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下雪漠小说《大漠祭》英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

2019-09-23 15:16 来源：www.xuemo.cn 作者：潘云昊浏览：23981718次

内容提要：《大漠祭》是雪漠的代表作品，是当代西部文学的优秀代表，文中包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并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西部民间文化。《大漠祭》英文版由享誉国际的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妻子林丽君合作翻译完成。

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下雪漠小说《大漠祭》英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

潘云昊（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

摘要

《大漠祭》是雪漠的代表作品，是当代西部文学的优秀代表，文中包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并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西部民间文化。《大漠祭》英文版由享誉国际的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妻子林丽君合作翻译完成。

本文从阐释学翻译理论角度分析了《大漠祭》英译本译者是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本文列举了译本中的一系列翻译实例，分析在不同情况下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成功之处以及所受到的局限。同时，本文也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的不同步骤中运用了哪些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及这些翻译策略对译文质量的影响。

笔者发现，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大漠祭》英译本充分实践了阐释学“翻译四步骤”，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是一部成功的译本。笔者希望本研究能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大漠祭、葛浩文、阐释学

Abstract

Desert Rites is one of Xue Mo's most notable works. The novel is a masterpiece of the contemporary vernacular literature in west China. It contains ric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Desert Rites is translated by the famous American sinologist Howard Goldblatt together with his wife Sylvia Li-chun Lin.

The thesis studie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how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esert Rites from the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The thesis illustrates multiple examples from the translated version to analyze the role subjectivity play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whether the subjectivity helps or hinders the translation from achieving the goal of fidelity. The thesis also analyzes the variou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in different steps of translatio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translation.

The thesis find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Desert Rites an overall success despite some minor mistakes caused by the translator's unfamiliar with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west China. The translation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hermeneutic approach and the translators'subjectiv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making of this success.Key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Desert Rites, Howard Goldblatt, hermeneutics

第一章概述

1.1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也愈加频繁，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而外译中国文学作品正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和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加迫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译本正是理解中华文化千年积淀、认知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途经。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汉语文学作品的外译空前繁荣。每年有数以千计汉语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介绍给世界各地的读者。然而，这些翻译作品的译本质量却良荞不齐。好的译者不仅能够忠实原文，更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运用精妙的文字，结合自身对源语文化的深刻理解译出精彩的译文，为原作增光添彩。中国作家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功不可没。那么，一位成功的译者在翻译汉语文学作品时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采用怎样的翻译策略呢?笔者希望能够从葛浩文的翻译实践中寻找答案。

1.2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一一小说《大漠祭》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雪漠的代表作。作为“大漠三部曲”的第一部，《大漠祭》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我国西部文学的典范之作。小说以河西走廊为背景，记录了农民老顺一家六口在贫瘩的生存环境中，不断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作者以平实的笔调，生动记叙了大漠深处、戈壁滩边缘普通农民的生活。记录苦难是我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品中常见的一类题材。《大漠祭》记述了老顺一家在平凡生活中所遭遇的苦难，并且通过这些经历突显了以老顺为代表的，生活在河西走廊普通农民身上英勇剿悍、坚忍不拔、乐观豁达的宝贵精神。而这些故事发生在祁连戈壁、大漠孤烟中，又给小说增添了一份苍凉的浪漫诗意。

《大漠祭》的作者雪漠，原名陈开红，国家一级作家，1963年出生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雪漠成为了一名教师，在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雪漠利用担任教研员的机会深入凉州大地的各个角落，沿着祁连山，深入进行了社会调查，积累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创作素材。雪漠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在海外也有着众多读者。他的小说《新疆爷》入选法国“中国当代最佳短篇小说”并由汉学家Nic勺Harman译成英文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上全文发表。小说《大漠祭》的创作始于1988年，到2000年最终定稿时己是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鸿篇巨作。

《大漠祭》英文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妻子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合作翻译完成。这样一部由知名译者翻译而成的、充满中国文化特色的名家名作正是我们研究当代汉语文学作品外译的理想对象。

1.3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教授的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出发，分析雪漠小说《大漠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通过分析译者所采用的的翻译策略，探究汉语文学作品外译实践中应当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希望通过本研究的发现为今后的汉语文学外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纵观我国历史，翻译活动由来己久。我国古代的翻译活动十分繁荣，从《史记》到《清史稿》，我国古代的正史史料中与翻译相关的记载共计一千九百余处(夏登山2017:182)。尽管翻译活动在文化交流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我国古代的译者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重要性得到了突显，翻译研究更加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多少以及发挥的方式，都对译文的质量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小说《大漠祭》的创作过程中，为了原汁原味地展现河西走廊的风土民情，作者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甘肃凉州方言词汇。而面对这些地域文化信息，译者究竟如何取舍?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文信息进行取舍。在译作出版发布会上，葛浩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如何把甘肃特殊的文化语境用英文表达出来，又不失原文风味，这才是最大的挑战”(施晨露，2018)。为了探究译者在翻译这本极具地域特色的小说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本文根据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提出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从“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对《大漠祭》英译本进行译者主体性研究。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如何进行取舍和平衡，在保留原作语言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之上，如何使译作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

1.4论文结构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概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对象和目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介绍学界关于小说作者雪漠以及阐释学翻译理论的研究情况。第三章为理论框架，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以及译者主体性理论并回顾了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第四章则从阐释学翻译理论“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分别对译本进行分析，研究译者主体性在其中的发挥。第五章为结语，总结研究的发现以及通过研究获得的启示。

第二章文献综述

小说《大漠祭》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雪漠的代表作之一，历经十二年完稿出版。一经发表就在国内文坛引发了热烈讨论。小说英译本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妻子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合作翻译完成，于2018年9月出版。

