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评论》：从“肉”到“灵”从“他”到“我”——评雪漠近年来的小说及创作转型

 

从“肉”到“灵”从“他”到“我”

——评雪漠近年来的小说及创作转型

贺仲明 （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在新世纪崛起的重要西部小说作家，雪漠的创作颇为引人注目。这一方面源于其小说创作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源于其创作变化。2000年至2008年，雪漠以“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以对西部生活的坚实书写崛起于文坛，赢得颇多好评。但之后，他的创作风格骤变，在近十余年创作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所谓的“灵魂三部曲”)《野狐岭》等作品中，他完全脱离了之前的现实主义方法，转向传奇、神秘和宗教的故事领域，乍看之下，很难让人相信这两个阶段的作品出自同一个作家笔下。雪漠的创作转变在评论界引起一定争议。显然，要准确地认识雪漠，不可能回避其创作转变，而抓住了这种变化，也就把握住了雪漠的核心。

一、从“肉”到“灵”

本文所谓的“肉”与“灵”，基本上按照字面意思，即“肉”指的是比较外在的、现实层面的，比如日常生活、自然风貌等;而“灵”则是指抽象的、精神层面的世界。

雪漠曾宣称:“作家应该描绘的，就是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实的生活。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地记录一个历史时期的老百姓如何活着。”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是这一观念的很好体现。作品的重点不在于故事的曲折和复杂，而是致力于日常生活描绘，真实描述底层大众的生存状态和性格特征，展现了丰富的乡村生活图景。

三部作品均以写实笔法书写甘肃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底层老百姓生活。它们叙写了底层生活的极度贫困，也展示了基层生活中的复杂矛盾，既包括底层百姓所受到的权力凌辱和无奈的残忍、决绝的反抗，又包括百姓与各级政府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包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小纠葛、小冲突，以及青年农民的情感困惑和伦理矛盾等等，从而真实还原了原生态的西部百姓日常生活。此外，作品还对西部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了描述和关注，将老百姓的艰难生存与恶劣的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试图在更高层面去理解和改变环境的问题。

当然，这并非说雪漠这些作品完全不触及“灵”的世界。它们也关注到人物的精神生活，如它们有细腻复杂的心理描画，深入到人物心灵世界，展示出村民们的内心苦闷和痛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和渴盼。比如《大漠祭》中的灵官，是一个有知识的乡村青年。作品充分揭示了他的个人幸福与乡村伦理之间的尖锐冲突，将他的痛苦和迷茫与对幸福的追求和渴望交织在一起。人物有复杂的内心世界，也有自己真实的个性和精神。《白虎关》塑造月儿、莹儿、兰兰三个青年女性的命运，在展示她们不同生活态度同时，也传达出她们委婉复杂的内心衷曲。这一点，在三部作品对西北民歌“花儿”的书写上可以见出一斑。作品借人物对“花儿”的吟唱，曲折地揭示了人物的不幸命运，也隐含着她们追求幸福和爱情的强烈愿望。

这些作品对人性世界也有较深刻的揭示。如《猎原》就典型而充分地揭示了人性恶。作品将人物置于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致使一口近乎干涸的水井成了许多人和动物维系生存的唯一水源。为了争夺水源，人性中的丑恶被极度地激发出来。原本熟悉的朋友、邻居变成了毫无情义的生死对头，包括羊这样的看似软弱的动物也变得凶残无比。那些偷猎者则更是为了金钱铤而走险，残杀无辜，是人性恶的集中表现。

然而，总的来说，“大漠三部曲”的中心还是以现实(所谓的“肉”)为主，即使书写了一部分精神世界，也基本上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依然停留在生存层面，没有进入到真正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中。

但是，2008年后，雪漠的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雪漠的表述:“我一直想写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中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世俗世界之外，有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模式。他们追求灵魂的安宁，而忽视红尘的喧嚣。他们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活的理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灵魂求索。不进入他们的世界，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 在这之后的作品中，他放弃了曾经的对百姓日常生活的书写，而是进入到另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西部的精神文化世界。

