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驿站长

 

普希金：驿站长

译|萧珊

 

末等文官，

驿站之霸。

——维亚赛姆斯基公爵

谁没有诅咒过驿站长，谁没有跟他们吵过架？谁在盛怒的时刻没有向他们要过那本“要命的簿子”，以便在上面写下自己对种种压制、粗暴和怠慢态度的毫无用处的怨言？谁不把他们当作十恶不赦的坏人，就像衙门里的书吏，或者，至少也像莫洛姆森林里的强盗？不过，我们还是公平一点，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吧，这样，批评起他们来，也许就会宽厚得多。驿站长是何等人物？驿站长是个名副其实的十四品受难者，他的职位只能保护他免遭拳打脚踢，而且未必总是有效(我要仰赖读者的良心)。维亚赛姆斯基公爵戏称他为驿站之霸，他的职务又是怎样的呢？难道不是真正的苦役？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旅客把乏味的旅途中积下来的怨气一古脑儿发泄到驿站长身上。天气坏，路难走，车夫脾气犟，马不肯拉车——都成了驿站长的过失。旅客走进驿站长寒伧的屋子，像望着敌人一样望着他；要能赶快把这位不速之客打发走，就算万幸；万一没有马呢？……天啊！怎样的辱骂，怎样的威胁会劈头盖脸地落到他头上来啊！下雨天，或者雨雪交加的时候，他得挨户奔跑。哪怕是雨暴风狂，哪怕是主显节前后的严寒，他只有躲到门厅去，才能避开盛怒的投宿旅客的吼叫和推搡，享受一分钟的清静。一位将军到了；驿站长吓得浑身发抖，把最后两辆三驾马车全拨给他，其中一辆还是特快车。将军走了，连谢谢也不说一声。过了五分钟——又是一阵铃声！……一个信使把驿马使用证往他桌上一丢！……倘使我们对这一切细想一想，那么我们就不会满腔怒火，而是满怀真挚的同情了。我还要再说几句：近二十年来，我跑遍了俄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官道我都知道，几代车夫我都熟悉；驿站长我不认识的很少，没有打过交道的也很少。我希望能在短时间内把我积累下来的有趣的旅途见闻整理出版。现在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大家对驿站长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这些横遭责难的驿站长，大都是秉性温良、乐于助人、易于相处的人，他们不图虚名，也不爱钱如命。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惜过路的老爷们瞧不起这种言谈），可以得到许多有趣、有益的东西。至于说到我，那么我是宁愿听他们讲话，也不愿听任何一位因公出差的六品文官的高谈阔论的。

不难设想，在可尊敬的驿站长中间有我的朋友。说实在的，有位驿站长给我留下了珍贵的回忆。我一度有机会和他接近，现在我打算跟亲爱的读者谈谈他的事情。

一八一六年五月，我沿着现在已经废弃的官道经过某省。我位卑职微，只能乘坐每站换马的驿车，付两匹马的租金。因此驿站长们对我并不客气，我常常要用力争取，才能得到我认为我有权得到的东西。有时驿站长把给我预备的三匹马套到一位大官老爷的马车上去，我由于年少气盛，就会恼恨他的卑鄙和懦弱。同样，在省长的宴会上，势利的仆人上菜时总是把我漏掉，对此，我好久都看不惯。如今对这些我都习以为常了。真的，如果取消唯官职是敬这个普遍通行的规则，改行另一条规则，例如唯才智是敬，那么我们又会怎么样呢？这样一来，会发生怎样的争执啊！再说，仆人上菜又从哪一位开始好呢？不过我还是讲我的故事吧。