由于小说作者雪漠是我国当代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且《大漠祭》作为“大漠三部曲”之首，是我国当代“西部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因此针对《大漠祭》及其作者雪漠的学术研究并不鲜见。但这些研究的重心基本都放在了小说文字中所包含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由于小说的字里行间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甘肃凉州乡土方言，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语言风格成为了国内研究雪漠小说的主要聚焦点。根据相关研究所做的统计，国内学者对雪漠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写作手法、人物形象、叙事方式、语言特点等几个方面(陈岩2011:1)0

由于《大漠祭》的英译本2018年9月才出版，所以目前尚未查找到国内关于《大漠祭》英译本的研究。而在国外学界，由于此前雪漠的作品鲜有译出，因此尚未能查找到国外关于雪漠和其作品的研究文献。随着葛浩文英译本的出版，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对这部小说及其作者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而作为当代最为知名的汉语文学英译者，国内学界关于葛浩文及其译作的研究很多。这其中以吕敏宏编著的《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2011 )为代表。葛浩文翻译的小说《红高粱》、《狼图腾》等经典作品都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阐释学翻译理论是西方经典的翻译理论。阐释学翻译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中提出了阐释学翻译理论并且提出了著名的翻译过程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作为经典的翻译学理论，国内、外学术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己经十分成熟，而该理论也常常被应用于分析译本中译者面对不同文化差异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在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www.cnki.net )中所能查找到的文献资料中，几乎都是利用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视角，具体研究某一译本的翻译策略或者比较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间翻译策略的优劣。

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兴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潮流。我国学界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相较国外起步较晚。1996年，袁莉在国内首次提出需要强调译者的主体意识(侯林平、姜泅平2006:101)。其后，译者主体性研究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研究对象也从相对单一的文学文本扩展到法律、医学等领域的翻译实践。目前，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常见视角主要为阐释学视角、接受理论视角和女性主义视角(侯林平、姜泅平2006:102)。我国译者主体性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学者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专门、深入的研究，这其中许钧(( 2003 )、查建明、田雨(2003)以及陈大亮((2004)等人发表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第三章理论框架

3.1阐释学的起源和发展

阐释学(Hermeneutics)又称为解释学或诊释学。这一名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 )，他在奥林帕斯山上为宙斯(Zeus)和诸神充当信使和传译。自十七世纪以来，“阐释学”的意思就是解释的理论、解释的艺术(张隆溪，2014)。阐释学起源于对经典文本的解释，一个是《圣经》的解释传统，另一个是古罗马希腊的解释传统(张隆溪2014:19)。无论是哪种起源，阐释学都源自对经典文本的注释以及注释过程中发现总结的理论方法。

阐释学真正成为一门具有普适性的哲学理论是由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提出的。施莱尔马赫的两大贡献是:首先，他的理论使得阐释学突破了以往具体阐释对象的局限，施莱尔马赫人为阐释学适用于一切文本;二，施莱尔马赫将心理因素引入阐释学，提出阐释学的任务是“首先理解的和作者一样，然后理解的甚至比作者更好”(张隆溪2014:23)，施莱尔马赫认为，如果要理解作者的意图，就必须重建作者的语境，只有通过“心理重建”理解了作者的语境才能真正理解文本。十九世纪，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Dilthey)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提出必须经过“体验”才能达成“理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古典阐释学理论以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本体论(Ontology)的基础上将阐释学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学派。伽达默尔在阐释学经典著作《真理与方法》( Truth and Method )一书中写道:“既没有孤立的现在的视野(horizon )，也没有必须获取的历史的视野。理解就是这些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视野之融合。”(伽达默尔 1989:31)这就是说，理解并不是要消除我们自己的视野，用别人的视野取代我们的视野，而是要融合其他人的视野，产生更丰富、更全面、更完善的意识。这种“视野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正是阐释学派思想的精华之所在，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所需要的也正是这种“视野融合”的意识。

3.2阐释学翻译理论及四个步骤

阐释学翻译理论是由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其翻译学经典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护‘;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后文简称《通天塔之后)})中提出的。斯坦纳在这部著作中详细地讲述了阐释学与翻译的关系，提出:“无论是在同一语言之内还是在不同语言之间，人的交往就等于翻译”(斯坦纳，1975)。书中提出的“理解也是翻译”的理论就是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基础。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一书的第五章中具体阐述了他认为翻译应包含的四个步骤:信任(trust ) ,侵入(aggression )、吸收(incorporation)以及补偿(compensation ) o信任言之有物、( trust )是指译者对原作的信任。译者根据以往的经验，相信这部作品是值得翻译的。就是说译者相信作品内容是值得读者去了解的，所以需要进行翻译。信任是一切行为的基础，对于翻译也是如此，首先需要信任原作，才能进行翻译。但是，译者在翻译时也需要判断原文的可译性。并不是任何文字都可以翻译的，例如一些胡编乱造的文段或者诗歌，其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这样的原文就没有必要进行翻译。

第二个步骤是侵入(aggression )，译者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侵占 ( incursive)和发掘( extractive )(斯坦纳，1975)。斯坦纳所说的这种“侵入”的理念源自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理论，海德格尔曾提出:“理解、认识和阐释是一种集成的不可避免的攻击形式。”(孙颖琳2012:34)由于翻译所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必然造成译者和作者之间文化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在语言上。斯坦纳认为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语侵入源语的过程，在这个侵入的过程中，源语中包含的信息或多或少会发生流失且这种损耗是无法避免的。

在侵入之后，翻译的第三步是吸收(( incorporation )。译者在侵入原文，发掘了源语中的信息之后，就需要将这些信息进行吸收，再通过目标语表达出来。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一书中写道:“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不是把它吸收到一个真空地带。”(斯坦纳，1975)所以译者需要对新的信息进行吸收，在选择合适的语言进行重新表达。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是我们所理解的自己(we are what weunderstand to be )"(斯坦纳，1975)，所以译者对原文信息的补充理解也必然会受到自身认知水平的主观影响。这种对源语文化的吸收带来的结果有两种:完全的“归化”或始终显得生疏(斯坦纳，1975)。有的译者选择将源语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吸收，完全地融入了目标语言的话语体系;而有的译者选择保留源语的文化特征，对译文作异化处理并采用注释等方式方便读者对源语文化进行理解。