首先，在创作题材上，雪漠作品远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入到神怪、传奇的神秘世界。它们的故事基本上与现实无关，人物和事件都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如《西夏咒》的故事融会了历史、传说、佛经、幻想、呓语等多种因素，故事主人公的行为和思想异于常人，其身世更是跨越时空，体现出强烈的灵性和神异色彩。《野狐岭》也一样。作品虚构以神秘仪式召集到百年前失踪驼队的幽灵，让他们讲述当年发生的故事。故事“跨越阴阳两界、南北两界、正邪两界、人畜两界……” 既扑朔迷离，又充满异域传奇色彩。《无死的金刚心》叙述的则是一名传说中的得道高僧的传奇故事，其生命轨迹中充斥着神秘和宗教色彩。只有《西夏的苍狼》以当今生活为题材，但其主旨完全不在现实本身，而是在对现实的强烈否定中表现宗教拯救的主题。可以说，所有这些作品中的生活基本上不遵循现实生活逻辑，而是依照灵异和虚幻的超现实逻辑。换句话说，作品中的人和事，都很难与现实的西部生活挂上钩，而是对应着其精神和灵魂的部分，是其宗教信仰和神秘虚幻世界的体现。

其次，在作品主题上，雪漠作品转到信仰、人性、历史等层面，探索宗教和灵魂等精神内涵。比如《西夏咒》，将人置身于最极端的残酷环境和人性炼狱当中，致力于探索人性的极限和生命的意义，在表达对传统历史观质疑，对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予以解构的同时，将最终的意义归结于宗教信仰。《无死的金刚心》副标题是“雪域玄奘琼波浪觉证悟之道”，书写的是一个著名高僧的宗教追求和信仰道路。作品书写主人公的一系列超验生活和各种考验背后，印证的是宗教信仰的艰难和伟大的价值主题。

二、从“他”到“我”

创作内涵上从“肉”到“灵”的变化，不是单一和表层，而是丰富和复杂，关联着雪漠创作整体上的嬗变。创作姿态和创作方法上的表现就非常显著。

雪漠早期作品都是现实主义写实作品，叙述都带有对乡村很强的关怀色彩，情感和笔调都质朴真切，将生活融入自然。在叙述方法上，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或者说，叙述者力图站在乡村外对乡村进行展示和思考。比如《大漠祭》的隐含叙述者是一个知识青年，作品多处以乡村外的客观口吻来审视人物的命运和前景;《猎原》和《白虎关》的叙述者更多农民主体气息，但客观审视的立场是始终的。

它们的叙述姿态则是大致的平视和强烈认同感。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挣扎在贫困线下的农民，他们文化不高，也没有很高的人生追求，生活也极为平淡甚至卑微，但作者并没有忽略其价值，而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上，给予人性的关注，赋予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甚至对那些有欺压百姓之举的乡村管理者，包括对盗猎的罪犯、破坏生态的盗伐者，作品也不是进行简单的谴责，而是去思考促使其犯罪的背后原因，对人物自身的无奈寄予了相当的理解和同情。显然，作品的叙述始终保持在乡村外的高度，它们没有表现出文化上的优越感，而是有对乡村的强烈认同，但又始终没有放弃审视乡村的“他者”视角，理性色彩一直存在。

但是，雪漠近期作品的叙述姿态有了完全的不同。首先，它们表现出强烈的主体介入姿态，叙述姿态也更具俯视和教诲的意味，隐含着强烈的主导性立场。这些作品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或隐含第一人称)，在叙述中经常融入叙述者的感想和体会，部分作品(如《西夏咒》和《无死的金刚心》)叙述者的情感生活与虚构人物故事完全连在一起，将叙事与抒情杂糅在一起，让叙述者直接对生活发表评判。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作品中的叙述者高居于人物和故事之上，是完全的统率者和主导者。而他所代表的就是西部文化，传达出西部文化的声音。

其次，神秘和宗教文化主导下的叙事方式。正如有论者所说:“作者永远是用一种满含悲悯的目光注视着出现在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雪漠的这一思想线索明显是受惠于藏传佛教的人生观。” 雪漠近期作品的叙事方式与他多表现的宗教和神秘文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具体说，就是宗教化的世界观和生命观主导了其叙事和结构形式。《野狐岭》《西夏咒》等作品书写了超越时空的灵魂对白，将现实、过去和未来置于同一个空间进行叙述，又将现实与传说，真实与灵异，人与神鬼，完全放置在一起(《西夏咒》就赋予了动植物以灵魂，让它们成为有灵的物体)，以内在的全知全能方式进行叙述，叙述视角随之转换，完全可以看作是其生命轮回观念的产物。 典型如《无死的金刚心》，作品中的现实只是过去的投射，未来也只是现在的循环，生命是轮回，是因果的报应，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关联。这其中显然有强烈的宗教文化因素，或者换句话说，作品的叙事方式背后都密切关联着西部的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世界，是西部神秘文化的文学版再现。

