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潮：一张照片引发的人道危机

 

无数报纸的头条刊登了这组照片

 

 

欧洲难民潮：一张照片引发的人道危机

 

 

文\王若千

 

 

9月2日，一组照片在社交网络上的传播可能将被载入史册：3岁的叙利亚小男孩阿兰·库尔蒂，在乘橡皮船偷渡到希腊的过程中遭遇海难，尸体被冲刷回了土耳其博德鲁姆的海滩上。有人称，这组照片将和那张越南战争期间躶体女童躲避燃烧弹的著名照片并列，铭刻在人类图像的政治史上。

 

不得不承认，在图像时代，生命价值的再现并不完全平等。一张照片能瞬间点燃公众的同情心，甚至改变事件的进程，扭转格局；而另一张照片则不。多个欧洲国家在这张照片之后，面对国际、国内社会的舆论压力，都作出了难民政策的显著调整：仅德国，就松口将难民接收数提升到了80万。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底，奥地利警方在一辆从匈牙利开来的货车上发现了71具已经在路途中死亡的难民尸体。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关于这个惨景的照片。

 

一张照片而不是另一张能成为传播的热点，并不是偶然的。这组照片中传播度最高的一张，是蹲在地上以低角度拍摄的。从光线上看，应该是个清晨或者临近天黑的傍晚。整体的冷色调，令人感到海水也应该是冷的。男孩的头发、衣服和鞋都浸透了海水。他大半个脸贴着沙土，看不见表情。双脚彼此微微牵绊着，就像是不小心摔倒了那样。

 

这组照片中最著名的一张

 

之所以是这张照片，是孩子之小。“这么小，绝对不相信这么小的孩子会死掉！”一位网友的留言引来了上千个赞。我们从这具小小的尸身上，看不见阶级、种族和宗教。他看起来就像是你走在大街上随处能遇见的孩子。人们熟悉小孩子在海滩上快乐玩耍的场景，这种视觉经历使得这张照片中的意象显得更加刺痛。

 

其后，所有围绕着这张照片施展想象力的绘画，或者对于照片的编辑，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或说，达到了一种无意识的效果——那就是让照片不再显得那样令人触目惊心。有人把孩子安放在一张欧式华丽的大床上，有人让大海中的各种生物以一种哀悼的卡通形象出现，有人调整了孩子原照中的身体姿势，使他看起来就像在翘盼海上出现的纸船。更有人不顾这个孩子可能的穆斯林身份，为孩子插上天使的翅膀，或直接画上从天上伸出双臂、表示拯救的耶稣。

 

1959年，一部反映二战集中营的意大利电影《卡波》（Kapo）在法国上映，遭到《电影手册》编辑、后来的新浪潮导演雅克·里维特的猛烈抨击。里维特的愤怒只因为影片中的一个镜头：一个意大利少女在试图逃脱集中营的时候，死在了集中营的铁丝网前——导演用了一个微带仰拍的平移镜头，试图暗示少女从而升入了天堂。里维特的这篇批评文章叫做《论卑劣》。在他看来，这样的一个镜头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为什么不正当？因为升入天堂变成了对于死亡的一种安慰，甚至内在具有将死亡合理化的倾向（在基督教文化的语境中，受难是升入天堂的一个前提）。至少，升入天堂的前景使得死亡不再那么使人触痛。可能引起行动的悲怆和愤怒，瞬间得到了纾解，经由哀伤的眼泪得以宣泄。

 

西方艺术家对于这种照片不约而同的绘画再现方式，又形成了一种有公共意味的社会参与行为（制作-上传网络）。除了将视觉上的刺激温和化，也很大程度上把这组照片具有的特殊性普遍化了。在这些技艺水平参差不齐的“改编”中，我们再一次听到了熟悉的、普世姿态的人性话语。一个叙利亚小孩的溺亡，重新又变成了老调重弹的对于战乱的责难——当然，这表面上并没有什么错——甚至不乏有人开始对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表示公然的庆幸和荣耀。

 

另一张近期关于叙利亚难民的热门照片，拍摄于黎巴嫩街头。一位背着熟睡女儿的父亲，正在向路人兜售圆珠笔——正是因为这张照片并没有将路人纳入照相机的取景框，他兜售的姿态更倍显无助，满面愁容、近乎快要落泪的神情更是令人动容。网友在一天时间里在众筹网站上募集到了8万美元捐款。随后，有人通过Twitter上发起找人活动，终于通过当地一家难民慈善组织找到了这位当事人。

 

 

黎巴嫩街头背着熟睡女儿的叙利亚难民，正在兜售圆珠笔

 

这是另一种面对他人苦难的寻常反应。慈善行为中隐含着一种对于自己身为旁观者愧疚的补偿。但因此慈善行为往往缺乏普遍性，并局限于处理事后结果。就像这位卖笔父亲在得到捐款时也表示：我是幸运的，但还有更多受苦的人。的确，生活在黎巴嫩的110万难民，至今还有70%挣扎在贫困线以下。

 

但显然，小阿兰的照片不同于卖笔父亲的照片，完全超出了个别的影响，引发了对普遍境遇的感知，乃至影响到了公共性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决策，却也蕴含着一种隐患：如果这个个别悲剧只因为其普遍性而挑起了我们的情感，却容易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丧失对悲剧背后复杂的、具体的历史背景的追问和理解。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照片流传的直接结果是强大的国际、国内舆论压力。乍看起来，欧洲面对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困境。我们发现，固有的人权观念和主权国家的政治形态在面对正在急遽危机化的现实之时，变得捉襟见肘。当下，政客们需要处理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安顿难民所需要的经济成本，难民到来所带来的文化冲突、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因此混入欧洲的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所带来的直接的安全隐患。当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当阿拉伯之春作为一种民主革命被普遍欢迎的时候，并没有人会预计到其后的政治影响，更没有人预计到这个影响将部分被推到欧洲社会面前，要求埋单。而完全从欧洲立场出发的观点，又无意间重新按照主权国家的思路来应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崩溃。

 

以下的例子或许举的不够恰当：1939年，当德军入侵波兰的时候，坐视不管的苏联哪里会想到自己将在随后的战争中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当美国还在以地缘优势忙碌地做着战争生意，又哪里会料想日本的敢死队会朝自己的军事基地疯狂地投下炸弹。

 

同样，伊斯兰世界的危机，不仅仅是宗教事务所造成的冲突，它正镶嵌在国际政治经济的整体格局之上。同时，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旧普世主义酿下的苦果。因此，绝非仅仅依靠倾覆个别独裁政权、极端宗教组织所能根治。英国首相卡梅伦早前所说的“一味接收难民是治标不治本”是对的，尽管他说出此言时更多是出于政治家的实用主义。

 

拍摄到叙利亚男孩这组具有历史性意义照片的摄影师尼鲁弗·戴米尔说，自己工作的十二年来，早已对因偷渡而丧命的难民尸体和船只残骸感到麻木。“每当你在新闻上看到哪里开战了，十有八九就会在博德鲁姆的海滩上看到来自那里的偷渡客。”

     小阿兰的死是一个个案，其引发的巨大的社会效果，却在偶然中有着必然。来自中东国家的难民，并不一定永远都只是其毗邻地区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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