最后一步是补偿(compensation )，斯坦纳认为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补偿，这是因为在之前的三步中，译者己经两次失去的平衡:在第一步“信任”时译者会偏向原文，而在“侵入”和“吸收”时，译者再一次失去了平衡，因为译者从源语中或多或少地“拿走”了原文的信息，所以在翻译过程的最后一步中，译者需要“补偿”原文以保持平衡。斯坦纳认为只有完整实践了“信任、侵入、吸收、补偿”这四个步骤，译文才可能达到对原文的“忠实”(fidelity)o

以上就是乔治·斯坦纳所提出的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四个步骤，后文将会运用这四个步骤对《大漠祭》英译本进行分析，探究译者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实践以上四个步骤的。

3.3译者主体性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长期以来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古代的翻译活动往往忽视了译者本身，使译者长期处于“隐身”的状态中。而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的理论潮流，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角色才逐渐得到重视，译者逐渐从译作的幕后走到台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转向”的潮流席卷翻译学界。英、美两国翻译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费弗尔(Andre Lefevere)在二人合著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中首次提出了翻译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概念。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翻译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发挥着沟通两种不同文化的重要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担负着理解原文、发掘原文信息的作用，还担负着对原文进行阐释甚至对原作文字进行改写润色的责任。可以说，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贯穿了整个翻译过程。

那么到底何为“译者主体性”呢?“主体性”，顾名思义，是指的主体的特性。翻译活动的主体是人，这里的主体性就是指人能够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特性。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作品从源语转化为目标语。因此，可以这样定义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查建明、田雨2003:23)

但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总是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翻译活动时，同样也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一系列制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包括:译者自身的文化结构、译者驾驭两种语言及文化的能力、原作对译者的限制以及译文目标读者群对译作的期待(仲伟合、周静2006:44-45)等等。这些客观因素不仅制约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同样也对译文的质量起着重要的影响。在后面的译例分析中，这些制约因素将一一登场，从不同的方面影响译文的质量。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翻译实践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断发挥译者主体性，才能译出“神形兼备”的译文。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多少以及正确与否都对译文质量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3.4阐释学翻译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的关联

从以上对阐释学翻译理论和译者主体性概念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应用实践和译者主体性发挥是密不可分的。在阐释学理论框架提出的“翻译四步骤”中，无论是作者“信任”原作，做出基本的价值判断，还是“侵入”、“吸收”，突破文化之间的壁垒，将原文的信息进行发掘、加工，将其纳入到目标语言的文化体系内，用适当的形式进行表达，或者是最后对译文忠实度进行把握，对原文中缺失的信息进行“补偿”，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都贯穿始终。可以说，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实践阐释学翻译理论不可或缺的条件，而阐释学翻译观也十分强调和支持译者发挥主体性。因此，在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视域下研究译者主体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第四章《大漠祭》葛、林英译本分析

小说《大漠祭》讲述了居住在戈壁边缘的农民老顺一家的生活，全文语言朴实，充满了甘肃凉州的地域文化特色。本文站在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视角，从斯坦纳所提出的翻译过程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及补偿入手，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大漠祭》小说时展现的译者主体性，以及其对译文表达效果以及忠实度的影响。

4.1信任

阐释学翻译理论下“翻译四步骤”之首便是信任。根据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一书中给出的解释，这里的信任是指译者对所译作品的信任。译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原作进行主观判断，直到译者认为这篇作品是一部值得翻译、言之有物的作品，这时候翻译活动才是有价值的。这种主观判断得出的结论就是译者对作品的信任。可以说，建立译者与作品之间的信任是翻译活动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那么这种信任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斯坦纳对“信任”这一概念的阐释中我们不难看出，“信任”源自作者以往的经验。葛浩文和林丽君两位译者对小说《大漠祭》的信任源自他们多年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以及此前大量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所积累的经验，源自葛浩文同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葛浩文，当今最负盛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之一，1939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葛浩文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始于1961年。彼时大学毕业半年多的葛浩文刚加入美国海军服役，便被派遣到台湾。在台湾服役期间，葛浩文开始接触中文。1965年，己经深深被中国文化吸引的葛浩文再次前往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正式开始系统学习中文。葛浩文后来回忆，这段时间台湾的异域风情让他觉得十分新奇，“世界上还有多少地方可以前沿在大街上看到被赶着的大牛呢?恐怕不多。”(吕敏宏2011:29)这段经历让葛浩文的中文水平飞速提高。

1968年，葛浩文返回美国，先后在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和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攻读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葛浩文阅读了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并且最终把萧红作为了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博士毕业后，葛浩文在大学任教并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葛浩文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迄今为止，葛浩文己经翻译过萧红、王安忆、贾平凹、毕飞宇、莫言、雪漠等中国作家的四十余部文学作品。葛浩文的译作先后获得了多项翻译大奖，其中葛浩文、林丽君合译完成的台湾作家朱天文小说《荒人手记》不仅获得了2000年美国年度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 )，还获得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1999年度“年度好书奖’，。葛浩文常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将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介绍给海外读者。此外，中国作家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功不可没。正是葛浩文于1993年将莫言小说代表作《红高粱家族》翻译成英文并在英、美两地同时出版，莫言才逐渐被西方读者所熟知。此外，正是“在葛浩文先生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力荐之下，莫言终于能够跻身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之中”(吕敏宏2011:29)。由此可见，葛浩文不仅拥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其译作也是精品频出。不仅如此，葛浩文多年来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第一接生婆”。小说的另一位译者林丽君是葛浩文的妻子，出生于台湾，后前往美国求学。林丽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ley)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圣母大学任教。