叙述姿态的改变，在根本上影响了雪漠小说的叙述主旨，改变了他所展现的西部形象基本特征。如前所述，雪漠早期作品叙述西部生活的中心之一是苦难。它通过细致地表现现实人们的苦难，揭示其残酷性和所给人们带来的悲剧，对遭遇苦难者表达同情，进而对苦难原因进行质疑，对人物生存的意义和出路问题进行思考。这当中也涉及宗教书写，对宗教信仰表示了尊重，或者说，在这些作品中，宗教是底层百姓寻求解脱苦难的重要方式，是关联着他们生存意义和人生出路的一种伦理。兰兰等苦难的牺牲品最终就是在宗教的皈依里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在这个思路下，正如雪漠曾表达过的:“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而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教徒。我仅仅是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而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 雪漠早期作品对宗教的态度是客观的、冷静的，他所展现的西部世界也以客观性为基本特征。

但是，到了近期，雪漠作品中的西部更多了主观气息，苦难和宗教的位置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作品的基本主旨和中心都是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宗教信仰，或者展示宗教的神秘和威严，或者宣示宗教信仰的意义和超自然力量。他也写到苦难，甚至是非常残酷、血腥的苦难(如《西夏咒》《无死的金刚心》都有这样的场景)，但是，在这里，苦难的内涵有了大的变异。或者说，这里的苦难已经远远不再是苦难本身，而是与牺牲、奉献、磨难、考验等联系在一起，它们成为了信仰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历练，其意义更多是在于彰显出信仰的价值，以及获得信仰所必须的付出。也因此，这些作品对苦难的态度不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带有了欣赏和赞美的意味———这正如雪漠的自我陈述:“我经历的是诗意不是苦难，西部的好多老百姓也是这样的。”

三、境界与迷失

如何评价雪漠的创作转型，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它既牵涉到作家创作的整体认识，又关联到文学创作的丰富性，特别是思想意蕴的多元化问题，文学创作方式多样，作家的精神追求多样，评论家不应该以自己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来做简单的臧否和衡量。但是，价值标准毫无疑问又必然存在，评论家没有理由予以回避和躲闪。

我以为，立足于作家创作主体的角度看，对雪漠创作变化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满足自己的成绩、寻求自我的改变和发展，永远都是一种优秀的品格，也是创作发展的重要动力。雪漠曾经这样阐释过其创作变化的原因:“西部民歌对我的滋养，重点反映在《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中。在《西夏咒》中，则明显可以看出大手印文化对我的影响。” 并且，他将作家的创作与对现实文学的认识关联起来:“文学的诸神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僵死，是不能在这个世上永存的。换句话说，时下的一些小说，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 也就是说，雪漠的创作转型既是对西部认识变化或者说深化的结果，又蕴含着他对自我和时代文学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这都值得称道。

雪漠的早期作品以扎实的生活功底和真诚挚切的书写态度，细致而真实地展现了西部的整体现实生态，揭示了西部现实中的人文、生态等诸多问题，展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西部自然风情和生活劳动场景，其中包含各种生活习俗和地方文化，从而构成了西部农牧民真实细致的日常生活图画，呈现了乡土小说的质朴生活美，并以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华和魅力。不只是在当代西部书写，即使在整个当代乡土书写中，其成就都是处于前列的。

同样，雪漠近期作品的西部灵魂世界书写也有其价值。西部的精神文化世界确实具有独特性，典型自然是宗教。西部宗教文化深植于西部自然与生活当中，蕴含着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伦理的独特理解，或者说体现了艰难环境下人对于生存意义的执著探求。雪漠较广泛地展示了西部宗教的仪式和过程，揭秘隐藏在历史和民俗背后的地方神秘文化，揭示信仰对于西部民众生存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确实是拓展了西部文化的视域，让人们认识到了现实之外的另一个西部，一个深层的、具有独立主体性的西部世界。从美学方面说，对西部灵魂世界的揭示也赋予了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美学特征。如雪漠所说，“西部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西部民歌，二是大手印文化。……西部民歌以大美承载大善，大手印文化是大善体现大美。西部民歌以鲜明的地域色彩而赢得世界，大手印文化则以恒久的普世性而滋养世界。” 雪漠的自我期许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考虑到文学史上以往书写西部现实生活领域的作家作品比较多，但深入到精神世界的却很少见，雪漠近期创作的价值更为充分。