一个炎热的日子。在离开某驿站还有三俄里的地方，下起了毛毛雨，不一会儿，大雨倾盆，把我淋得浑身湿透。到了驿站，我首先要办的事，便是赶快换衣服，其次是叫人给我送茶来。“喂，都妮亚！”驿站长喊道，“把茶炊摆好，再拿点奶油来。”话音未落，从板壁后面出来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少女，跑到门厅里去了。她的美貌令我为之一惊。“这是你的女儿？”我问站长。“是我的女儿，”他得意地答道，“又聪明，又机灵，跟她去世的母亲一模一样。”说完，他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便去细看那一张张点缀着他简陋而整洁的住屋的图画，上面绘着“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一张画的是一个头戴睡帽、身穿便袍的可敬的老人送走一个心浮气躁的年轻人，年轻人匆匆忙忙地接受他的祝福和一袋金钱。另一张画用鲜明的线条描绘出这个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子旁边，周围都是虚情假意的朋友和寡廉鲜耻的女人。下面一张表明这个年轻人花光了所有的钱，他穿一件破衣服，戴一顶三角帽，放一群猪，并且分食猪的饲料；他脸上露出深切的悲痛和悔恨。最后一张画是他回到父亲那里，那个戴睡帽、穿便袍的慈祥的老人跑出来迎接他；浪子跪在地上；远景是厨子在宰一头肥牛犊，哥哥问仆人有了什么喜事。在每一张画下面我都读到写得很恰当的德文诗。这一切，跟那几盆凤仙花、挂花帐子的床和当时在我四周的一些别的东西一样，直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个五十来岁生龙活虎般的主人，以及他那件绿色长礼服和三枚挂在褪了色的绶带上的奖章，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我那个老车夫打发走，都妮亚已经捧着茶炊回来了。这个小妖精第二眼便看出了她在我身上产生的印象，她垂下蓝色的大眼睛。我就跟她谈天，她落落大方地答话，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我请她父亲喝杯五味酒，又给都妮亚倒了一杯茶，我们三个人就一见如故地聊起来。

马匹早就预备好了，可是我还不愿意离开驿站长和他的女儿。最后我向他们告别。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上马车。在门厅里，我站住，求她允许我吻她一下。都妮亚同意了……

自从我做这事以来，我接过许多次吻，可是没有一次给我留下这样长久、这样愉快的记忆。

过了几年，人事倥偬，我又走上了这条官道，又到了这个老地方。我忆起老站长的女儿，想到又能同她见面，觉得很高兴。可是我又想：老站长可能已经撤了，都妮亚多半也已经出嫁。父亲或女儿会死去的念头也在我的脑子里闪过。于是，我带着悲哀的预感走近某驿站。马在驿站的小屋前面站住了。我一进屋，立刻认出那几张绘着“浪子回头”的故事的图画。桌子和床还在原来的地方，可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了，周围的一切都显出破败和无人照管的样子。站长盖着皮袄睡着了，我的到来惊醒了他，他抬起半个身子……这正是萨姆逊·威林，可是老得多了！当他准备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望着他那花白的头发，那好久没有剃胡子的脸上深深的皱纹，以及那佝偻的脊背，不胜惊叹——怎么三四年的工夫会把一个健旺的汉子变成虚弱的老头！“你还认得我吗？”我问他，“我跟你是老相识了。”“也许是吧，”他阴郁地答道，“这是条大路，到过我这儿的旅客很多。”“都妮亚好吗？”我又问。老人皱了皱眉头。“天晓得。”他答道。“她大概出嫁了吧？”我说。老人假装没有听见我的问话，继续小声念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下去了，吩咐烧茶。好奇心开始折磨我，我希望五味酒会使我的老相识开口。

我没有猜错，老人并不拒绝喝一杯。我注意到，罗木酒使他阴沉的脸色开朗起来了。喝到第二杯时，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他记起了我，要不就是装出记起我来的样子。这样，我便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一个当时我深为关注，使我非常感动的故事。

“这么说，您认识我的都妮亚？”他开言道，“谁不认识她啊？唉，都妮亚，都妮亚！多好一个姑娘！从前，不管谁路过，没有一个人不夸她，谁也不会责骂她。太太们这个送她头巾，那个给她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停下来，好像是要吃午饭或晚饭，实际上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从前，不管脾气多坏的老爷，一看见她，气就消了，然后和颜悦色地跟我谈起天来。先生，您信不信，官差和信使跟她一说就是半个钟头。她管理家务，收拾屋子啦，做饭啦，什么都弄得好好的。我这个老糊涂呀，那时候怎么看她也看不够，怎么爱她也爱不够。能说我不爱我的都妮亚吗？能说我不疼我的孩子吗？能说她过得不快活吗？不能。那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啊。”于是他就把他的伤心事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了。——三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站长正在新登记簿上面划线，他的女儿在壁板后面给自己缝衣服，一辆三驾马车到了，接着一个头戴契尔克斯皮帽，身穿长军大衣，裹着披肩的旅客走进屋子里来要马。马都在外头。一听到这个消息，旅客就提高了嗓门，扬起了马鞭。见惯这种场面的都妮亚从板壁后面跑出来，殷勤地问那位旅客要不要吃点什么。都妮亚的出现产生了照例有的那种效果。旅客息怒了，他同意等候马匹，还要了晚饭，摘下湿漉漉的长毛皮帽，解开披肩，脱掉军大衣，原来这位旅客是一个体格匀称、留着黑色小八字胡的年轻的骠骑兵。他在站长身边坐下，高高兴兴地跟他和他的女儿攀谈起来。晚饭端上来了，这时候马也回来了，站长就吩咐，不用喂马，立刻给旅客套车。等他回到屋里，却发现这个年轻人躺在长凳上面，几乎不省人事。他感到不舒服，头痛得厉害，不能上路……怎么办呢？站长把自己的床让给他，而且决定，如果第二天早晨他的病还不减轻，就派人到C地去请医生。