葛浩文曾经说过:“我在选择作品进行翻译时，通常有两个条件:一，适合我译;二，必须是我喜欢的作品。”(李超群2013:167)由此可见，葛浩文在翻译之前非常重视对作品的选择，在阐释学翻译观视角下，这说明葛浩文作为一名译者，非常重视建立自己和原作之间的信任。而近年来，年近八旬的葛浩文在对作品的选择上更加谨慎。此次《大漠祭》英译本在上海的首发仪式上，葛浩文面对媒体也表达了自己对《大漠祭》这一作品的喜爱。葛浩文说:“看雪漠的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阅读经验。翻译他的小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希望我的翻译能把雪漠笔下西部世界的风情尽善尽美地表达出来，让更多的英语读者领略到中国西部之美。”(施晨露，2018)可见，葛浩文对于这部小说，以及小说中所描述的西方世界并不了解的中国西部农村非常感兴趣。同时，葛浩文也十分喜爱雪漠和他的作品。事实上，此次和《大漠祭》同时翻译出版的还有雪漠的另一部作品《猎原》，一次翻译一位作家的两部作品，这足以说明葛浩文对雪漠作品的喜爱与认可。而另一位译者林丽君也同样表达了自己对雪漠作品的喜爱之情。她在发布会上说道:“雪漠的小说充满西部旷野的风味以及甘肃的人情风俗。透过他的文字，我们可以体验到沙漠的力量，摧残生命的无情，也可以感受到大漠无与伦的美。”(施晨露，2018)

以上这些褒奖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两位译者与作品之间所建立的信任。以葛浩文多年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他可以明确地判断出一篇小说是否具有翻译、介绍给海外读者的价值。正如葛浩文在发布会上所说，《大漠祭》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西方读者陌生的中国西北农村，这里的自然风光、这里的风土人情都能够让西方读者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所需要的，这也正是海外读者所需要了解的。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不能完全代表中国，黄沙漫天、长河落日的西北大漠也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海外读者想要真正认识中国就必须认识中国的方方面面。而相对闭塞的中国西北农村终于藉由葛浩文、林丽君的译本走到了西方读者面前。由此可见，《大漠祭》的翻译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葛、林两位译者也清楚地了解这一使命的重要性。最终，两位译者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与《大漠祭》这部作品建立了深厚的信任。

4.2侵入

在建立信任的基础之上，译者就能够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运用自己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作品进行翻译。于是，翻译活动就进入了阐释学翻译理论“翻译四步骤”的第二个步骤一一侵入。

“侵入”是指译者在翻译时对原文的“侵占和发掘”(斯坦纳，1975)。这里的“侵占”和“发掘”是指作者用目标语文化或自身的视角去理解、提取原文的意思。因为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活动，所以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译者必然会遇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冲突的地方。而很多情况下，译者很难在目标语中寻找到和原文意思一模一样、分毫不差的表达。那么这时，译者就需要对源语中表达的意思进行阐释。而这样一来，目标语文化或译者自身的理解就有意或者无意地“侵入”了原文中。就像斯坦纳在书中所言:“译者把意思俘虏过来。”(斯坦纳，1975)

小说《大漠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部甘肃武威农村，千百年来，这里被传统文化浸润，村民们的口头语言都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谈话内容也大量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作者雪漠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作品中真实地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凉州方言，人物对白包含大量的凉州地方口头语。这些作者所熟悉的乡音土语对于葛浩文和林丽君两位译者来说却是相对陌生的，面对这些难以在英文中找到对应词汇的语句，译者只能选择使用“暴力”侵入源语，进行翻译。根据对原文和译文的比较阅读，笔者发现译者进行“侵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另一种是作者在英文中寻找表达意象类似的词语方便读者理解。

以下是译本中一些具体的“侵入”实例:

例1北柱笑骂:“老不正经。你用不着眼热，用不着淌涎水。你想啃个嫩葫芦，也

成哩。拔了萝卜窝窝在哩。成哩……瞎仙说啥来着，一树梨花压海棠呀……

就怕你老骚胡把头磕烂呀。”(p.8)

"You old skunk," Beizhu swore. "There is no need to drool. Pluck a turnip and thehole remains. What does the blind storyteller say? `An old pear tree can mount

a fresh begonia, but nothing will come out of it.”，Cp.10)

这是一段极其口语化的对白，在翻译时译者遭遇到了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例如，本段开头北柱称孟八爷为“老不正经”，是指作风不正派的上了年纪的人。译者在此将其译为“old skunk", skunk本意是指臭锄，但是在口语中也指品行不端的卑鄙之人。虽然这里的old skunk和“老不正经”都准确地形容了品行不端的上年纪的人，但是“不正经”在中文里还有一层意味:专门指有淫邪念头的人，而skunk则没有这层意味。在美式但语中常用。1d goat来表达“老色鬼”之意。这样看来，old skunk的译法基本做到了对原文“忠实”，但是否完全表达了“老不正经”这一汉语文化词汇的全部含义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次，这里的“一树梨花压海棠”源自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名句“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专门用来指年长男性与年轻女子结合，且带有贬义。这里作者选择了直接将原文译出而没有进行解释，这样的翻译策略虽然能够充分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但对于初次接触中国文学作品的西方读者来说并不好理解，英文中对描述“红颜白发”的情侣有May-to-December romance的说法，或许译者若能加以说明会更方便读者理解文意。此处译者虽然发挥主体性，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的确能够保留原文语言特色，突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但是若能适当注释说明会更有利于读者理解文意。

例2莹儿笑道:“我还以为你是个马大哈呢，谁知你肚子里鼓点多得很。”(p.271)

"I thought you were the happy-go-lucky type. I never saw you as a schemer." (p.387)