在艺术手法上，雪漠近年来突出主体性介入的方式，侧重从“我”的角度来写西部，与以往更客观的“他者”角度来写，分别呈现了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和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审美特色和追求。很难评价二者的轩轾。但是，最合理的书写方式无疑是能出乎其外，又能入乎其内，将深刻性和超越性结合起来。雪漠近期创作也有这方面的努力，如他经常采用跳出叙述的故事，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甚至发表一些客观性评论的叙述方式，就是想营造一种超越于所书写对象之上的效果。但由于作品总体上主体介入色彩太过浓郁，因此，超越的性质还是比较薄弱。

“灵”与“肉”“他”与“我”的合一，也许能够更完整地实现了对一个全面、立体的西部的塑造，也更完整地体现雪漠小说的创作意义———正如有批评家所说:“浩瀚而苍凉，剽悍而腥膻，遥远而亲切，粗犷而缠绵，凉州的，西域的，大漠的，猎原的，只是在地球上这一片生存的环境中才有的。” 雪漠小说尽管前后期差异巨大，但浓郁的西部地理和文化色彩却是共同的，也是其难以湮没的突出个性。在中国乡土小说历史上，其作品将有自己独特而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

但是，另一方面，雪漠的转型也存在一定不足———由于涉及宗教，这一批评显然是困难的。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宗教批评的前提是深入宗教之中，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宗教，否则就没有批评的资格。我以为这一观点违背了基本的逻辑性，或者说它陷入到自我保护的悖论中。因为既然信仰了宗教，就皈依于它，又何来对它的批评?而且，这一观点也是对文学批评的误解。既然是文学作品，当然可以对它展开文学性的批评，即使它属于宗教题材作品，只要不从宗教角度出发，不对其宗教信仰内容进行简单置评，就应该是完全可行的。这是文学批评的自然资格，本文对雪漠的批评基础即建立于此。

这其中首先涉及一个文学与宗教关系的重要问题。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讨论过张承志近期的宗教书写对文学性的伤害， 有学者认为我的批评过于苛刻。但我始终认为，文学与宗教尽管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仍然有较大差异。具体说，在关注人类精神指向、探索生存价值意义方面，它们是一致的，甚至宗教在极端深度方面有可能超过文学。但是，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区别也不可忽略———最显著的区别是文学更开放和包容，其关爱无条件地指向所有人，而宗教则往往具有排他性和狭隘性，极端的宗教更是严厉排斥甚至伤害非同类者，二者显然是有相背离之处的。所以，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以相互沟通和促进，但也可能相冲突，它们和谐共存的重要前提就是开放和包容。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我并不是像小孩子那样信奉基督并宣扬他，我的颂扬是经过了怀疑的巨大考验的……” 文学作品表达宗教，需要遵循文学的原则，以人为中心，展示人与宗教的复杂关系，精神的矛盾、困惑、坚持和伟大等等，决不能是简单的教义宣示。从文学史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伟大作家尽管具有深广的宗教关怀，但其创作从来没有脱离文学原则。

就雪漠的近期创作而言，从总体上说，其宗教主题中蕴藏着人性关怀，或者说，他作品中的宗教更多是一种超越，一种舍身、无我的牺牲精神，内在精神是对人的关怀，思考人的信仰和意义价值，归结点不是简单的、世俗的宗教手段或仪式，不是对宗教的简单宣传。这种人性关怀思想是文学精神的体现，符合文学的价值取向。但是，具体到作品中，以宗教为中心和目的的思想倾向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它又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作品的人性关怀精神。比如《西夏的苍狼》这样以宗教为归宿的作品仍然存在图解人生意义之嫌，即使如《西夏咒》这样意蕴更深刻复杂的作品，也因为其将一切意义都指向信仰的主旨而影响思想内涵的丰富性。

这种宗教中心的思想观念也会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表现。最显著的是宗教的目的性太强，导致作品的主体意识凌驾于生活客体之上，影响到作品对生活的客观展现。雪漠近期作品的强烈主体色彩，甚至让叙述者直接代言，将叙述者的宗教感受与作品中的故事杂糅在一起，绝对会影响、遮蔽甚至取代所表现的生活本身，损害文学客观展现生活的基本魅力。而且，这样的表现方式，也会对小说文体构成伤害，影响文学审美的趣味性和生动性。

作为一位刚刚50岁出头的作家，雪漠还处于创作的黄金阶段。以其创作转型之程度，以及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要预测其未来的创作方向是很难的。但雪漠确实是一个不甘于平庸、具有不断突破自我精神的作家，这使他充分具备了调整、修正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以为，雪漠的创作在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这一选择既是方向性的，又是决定性的。选择当然艰难，但却决定着雪漠文学的未来和高度。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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