第二天骠骑兵病得更厉害了。他的仆人骑马到城里去请医生。都妮亚把一方浸了醋的手帕包在他的头上，就坐在他的床边做针线活。病人当着站长的面只是呻吟，差不多不说一句话，可是却喝了两杯咖啡，还一边哼哼一边定了午饭。都妮亚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他。他不断地要水喝，都妮亚就递给他一大杯她亲自做的柠檬水。病人只润润嘴唇，而且每次递还杯子的时候，总要伸出软弱无力的手捏捏都妮亚的手表示感谢。快吃午饭的时候，医生来了。他摸摸病人的脉搏，用德语跟他谈了一阵，然后又用俄语说，他只需要静养，过两三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给了他二十五卢布的出诊费，又留他吃午饭。医生答应了。两个人吃得津津有味，还喝了一瓶酒，最后彼此十分满意地分了手。

一天又过去了，骠骑兵已经完全复原。他非常快活，一会儿跟都妮亚，一会儿又跟站长说笑话，闹个不停；他吹吹小曲，同旅客们聊聊天，又帮着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在簿子上，就这样博得了忠厚的站长的欢心，到第三天早晨，站长竟跟这位可爱的客人难舍难分了。那天是礼拜天，都妮亚准备去做午祷。骠骑兵的马车套好了，他跟站长告别，赏给他数目不小的食宿费，又跟都妮亚告别，并且自告奋勇要送她到村口的教堂去。都妮亚迟疑不决地站着……“你怕什么？”父亲对她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吃掉；就坐他的车到教堂去吧。”都妮亚上了车，坐在骠骑兵旁边，仆人跳上车夫座，车夫吹了一声口哨，马儿就飞跑起来。

可怜的站长不明白，他怎么能亲口允许他的都妮亚跟骠骑兵一块儿坐车走，他怎么会这样糊涂，真所谓懵懂一时。还没过半个钟头，他的心开始隐隐地作痛，他耽心得不得了，终于忍耐不住，自己跑去做午祷去了。他走到教堂，看见人已散去，可是都妮亚不在院子里，也不在台阶上。他连忙走进教堂，神父刚从祭坛后面走出来，执事正在吹灭蜡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可是都妮亚不在教堂里。可怜的父亲好容易才打定主意去问执事，她来做午祷没有。执事回答说，她没有来过。站长半死不活地回到家里。他心存一线希望：也许都妮亚由于年轻好玩，忽然想乘车兜风到下一站看她教母去了。他痛苦不安地等候那辆三驾马车回来。车夫没有回来。傍晚时分，他终于一个人醉醺醺地回来了，带来一个吓死人的消息：“都妮亚跟骠骑兵到那一站又往前走了。”

老人受不住这个打击，立刻卧倒在前一晚那年轻的骗子睡过的床上。如今站长回想当时种种情形，猜到骠骑兵的病是装出来的。可怜的人得了严重的热病；人家把他送到C城，另外派人来暂时代理他的职务。就是给骠骑兵治过病的那位医生现在来治他的病。他对站长说了实话：骠骑兵根本没有病，他当时就已看出骠骑兵居心不良，可是害怕他的马鞭，没有作声。不管这德国人说的是老实话，还是一心只想夸耀自己有眼力，他的话一点也不能安慰可怜的病人。站长的身体刚刚复原，便向C城驿务局局长请了两个月假，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打算，便徒步出发去找女儿。他从驿马使用证上得知骠骑兵大尉明斯基是由斯摩棱斯克到彼得堡去的。那个给明斯基赶车的车夫说，都妮亚一路哭泣，不过看起来是自己甘心情愿走的。站长想：“我说不定能把我这迷途的羔羊带回家。”他怀着这个念头到了彼得堡，在他的老同事——伊兹马伊洛夫团一个退役下士——的家里住下以后，便开始四出寻找。不久他打听到骑兵大尉明斯基在彼得堡，住在杰姆特旅馆。站长决定去见他。