由于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日常交流的口语词，而这些词大部分无法在英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替代词。因此，这些词汇的翻译就需要作者发挥译者主体性，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选择目标语中合适的词以达到和原文相近的表达效果。在这里，译者选择了happy-go-lucky来翻译“马大哈”，根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的解释，happy-go-lucky的意思是“无忧无虑的，逍遥自在的气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马大哈”的意思是“轻浮而粗心大意的人”。乍看上去两个词似乎做到了对应，但是深究其含义不难发现，这两个词表达的意思和侧重点各不相同。Happy-go-luc坷重在表达这个人是“乐天派”，没有烦恼，而“马大哈”则重在表现这个人粗心大意，对待事情不认真。这两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这样的“侵入”造成原文中信息发生扭曲和遗漏，其原因是作者对中文词语的理解出现偏差。

例3你看北柱妈，年轻时，画上人一样，红处红，白处白。现在，那红呢?那白

呢?啥都没了，鸡皮鹤发了。(p.191)

Look at Beizhu's mother. She was so pretty when she was young, a rosy glow on her fair skin, like a figure in a painting. Now? Where's the rosy glow and fair skin? All gone, nothing but coarse skin and grey hair. (p.262)

这一段的翻译中，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两种“侵入”。首先是“红处红，白处白”，如果直接进行解释译文则会显得比较A}嗦，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所以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翻译为“白里透红”，这确实也是中文中常用的夸赞貌美的方式。虽然译文、原文在具体内容上有一些差异，但在表达效果方面，译文和原文类似。所以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既简练又成功的译法。而在翻译“鸡皮鹤发”时，原文就受到了目标语文化的“侵入”。在中文中，“鹤发”指白发，因中国老年人头发的颜色与白鹤的毛色相似，故称“鹤发”，而英美人的发色与中国人不同，这是人种差异造成的，英美老年人发色多为灰色，所以英文中用grey hair(灰发)来指老年人的头发。译者在这里为了照顾欧美读者的阅读习惯，选择了符合欧美文化的译法进行翻译，使译文更容易理解。

例4“哪有那么便利，除了神仙的药。”憨头说，“吃了几丸，好多了。不尖噪噪地疼，是厚楚楚，温楚楚的。”(p. l 64)

“Only a magic elixir could work that fast,”Hantou said. "I took a couple of pills and feel a lot better. It's no longer a sharp pain, more like a dull ache." (p.224)

翻译这段话时，作者再一次运用西方文化中类似的概念“侵入”了原文。这里的elixir源自中世纪的点金术，单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单词“al-iksir"。根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对该词的解释:a magical liquid that is supposed to cure people of illness, make them younger。这与原文“神仙的药”所表达的含义相似，虽然这里elixir所指的液体和后文中出现的pills可能会造成一些逻辑不严谨的问题，但从整体来说，这是一个简洁、表意准确的译法。另外，后文中“尖噪噪’，“厚楚楚”、“温楚楚”都是西北方言中常见的口头语词汇。这里作者用sharp pain和dull ache对两种疼痛进行了区分，非常简洁并且准确。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ache的意思是to feel a continuous dull pain。这正好体现了原文中“厚”和“温”的含义，即持续而温和的疼痛。所以译者主体性在这里的发挥非常成功，使得译文简练上口的同时清晰准确地表达出了原文的含义。

例5花球却不用挖好的灶坑，卖弄地拾来一种沙土相凝而成的叫沙驴棒子的棒状物，插在簧火旁的沙中，成鼎立的三足，架了锅，又从簧火中捡出燃着的几根干柴，放到锅下，火便从沙驴棒子间喷出。(p.lll)

Instead of reusing the hole he'd dug to make dinner, Huaqiu collected some sticks

formed out of sand and dirt, called donkey dicks by the locals, and stuck them into the sand around the fire to make a tripod. As he placed burning firewood under the pot, the flamed leaped up between the sticks. (p.1 51)

这段原文出现了一个汉语中常用的词汇“三足鼎立”。而译文中将这一典故进行了异化处理，译为tripod。在英文中，tripod最常用的一个意象是拍摄照片时使用的三脚架。由于“鼎”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代器具，作为礼器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外国读者可能并不清楚“三足鼎立”的来由。这里译者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将其巧妙转化为了西方读者熟悉的意象，并且表达效果与原文十分接近，完全称得上是一处成功的“侵入”。并且，根据Merriam Webster在线词典的解释，tripod一词出现于15世纪，其最初的意思是指a vessel resting on three legs。这正好与“三足鼎立”所表达的意象完全契合，这样巧妙的对应体现出了作者对目标语高超的运用技巧以及对源语文化的深刻理解。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译者才能够充分并且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成功地“侵入”源语文化。可以说，译者在此处翻译中完美地体现了在目标语中寻找到表达效果与原文接近的意象，从而成功“侵入”原文，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更清晰地理解原文。

通过以上的五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侵入”。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这种侵入的结果难免会造成一些原文信息的扭曲或流失。但是，译者为了保持译文的可读性、方便西方读者理解文章的含义，往往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侵入”能够使译文变得更加简洁流畅，并且与原文的表达效果基本相同;而有些时候，“侵入”会造成译文意思偏离原文，甚至会让译文读者对原文产生错误理解。所以，译者在进行“侵入”时必须正确、充分地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这一步骤是翻译实践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步骤。但是，“侵入”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译者的自身语言、文化水平是否能适应翻译实践的要求。

进一步来说，从以上例子，我们不难发现，翻译过程中的“侵入”现象普遍存在，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无论译者是根据自身的理解还是直接在目标语言中寻找表达效果类似的意象进行“侵入”，都必须基于两个基本前提:一、译者对原文理解无误并且对源语文化有足够充分的了解;二、译者能够充分驾驭目标语言，有能力在目标语中找到恰当的意象达成同源语类似的表达效果。若译者不能满足以上任何一个前提条件，那么就无法成功进行“侵入”，无法译出令读者信服的译文。

