赖,流氓……我真想啐你一脸唾沫……我……”她找不出话来了,上气不接下气。而他呢,一直笑眯眯地啜着咖啡。

正在这时,布罗太太回来了,于是卡拉旺太太又朝她小姑子冲过去。这两人,一个巨肥,挺着让人望而生畏的大肚子,另一个干瘦,动作狂乱得像是在发羊痫风,两人的声调都变了,手不停地哆嗦着,你一句我一句地对骂。

舍奈和布罗过来拉架。布罗抓住他妻子的两只胳膊,把她推出门去,一边呵斥着:“滚,你这头蠢驴,别嚷了!”

可以听到他们在街上一边走远一边还吵个不休。

接着,舍奈先生也告辞了。

只剩下卡拉旺两口子面面相觑。

男的一屁股倒在一把椅子上,两鬓沁出冷汗,咕哝着:“我怎么去对科长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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