一天清早，他到了明斯基住处的前厅，请求通报大人：一个老兵求见。正在擦一双上了楦头的皮靴的勤务兵声言：老爷在睡觉，十一点以前谁也不见。站长走了，到指定的时间又转回来。明斯基穿着晨衣，戴着红色小帽出来见他。“有什么事，朋友？”他问道。老人的心狂跳起来，眼里噙着泪水，他只能用颤抖的声音说：“大人！……行行好吧！……”明斯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脸刷地红了，拉着他的膀子，把他引进书房，随手锁上了门。“大人，”老人接着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不过您怎么也得把我可怜的都妮亚还给我。您拿她开心也开够了，可别平白无故毁了她。”“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年轻人非常狼狈地说，“我对不起你，情愿求你宽恕，不过你别以为我会遗弃都妮亚。我向你保证，她会幸福的。你要她做什么？她爱我，对她从前的环境已经不习惯了。你也好，她也好——都不可能忘记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然后，他把一件东西塞进老人的袖子里，打开了门。站长自己也不记得，他是怎样到了街上的。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最后发现折袖里有一卷纸。他抽出来打开一看，是几张揉皱了的五卢布和十卢布的钞票。他又一次泪水盈眶，是愤怒的泪水！他把钞票捏成一团，丢在地上，用鞋跟使劲踩了一下，就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想了一想……再转回来。……可是钞票已经不见了。一个穿得挺漂亮的年轻人一看见他，就向一辆出租马车跑过去，连忙坐上，对车夫大喝一声：“走！……”站长没有去追。他决定回家，回到自己的驿站去，但是又想在动身之前见一见可怜的都妮亚，哪怕是见一面也好。因此，过了两天，他又来到明斯基那里，但是勤务兵厉声对他说，老爷谁也不见，而且挺起胸膛把他顶出前厅，冲着他的脸砰地关上了门。站长站了一会儿，又站一会儿，只好走了。

就在这天晚上，他在“一切受苦人”教堂里做过祷告，顺着铸造厂大街走去。忽然一辆华丽的轻便马车在他的面前飞驰而过，站长认出了明斯基。马车停在一座三层楼房的大门前，骠骑兵跑上台阶。站长灵机一动，回转身来，走到车夫身旁，问道：“这是谁的马，老弟？是不是明斯基的？”“是他的，”车夫说，“你要干吗？”“是这样：你的老爷叫我送一张字条给他的都妮亚，可是我忘记他的都妮亚住在哪儿了。”“就住在这儿，二层楼上。不过，老兄，你的字条来晚了，现在他自己已经在她那儿了。”“不要紧，”站长答道，心里说不出的激动，“多谢指点，不过，我还得把我的事情办了。”他说完这话，就走上楼去。

门锁着，他按了按铃，在焦心的等待中过了几秒钟。钥匙响了一下，门开了。“阿芙都其雅·萨姆逊诺芙娜住在这儿吗？”他问。“是这儿，”一个年轻的女仆答道，“你找她有什么事？”老站长没有回答径自走进客厅。“不行，不行！”女仆在他后面大喊大叫“阿芙都其雅·萨姆逊诺芙娜有客。”可是站长没有理他，一直往前走。头两间屋子漆黑，第三间有灯光。他走到开着的门边站住。在这间陈设讲究的屋子里，明斯基坐在那儿沉思。都妮亚穿着极其华丽的时装，坐在他的安乐椅的扶手上，就像一个女骑士坐在英国马鞍上一样。她温柔地望着明斯基，把他那乌黑的鬈发绕在自己的闪闪发光的手指上。可怜的站长！他从来没有发现他的女儿这样美丽，不由得欣赏起她来。“是谁？”她头也不抬地问道。他还是不作声。都妮亚没有听到答话，抬起头来……大叫一声，倒在地毯上。明斯基惊慌地跑过去扶她，忽然看见老站长站在门口，便放下都妮亚，走到他跟前，气得浑身发抖。“你要干什么？”他咬牙切齿地对站长说，“你怎么像强盗似的到处跟着我？你要杀死我吗？滚开！”说着，用一只有力的手抓住老人的衣领，把他推到楼梯上。