4.3吸收

在完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侵入”，从原文提取信息之后，译者接下去需要做的就是“吸收”。斯坦纳在书中提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不是把它吸收到一个真空地带(斯坦纳，1975 )”那么，对原文的理解必然需要通过译文的语言表达出来。为了把自己从原文获取的信息表达好，译者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在目标语体系内选择合适的词语表达原文的意思。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必然会造成完全不同的表达效果，正如斯坦纳所言“把新接纳的东西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加以吸收，有的完全归化，有的则始终显得生疏。(斯坦纳，1975)’，

归化和异化是常用的翻译策略。该理论是美国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中提出的。韦努蒂认为归化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韦努蒂，1995 )归化和异化的策略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表达层面，而且深入到了文化层面，体现出译者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选择、取舍、平衡的价值取向。在翻译《大漠祭》这本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语言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时，两位译者难免要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之间做出选择。

以下是译本中译者对原文进行“吸收”的一些例子:

例6以前清汤灌老子，可高兴得唱秦腔。现在，想拌面就拌面，想场面就场面，隔三间五还能见个荤腥儿(p.29)

In the old days, I'd be so happy I'd be singing opera if you gave me a bowl of watery soup, but now I can eat noodles or dumplings anytime I want, and we have meat once in a while. (p.42)

对比原文和译文，可译明显发现几处不同。首先是对“秦腔”的处理上，译者采取了归化的策略，秦腔是中国西北地区传统戏剧，英文中一般译为Shaanxi叩era，而这里翻译成叩era看似基本对等，但其实站在读者的角度理解时，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因为秦腔在西北地区民间广为传唱，是老百姓的日常娱乐形式之一，可以说是比较“草根”的民间文化，而opera一般指西方的歌剧，演唱歌剧需要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是比较高雅、小众的娱乐形式，这与秦腔大众娱乐的功能有比较大的区别。所以这里直接处理成叩era并不太符合老顺的普通农民形象。综上所述，这个例子可以说是译者主体性不太成功的一次发挥。

另外，后文对“拌面”和“场面”的处理也用到了归化的策略，“杨面”通“醒面”，是指在制作面食时，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以提升面食口感。这里如果按照原文意思译出可能需要较大篇幅对“扬面”进行解释，会打乱译文节奏。这里译者直接用两种国外读者熟悉的面食来表达类似的意思，这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归化方法。

例7“啥?还没一撇?生米都煮成熟饭了，还要啥一撇?你是不是只是玩人家，耍人家？那可要坏良心。" (p.155)

"Barely begun? The rice is cooked, so what else needs to begin? You aren't just having fun with her, are you? That would be unforgivable." (p.211)

在这短短一句话的翻译中，译者先后用到了归化和异化的两种翻译策略。首先“八字还没一撇”是中文口头常用的俗语，是指事情还没有眉目。因为解释起来比较麻烦，涉及到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汉字笔画，所以译者选择了归化的翻译手法，直接解释了文字背后的含义，即barely begin。而紧接着在翻译“生米煮成熟饭”时，译者保留了源语的元素，直接翻译为:the rice is cooked。可能这句话并不是很难以解释，也没有西方读者不熟悉的文化意象，所以译者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是，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虽然能够使译文更贴近原文的语言风格，保留了更多源语的文化元素，但若不作适当解释，也会给不熟悉中文俗语的西方读者造成一些阅读障碍。

例8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暑往寒来。释迎佛治天治地，李老君炼药烧丹，也没躲过无常。诸葛武侯神机妙算，也没躲过五丈原前。石崇富可敌国，帝王满库金银，也买不下生死二字。……来者不知谁是你，去者不知你是谁……奠上亡灵三杯酒，脱出南柯一梦中。(p. 493)

The sun has set in the West and the moon is rising in the East. Summer is gone and winter is here. Sakyamuni Buddha presides over heaven and earth, while Lao Tzu brewed longevity elixir and made immortality pills, but neither could evade the soul-snatcher. Zhuge Liang was magical at predictions but could not avoid dying at Wuzhangyuan. Shi Chong was as rich as an emperor, with troves of gold and silver, but could not buy another day in this world. No one knows who you are when you come and don't know who' II you be when you go... Three cups of liquor are offered to the dead soul to deliver him from the life that is a dream.(p.733)

这段话出自凉州当地出殡时道士诵读的《指路经》，目的是让亡灵不要有牵挂，顺利踏上黄泉路。这段话中包含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故，如果采取异化的方法，读者将难以理解这些典故所代表的的意象。所以这一整段译者都采用了归化的方法，用简练的语言直接解释了典故的意思。如将“金乌”译为sun,“玉兔”译为moon,“无常”译为soul-snatcher,“南柯一梦”译为the life that is a dream。这些译法都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同时由于原文是经文，有一定的格式要求，译文不宜太冗长，这种归化的译法也同样能满足原文的格式要求。在对文化典故进行异化的同时，译者保留了原文中历史人物名称，采用异化的方法，在译文中保留了中国文化特征。

例9麻地里麻，沙地里沙。

王哥拾了个花手帕，

给我吧，不给了罢!

你骑骡子我骑马。

一骑骑到舅舅家，

舅舅门上两朵花……

(p. 330)

The sesame in the sesame plot, the sand in the sand lot.

Brother Wang found a flowery handkerchief,

Let me have it, or not, good grief.

You ride a donkey and I ride a horse.

We ride to uncle's house.

On uncle's door are two flowers.

(p.482)

这段文字是一首儿歌。阅读原文能明显注意到这首儿歌押尾韵的特征，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都以韵母一a结尾。押韵在翻译诗歌时是译者常常感觉十分头疼的问题，如果不注重押韵，那么原文的语言特色就损失了大半。但是，由于翻译需要做到形神兼备，所以也不能忽略原文的意思。于是译者需要发挥译者主体性，进行取舍、平衡。这段译文总体来说忠实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同时也照顾到了押韵，虽然可能是受到内容的限制，无法像原文那样做到全部押尾韵，但是第2, 3句和后三句都分别做到了押韵(-f和一s)。并且第一句的两个分句之间也做到了押尾韵(-lot )。尤其在第三分句中，译者用了good grief这一感叹词，表达出原文中惊叹号“!”所表达的感情色彩。尤其是grief本身同上句的handkerchief还形成押韵，译者对两门语言的理解之深、运用水平之高，令人佩服。

例10烂木头搭下的闪闪桥，

我当成常走的路了。

我当个金山把你靠，

你咋像雪山(着)化了?……

(p.358)

A suspended bridge made of rotting wood

1 become the road people walk on

I become a gold mountain for you to lean on

How could you be a melting mound of snow?

(p.522)

这段文字是小说中记录的一段“花儿”民歌的歌词。花儿是在我国西北甘、青、宁三省(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民歌。由于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就在“花儿”广泛流传甘肃地区，文中青年男女常用吟唱“花儿”的方式倾诉彼此的感情。这段“花儿”表现的是女子心中的怨念。书中人物莹儿爱慕男青年灵官，但她觉得对方似乎并不喜欢自己，因此心中郁闷，便吟唱此曲。“闪闪桥”指的是不稳固的吊桥，人行走其上晃晃悠悠，因此称“闪闪桥”。这里的“闪闪桥”和山”都是形容男子不可靠。而女性因为爱慕男子，错把不可靠的男子当成了“雪“常走的路”和坚固的“金山”。阅读这段译文，我们不难发现，译者对原文的“吸收”出现了偏差，导致译文和原文出入明显。译者把原文中的“当”理解成“成为”之意。而实际上，这里的“当”应该是“当作”的意思。这样的表达在口语中十分常见，但由于译者是英语母语人士，对汉语口语表达的理解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尽管这里译者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了“吸收”，但由于译者本身理解的局限，导致译文与原文意思存在明显的偏差。从这段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当”字理解上的偏差会造成译文的意思与原文相去千里。这也提醒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谨慎推敲每个字的含义，尤其是在翻译“花儿”民歌这样高度凝练且富有地域特色的文本时应当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

例11“孽缘，知道不?这是一段孽缘。谁都有孽缘，有的明，有的暗，躲不过的。”(p.199)

It's what's known as a karmic hurdle. Sometimes it is out in the open, sometimes not, but it is inescapable. (p.274)

这段译文中，译者将“孽缘”翻译成karmic hurdle。这充分体现了译者进行翻译时对原文信息进行了“吸收”加工，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里的karm is源于英文单词karmao Karma对应的中文意思是因果报应或业力，是印度教和佛教中常用的宗教术语，意思是一个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道德结果对其未来命运造成的影响。这里的karmic hurdle所对应的概念即“业障”，即妨碍修行成果的罪行。这里的“业障”(karmic hurdle)对应原文中的“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业障”指的就是一种“罪孽”，但是结合此处上下文语境来看，“业障”和原文中的“孽缘”所指的并不是一回事。小说中，主人公老顺的儿子猛子与村民双福的妻子偷情被捉奸，老顺觉得十分丢脸，便找神婆消灾，神婆告诉他这是一段“孽缘”。这里的“孽缘”指的是一段不该有的，或者说不合乎道德的姻缘。这与“罪孽”所表达的概念并不相同。所以，尽管我们能看出译者此处的用心，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并没能完全结合上下文，这也造成了其理解方面的偏差，导致译文无法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

从上述的六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吸收”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充分发挥其译者主体性，根据不同的文体、内容、语境调整翻译策略。译文中哪些地方需要保留源语的元素，进行异化翻译都是由译者进行主观判断的。而这种判断也必然受到译者自身文化背景、语言水平的影响。葛浩文、林丽君两位译者拥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并且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才能够看到上面那些精妙的译文。在看到译文成功之处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译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有时作者为了不破坏译文节奏过度归化，造成译文和原文表意上的一些偏差，如将“秦腔”译为opera等。这也提醒我们在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时一定要仔细选择对应意象，确保译文能为读者提供与原文相同的表达效果。

4.4补偿

阐释学翻译理论下翻译过程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就是“补偿’，。补偿的出现是由于译者的“侵入”和“吸收”造成了原文信息的流失。这些信息有时是字面的信息，有时是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为了使译文仍然“忠实”于原文，译者需要尽可能地把这些流失的信息，通过阐释、补充的方法添加在译文恰当的位置，使信息完整。用斯坦纳的话说，“真正的翻译必须有来有往，必须恢复平衡。”(斯坦纳，1975)

小说《大漠祭》中包含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故事发生在相对闭塞的西北农村，小说人物的语言、习俗都保留了大量传统农耕文明的痕迹，小说的对白中包含大量的传说、典故。如果不加以解释，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熟悉的西方读者难以理解文字背后的意思，所以适当的补充、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以下是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文进行“补偿”的例子:

例12猛子笑道:“你算啥守寡?你是贞洁烈女王宝}Jil，胡萝卜背了几背筐(p.138)

“Widow?”Meng smiled. "You are like the chaste Wang Baochuan, who knew her

share of men while she waited for her husband's return." (p.186)