老人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的朋友劝他去告状，他想了想，把手一挥，决定让步。两天以后，他离开彼得堡回自己的驿站去，随后又重新干起自己的差事来。“我失去都妮亚一个人生活，这已经是第三年了，”他结束这个故事时说，“她音信全无，是死是活，只有上帝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拿过路的浪荡公子勾引的良家女子来说，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她们受了一阵子供养就被抛弃了。这种傻姑娘在彼得堡多的是。今天穿绫罗绸缎，明天呢，你瞧吧，她们就跟穷酒鬼在一块儿扫大街了。有时候，想到都妮亚也许会沦落到那种地步，我不由得起了犯罪的念头，盼她死掉……”

这就是我的朋友，一个老驿站长讲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止一次被泪水打断，他用制服前襟擦眼泪，就像德米特里耶夫的美丽的叙事诗中那个热心的杰连吉伊契，模样令人感动。这眼泪部分是由五味酒引出来的——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他喝了五杯。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眼泪使我非常感动。同老站长分手以后，我久久都不能够忘记他，老想着那个可怜的都妮亚……

就在不久以前，我路过某地，又想起我那个老朋友。我打听到他主管的驿站已经撤销。对我的问题“老站长还活着吗”，谁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决心重访旧地，便向私人租了几匹马，到某村去了。

这时正是秋天。灰色的云块布满天空；冷风从收完庄稼的田地上吹来，树上的红叶、黄叶随风飘落。日落时分，我进了某村，在驿站小屋旁边停下。门厅里(可怜的都妮亚从前曾经在那儿吻过我)走出一个肥胖的乡下女人，她回答我说，老站长死去差不多一年了，他屋里搬来一个酿啤酒的，那个女人就是啤酒师傅的妻子。我开始懊悔白跑了一趟，无谓地花掉七个卢布。“他怎么死的？”我问啤酒师傅的妻子。“喝酒喝死的，老爷。”她答道。“葬在哪儿？”“就在村外，他死去的太太旁边。”“能不能带我到他坟上去？”“怎么不能。喂，万卡，别老玩猫了。领这位老爷到坟地去，把站长的坟地指给他看。”

在她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衣衫破烂、红头发独眼的小男孩跑到我面前，立刻领我到村外去。

“你认识死去的站长吗？”路上我问他。

“怎么不认识！他教过我削笛子，从前(愿他早进天国！)他从小酒店出来，我们就跟着他嚷嚷：‘老爷爷，老爷爷，给点榛子！’他就把榛子分给我们。从前他总跟我们一块儿玩。”

“那么，旅客们还记得他吗？”

“现在旅客少了；就是陪审官有时候还弯到这儿来，可是他不会想到死人。夏天有一位太太路过这儿，她倒问起老站长，还到他的坟上去过。”

“什么样的太太？”我好奇地问。

“漂亮的太太，”小孩答道，“她坐六匹马拉的车来的，还带着三个小少爷，一个保姆，一条黑哈巴狗。她听说老站长死了，就哭起来，对孩子们说：‘你们乖乖地坐着，我到坟地上去一趟。’我说我给她带路。可是太太说：‘我自己认得路。’她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角子——真是个好心肠的太太！……”

我们到了坟地。这是个光秃秃的地方，没有围棚，竖着许许多多木头十字架，连一棵遮荫的小树也没有。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凄凉的坟地。

“老站长的坟就在这儿。”小孩一边说，一边跳上一个沙墩，上面竖着一个嵌着铜圣像的黑十字架。

“那位太太到这儿来过吗？”我问。

“来过，”万卡答道，“我远远地望着她。她趴在这儿，趴了好久。后来太太到村子里去，把神父请来，给了他一些钱，坐上马车走了。我呢，她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角子——真是个好太太！”

我也给了这小孩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对这次探访不再觉得懊悔了，也不再可惜为它花掉的七个卢布了。

一八三〇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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