这里原文中提到了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烈女王宝"})I}。传说王宝"})I}本是宰相之女，但她并不贪慕富贵，不顾父亲反对嫁给了穷苦书生薛平贵，并且在薛外出追求功名时独自在寒窑苦等18年。而在这里，猛子是嘲讽双福妻子趁丈夫外出在家偷情，将其比喻为“与人偷情的王宝4)II”。由于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代传说，外国读者可能并不熟悉，所以译者在这里对王宝}Jil这个人物进行了简要的补充介绍。可见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对译文进行了“补偿”。但值得注意的是，译文与原文表达的意思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译文并没有体现出猛子对双福妻子的嘲讽，并且这里的“who knew her share of men”修饰“chaste Wang Baochuan”会使不熟悉王宝}l}传说的读者产生误解，误以为王宝011在等待丈夫回家期间也存在外遇行为。这说明译者本身可能也并不太了解王宝t)ll的故事。原文中出现文化典故时，如果能够恰如其分地在译文中进行简要解释，能极大地帮助读者理解原文，但与此同时，译者也必须对典故以及背后的故事、含义有正确的认识，不然极有可能误导读者，产生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效果。

例13兔鹰来的时候，是白露前后。漠黄了，草长了，兔儿正肥。C p. l )

The rabbit-hawks come in late summer, around the time of Bailu, or White Dew,when the desert sand yellows, the grass grows tall, and the rabbits are plump. (p.1)

“白露”是我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干支历中表示季节变迁的节令，是根据地球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而定的。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了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白露”得名是因为白露时节天气转凉，农作物的叶片上会出现露水。白露时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时孟秋进入仲秋的标志。在目前的公历纪年体系下，白露的时间在八月底九月初，即译者所说的!ate summer。这句话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作者短短几个字就勾勒出了一幅大漠孤烟的苍凉图景。译者在翻译“白露”时，为了方便读者理解首先进行了规划处理，随后为了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又进行了“补偿”，保留了“Bailu"，并对白露一词的意义做了解释。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说是“补偿”的范本。既照顾了目标语读者，确保读者能无障碍理解，又适当的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完美地实现了“补偿”的目的，维护了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平衡”。

例14神婆几乎是村里所有同辈人的“亲家”。因为谁家孩子都免不了害病，害了病都免不了叫神婆“保”。这一“保”就成了“亲家”。(p.199)

Nearly every villager in her age group considered the sorceress to be a kind of in-law, a qingjia. She was called in as a protector whenever a village youngster fell ill (p.274)

在这段译文中，译者对原文进行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亲家”翻译为in-law，但为了保留原文的中文文化特征，对译文进行了“补偿”，在in-law后面保留了qingjia这一中文音译词。这样的翻译策略是阐释学翻译理论“补偿”的典型范例，译者为了保持源语和目标语文化在译文中的平衡，在采用便于译文读者理解的归化翻译策略后，为保持源语特色，将核心的源语特征词以音译的方式补充说明。这也体现了译者对于中文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珍视。

但是，这里原文中的“亲家”和译文中的in-law是否表达的一样的含义或许值得进一步探讨。“亲家”是中文中常见的概念，现代一般是夫妻双方父母互相之间的称呼。但“亲家”也泛指父母或者亲戚关系。根据上下文，这里并没有提及神婆子女和其他村民子女间存在姻亲关系，并且神婆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子女和每个村民的子女婚配，这从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原文中的“亲家”一词指的是父母辈的一般亲属关系，即神婆因为替村民子女除病消灾，与村里许多人都结成了亲属一般的关系。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in-law一词出现于!894年，所表达的意思只限于姻亲关系。这与原文中所表达的“亲家”概念存在一定出入。译者可能并没有仔细对上下文进行严谨的分析，而是根据“亲家”在现代

汉语中最为常见的意象进行了翻译。从以上3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补偿”在翻译中的重要性。若选择异化的策略而没有适当的“补偿”，读者很可能没办法读懂译文中那些带有源语文化特征的典故和词汇。若仅仅进行归化处理，原文中很多出彩的文化含义和特征就会流失，往往也使译文失色不少。要达到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平衡”，译者就需要用到“补偿”的方法，这样的“补偿”可以直接添加在译文中或者注释说明。

第五章结语

阐释学翻译理论产生于“文化转向”的潮流之中。阐释学翻译理论源自西方阐释学理论。阐释学翻译理论突破了文字层面，站在文化层面的高度，将“视域融合”作为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基本要求。阐释学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斯坦纳将翻译过程分为了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是翻译实践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

本文从阐释学翻译理论出发，探究雪漠小说《大漠祭》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及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对译文所产生的影响。《大漠祭》小说包含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西北地域文化符号，是一部极具“中国元素”的优秀文学作品。而小说英文版的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都拥有丰富的翻译经验。极富“中国特色”的作品加上顶尖的译者使《大漠祭》英文版成为了翻译研究的理想选择。

通过研究发现，《大漠祭》的译者充分实践了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四个步骤。译者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这部文学作品的喜爱而与之建立了充分的信任。译者在翻译原文中出现的大量传统文化典故和汉语俗语时都加入了自身理解或参考了西方文化中功能类似的表达方式，使英语文化“侵入”中国文化。随后，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灵活采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力求在恰当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译出地道、流利的译文，为西方读者阅读这部充满中国西北风情的文学作品扫清了障碍。最后，译者针对一些西方读者不易理解的传统文化典故和俗语进行了“补偿”解释，基本达到了译文与原文间信息的“平衡”。译本全书行文流畅、表达生动、地道，字里行间处处体现了原文质朴、生动的语言特点，也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是一部成功的译作。

同时，研究也发现了译本的一些不足之处，如译者对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典故了解不够清楚造成译文和原文的意思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以及译本中采用的一些异化处理比较生硬，可能会给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造成一些理解障碍，可以考虑在不破坏译文结构的前提下适当添加注释，方便读者理解。

综上所述，葛浩文、林丽君合作翻译的雪漠小说《大漠祭》英文版是一部质量上乘的精彩之作。译作吸收了两位译者在多年翻译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对方便海外读者全方位地认知中国社会、了解中国西部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从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四个翻译步骤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发现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对文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进行了取舍和阐释。但由于受到自身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的局限，译文中仍然存在一些对原文误读或者生硬翻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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